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至隋唐时期的酒泉民族及其文化

第二节　秦汉至隋唐时期的酒泉民族及其文化

秦朝建立时，酒泉的主体民族是月氏、乌孙，还有一些零散的羌、戎、匈奴等民族。月氏占领着酒泉以东至张掖、武威一带，乌孙生活在瓜州、敦煌一带。乌孙相对于月氏来讲比较弱小，因而受制于月氏。秦朝初年，月氏攻杀乌孙王难兜靡，乌孙西迁依附匈奴。月氏占领了整个河西走廊。公元前3世纪前后，匈奴逐渐强盛起来，但还不能和月氏抗衡。为了搞好和月氏的关系，匈奴头曼单于将自己的太子冒顿送给月氏作人质。

公元前203年前后，月氏被匈奴打败，大部分迁至天山一带。汉文帝前元六年（前174），匈奴攻杀月氏王。大部分月氏与当地的塞人一起西迁中亚。公元1世纪，他们建立了著名的贵霜王国，成为中亚地区的强大国家，并创造了犍陀罗佛像艺术，使佛教迅速向外传播，声威远播，史称大月氏。而留居于张掖、酒泉祁连山一带的小部分月氏人依附羌人，史称小月氏。后来小月氏中的多数人迁到甘、青间的河湟地区，称为“湟中月氏胡”；少部分留在张掖地区，与汉族杂居，依附汉朝，称为“义从胡”，后来逐步融合于羌、汉等民族。

月氏西迁后，匈奴占据了河西走廊，酒泉等地成为匈奴右贤王的辖区。匈奴人利用丰富的天然草场，从事畜牧业生产。匈奴统治河西的中后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与中原王朝交往的增多，逐渐接受并适应了汉文化习俗。

西汉王朝建立后，与匈奴一直处于时战时和的状态。和亲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汉匈之间的矛盾，汉王朝时常受到匈奴的威胁和侵扰。经过半个世纪的休养生息，西汉王朝具备了抗击匈奴的实力。西汉元狩二年（前121）三月，汉武帝命骠骑将军霍去病率1万骑“出陇西”远征河西，在合黎山一带斩杀折兰王、卢侯王及部下8900多人，俘虏浑邪王子及相国等，缴获休屠祭天金人。元狩二年（前121）夏，为了彻底打败匈奴右部，汉武帝又发动了第二次河西战役。霍去病率精骑渡黄河后，沿沙漠南缘，向西北迂回至居延泽（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北），又转向西南，沿弱水（今甘肃纳林河）转向西南，大破酋涂王。两次河西大战使匈奴右部受到致命的打击，浑邪王及休屠王的部下共计4万余人投降汉朝，汉武帝置“五属国”以处之。河西之战使匈奴在河西地区的统治土崩瓦解，酒泉及河西地区自此纳入了西汉王朝的统治范围。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北方各族大动乱、大迁徙、大融合的重要时期。中原地区动荡不安，河西则因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开明的统治政策，吸引了大量的内地人口，酒泉人口因之迅速增加，出现了汉以来河西人口发展的最高峰。民族政权的领袖人物受汉民族影响，文化上推崇儒学，经济上重视农耕，制度上沿袭汉魏。从公元4世纪至6世纪末隋统一的300年内，黄河流域成为一个民族的大熔炉，农耕、渔猎、游牧民族进行长期交流和融合。尤其是大批中原有识之士为躲避战乱，纷纷迁入河西。或著书立说，办学兴教，成一家之言；或辅佐王侯，出谋划策，申管晏之志；或身体力行，保据河西，躬行治国之道。中原地区大批移民，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传播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和思想，对河西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使河西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另外，随着丝绸之路的不断繁荣，中西交流日益增多。欧洲文化、印度文化、西域文化进入酒泉，开始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地区增加了许多民族，不仅有匈奴、羌、胡，还有新加入的鲜卑等民族。各民族在河西这块土地上迁徙游牧，既互相争斗又互相依存。各民族的迁徙流动，错居杂处，冲突攻战及胡汉政权的更迭，大大推动了民族交流，形成了各民族小聚居、大杂居的局面。各民族人口大部分成为封建政权的“编户齐民”，或豪族士家坞堡的“部曲”、“佃户”；原有的部落组织逐渐遭到破坏，从事农业或半农半牧的经济。

