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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反清运动与革命建设

时间:2023-07-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面对陕西团练攻击回民军的事实,宁夏回族迅速行动起来。宁夏回族反清斗争时由马化龙及其子侄组织领导的。这次扩建加强了金积堡的防卫能力,对宁夏回族反清斗争起了重大作用。同治二年,清廷为镇压宁夏回民军,特打破旧制,正式委任文职官员宁夏道侯登云兼署宁夏镇总兵,与宁夏将军庆昀共同负责镇压宁夏回民反清运动。

宁夏回族反清运动与革命建设

第二节 宁夏回族反清运动

一、回民起义的爆发

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爆发后,各地人民纷纷响应。太平军扫荡数省,定都南京,形成与清政府相对立的农民政权。农民革命震撼着清王朝的统治,清廷大为震恐。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第二年清廷急命宁夏、甘肃各地将领“一并遴选”精壮士兵,“迅速启程赴淮扬一带”[44]堵截太平军,而宁夏本地留存之兵既多老弱,且因军饷不继,不断请饷滋事。陕、甘清军已处于兵饷两绝的境地。可见,清政府在西北的统治力量已被大大削弱。

1862年5月,太平军西进至陕西渭河地区和西安附近,与入陕之捻军、四川起义军蓝大顺部联为一气,屡败清军。陕甘清军腐败空虚,清廷急忙命令陕西大办团练,以在籍大臣张芾为全陕督办团练大臣,企图效法曾国藩以团练抵制起义军。

陕西关中地区回族聚集,人口至百余万。官府号召民间组织团练,回汉民族中士绅皆自行组织民间武装。回汉地主士绅各自恃团练,互相水火,进一步增加了陕西形势的复杂和动荡。

不久,渭南仓头镇回民洪兴举旗反清。接着,任武、赫明堂等亦于渭南、华县、大荔各地发动回民武装反清。陕西回族反清斗争正式爆发。清政府蓄意利用民族矛盾,派汉族团练镇压回民军。官府、地主从中鼓动,民族仇杀愈演愈烈。回民军四处出击,关中平原烽火遍地,陕西回族反清斗争迅速走向高潮。

太平天国起义对西北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起了推动和促进作用。太平天国占有江南数省,清政府财源减少,加重了对西北人民的压榨,激化了西北的阶级矛盾;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取得胜利,有力地打击了清政府军事力量,西北清军之空虚,为回族反清创造了条件;太平军、捻军之入陕则直接导致了西北政治动荡和陕西回族反清的兴起。西北的民族斗争与国内阶级斗争相互促进、互相推动,回族人民的反抗运动与其他民族人民的斗争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陕西回族反清斗争的爆发,给宁夏、甘肃各地广大回族以很大影响。面对陕西团练攻击回民军的事实,宁夏回族迅速行动起来。1862年夏天,陕西回民军“已有传单到甘,且宁夏府属之灵州有回民入境买马、制造军器之事”[45]。同年9月,盐茶厅所属平原所(今同心县豫旺乡)清军回族把总马兆元,“布散传帖,且称奉上司檄,官兵刻期歼除回头(类)”[46],首先打起反清旗帜。接着固原以阿訇纳三为首,盐茶以王大桂、田成吉为首,平凉以穆生花为首,纷纷发动当地回民武装反清,而“灵州所属之金积堡、吴忠堡两处回民同时倡乱,势甚猖獗”[47]。同年10月,同心回民军攻惠安堡。北部、平罗宁夏(今银川)等处回民亦响应反清,宁夏南北均告事变。持续十年之久的宁夏回族反清斗争爆发。

宁夏回族反清斗争时由马化龙及其子侄组织领导的。马化龙所居之金积堡隶属灵州,两地相距仅数十里。这一带回民大多数为哲赫忍耶门宦教众。举事前,这里的回民入灵州买马制械,官府十分惶恐。灵州知州张瑞珍“曾将马化龙传到,谕以各安生业,勿生事端”[48]。马化龙答应灵州回民不与陕西回民联系,以麻痹官府。而实际上,不仅金积堡、吴忠堡的回民反清是由马化龙直接组织领导的,北部宁夏、平罗,南部同心、固原、平凉等地回族举事亦与马化龙有密切联系。

马化龙(1806年2月13日[49]~1871年3月3日),灵州金积堡人,哲赫忍耶门宦第五代教主。其祖父马达天、父亲马以德为该门宦第三、第四代教主。马化龙承袭祖业,具有才智机谋。在他的领导下,门宦势力迅速发展,家业鼎盛,“富甲一郡,捐有武职”[50]。“西宁、河、狄口外之回皆崇奉之,潜图雄长,非一日矣。既挟巨赀,通贸易于西北各省及蒙古诸部,擅盐、茶、马之利,而京师齐化门外,直隶天津、黑龙江、吉林之宽城子,山西之包头,湖北之汉口,袤延数千里,商之所至,教亦随之。”[51]

