在人类发展史上出现过许多文明古国，各自都留下了其称奇于世的文化遗产。但是无论哪一个古国，都不曾有过像长城这样汇纳岁月风尘、面向博大精深未来的巨型信息载体。长城出现的直接原因是军事的，但深层原因却是经济的和文化的。生存空间以及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不仅划出了两种类型的生产方式与文化形态，也带来了社会发展时序上的不平衡：一方控弦纵马飘忽不定，以游牧劫掠为生存手段，在布帛菽粟取给上对农业经济有很大的依赖性；一方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苦恋着土地与固定的农园，祈盼着丰收与安宁。这就不可避免地要造成摩擦与冲撞，兄弟阋墙，兵戈相向，所以说长城的应运而生有它深刻的历史必然性。而且，就中原民族可供选择的抗御策略而言，“万里袭取”也绝非上策。茫茫荒原无所依托，少发则兵力不足，难有所获，多发则补给困难，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汉武帝、明成祖都有过如此苦涩的体验。而修筑长城据险省戍，则可收到以常备防突袭、以步兵御骑兵、先处战地以逸待劳的功效。故而长城之兴是中原政权的统治者权衡利弊、掂量了战争得失之后的明智选择；同时也是务静方内不求辟土，中国既安、四夷皆服之传统政治文化心理的物质体现。长城犹如一座巍巍丰碑，一部煌煌青史，镌刻着古老文明的发生发展，封建王朝的更迭兴衰，中华民族的磨合交融以及精英人物的奇思伟想。
一、长城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军事防御体系
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构筑长城的直接目的是用于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军事效应是评价长城首先要辨明的前提。在冷兵器时代，长城防御体系的军事作用应该说是卓有成效的。秦时，“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10]汉武帝时，“建塞徼、起亭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11]明代因火炮应用于战争，攻城之矛愈益锋利，但守城之盾也相应强化。明长城重点设防地段多用砖石砌筑，极其坚固，明守军也广泛配置火器。因此，明清时代，长城的防御作用仍可发挥。
长城，对巩固中原封建王朝的统治、保护广大农业地区人民生产与生活的相对安定，确实起到了其他防御手段所不能有的巨大作用。汉武帝是一个继秦始皇统一之后，将封建专制国家进一步巩固下来的重要人物。他对掠夺成性的匈奴奴隶主早有戒备，并予以坚决的回击。在他继位的第七年元光元年（前134）就派了“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屯云中，中尉程不识为车骑将军屯雁”。 [12]但是，到了元朔年间，匈奴不断入辽西、上谷、渔阳杀掠吏民，武帝命卫青、霍去病统兵大破匈奴。为了有效地阻止匈奴奴隶主的突然袭击，除了抗击之外，必须要加强经常的防御工事。修筑长城以抗匈奴，是秦始皇时即已行之有效的办法。因此，在收复了被匈奴侵占的土地之后，首先是把秦始皇时所修长城加以修缮。《史记·匈奴列传》上记载，元朔二年（前127），“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这是武帝初期的情况。
长城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边防设施，或者是有险可守的第一道防御阵地，然而古人在设计长城体系时，又不仅仅满足于边防的稳固，而是从整个国家的战略形势来考虑问题的。长城是当时战略方针的物质体现，它针对了主要的敌人，控制了所欲的战场，突出了主要防御方向。汉时为了拱卫长安，派苏建率兵10万依蒙恬旧规模置郡朔方（今内蒙古杭锦旗北），列障戍于河南（今内蒙古河套一带），又开河西五郡（酒泉、武威、张掖、敦煌、金城），隔绝羌与匈奴的联系，故而关中可以无患。北魏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先于长城要害之处设沃野、怀朔、抚冥、武川、柔玄、怀荒（俱在今内蒙古及河北坝上地区）等六重镇，继而征发百姓10万，筑“畿上塞围”，东起上谷（今北京延庆附近），西至于河（黄河），从而形成了对平城的拱卫之势。明代长城体系最称完善，大体沿长城一线划为9个防区，是谓“九边”；“九边”之前，设置了大宁（宁城）、开平（多伦）、东胜（托克托）三卫；并且分别以居庸、紫荆、倒马“内三关”和雁门、宁武、偏关“外三关”为枢纽，构成两道长城防线。占燕山、军都山、太行山以及恒山、管涔山、吕梁山之地利，加大了防御纵深，瞰制了主要歼敌战场。这种防御部署，不仅着眼于敌人从正面（蓟州、宣府、大同）进攻，而且考虑了敌人取陕、晋组织战略迂回的可能，是比较缜密的。京师核心防御的组织，充分体现了环形防御的思想。主要防御方向居庸关的外镇在八达岭，再往北有岔道城，而南口堡则既是接应前出的据点，亦是防敌侧背包抄的对外正面。京东方向，则针对通州北塞篱村至怀柔苏家口间地形平漫的不利情况，密筑敌台，界之以墙，使京师有重关之险。如上，以长城为主要阵线而组织的国土战略防御，包含着许多成熟的设防思想，不愧为关乎封疆形势和社稷安危的大手笔。