隋唐时期，政治上的统一为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和平稳定的环境，羁縻、和亲、纳质宿卫、互市、朝贡贸易等民族政策和经济政策实施，促成了国家的强盛，也将各民族融合发展推上了历史的高峰。

一、匈奴

匈奴是我国古代北方地区的游牧民族，是由多民族成分混合而成的民族融合体。公元前3 世纪后半期，匈奴首领头曼在经济全面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基础上，逐渐把匈奴各部落统一起来，自称单于，标志着匈奴政权的初步形成。

秦末农民战争爆发后，中原陷入楚汉相争的战乱之中，无暇北顾，边防废弛，匈奴乘机南下，扩张势力范围，向东打败东胡，向西赶走月氏，占据河西走廊；向南渡过黄河，再次夺取河南地，与汉以“故河南塞”为界。后又“北服浑窳、屈射、丁零、隔昆、新犁之国”，“有控弦之士三十万”，成为北方草原一大强国，“南与中国为敌”。公元前209年，冒顿自立为单于，并“大破灭东胡王”以后，又乘胜西进，于公元前203 年前后，打败月氏，占据河西走廊。元狩二年（前121），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进兵河西，大败匈奴。从此，匈奴势力退出酒泉及河西走廊。

匈奴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氏族、部落是生产、军事、政权合一的组织。语言属阿尔泰语系，没有文字。

二、氐族

氐族是早期酒泉一带活动的少数民族之一。氐族由于和羌族居住地相连，互相间往来频繁，又都被称为西戎，氐族是定居的农业民族。氐人“著乌皂突骑帽，长身小袖袍，小口裤，皮靴”，氐族妇女皆编发。南北朝以后，他们大部分融入汉族之中，成为西北地区汉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考古发掘研究来看，氐族是定居于河谷、平川等较低地带，以农业种植为主要生活资料来源的农耕部落人群，也就是具有齐家文化特征的全部人口的总称。齐家文化是由甘肃东部常山下层文化和中西部的马厂类型文化先后发展并融合而来的。因此，齐家文化人口的分布极为广泛，东部的渭河、泾河流域，西汉水上游，中部的黄河流域，西部的庄浪河流域和湟水流域以及河西走廊，均广有分布。他们以农业为主，兼营发达的饲养业，也进行狩猎活动；他们继承了马家窑文化的冶铜技术，形成了能冶炼和制造红铜、铅铜、青铜等多种铜制品的冶铜业，还有制陶业和家庭纺织业。他们的居址为方形和长方形的半地穴式建筑，使用白灰面装饰墙壁。他们实行土葬，有氏族公墓，葬式多样；男女二人合葬已不鲜见，且男性仰身直肢，女性或左或右侧身屈肢；墓中殉葬品差别悬殊，等级明显。表明齐家文化人口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父权制发达，女性处于被奴役的地位；贫富悬殊，私有制逐步确立，正向奴隶社会过渡。在社会组织上，由父权制大家族组成部落，为解决部落间的种种矛盾和必要时抵御外侮，逐渐形成多个部落结成的部落联盟，既是政治联盟，又是军事联盟，已由氏族社会进入了部落联盟社会。

在河西地区，自东向西均有氐人分布，并留下了许多与氐族有关的地名和水名，如氐池县、氐置水等。氐人有众多分支，各有称号。除了外徙的氐人逐渐被汉化外，留居原地的大多保留了自己的部落组织。

自夏商周开始，氐族与中原王朝就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诗经·商颂》中有“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的记载。《逸周书·王会篇》中也有周成王时“氐羌以鸾鸟县”。而鸾鸟就是远古神话传说中的太阳鸟“鸾凤”，同时也是神农炎帝氏族所奉的图腾。从中也可以看到黄帝族和炎帝族与氐族之间所存在的深厚的渊源关系。

东晋永和七年（351），氐人苻健建立前秦政权。东晋太元元年（376）八月，前秦灭前凉，在今酒泉境内设酒泉郡、晋昌郡、敦煌郡，三郡均隶属凉州。当时酒泉境内也存在部分氐族。