由于马化龙及其家庭的巨大影响,金积堡成为宁夏回族反清运动中心。1862年秋冬,金积堡以南之同心、盐茶等回民军北攻灵州和惠安堡,平罗一带回民则南下,攻府城。这一军事方案的目的,一是向金积堡聚集,二是解除金积堡周围的军事压力。这反映了宁夏回民军受马化龙的统一领导,形成较为严密的组织体系。金积堡作为哲赫忍耶门宦的道堂所在地,在反清运动中,由宗教中心变为政治中心;马化龙由宗教领导成为回族政治斗争领袖。回民军在金积堡训练军队,制造武器,购买马匹,组成一支精锐的武装。

金积堡由于“附和者日众,几不能容”,而作为反清中心,大规模战事不可避免,金积堡旧城已不能适应新的情况。1863年春,马化龙决定扩建金积堡,将旧城扩大一倍,周围三里多,筑起坚固城墙,内设大小碉堡,外筑城郭,挖渠水环绕,以为攻守之用,命保曰:“保生寨”[52]。这次扩建加强了金积堡的防卫能力,对宁夏回族反清斗争起了重大作用。

1862年10月,金积堡回民军与马兆元部联合围攻灵州城。宁夏驻防满营佐领隆阿、防御英明率旗兵往援,被回民军设伏击败。12月1日,宁夏道侯云登,在署甘肃提督定安的配合下,解灵州之围,回民军暂退往金积堡、同心一带。清军企图乘胜一举歼灭回民军,遂逼近金积堡。回民军针对敌我力量悬殊,采取智取。12月8日,当清军进至郭家桥时,突然决堤放湖沟水阻淹清军,又乘势发动反攻,清军败退灵州城。

在灵州回民起义的推动下,宁夏府北路的通昌、通贵等上下各堡回民纷纷响应。平罗回民乘胜围攻平罗县城,知县长谦被击伤,满营佐领吉星、防御庆连和署平罗营守备郭宗魁,以及教谕包叶恒等均被击毙。与此同时,宁夏府城亦被回民军包围,满、汉二城同时告急。由于陕甘各地武备空虚,无军驰援,清廷只得急命阿拉善亲王贡桑珠尔默特,调派鄂尔多斯东西两盟蒙古兵数千,出贺兰山口,趋平罗、宁夏救援。

同治二年(1863年),清廷为镇压宁夏回民军,特打破旧制,正式委任文职官员宁夏道侯登云兼署宁夏镇总兵,与宁夏将军庆昀共同负责镇压宁夏回民反清运动。

回民与汉族、蒙古族等民族交错而居,长期以来形成的民族隔阂与矛盾,使回族的反清斗争面临着复杂的问题,交织着多种矛盾与冲突。清政府便极力利用民族矛盾来打击回族斗争。

回民起义后,由于宁夏武备空虚,各地存营清军腐败无力,不能阻止回族斗争的迅速发展。道员侯登云看到军队不足用,即号召各乡地主士绅举办团练。团练对于官府来说,既不需要供应饷银,又能受官府调遣打击回民军;而且各村团练自保,可遍地成军,这不仅给回族反清斗争造成了极大的阻力,而且加深了民族矛盾,导致了大规模的民族仇杀事件发生。马化龙等回民军领导人认识到团练是得到官府的支持和承认的,便设法迫使官府解散团练。同治二年(1863年)初,金积、同心、平罗等处回民军同时“受抚”,并声称解散教下回众。实际上回民军并未解散。马化龙以“恐汉团复仇”[53]为由,迫使官府下令解散团练。宁夏将军庆昀将主持团练的侯登云撤职,清廷亦下令对“汉民之喜事生衅者,亦须随事弹压”[54]。这样,宁夏地区的团练大部分被官府解散。

宁夏地区的第一次抚局,是由官府和回民军各自策略需要而构成。官府一心企图安抚回民军,争取时日,以便调军剿洗回民军。回民军则旨在以抚局换得团练的解散,以求集中兵力打击官府。1863年2月,署陕甘总督恩麟,派新任甘肃按察使杨炳锃到宁夏、灵州、金积堡地区,进行招抚活动。各地回民军首领,如同心的周洁、平罗的马万选、宁夏府城的马明起,以及金积堡的马化龙等,均接受招抚。但各地回民军就抚后,枪械、马匹并未交给官府,堡寨壁垒亦未拆除,随时都可以进行新的斗争;清政府对回民军的求抚,也怀有戒心。因此,命熙麟、恩麟对马化龙就抚后的一切举动,要随时“查明具报”。显而易见,双方都各有打算,所谓“招抚”和“就抚”,都不过是掩人耳目而已。此时,陕西回民军白彦虎、马正和、禹彦禄、马生彦、崔伟、赫明堂、孙义宝,以及虎元帅(即虎麻子)等各部,已进入甘肃,聚集董志塬,号称“十八大营”。清军穷追不舍,调集兵力由陕入甘。马化龙在此形势下,决定策应陕西回民军。他密令在甘肃的大阿訇穆生花,通过泾川长武一带,与陕西回民军取得联系,利用平凉和宁夏南部山区固原的有利环境,聚众起义与陕西回民军南北遥相呼应,牵制清军北上,同时,又命本教派在云南、贵州的“热依斯”马进麒(云南通海起义首领),派来纳尚邦到穆生花处,协助筹划和指挥反清之事。