长城的外在形态是军事对峙，长城的本质却是对国家利益的守护。游牧民族的掳掠，给农耕地区的人民造成许多灾难和痛苦，自然也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安全与稳定。《诗经》中所谓“靡室靡家，猃狁之故”、“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大概就是农耕民族筑城以自卫的源头。公元前215年，秦王朝收复匈奴盘踞多年的河套地区，在连贯原秦、赵、燕所筑长城的同时，因河为塞，建筑44座县城，并把内地人口迁移到这一地区屯垦戍边，乃有贾谊所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的格局。西汉王朝在取得河南、河西、漠北三大战役的胜利之后，向西把烽燧、亭障从酒泉伸展到盐泽（今新疆罗布泊）；向北则把“塞外列城”修到了居延海。这样一来，就控制了祁连山和焉支山，打通了河西走廊，从而比较彻底地解除了匈奴威胁。之后，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而呼韩邪单于自请留居塞下，为汉守边，则开了匈奴政权接受中原政权领导的先河。兹后六七十年间，北部边城晏闭，牛马布野。长城作为一种势力范围的标志，显示着某种战略优势，构成了一种对敌人的潜在威慑。汉王朝在威慑所及的地区，设屯戍守卫，组织大规模移民垦殖，迁徙安置降众，逐渐拓展中原先进的耕作制度与生产方式，也促进了边境地区经济的繁荣和各民族间文化的交流与渗透。长城非但没有割裂各民族间的联系，反倒是因为有了长城及其戍守军人的管理监护，才更加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有序交往与文化趋同。因为不少朝代都注重把依附而来的游牧民族安置于长城内外的边境郡县，这就使他们更有机会接近中原地区的生产方式与文化传统，同时也为边境口岸的双向贸易提供了市场。如今沿长城一线不少称为“口”的城镇，都是基于边境贸易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山西民歌中的“走西口”，也是指到长城以北（即口外）去贩牲口，做生意。如万历年间，俺答部归顺明朝，明廷封俺答为顺义王，在偏关水泉营长城外和大同、张家口三个地方，开互市市场，长城内外各民族人民互通贸易，和睦相处。
二、长城是古代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屏障
长城沿线地区，原来多是西汉王朝统治相对薄弱，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当西汉王朝边塞在这些地方构成军事防御线之后，同时构成了经济、文化的传播线。边塞的施工及维护，大量戍卒及内地人口迁入边疆，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汉武帝不仅修缮秦城，而且新筑长城。元狩二年（前121），武帝令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西，击破匈奴，匈奴的昆邪王杀休屠王，并率4万人来降，武帝以河西地置酒泉郡，此后开始了河西长城的建筑。西汉（主要是武帝时期）所筑河西长城、亭障、列城、烽燧，有效地阻止了匈奴的进犯，对发展西域诸属国的农牧业生产，促进社会的进步，特别是对打通与西方国家的交通，发展同欧亚各国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起了重大的作用。两千年前中国的丝织品即是通过这条“丝绸之路”经康居、安息、叙利亚而达于地中海沿岸各国的，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誉。这条丝绸之路从长安出发远及两万多里。这条大道上长城、亭障、列城、烽燧正是起到了保护这一条漫长的国际干道安全的作用。
三、长城是中华民族科技进步的智慧基石
长城，作为军事筑城，是我国古代各民族统治者为维护自身利益而组织防御的产物。长城从放大了的城堡到最终成为烽堠相望、绵亘谨严、敌台林立、纵深梯次的巨大防御体系，是两千多年十数个朝代无数先贤才智的积淀。许多深邃的军事思想由此脱颖而出，为中国特色的军事科学的形成提供了参照，准备了基石。