东晋太元十一年（386）九月，前秦苻坚被杀的消息传到凉州，吕光命令所有凉州人都为苻坚披麻戴孝。十月，吕光宣布改元太安，自称凉州牧、酒泉公。387年，吕光趁王穆攻击敦煌之际，率领两万骑兵攻取酒泉。随后，率军前往凉兴（今瓜州县南部）截击王穆，王穆引军东退，途中部众溃散，王穆单骑逃走。吕光在酒泉一带设酒泉、晋昌、凉兴、敦煌诸郡。至此，酒泉一带均为吕光占据。当时，氐族也有一定数量存在于酒泉一带。

到南北朝后期，氐族与汉族在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区别越来越小，最终随着氐族政权的灭亡，氐族更分散于汉族居民之中。到隋、唐时代，氐族完全同化于汉族和其他民族了。

氐族是一个以定居农业为主的民族，其定居农耕生活可追溯到东周。板屋是古代西部汉族和氐族住宅建筑的普遍形式。《诗经·秦风·小戎》曰：“在其板屋，乱我心曲。”东汉班固撰《汉书·地理志》有云：“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天水、陇西二郡，尤其是天水以南武都郡春秋以后为氐族聚居区，“民以板为室屋”，当然包括氐人在内。而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渭水》提及氐人传统分布区上邽一带“乡居悉以板盖屋”。《南齐书·氐传》亦云：“氐于[仇池]上平地立宫室、果园、仓库，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所治处名洛谷。”与羌族“俗皆土著，居有屋宇。其屋，织牦牛尾及羖羊毛覆之”截然不同。

在汉代，氐人已有较为发达的农业经济。鱼豢《魏略》亦云：氐“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豕、牛、马、驴、骡。”《华阳国志》又云：“土地险阻，有麻田，氐傁，多羌戎之民。其人半秦，多勇戆。出名马、牛、羊、漆、蜜。有瞿堆百顷险势，氐傁常依之为叛。”(www.xing528.com)

随着农业的发展，氐人的纺织工艺水平也有很大提高。早在东汉时，其纺织品已输往内地。《说文》云“絣，氐人殊缕布也”，“纰，氐人也。”氐人利用麻缕，织为异色相间的“殊缕布”，畅销内地。

氐人有自己的语言，由于与汉族等杂居共处，又兼通汉语。《魏略·西戎传》云：“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又云：“其俗、语不与中国同，及羌杂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国之姓。”《通典》作“其俗、语不与中国及羌、胡同”，似较确切，说明氐语虽属汉藏语系，但与汉语及羌语等还有不同。《魏略·西戎传》云：“其妇人嫁时著衽露，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国袍。皆编发。”《南史·武兴国传》亦提及氐人“著乌串突骑帽，长身小袖袍，小口裤，皮靴”。与羌人“皆衣裘褐”、“披毡为上饰”，“被（披）发覆面”有所不同。

三、鲜卑

鲜卑族发源于东北大鲜卑山（今黑龙江额尔古纳河南岸大兴安岭北段）一带，属东胡系，因居于鲜卑山而得名。

拓跋鲜卑所建立的北魏经过近百年，至孝文帝元宏太和年间（471～490），在各族人民反抗斗争的冲击下，为了缓和各种社会矛盾，巩固北魏的统治，孝文帝及其祖母冯太后大力改革，创颁“均田令”，改革租调力役制，初立三长制，推行百官俸给制，改定礼仪、官制、律令等，加速北魏在政治、经济上实现封建化进程。均田制、三长制、租调制三种制度先后颁行，是相辅相成的，通过均田制将包括鲜卑人在内的诸族人民编制于土地上从事生产；通过租调制来剥削农民的剩余产品；通过三长制来检查户口，催督租调。从而进一步打破了原来的氏族部落组织，加速了鲜卑的汉化和封建化。居住在酒泉境内的汉族、羌族、鲜卑、高车等农耕区的各族百姓均依例授田。因酒泉、敦煌等地是“土旷民稀”之处，当地百姓就可按均田令中“随力所及，官借米种莳”的规定，根据劳力所及随意种莳官田，而不受令文中授田标准的限制。均田令在酒泉、敦煌等地的普及和推行，使大量因战乱荒芜或豪强被迁后废弃的耕地重新得到开垦，由国家直接控制的自耕农民数量大量增加，国家赋税收入相应增加，农民赋税负担也有所减轻，农业生产得到很快的恢复和发展。当时，酒泉粮食、桑麻产量较高，成为北方“六镇”军粮的重要供应地之一。