1863年秋,马化龙决计打破抚局,歼灭宁夏南北清军。他部署平罗一带回民军围攻宁夏府城,金积堡、吴忠堡一带回民攻打灵州城。12月,马万选、郝文典等带领北部回民猛攻宁夏城,与清军激战二日,在城内回民的配合下,里应外合,于12月4日一举攻克宁夏府城[55],杀卸任道员侯登云、宁夏知府吕际韶。宁夏镇总兵丰登额等自杀。回民军声势浩大,满营虽近在咫尺,却佯作不知而不敢救援。次日,金积堡回民军占领了灵州城。知府钟兰、守备叶生莲皆被击毙。

回民军南北连获大捷,马化龙率卫队赴宁夏府城会晤各部首领,以作全局部署。马化龙进城之日,“合城回汉悉跪道恭迎,见(化龙)坐大轿,拥卫多人,驰入公署,随传令部置一切,经数日始回金积”[56]。灵州被占领后,马化龙以马占魁“声望素符汉回信仰,乃令其知灵州事,濒行授以六字诀,首曰:‘少杀人’……又曰:‘重农事’”[57]。马占魁遵照马化龙的指示,在灵州不误农时地积极组织生产,恢复战争创伤,赢得了回汉群众的欢迎。

回民军攻占宁夏府城和灵州,标志着宁夏回族反清斗争进入高潮阶段。回民军摧毁了清政府在宁夏的统治,掌握了宁夏地区的政权。金积堡北以宁夏府城和黄河为凭借,东以灵州为屏障,南以平固为前沿,西以黄河峡口为险要,形成了宁夏回民起义的核心区,金积堡基地经过一年多的斗争终于确立了。宁夏北部回民军势力壮大的同时,其南部固原、盐茶、隆德等处回民反清也迅速发展。他们和陇东平凉、清水、秦安等地的回民军联为一片,战斗锋芒直指军事重镇固原和平凉。

陇东回族反清最著名的首领是穆生花。他是哲赫忍耶门宦第二代教主穆宪章的侄孙、马化龙派在陇东的“热依斯”,具有很高的宗教地位。“穆生花与其弟穆四、穆五均为新教阿浑,行教于秦安、清水交界之莲花城一带,与马化龙相首尾。”[58]穆生花以莲花城为基地,打出“抗清复明”的旗帜,发动了陇东回族反清斗争。

当时,回民起义遍布于乡村,同心一带回民以王大桂为首,盐茶厅回民军领导是田成吉,固原回民军则由阿訇纳三领导。同心回民军首先北攻惠安堡、灵州等处。其中马兆元一支,在斗争中与马化龙、王大桂发生了分歧。同治元年(1862年)底,王大桂、马化龙同时向官府求抚。王大桂被平凉镇总兵万年新招抚,致使王家团庄、三营、肖河城、三百户等处回民军或被解散,或被招抚。马兆元不能立足于金积堡,遂南下同心。同治二年(1863年),马兆元率3000余人至王家团庄,被王大桂骗至营垒,捕而杀之。王大桂降清和杀马兆元,与马化龙有密切关系。同治五年(1866年),穆图善向清廷上奏说:“马化龙等设计将马兆元杀毙。”[59]

王大桂降清虽然给回族反清斗争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而且原定南北合击平凉、固原的计划成为泡影,但各地如火如荼的回民反清仍呈现出高涨的趋势。回民军占领了固原南部之瓦亭,切断了固原和平凉的交通。平凉东关回民起义,猛攻平凉城。游击张悦等率兵由固原增援,行至白土口被回民歼灭。其他如总兵万年新、吕元、按察使杨炳锃等,各率所部四面出击,以挽救危在旦夕的平凉城,而固原城内则兵备十分空虚。

回民军由四处向固原集结,城内官绅惊恐万状。道员万金镛腐朽无能,只得“传集汉回绅耆入皇庙抱经为誓,两不相害”[60]。同治二年(1863年)二月十八日,农历除夕之夜,回民军与城内回民,里应外合,打开南门,一举攻占固原州城。万金镛向回民军乞怜求生,被回民军枪杀。知州马维岳投降。其他官吏亦被回民军武装镇压。

固原为陇东重镇,陕西提督驻地,它的失陷使清廷大为震惊。清廷赶忙命令:“万不可令贼久踞要地。”但陕西固原提督雷正绾部,此时正在主持陕西西路军务,不能回任。“唯有速催所调延绥及归化城蒙古等兵星速并集,以利攻剿。”[61]署理陕甘总督恩麟调延绥镇兵1000人,归化城兵2000人,由陕西定边驰赴固原。清廷还撤换陕甘总督,由熙麟代替恩麟。