烽堠又称烽火台，是警戒和传递军情的工程设施，长城防御的组成部分。它的设置比较灵活，有的直接建于城墙之上，有的则独立地构筑在长城内外，有的又将几个成犄角配置，构成烽堠群。但不管建在什么地方，烽堠间都必须要有可通视性，遇有敌情，白昼施烟，夜暗举火，以可见光为载体传递信息，实际上是一套情报保障体系。这在通信手段十分落后的时代，是很具独创性的。其情报传递速度之快，与“马拉松”那种靠人奔跑告捷的方式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有了这套设施，信息流的输入输出成为可能，上层对末端的控驭，决策层对边境情况的掌握以及夺取先机的处置等等，即所谓“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才有了基本的物质手段和前提。显然，这对于我国古代战争的组织、军队的结构分工以及战略概念的形成，都有重要意义。
长城的建筑特点是因地形用险制塞，它是用人工筑城的办法对既有战场进行改造与加强。在山地，则踞于峰峦之脊；在平原则扼于要冲之处。长城大抵是以口设关，着眼于控制敌人的主要进攻走廊，同时依托关城，伸出两翼，扼守制高点，瞰制一定的防御地幅，形成点线结合、互为依傍的筑城体系。如山海关长城、居庸关长城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长城是天然阵地与人工设防的巧妙结合，追求襟带岩峦，表里形胜。明代戚继光督修之金山岭长城，在控制战场和增大防御弹性方面，就想了很多方法：每座敌楼的战台和类似瓮城的挡马墙使敌人很难接近，与东西走向之长城主体同样坚固的支墙伸向当面浅近纵深，支墙左右两翼可瞰制前沿的制高点上还筑有独立的瞭望墩台。这样，便构成了前哨要点、斜切阵地和主阵地有机联系的筑城体系。敌若来攻，防御者不但可利用支墙机动兵力兵器提前接应，一旦进攻者楔入，还可组织倒打火力，使之腹背受敌。不要小看了这一道支墙，它足使长城脱出一线式防御的被动。它的出现，比被恩格斯称道为开辟了筑城新纪元的蒙塔郎贝尔的堡垒体系，要早两个多世纪！蒙塔郎贝尔是法国人，他的堡垒体系就是在某一大要塞周围的制高点上，修建一列或两列小堡垒。这些堡垒在外形上看是孤立的，但可用火力互相支援，而且可以为大规模出击创造有利条件，使敌人的锋芒不至于很快就危及要塞本身。这里还只是主阵地与外围要点之间火力的衔接与联系，还没有构筑直接用于机动兵力兵器的联络阵地。
四、长城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元素
中国是由50多个民族凝聚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较好地解决了农牧民族之间的碰撞交融问题。基于生产、生活的需要，互相联系交往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地区人民的共同愿望，长年攻伐征战则给双方带来巨大灾难。但历史地看，只有凭靠长城的坚强护卫，才能遏制游牧民族军事上的侵扰，才有可能实现长期和平有序的交往。以汉代为例，汉文帝时，“遣将吏，发卒以治塞”，匈奴始稍收敛；景帝时，“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武帝初，“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13]宣帝时，则有赖于“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隧……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以至“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14]在漠北匈奴墓中出土的铁制农具也表明中原先进生产技术、生产方式对游牧民族产生了深远影响。匈奴“乐关市，嗜汉财物”，往往“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客交易”。[15]在从中原获得大量生活、生产必需品的同时，也推动了匈奴畜牧经济的发展。这种互市交往也使中原地区受益匪浅。汉初牲畜奇缺，将相或乘牛车，但到武帝时，长城以南“滨塞之郡”已是“马牛放纵，蓄积布野”，[16]大批畜力投入农耕、交通运输，极大地提高了中原地区的社会生产力。明代隆庆和议之后，长城沿线同样出现六十年来塞上物阜民安，商贾辐辏，无异于中原的兴旺景象。据万历《宣府镇志》记载，张家口一带居然“南京的罗缎铺、苏杭绸缎铺、潞州绸铺、泽州帕铺、临清的布帛铺、绒线铺、杂货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蒙古族非但“孳牧渐多”，而且逐渐改变单一畜牧经济结构，“其耕具有牛有犁，其种子有麦有谷有豆有黍”，瓜、瓠、茄、芥、葱、韭之类，“种种具备”。