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形成，是人类步入文明社会的产物。自新石器时代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便形成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随之形成了最早的两类民族——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农耕民族占据着一些水源充足土地肥沃的地方，从事着农业生产；而游牧民族则活动在广大的地势高寒草原区，进行放牧和狩猎。历史上，这两大种族之间劫掠与被劫掠的争斗一直不断，彼此消长。羌族和戎族，便是酒泉历史上早期出现的民族。羌族是以畜牧为主的游牧部落人群，在条件适宜的地方，也从事简单的农业种植。戎族是以农业种植为主的农耕部落人群，兼营饲养业，也进行狩猎活动。夏、商、西周时期，生活在酒泉的仍然是羌、戎两种民族。
春秋战国时期，生活在酒泉一带的主要有羌、戎、月氏、乌孙等民族。这一时期，秦人对甘肃境内的羌人发动了无数征服性战争，羌戎人大量东迁，留居当地的羌人逐渐与其他民族相融合，成为酒泉的土著民族。
一、羌族
羌族是先秦时期中国西部地区分布广泛的一个游牧民族。
羌人主要从事畜牧业。服装基本以皮革或毛毡制成，式样“左衽”，“括领”，即上身穿小袖左衽短袍，下身着小口长裤，脚穿长靴。发式则“被发覆面”，即披发于后，或垂于肩，或垂于背。居住方面，羌族牧民在春、夏、秋三季转徙牧场时都居住在帐篷里，“以毡庐百子帐为行屋”，“织牦牛尾及羖羊毛覆之”。冬季则住在各牧场的平顶土屋里。羌族的土屋，用柳树枝编成围墙，外涂草泥，上架屋顶，屋内有供取暖和煮饭用的火塘。
商代中期，酒泉的羌族进入早期寺洼文化时期，与周人文化并存。西周时原有的甘肃羌人发生了分化。一部分羌人部落随其酋豪被周王分封于中原各地而整体迁入中原，与华夏人融合，到战国时基本上已不复存在。仍留居甘肃一带的羌人数量已大为减少，青海的部分羌人趁机迁入甘肃。当时生活在酒泉一带的羌人，他们以氏族部落为社会组织形式，逐水草而居，从事畜牧业生产，兼有狩猎、采集活动，在条件适宜的地方，也兼营一些简单的农业种植。
战国时，分布在酒泉一带的一部分羌人，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当时“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他们较之先期进入中原地区的羌人及姜氏之戎等，发展水平缓慢得多。公元前7世纪以后，由于秦国的强大，西部羌人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向东方乃至中原地区频繁迁徙了，他们不得不改变自己原始的生产方式，存在于酒泉一带的羌族也不得不向农耕兼畜牧的生产方式过渡。
秦汉时期，酒泉一带仍然居住着羌族，他们有的保持着自己的部落组织，聚族而居，有的分散与汉族和其他民族杂居。
二、戎族
戎族是早期活动在酒泉境内的古老少数民族之一。对于戎族，学术界有多种不同的认识。其一，认为“戎”源于商周间的鬼方、獯鬻，周末的猃狁，后来发展为狄和匈奴，所以《史记》把戎放在《匈奴列传》；其二，认为“戎”源于羌族，《后汉书》放在《西羌传》；其三，认为戎不是独立的民族，而是西方各民族的泛称，也即《礼记·王制》等书所说的西戎。也有人认为：“戎指起源于陕西西部至甘、青地区的一些来源相同或相近的畜牧和游牧部落的统称”。其四，认为戎是西周、春秋时期单独的重要的一个民族。
商代中晚期，商王朝多次征伐杀戮氐羌人，后来又有许多氐羌人参加周人灭商的战争，并迁往山东、河南、安徽、湖北等地，使留在西部的氐羌力量进一步削弱。而这时，东夷族群的畎夷西迁，在陕甘地区扎根，逐渐与当地的羌氐戎人和北狄族群融合，发展成为当时西部最强大的部族——犬戎。那时，犬戎非常强大，不仅征服了周围的氐羌戎狄人；攻占同族群西迁来的嬴秦人的据点西垂（在甘肃礼县），多次打败嬴秦的军队，杀死嬴秦的首领；屡屡侵犯周人的土地；甚至成为公元前771年攻杀周幽王、灭亡西周王朝的主力军，战功赫赫。在这种情况下，就用“犬戎”的“戎”字来统称西部各部族和民族。
春秋战国时期，周、秦多次对西戎作战，特别是嬴秦人，长期征讨戎人，从公元前9 世纪的秦庄公、襄公，到公元前7世纪的秦穆公，与戎人的战争不断，秦穆公时取得了对诸戎国的全面胜利。
当时，在河西走廊、湟水流域（古称河西地区）和北方草原地带，居住着许多游牧部族，其中见诸古代典籍的就有允姓之戎、陆浑之戎、大夏等。这些当时北方的游牧部落很早就活动在河西走廊、湟水流域和北方草原上，他们依靠强弓劲马，在这一带纵横驰奔，经常与河东之地的定居人民发生冲突。至秦穆公时，为了彻底解决来自河西地区游牧部族的侵扰，用谋士由余的良策，在公元前623年，派兵攻打戎王，占领了许多游牧部落的地区。最终导致了这些被打败的部落向北和西方迁徙。至公元前7世纪末，这些人开始出现在塞地，即伊犁河和楚河流域。(www.xing528.com)
三、月氏
月氏原是生活在河西走廊以北的古老民族。春秋时期，春穆公西征后，月氏民族的一部分西迁西域，一部分南下河西走廊，成为战国、秦汉时期河西走廊的主体民族之一。