攻克固原极大地鼓舞了陇东地区的回族。固原、平凉回民军声势大振。莲花城回民军主力,也冲破清军和团练的重重阻拦,艰苦奋战,一路歼灭清军和团练武装,击毙秦州牧托克清阿,到达平固地区。张家川回民军攻华亭,屡败清军。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驻扎盐茶厅的总部万年新部进军固原,行至固原李旺堡被回民军包围,万年新兵败被杀。与此同时,盐茶厅回民军攻占厅城,杀同知裕崧等。

在一系列武装斗争中,回民军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年3月,各路回民军集结于平凉城下,开始了攻打平凉城的战役。平凉城防甚严,新任署陕甘总督熙麟驻庆阳,就近调集军队,指挥平凉解围行动。6月,以庆阳知府和英、副将任治国等为首,组成营务处,参将马天祥、何章阿,游击李玉忠,都司范铭等,各率兵勇奔赴平凉。清军行至平凉四十里铺,畏缩不前,遂被回民军包围。回民军奋勇冲杀,清军平凉解围之举以彻底失败而告终。此后,清军再没能组织增援平凉的军事行动。平凉城内清军外无援兵,不得不拼死固守。战役持续了数月之后,城内粮食断绝。9月24日,回民军再次轰陷平凉西南城墙,起义者蜂拥而上,与清军展开巷战。清军四处逃窜,知府田增寿自杀,巴里坤镇总兵吕元被回民军擒获,押至城外杀毙。

回民军攻占固原、平凉两城,沉重打击了官府的军事力量,陇东地区的回族起义达到了高潮。他们的斗争,极大地支持了宁、灵地区回民军和退入甘肃的陕西回民军。

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太平天国都城失守后,全国农民战争走向低潮,但陕甘回民反清斗争方兴未艾。清政府除集中兵力围剿捻军外,调动了陕甘两省的反动武装和抽调直隶、山东、四川、湖南、河北、河南等省清军,企图镇压回民反清斗争。清廷以长江水师提督杨岳斌为陕甘总督,刘蓉督办陕西军务,都兴阿督办甘肃军务,调遣楚军将领雷正绾、陶茂林、曹克忠等,分任甘肃提督和总兵等职,集结西北,重点进攻陇东和宁灵回民军。

雷正绾与陶茂林部入甘后,首先以平凉为主攻目标。同治三年(1864年)五月,在平凉的回民军首领穆生花,命纳三率平凉、固原起义军万余人前往阻击迎战,因步调不一,兵力分散,战斗失利。回民军“元帅”杨自明等及战士数千人血战阵亡。回民军坚守城池,城外层层设卡,城上遍树旗帜,与清军坚持战斗两月有余,最后“弹尽粮绝,援军不继”,于是年7月,平凉失守,同时,军事要隘瓦亭也相继陷于敌手。

当平凉吃紧时,穆生花屡次调请北路起义军支援,但王大桂暗与官军合谋,乘机率所部4000余众诈称增援平凉,途经固原骗开城门,勾结城内外原有官员,煽动原属王大桂旧部千余众内外夹攻,致使回民军将领蓝天祥等八人被俘牺牲,宁夏南路军事重镇固原失守。随后,隆德、静宁两州县围城之回民军闻讯而退。宁夏南路屏障的平、固地区,在清军的压力下,陷于瓦解状态。回民军平、固失守,金积堡压力增大。南路回民军大部北上,庞大的物质供应增加,带来沉重的负担。清军雷正绾攻陷盐茶厅后,立即率军北上,企图一举踏平金积堡。他与曹克忠率部分别由惠安堡、强家沙窝直扑金积堡,会合各军发动总攻。(www.xing528.com)

同治四年(1865年)七月二十四日,曹克忠率部扎营白沙洲。马化龙闻讯后,派四个首领送银1000两,表示不与官军为敌,并呈文约定日期,点名受降,只求官兵毋令入堡骚扰。马化龙此举,并非真的乞降,实乃缓和形势,探听官军虚实。雷正绾认为马化龙软弱无力,并因粮饷已尽,急欲就食金积堡。同年7月29日,雷正绾、曹克忠两军联合攻击强家沙窝等处。强家沙窝回民军坚守阵地,金积堡则派军包抄增援,“势甚凶猛”,将清军包围。清军且战且走。退军二十里,帐篷、银饷均丢失[62]。后几日,雷正绾部连续进攻,但几乎全败,总兵周有贵等3名悍将,均被回民军击毙。后雷、曹纠集全部兵力攻打金积堡东西路关卡,各路起义军埋伏马队万余人,由外围绕道包抄;金积堡内回民军也全部出战,使清军腹背受敌,死伤4000余人,清军的军装、火药、器械、马匹均丢失殆尽。清军供应军需的粮道也全被阻截。于是,清军纷纷溃逃,回民军跟踪追击直至韦州。雷军在败退中,“溃散十余营”,所剩无几,仅余二三百人,全军瓦解。金积堡反击战的胜利,表明回民军有强大的战斗力,声威大震。宁、灵地区的回民军纵横于灵州、中卫之间,并远赴古浪、平番、武威等地活动。平、固一带大部分地区重新为回民军所有。