北魏时期，鲜卑族根据军事征战需要大力发展畜牧业，其重要举措便是官营牧场的设置。河西是中原战马、牛羊及畜产品的主要供应地，酒泉、张掖等地成为战马、皮毛、肉类的重要产地，对鲜卑族军事、经济力量的增强具有重要作用。再加上太和八年（483），百官俸给制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官吏的贪赃枉法，巧取豪夺。同时下诏放松对手工业者的控制，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减轻手工业者人身束缚的先例。凡此种种，对北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在增加封建政府的财政收入方面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北魏道武帝、孝文帝等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习俗等方面大力推行汉化，在服饰、语言、丧葬、通婚、吏治、门阀等制度方面都有相关的汉化规定。孝文帝禁鲜卑人着胡服、在朝廷上说鲜卑语，提倡改鲜卑姓为汉姓，定姓族，说汉语，着汉服，鼓励鲜卑人与汉人通婚。在语言、衣冠汉化的同时，孝文帝下诏定姓族，改鲜卑复姓为汉姓。“拓跋”二字，据《魏书·序纪》所载，拓跋氏为黄帝之后裔，而“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改拓跋氏为元氏，以继华夏正统自居。除帝室元氏及长孙、叔孙、奚氏等宗族诸姓之外，又根据各宗族祖宗的官位，分别列入姓或族，并为汉族豪强定姓族。保证鲜卑贵族的政治地位，逐渐与汉族世家合流，使胡、汉统治者在门阀制度下进一步消除隔阂，加强联合，并结成姻戚。这些改革客观上推动了鲜卑本身的发展，消除了鲜卑与汉族之间的隔阂与矛盾，适应了各族人民间的自然融合趋势，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的大融合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北魏时期的鲜卑族极力推崇儒学、兴办教育，改信佛教、道教，从思想和文化上缩小与汉族的距离，积极促进汉化。北周时期，鲜卑族在中央设有太学，在地方设有州、县学，文化得到普及。北周的创建者宇文泰崇尚儒术，以恢复儒家制度《周礼》而自居，仿照《周官》建立六官制度，发布所谓“中兴永式”的二十四条及十二条新制。新制的核心内容是擢贤才，提倡廉政，利用地利发展农业，其中无不渗透儒家文化的精神

鲜卑民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牧歌、思乡曲、叙事歌、战歌等体裁。从歌词观之，其风格刚健清新，粗犷豪放，又富有浓郁的草原生活气息。北魏统一蒙古高原后，太武帝从漠北迁来30余万帐落敕勒人（汉称丁零，亦称高车）。5世纪中叶，生活在阴山一带的敕勒人大都已鲜卑化。著名的《敕勒歌》，是北齐时敕勒人的草牧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其歌本为鲜卑语，易为齐言”，已成为千古绝唱。

四、粟特

粟特族原系中亚伊朗语族的一支，居住在阿姆河中游及泽拉善夫河流域一带。汉代，称为康居属国，魏时始称为“粟特”。粟特人以善经商闻名，多豪商大贾，《北史》言康国人“善商贾”，粟特人多诣凉土贩货，“大月氏人商贩京师”。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商人特别是居住在中亚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粟特商人，不辞劳苦，沿丝绸之路东西往返，许多人迁居到酒泉、敦煌行商，由之形成了许多粟特聚落。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西北长城烽燧遗址中盗掘出6件比较完整的粟特人信件，其中一件是西晋永嘉五至六年（312～313），一位居住在酒泉的粟特商人写给他家乡康国商人的，信中提到粟特商人在敦煌、酒泉、姑臧（凉州）一直东到洛阳的商业活动，还提到当时居住在敦煌的粟特自由民有百家之多。这时的酒泉、敦煌已经发展成为中原西部的军政中心，敦煌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华戎所交一都会也”。