月氏溯其族源，有学者认为月氏族应为夏王朝灭亡时有虞氏西逃的一支。“汤灭夏后，虞、夏两族相继西迁，夏称大夏，虞称西虞。虞、夏原是古代两个联盟部族，夏之天下，授自有虞。夏既灭亡，虞亦不能幸存，所以他们只能向同一个方向逃亡。”月氏即虞氏，音同而异书。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月氏“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万。故时强，轻匈奴，及冒顿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后汉书·西羌传》有：月氏“旧在张掖、酒泉地”。《史记正义》有：“凉、甘、肃、瓜等州，本月氏国之地。”
月氏人在酒泉至张掖一带的祁连山下广阔的草原驻牧和从事农业生产。由于月氏强盛，乌孙曾受制于月氏。那时的匈奴虽然已经开始崛起，但远不能与月氏抗衡，因此，《匈奴列传》记载“东胡强而月氏盛”，冒顿为匈奴太子时曾“质于月氏”。月氏控制着整个河西地区。匈奴冒顿单于时，反击月氏取得了成功。至匈奴老上单于时，杀了月氏王。月氏中的大部分退居西域中亚地区，小部分退入南山。前者被称之为大月氏，后者被称之为小月氏。
《汉书·西域传》说大月氏“户十万，口四十万，胜兵十万人”，“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贱货，与安息同。”《张骞传》言“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小国也。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西域传》接叙此事：“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这不仅使人们深化了对大月氏习俗的了解，还提醒人们注意大月氏同乌孙及塞种的关系。《后汉书·西羌传》：“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别也，旧在张掖、酒泉地。月氏王为匈奴冒顿所杀，余种分散，西逾葱岭。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诸羌居之，遂与共婚姻。”
四、乌孙
乌孙是战国及秦汉时期生活在敦煌、瓜州一带的民族。秦朝初年，月氏攻杀乌孙王难兜靡，乌孙西迁依附匈奴。
《汉书·西域传》记载：“乌孙国，大昆弥治赤谷城，去长安八千九百里。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民刚恶，贪狠无信，多寇盗，最为强国。故服匈奴，后盛大，取羁属，不肯往朝会。东与匈奴、西北与康居、西与大宛、南与城郭诸国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大月氏居其地。”
《张骞传》载：“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小国也。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请单于报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复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众，因留居，兵稍强。会单于死，不肯复事匈奴。”
汉武帝时代的西汉王朝，制定过一种外交策略，即为了“断匈奴右臂”，极力劝说、诱导乌孙族返回其原来的居地。《汉书·张骞传》载张骞向西汉武帝建议：“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昆莫地空。夷族恋故地，又贪汉物，诚以此时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汉遣公主为夫人，结昆弟，其势宜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当时空出来的昆莫“故地”，即原匈奴浑邪王（昆邪王）所居地。乌孙族西迁后，该地被浑邪王部占据。元狩二年（前121），“浑邪王率其民降汉，而金城、河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显然，浑邪王降汉后腾出来的这片地域，也就是乌孙西迁前的居住地，正与《史记》《汉书》所言乌孙原居于“祁连、敦煌间”相合。故《汉书·地理志》张掖郡下，班固自注曰：“故匈奴昆邪王地，武帝太初元年开。”西汉王朝诱劝乌孙回归故地的意图并未实现，但这一外交行动却进一步印证了乌孙族战国时期生活在河西地区的史实。
《史记·大宛列传》载乌孙的生活方式是“随畜”，即公元2世纪中叶，乌孙仍从事于游牧畜牧业生产。《汉书》沿袭这个说法，进一步说：乌孙“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乌孙社会有十分明显的阶级区分。《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其富人有四五千匹马”。可以看出乌孙社会的贫富差距是很明显的。《史记·大宛列传》中说乌孙“与匈奴同俗”。这里所说的“俗”不只是指游牧为生和一般的风俗习惯，也是指社会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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