强家沙窝战役的胜利,是同治元年以来西北回民反清所取得的最大的战果。这次战役摧毁了由陕入甘的清军主力。加上官府饷粮断绝,清军兵败之后,相继溃变。回民军乘机四处攻击,西起肃州,东至陕西,北到磴口,南及陇南,烽火四起,严重动摇了清政府在西北的统治。

二、回民起义的政治目标

强家沙窝战役后,清军主力大部瓦解。固原提督雷正绾部兵溃之后,退至固原,又退平凉。“弁兵籍口无饷,奸掠烧杀。”[63]雷部已“零落不成队伍”[64]。陶茂林部溃散尤为严重,陶即离职。清廷以曹克忠为甘肃提督,专抚洮州回民军。陕甘总督杨岳斌奏称:“现在河狄之贼扰于南,平固之贼扰于东,宁灵之贼扰于北,凉肃之贼扰于西,几于剿不胜剿,防不胜防。臣若株守省垣,则饥军终虞坐困;若出省剿办,则根本时虞动摇。”[65]清政府在甘统治岌岌可危,而在宁夏的统治则已崩溃。宁夏府城和灵州为回民占据两年多,这一带的官府力量早已被回民军扫荡,只有满营一隅未被回民军夺取。宁夏南部,清军溃败之后,从同心至固原皆被回民军所有。宁夏回民军赢得了空前的胜利。

当此之时,宁夏回民军领袖马化龙确定“求抚”方针。1865年10月,马化龙先向清朝督办甘肃军务西安将军都兴阿表示愿意“投诚”。都兴阿以回民军“既不献诚,又不缴械,恐可不信,是以未准”[66]。接着,他又到倾向招抚回民军的清军将领联捷军营“乞降”。[67]是年底,哈密办事大臣联捷派专差佐领德清额带有回人,持函来至都兴阿军营商议招抚回民军。几经交涉后,马化龙改名为“马朝清”。德清额“先到金积堡与马朝清几经交涉后,又到宁郡与贼目相见”[68]。但都兴阿反对议抚,将德清额拘留营中。清廷昧于形势,一再督令都兴阿、穆图善迅速攻克宁夏府城。陕甘总督杨岳斌、宁夏将军穆图善眼见宁夏残破局面,武力收复宁夏府已不可能,便力主议抚。清廷将都兴阿调为盛京将军,由穆图善督办宁夏军务,负责宁夏事务。1866年年初,回民军为达成抚议,同意放弃宁夏府城。1月18日,回民军“将城池圩卡全行撤空,各堡回人俱移往纳家闸一带,缴出枪炮刀矛多件,并陆续呈缴银米,将倡乱之千总纳万有送营正法”[69]。1月31日,清军开进宁夏府城,都兴阿部入城后“焚杀抢掠……宁夏城内火光烛天,居民烧毙者无数”[70]。接着,马化龙又许官府派遣官员入灵州,并亲自到穆图善军营议定抚局。穆图善要求马化龙“前赴各路开导回民”,“宁夏、纳家闸、王家疃、杨和堡等处回民,一闻朝廷宣谕,尽缴军械马匹炮位等项,听候安插”[71]。此路抚议已成,平凉、固原南路“回民均由马朝清代递禀呈乞抚,穆图善拟委曹熙带马朝清驰赴各路相机妥办”[72]。宁夏各地回民军及部分陕甘回民军在马化龙的主持下,均由清政府达成议和协议。宁夏地区进入了抚局时期。

抚局的形成,标志着回民军由武装反抗清政府转向与清政府保持和平。它的形成,在清政府是由“剿”到“抚”的政策变化,在回民军则是巩固武装斗争成果的战略决策。它首先是回民军取得军事优势的结果,是以削弱和驱逐清政府统治为前提的。马化龙等回民军领导人名义上都成为清朝官员。马化龙在抚局中一直升至记名提督,其子马耀邦升为游击,其他部属亦分别被清政府授以官职。这一事实表明,回民军并不要求推翻清政府,而是承认它的中央政权地位。但是,抚局不是投降,它并没有恢复清政府在宁夏的统治。第一,抚局中,回民军仍然保持着独立的军事力量,求抚中所交马匹军械,数量极少,且都为老弱废弃不堪使用者。相反,宁夏回民军在长达4年的抚局时期,不断加强武装,训练军队,以金积堡为中心,东起灵武,西至峡口,构筑五百余座碉堡,形成易守难攻的平原阵地。第二,抚局地区的政权完全操在回民军手中。如灵州虽有清朝官员,但他们不过尸位装饰而已。“地方公事及征收钱粮,向皆马化龙主政。在城文武各官薪粮皆由马化龙发给。回众藐视官长而不受约束,官长坐视回众而莫克如何。”[73]马化龙自任“总理宁郡两河等处地方军机事务大总戎”,下设参领、元帅诸官职,自成一套统治体系,掌握政治、军事、钱粮等各种权力。因此,左宗棠说抚局“名为官抚回,实则回制官”[74]。宁夏回民军在抚局期间大体控制北起石嘴山、南至平凉的广大区域。