[17]经蒙汉居民共同努力，塞外古丰州还屹立起一座归化新城（今呼和浩特市），垦田万顷，连村数百，“城郭宫室布满丰州川”。[18]隆、万年间之所以呈现汉蒙互市“华夷兼利”的局面，显然与张居正推行边防新政密不可分。张居正深谙长城边防与和平交往之间的内在联系，就在达成“隆庆和议”之后，他仍再三强调“桑土之防，戒备之虑，此自吾之常事，不容一日少懈者。岂以虏之贡不贡而加损乎！”并特命宣大总督王崇古“教督诸臣，比常倍加防守”，把“城堡及时修并，边境之险渐次可复”列为“所当修备”的“四要”之首。[19]《明史·方逢时传》所载“九边生齿日繁，守备日固，田野日辟，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生之乐”，便真实体现了长城边防与屯田实边、交通网道、互市贸易之间环环相扣内在关联的辩证关系。农牧民族在长期和平交往中彼此增进感情，消除隔阂，在思想文化、生活习俗上也互相熏染融合。
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既表现为政治上明确归属、实现统一，军事上疆城稳定、边防巩固；也体现于经济上内地与边疆相需相靠、联为一体，民族关系上和平交往、融洽相处，包括在价值取向和习俗心理上相容认同。这种趋同融合，以及像明代那样塞外畜牧经济与江南商品经济千丝万缕般联结在一起，才最终使辽阔的北部疆域成为祖国牢不可分的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些方面，长城防线发挥了联结、凝聚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纽带作用。
事实上，中国古代并非只是汉族中原王朝修建长城，北魏、东魏、北齐、北周、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进入农耕地区后，也都相继构筑长城。长城是中华各族共同建造的历史丰碑。历史上匈奴、乌桓、鲜卑、氐、羌、突厥、柔然、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中，有相当一部分沿着这条既是军事防线又是经济、文化汇聚线的长城地带融入汉族之中。长城蕴涵的巨大向心凝聚力，是使中华民族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文明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构成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元素。
纵观中国古代北部边疆地区开拓发展的历史，大多与以长城为核心的边防建设密切相关。构筑与护卫长城防线、基本上以长城为轴心或以之为后盾向外辐射扩展的屯田实边与辟置郡县举措，刺激了边地经济的发展。秦汉数以百万乃至千万计的屯垦军民运用中原的先进生产工具、技术和组织经营方式，累世艰苦开拓，初步建立起鄂尔多斯（时称新秦）、河西、辽阳三大新经济区。西汉时，新秦业已“人民炽盛，牛马布野”[20]。明代军屯、民屯之外，还行“开中”法鼓励商屯，遂使“近疆水陆屯田，悉垦治如内地”[21]，九边如大同“其繁华富庶，不下江南”[22]。北疆交通网络最初也是直接由于构筑长城防务的军事需要而建立起来的。畅达无阻的交通网道是运输粮草、调集兵马，使长城防线贯通一气的动脉。构筑长城和屯田实边、开辟交通以及互市贸易相辅相成，从而发挥了传播先进文明、开发边疆、孕育“塞上明珠”的生命线作用。
长城本身不过是“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23]的战略防御设施，与封闭、保守、退缩之间并无必然联系。“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的赵武灵王正是以“变俗胡服，习骑射”而著称于世的政治家[24]，而标榜“众志成城”、斥长城无用的清朝恰恰又深深地陷入闭关锁国的泥潭。事实上，当中原王朝转入战略进攻态势时，烽燧亭障随着前锋兵马的挺进而向前延伸，在步步为营不断巩固前沿阵地的同时，又提供交通供给之便，为新的拓展进击奠定坚实的基地。汉武帝时曾派李广利征讨大宛，首战即因后援不继，“不患战而患饥”[25]，招致惨败。这之后才“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于是汉列亭障至玉门矣”。[26]秦皇汉武，包括明初，无不是在主动出击、军事上取得压倒优势时修建长城的。这说明，修筑长城既是一种积极防御，又是积蓄力量、继续进取的谋略。
