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文地理三阶段模式：武王建国与关中王霸之气

第二节　中国人文地理三阶段模式——武王建国与关中的王霸之气

周武王发在公元前1046年灭商，定都镐京，建立起我国奴隶制全盛时期的周朝。从此，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移至关中，直至唐末。

纵观先周历史，这个部族特殊的不平凡的发展历程，有许多值得探讨和借鉴的东西，然而更令人深思的是他们立足关中，两次向夏、商二朝挑战，除他们自身的条件外，还有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地理的、气候的、思想观念的?因为把目光向上下延展一下，则有如下事实:

神农氏部落起自羌水，经关中，到中原取天下;

黄帝部落起自姬水，经关中，到中原取天下;

帝颛顼自西方，(经关中)到中原取天下;

夏时后羿、寒浞自西方到中原推翻夏天下;

不窋自关中(邰)与夏争天下败逃戎狄之间;

商末，周族自岐经关中到中原取天下;

秦起于西垂经关中，取天下;

刘邦自汉中经关中，取天下;

隋文帝在西安废北周幼帝，自关中取天下;

唐李渊父子自太原进关中，取天下。

上列十条，除过唐代从北方起始外，其他则基本形成以下公式:西——中——东，换成地名则是天水、宝鸡(汉中)——关中(渭河平原)——中原(华北平原)。再深入分析，天水、宝鸡(以下简称“天宝”)是发源地，关中是发展阶段，中原是最后成功阶段。起始、发展、成功，是一个演绎发展的三阶段模式。如果再把起自于天水地区的女娲、伏羲加进来，就可以明确得出:天宝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关中是发展酝酿膨胀期，中原是最后的结果展示。西部俨然是中国上古时代历次社会重大变革的发动机，它缓缓地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渭河流域如同埃及的尼罗河谷，而文化的发展形式又大不相同，具有其鲜明的特点。纵观全国的地形地貌，无论是环境还是气候和生产条件，优于该处者不少，为什么中国社会发展命运之神频频西顾渭河中上游地区，这里有什么奥妙吗?

一、中国地质发展史的回顾

为了便于探讨这个现象产生、发展的成因，有必要对中国地质发展史作以简要的回顾。负载我们人类的这个星球，自产生后经历了太古代、元古代、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五个时期。古生代初期和中期，西北的东部和整个华北地区还是一片汪洋。在中生代的三叠纪晚期，发生印支运动，亚洲东部、南部出现褶皱山脉。印支运动末期，今甘肃省上升为陆地，西部出现祁连山脉，南部出现陇南山脉和秦岭，东部出现高差大的丘陵。中生代侏罗纪，甘肃省大部分河流向东流淌，在陇东形成大湖和沉积。当时最大的湖盆，地质学家称为庆阳湖，包括今庆阳大部分、陕西西北部、宁夏东部和内蒙古河套以南广大地区。注入湖区的最大河流是从安西、敦煌发源的古阿拉善河，其次是古黄河、蒙古河、古纳水河。侏罗纪后期，华北发生燕山运动，使甘肃省陆地再次抬升，陕甘宁盆地湖泊曾一度干涸。并在湖区西部出现南北走向的贺兰山和六盘山。后经中生代白垩纪略有起伏的地质演变，进入新生代，新生代分为第三纪和第四纪两个纪^[3]。

第四纪始于300万年前，当时青藏高原平均高度只有1000米左右。在第四纪的早更新世(距今300万年)，由于地壳的差异运动，青藏高原上升到2000米，西北、华北、东北到处出现断陷盆地，是我国历史上的大成湖时期。陇东、陕北和宁夏、内蒙古部分地区也形成一块断陷盆地，积水成湖。这个盆地地质学家称为鄂尔多斯盆地。在湖泊外围是辽阔的冲积平原。在中更新世(距今100万年)，青藏高原上升到3000米，陕甘宁湖盆缩小，全国气温升高。晚更新世(距今12万年)，地壳进一步上升，青藏高原达到海拔4000米，阻挡了印度洋暖流北上，西伯利亚高压加强，我国季风最后形成。这时我国北方气候变得十分冷，西北风异常强烈，把蒙古高原的砂土带向东南，在华北、西北东部飘落下来，盖在山顶、丘陵、河谷、湖泊地带，经过千年、万年、十万年，积少成多，厚度加大，最厚处达100米以上，形成一望无际的黄土平原，地质学家把这个时期称为大黄土时期。当时，山西、陕西及鄂尔多斯湖盆地首当其冲。所以黄土层也最厚。大约在第四纪晚期，即全新世(距今1.2万—1万年)，地质又处在新构造运动中，整个黄土高原出现中度挠曲和隆升，将原来黄土堆积的低平盆地抬升，成为高起的表面完整的黄土高原。今庆阳市、陕北和咸阳地区东部的子午岭从湖盆中上升为南北走向的长梁，即桥山山脉。残积湖水冲破南部峡谷，向南流入泾水，形成马莲河、蒲河水系。全新世开始，由于黄土本身质地疏松，再加上河流洪水长期侵蚀冲刷和晚期人类活动的影响，水土流失严重，使黄土高原逐渐解体，原来较为平坦的地面被切割成碎块，出现高原、沟壑、梁峁、河谷、平川、山峦并存的地理风貌。在所有残原中，董志原是保留面积最大的一块。^[4]渭河流域就处于这样的黄土区，而横亘东西的秦岭山脉正是我国气候的分水岭，同时又是南部山区与黄土残原沟壑区的结合部。发源于甘肃渭原县的渭河，奔出陇山，在黄土高原边缘与秦岭之间形成东西数百里的渭河冲积大平原，即关中大平原。