总之,抚局反映了回民军反抗清政府是有限度的。一旦清政府在回族地区的统治瓦解,回民军便从斗争转化为妥协,以期保持所取得的斗争成果。通过抚局,回族实现了地方性的自我管理。

三、清政府对回民起义的镇压

清政府只不过是权宜之计,抚局十分清楚,它是官方兵力处于劣势情况下的妥协,“姑令先献城池,不过缓其心志。指日大兵云集,然后一鼓剿除,庶可操必胜之券,岂可真心议抚之理”[75]。因此,在甘肃各地达成抚局之时,清政府积极部署力量,准备镇压回族反清运动。

1866年9月,清政府任命浙闽总督、湘军统帅左宗棠为陕甘总督,不久又加钦差大臣头衔,令其督办陕甘军务。左宗棠认为“方今所患者,捻匪回逆耳。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以用兵次第论,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然后客军无后顾之忧,饷道免中梗之患”,遂制定“先捻后回”“先秦后陇”的战略方针,其关键是“不令捻回合势”。[76]

当时不仅捻军与回民军不相联系,陕甘回民军亦因门宦教派区别,虽有时互相支持,但并未形成统一的组织与指挥,往往各自为战,分股行动。左宗棠正是看到这一点,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原则,确定“三路进兵之策”,即刘松山率部由绥德西进,直指金积堡,是为北路;周开锡等部由秦州(今天水)进取河州、狄道,是为南路;左宗棠自己率刘典诸军,从平凉北进,是为中路。三路之中,北路为进攻重点,中路协助北路,南路的任务是分割河、狄回民军与金积堡的联系。

从1869年开始,左宗棠率大军西进,并命令雷正绾、周兰亭、简敬临、张福齐四部从固原联合北攻,配合刘松山、张曜和金顺的满汉各军夹击金积堡,妄图全歼马化龙领导的金积堡回民军,以破西北回民军之中坚。刘松山为北路军指挥,先扫清陕北流民队伍,然后进逼金积堡;八旗军都统金顺,由陕北定边进军花马池等地,与率豫军八营的嵩武军统领张曜从北路石嘴子入境,会攻平罗和宁夏;屯驻固原、华亭、静宁一带的雷正绾、周兰亭、简敬临、张福齐等军为中路,沿黑城子、李旺堡进驻峡口,企图夺下宁、灵之后,对金积堡采取三面包围之势。可见,金积堡是清军全部军事行动的主要目标,各路清军却大造舆论说:“官军只剿陕回,已抚之甘回安居无恐。”[77]显然,其目的是挑拨新教与老教的关系,以破坏陕甘回民军的团结,达到各个消灭的目的。

1869年9月,刘松山部进至灵州郭家桥,屯踞下桥。马化龙数次致书刘松山,希望清军暂退,由他招抚陕西回民军。但刘松山派军队四处攻打回民寨堡,马化龙被迫反击,并派兵杀灵州城内官员,断刘松山军后路。宁夏抚局宣告破裂。清绥远城副都统安定上奏朝廷,认为刘松山“轻进滥杀”,“以致降回疑惧,陷城掠粮”[78]。即将卸任的署任陕甘总督穆图善也奏称:“马朝清(即马化龙)实已抚良回,刘松山激成事端恐甘肃兵祸无已时;即将来左宗棠剿而后抚,亦未必能坚回民之信。”[79]由此,也可以说明,马化龙的“抚而复反”,完全是清军暴行引起的。

1869年12月开始,清军发动猛烈进攻。灵州至吴忠一带,陕甘回民军奋力抗击来犯敌人,展开了逐堡逐寨的争夺战。刘松山凭借洋人提供的新式枪炮和优势兵力,对金积堡以东反复突击。同时,马化龙为了牵制敌军,命令部分起义军进驻灵州西南五里之王银栅一带,修筑战堡,准备向灵州发动攻势,并策划前已“投诚”官府的起义首领马万选等在宁夏、昌贵各堡集众应援,迫使刘松山分兵北上和进入灵州防堵。