粟特人的主要商业活动是从中原购买丝绸，运往西域，而从西域运进体积小，价值高的珍宝，如美玉、玛瑙、珍珠等，因此，粟特人以善于鉴别宝物著称。《南部新书》记长安“西市胡人贵蚌珠而贱蛇珠。蛇珠者，蛇之所出也，唯胡人辨之”。六畜也是粟特商人出售的主要商品，突厥汗国境内的粟特人主要承担着这种以畜易绢的互市活动。新疆境内作为唐之臣民的粟特人也常做一些较短途的牲畜生意。

粟特人以麦面和羊肉为主食，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平，音乐、舞蹈都非常发达。粟特人的宗教信仰相当复杂，佛教、祆教、摩尼教皆拥有其信徒，例如华严宗第三代宗师贤首大师释法藏就是康国人，曾与玄奘同参译事。

五、吐蕃

公元6世纪，吐蕃兴起于西藏山南地区泽当、穷结一带。当时藏族先民雅隆部已由部落联盟发展成为奴隶制政权，其势力逐渐扩展到拉萨河流域。他们中的一部分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种植青稞、小麦、荞麦和豌豆；另一部分过着游牧生活，家畜有牛、马、狗、羊、猪和单峰驼。由于部落组织形式的存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形式还占有很大比重，因此当时虽然出现了奴隶制，但并没有发展到奴隶制社会。吐蕃人能够制造金器、银器和铜器，也能用铁制造精良的铠甲和锋利的兵刃，还有捻毛线、织布、织毡等传统手工业。公元7 世纪初，囊日论赞之子松赞干布以武力降服古代羌人苏毗（今西藏北部及青海西南部）、羊同（今西藏北部）诸部，将首邑迁至逻些（今西藏拉萨市），正式建立吐蕃王朝。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后，制定法律及职官、军事制度，统一度量衡，创制文字，与唐朝及天竺（今印度）、泥婆罗（尼泊尔的旧译名）广泛交往，引入封建文化。

唐天宝十四年，吐蕃乘“安史之乱”爆发西北边务空虚之机，先后攻占了青海大部、甘肃东部和陕西西部，进而向河西进攻。广德二年（764）攻陷凉州，大历元年（766）攻占甘州和肃州，大历11年（776）攻占瓜州，贞元二年（786）攻占沙州。吐蕃占领河西期间，实行民族同化政策，激起汉族人民的反抗，大中五年（863），敦煌人张议潮打败吐蕃，收复失地，建立归义军政权，从此吐蕃退出河陇地区。

吐蕃主要以粮、奶、牛羊肉为食，而忌食驴、马肉。吐蕃人最具代表的食品乃是糌粑，是一种以青稞炒面同酥油拌和而成的食品，营养好，热量高。饮料则为青稞酒，度数不高，有解渴、提神的效果。每逢祭祀，皆须备用糌粑与青稞酒。一般游牧民族皆习惯于吃羊肉，吐蕃人则尤重吃牛肉。

吐蕃的历法制度非常完善，至迟松赞干布之世已推行一种以鼠、牛、虎、免、龙、蛇、马、羊、猴、鸡、狗、猪等十二种动物命名的纪年法，这一历法与汉历基本相同，西域、漠北诸族所用历法也都与之大同小异，显然都是汉历的变种。

吐蕃的医学博采众长而独成一系，经典名篇多诞生于唐代。医圣云丹贡布（729—853）的名著《四部医典》，汉医韩之海、天竺医巴惹达扎与大食医嘎林诺3人合著的《门杰吉树恰》，汉僧马哈金达、汉工使加楚尕布与藏医琼布政攻、琼布顿珠、爵拉门巴等合译的《月王药珍》，汉医塔希·东瓦冈瓦与汉僧马巴拉、香蒂巴拉等九太医合著的《太医药诊紫色经函》等，皆为传世之著。

吐蕃的传统信仰是苯教，重视驱邪和禁忌。吐蕃建国后佛教发展成为国教。吐蕃佛教不同于汉地佛教，它把西域流行的小乘佛教、天竺引进的密宗佛教，与本地的苯教、巫教结合起来，形成具有自身鲜明特点的藏传佛教，有严密的教团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