毋庸讳言，长城本身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治家、军事家手中，长城的效应也不尽相同。但对于古代高明的政治家来说，长城从来不是限制文明空间的环。如《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提及“中国最初进入中亚，急遽创造同继续保护这条通道”时所述，“看一看这种前进政策功成圆满所经过的那一段可怕的地面，不禁令我们感到中国人势在必行的展长长城以及后来汉朝猛进的政策，在人力方面所受的痛苦和牺牲，一定是很伟大的了。”[27]开辟与西方交流的通道，“以通西北国”[28]，显然是西汉在西域构筑障塞亭燧的战略构想。所谓“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29]。在这里，长城绝非是阻断与其他民族、国家交往的障碍；相反，正是“旷哉绝域，往往亭障”确保了丝绸之路畅通和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修筑长城所表现出的这种开拓、探索精神，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
历史已经证明，中华民族运用万里长城这道军事防卫线和经济、文化汇聚线，巧妙地控制、调节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把农耕文明和畜牧经济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有效地促进了民族融合、边疆开发和国家统一。长城沿线诸如榆林红石峡“华夷天崭，蒙汉一家”的巨幅石刻，各民族和中外文化荟萃交融异彩纷呈的甘肃敦煌石窟及大同云冈石窟，被定为中国邮政标志的嘉峪关魏晋墓室《驿使》图，作为中国旅游标志的武威铜奔马，其间所折射的文化意蕴堪称是长城精神的真实写照。两千多年来长城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产生的积极效应构成中华民族心理认同的客观依据，而这种底蕴、内涵又与长城极为雄伟博大的景观所激发出的豪情壮志竟是这样完美和谐地融为一体，上下两千年，纵横十万里，最终积淀熔铸成勤奋智慧、坚韧刚毅、开放交流、开拓进取和充满向心凝聚力、维护统一、热爱祖国的民族精神的象征。今天，长城的军事防御价值已不复存在，兄弟民族之间早已千年干戈化玉帛，但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碰撞中融合的历史见证，作为凝聚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长城将万古长存！作为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长城所象征的中华民族精神也必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
【注释】
[1]汪受宽：《筑塞垣守卫边防，筹军食屯田西北》，载汪受宽《西北札记》，甘肃文化出版社，2008年。
[2]《明孝宗实录》，卷89。
[3]《明史》，卷214《杨博传》。
[4]《明神宗实录》，卷37。(www.xing528.com)
[5]庞尚鹏《清理甘肃屯田疏》，载《明经世文编》卷360。
[6]《明会典》，卷130《镇戍》。
[7]（清）黄文炜：《重修肃州新志》，酒泉县博物馆翻印，1984年。
[8]（清）黄文炜：《重修肃州新志》，酒泉县博物馆翻印，1984年。
[9]程喜霖：《汉唐烽堠制度研究》，三秦出版社，1990 年。
[10]《新书·过秦》。
[11]《汉书·匈奴传》。
[12]《汉书》，卷6《武帝纪》。
[13]《汉书·匈奴传》。
[14]《汉书·赵充国传》。
[15]《后汉书·南匈奴传》。
[16]（汉）桓宽：《盐铁论》。
[17]（明）陈继儒辑：《宝颜堂秘籍·夷俗记》，民国11年上海文明书局石印本。
[18]《明穆宗实录》卷23。
[19]张居正：《答王鉴川计贡市利害》，载明张居正《张太岳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明刻本，1984年。
[20]《汉书·匈奴传》。
[21]（明）《张文忠公全集·行实》，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
[22]（明）谢肇淛：《五杂俎》卷4，中华书局影印明刻本，民国13年。
[23]（汉）桓宽：《盐铁论·险固》。
[24]《史记·匈奴列传》。
[25]《汉书·李广利传》。
[26]《汉书·西域传》。
[27]（英）奥里尔·斯坦因：《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
[28]《史记·大宛列传》。
[29]《汉书·西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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