这时,起义军马正和所部千余进逼豫旺城,围攻李旺堡和下马关、韦州等地。临洮、靖远等地的救援部队也相继抵达盐茶、同心城一带。陕西回民军马朝元部由金积堡出宁条梁进入陕西州、甘泉、韩城、阳各地;崔伟等也进攻州、长武一带;马振纲等由三水进军渭北,攻取满城、富平、同州、朝邑等地。一时陕西境内的起义军旗鼓重振,形势突变。河州起义军也先后攻占狄道、渭源,分别出兵进攻巩昌、岷州、漳县、宁远、礼县、成县、微县、两当等地;固原、盐茶、安定、秦安、庄浪、清水、宁州等中路互相联合,不断分股游击,牵制敌军后路,致使清军后路供给恐慌,前线阵地混乱。

金积堡战役中,东面永宁洞和西面峡口最为关键。峡口是秦汉两渠之渠口,永宁洞是山水沟与秦汉两渠的汇合处。清军抢占了这两个地方,对金积堡构成很大的威胁。“刘松山所藉以得手者,在于灵州速进,先据下桥后五里之永宁洞,得以宣泄河渠之水,故能制贼而不为贼所困。”[80]1870年2月,回民军组织反攻,由河西履冰过河,一举夺回峡口,雷正绾、周兰亭诸部清军战数日,伤亡惨重,退往中宁一带。回民军乘胜夺占广武营,截断清军河西粮道。同时,回民军发动争夺永宁洞战斗。回民军占据石家庄、马五寨等堡寨,地近永宁洞,双方展开争夺战。同年2月14日,刘松山急督部众攻打马五寨,被回民军击中重伤而死。

清军先失峡口,又丧统帅,加上军中缺粮,军心大乱,“各营兵丁弃甲夜逃”[81]致使左宗棠曾密议退兵。清廷大为恼火,上谕指诉左宗棠:“自抵甘以后,虽据迭报胜仗,总未能痛剿贼氛,致金积堡一隅之地至今日久未下,逆首稽诛,军务安有了期?竭东南数省脂膏,以供西征军实,似此年复一年费此巨帑,岂能日久支持?该大臣扪心自问,其何以对朝廷?”[82]左宗棠只好一面向朝廷自请议罪,一面任刘松山侄子刘锦棠为湘军统领,重新布置金积堡战役。刘锦棠加强永宁洞防守,又在黄河两岸筑垒,保护河西运道,逐渐稳住了阵脚。同时,左宗棠奏请金运昌部由东增兵宁夏,攻打花马池、定边,打通东路粮道。在粮食供应保证的条件下,清军再次展开进攻。

清军首先将灵州至吴忠堡之间的堡寨逐一攻毁,进而夺取金积堡北面的蔡家桥水口,放水灌淹回民军堡寨。此时,黄鼎、雷正绾率军夺取了峡口,并由西南向金积堡逼近,先后攻占汉渠内外二十余座卡垒,前锋达到金积堡西南至洪乐堡。

回民军在抚局期间围绕金积堡修筑寨堡五百余座。每一座堡寨的四周驻扎回民军及农民,因而战争中形成以堡寨为支点,以四周村庄为辅助的防卫体系。清军每攻一堡,四周回民军则急驰支持,分散清军力量,减轻堡寨压力。金积堡一带回民全民皆兵,村自为战,给清军进攻造成巨大阻力。

随着战争的持续,回民军逐步变为劣势。回民军武器落后,大部分队伍只有刀矛等武器,枪炮很少。而清军已有新式武器,依靠新式大炮的轰炸屡屡攻破寨堡;金积堡屯粮有限,旷日持久的战争使回民军粮食缺乏。因无粮可食,大批陕西回民军离开金积堡,严重地削弱了回民军作战力量。

1870年10月,清军南北夹击,金积堡四周堡寨均被攻毁,并攻破金积堡东关。清军决定掘濠围困金积堡。“湘军由东北起掘东南两面,金运昌军由东起掘正北面。”[83]“雷正绾、黄鼎、徐文秀中路各军,由洪乐堡分营东向,修垒掘濠。”[84]清军合围金积堡告成。

金积堡锁围之后,清军昼夜发动攻击,并于金积堡东门外设两炮台,以炮火轰金积堡。当时金积堡粮草已绝,“陕回之能战及堡贼之守垛者日给粮一斤,近亦渐减。此外皆以黍黠草根杂牛皮死尸为食”[85]。这时陕西回军首领陈林、阎兴春等不得不率回民“老弱妇女八千余人赴黄鼎、雷正绾营外长濠跪求收抚”[86]。金积堡内仅余一千多人。回民军陷入绝境。

1871年1月6日,马化龙亲自到刘锦棠军营,表示“念族众无辜者多,转禀曲宥,仅以罪民一人抵罪,死无所憾”[87]。刘锦棠将其拘留营中,又令马化龙号令部署投降,平毁金积堡寨堡。左宗棠密奏清廷,认为“马化龙乞抚之词,显欲一身塞咎,市德诸回,为要结人心之计,因而诛之亦且坠其术中”,主张利用马化龙解散河西王家疃等处回民军,将回民抚定之后,“马化龙及其父子兄弟亲属伙党,重者诛夷,轻者迁徙,乃收全功”[88]。马化龙、马耀邦向清军交出火炮56门、各种枪千余杆,并写信劝王家疃回民投降。至此,持续近十年的宁夏回族反清运动宣告失败。

左宗棠从维护清朝专制统治出发,看到马化龙以宗教组织回族所具有的巨大作用,认为宁夏回族反清斗争较之陕西回族牢固坚定,其根源更为深远。他说:“此时若稍松手,将来仍是西北隐患……本朝都燕,以九边为肩背,尤不宜少留根,重为异日之忧,不比陕回由积衅私斗起事,尚可网开一面也。”[89]不日,刘锦棠以金积堡中搜获“洋枪一千二百余杆”为口实,于3月3日即将马化龙父子亲属二十二人“凌迟处死”。同日被杀害的还有马化龙的族众党友八十多人[90]。金积堡反围剿的战斗,坚持了一年半的时光,悲壮的失败了。它对整个局势的发展影响巨大。分散于宁夏、宁朔、平罗等地及平、庆、泾一带的回民军,因金积堡的失败而先后遭到清军的镇压。许多起义首领如朱万银、李映春、杨大娃子、马元帅等均遭杀害。左宗棠得意地说:“西陲之靖,于今九年,关陇诸回,率视金积为向背,今金积堡破,回势瓦解矣。”[91]“金积事了,关陇之幸,抑不仅关陇之幸。其干净熨帖较之东南诸役尚似信心。”[92]他还将金积堡等处12000多老弱病残之回民迁徙至固原州进行安插落户,陕西回民共九千多人,也流放到化平川一带,拨荒地安置,大力加强对回民的控制和统治。

宁夏回族反清运动的失败,首先,是当时国内政治形势发展的结果。19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相继被镇压,清政府得以集中兵力和财力用兵西北,敌我力量发生根本变化。回民军由优势转化为劣势,在清军长期的围攻下归于失败。这充分说明了回族的斗争与其他民族人民斗争的密切关系。其次,回族反清斗争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限制了其他民族人民加入这一运动,局限了斗争力量的来源和社会基础。在清军围攻之下,回民军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再次,长期的抚局造成了回民军战略上的保守性。当时刘松山部突进金积堡东部时,回民军在战与和的问题上举棋不定,没有积极占领战略意义重大的峡口和永宁洞,而是不断向官府表明当时回民军已成抚局,与清军并非战争状态。这使回民军丧失了战机,导致本来集结金积堡的大批陕西回民军南下,严重削弱了金积堡的军事力量。最后,就整个西北回民军来说,力量仍然很大,但由于回族所属门宦、教派不同,在政治军事上不能协调一致,统一行动。金积堡被围之际,河狄等处回民军虽曾有过支援行动,但终究没有将此提高到战略高度去认识,没有作为坚持不懈的军事目标,遇到清军阻拦即放弃了营救金积堡的努力,致使清军得以分别击破各地回民军。

宁夏回族反清运动在回族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也是近代中国各民族反抗清王朝统治斗争的重要一页,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这次反清运动是西北回族发展壮大并为自己的政治目标奋斗的历史运动,是清代中期回族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在这次斗争中,宁夏回族实现了长达数年的民族自主和自治,在十分广阔的范围内驱逐了清政府的统治,解除了长期以来束缚回族的种种压迫和歧视。以马化龙为首的回族反清领导,建立起一套符合回族发展要求的政治管理体系,掌握了宁夏地区的政治、军事权力。这在回族历史上是一次创举。

回族反清运动虽然并不是以推翻清王朝为目标,但在斗争过程中毕竟打乱了旧的封建秩序,给清政府地方统治以沉重打击。尽管这次斗争失败了,但清政府在宁夏的统治从根本上被动摇了。清政府不得不放松对回族的压制,尽管左宗棠奏请禁绝新教,企图恢复乾隆年间的状况,但清廷已感无此能力,未敢采纳左宗棠的建议,并开始在回族上层中培植势力。清政府对西北回族政策变化反映了它对西北的控制已处于力不从心的地步。

宁夏回民军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给予陕、甘各地回族反清斗争以有力的支持。陕西回民军遭清军围攻退入甘肃,面临严重困难。宁夏回民军不断向他们提供粮食、马匹和军械,使其能坚持斗争。其他地区的回族斗争也受到宁夏回民军的支持。因此,左宗棠说马化龙在西北回族反清中有突出的作用,“自灵宁西达西宁、南通河狄,各回民无不仰其鼻息”。这说明宁夏回族反清斗争的意义不仅限于宁夏地区,而且在整个西北的回族斗争中具有中坚的作用。

在斗争实践中,宁夏回民军领导认识到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性。马化龙在抚局期间,采取保护汉民、发展生产的政策,民族矛盾逐步缓和。这一宝贵经验为宁夏回汉各族人民所继承。后来的反洋教斗争和辛亥革命中,宁夏回汉人民携手斗争。因此,民族和睦团结也是回族反清斗争的重要思想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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