更新世地球上的气候有几次波动变化，北半球高纬度区和低纬度地区的高山区，在更新世出现过几次大规模的冰川活动。地质学家在中国共划分出龙川、鄱阳、大姑、庐山和大理等5个冰期和龙川—鄱阳、鄱阳—大姑、大姑—庐山、庐山—大理四个间冰期。冰川流的进退，形成了寒冰冰期和温暖间冰期的多次交替，并导致海平面的大幅度升降、气候带的转移、动植物的迁徙和绝灭。在冰川活动最大的冰期中，地球表面陆地有32%的面积被冰川终年覆盖。由于冰雪停滞在大陆表面，致使海平面大幅度下降，有时可下降130米或更多。冰期时，年平均气温普遍比现在低3℃—7℃。由于冰川作用引起的海平面升降，以及新构造运动的影响，中国东部在第四纪以来发生过多次海侵和海退。这种变化对于人类的生存产生直接的影响。

二、第四纪气候变化对我国古代人类发展的影响

更新世距今约300万年，是人类历史的开端。我国境内发现最早的旧石器遗址，是距今180万年的山西芮城县的西侯度村附近的西侯遗址(发现时间是1961年)。发现最早的猿人是距今170万年的云南省元谋县上那蚌村的元谋猿人化石(发现时间是1965年5月10日)。接下来依次是距今100万年左右的河北省原阳县大洼乡官亭村的小长梁和东谷遗址(发现时间是1978年)，距今100万—65万年的蓝田猿人(发现时间是1963年)，距今70万—20万年的北京市周口店的北京猿人(发现时间是1921年)。到了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分布范围比早期扩大，共发现文化遗存和早期智能人阶段的人类化石点约50处，分别发现于北京、辽宁、河北、山西、陕西、甘肃、湖北、广东和贵州等省市。它们存世时间在10万年—4万年之间。到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存遍及全国各地，现已在23个省区发现了这一时期的文化遗物和遗迹。旧石器晚期的时间距今在4万—1.2万年之间。从旧石器早期文化分布可以看出，在前四个冰川活动期里，中国的人类活动范围基本在北方的陕西、山西、河北这些黄土区内，而东南沿海的河湖沉积区很少有人类涉足，这正是冰川期多次海侵海退所致，如果说有，也许被海水与河流洪水吞没了。而到了中晚期的庐山冰川和大理冰期这12万—4万年之间，人类活动已进入东南的河湖沉积区，说明这一时期的冰川不甚强烈，这一地区由冰川造成的河湖烂滩地理特征已大大缓解，人类可以居住生活了。到了晚期，也就是最后一个冰期大理冰期后，人类的足迹遍及全国，说明冰川后期我国东南广大地区海水退后，许多地区干涸，成为适合人类生活的地区了。在旧石器文化时代299万年的时段里，猿人、智人经历了无数次冰川考验和洪水危害，在他们的记忆中，洪水猛兽就是极其凶恶的两大敌人，所以中国有洪荒时期洪水猛兽之说，西方有诺亚方舟的故事，这完全是人类幼年所经历的事实。因为这种事情到了新石器时代以及现在还在发生，东南河湖沉积的广大地区，在海水退去后遗留下大量湖泊沼泽，加上每年的大江大河的洪水泛滥，经常改道，人们时刻都受到威胁。殷商八迁多数是受到洪水威胁所致;春秋战国时期尚有云梦泽、雷泽等众多湖泽。宋代还有梁山泊，1998年全国大洪水，要不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加强和全国人民全力抵抗，其危害之大可以毁了全国几大河湖沉积区的现代文明。这种事若发生在古代中国，社会发展不知要推后多久，又要演绎出多少神话故事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北的黄土高原区要比东南沿海地区安全得多。人类居住在半山坡上，可以免遭洪水的危害。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测，是黄土高原迎接了中国古人类，一次次挽救了中国古人类，因而旧石器时代早中期人类生活遗存在这里发现最多。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不仅仅指新石器时代，可以将她推得很远很远。

三、大地湾文化的异军突起

中国人文地理三段模式中的天宝地区是三段之首、策源地，社会变革的发动机。我们把其上限推到了传说中的神农氏与黄帝时期。既然传说中的造人补天的女娲和开启文明的(画卦)伏羲也同出于此，就完全有必要把二者与这一问题结合起来考虑。他们实质上已属于同一问题的不同发展阶段了。传说历史也应理直气壮地当作历史看，中国人经历了那么漫长的发展阶段和过程，在已逝去的无法计数的代份和人数中仅仅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了三几个有名姓的人物已难能可贵了。这三几个人物从姓氏学上说与秦始皇、刘邦一样，都是某一个单个人或群体的代号，即就是张冠李戴了，总有张三与李四这几个人。所以说传说的历史只是无确切记年的历史罢了。(https://www.xing528.com)

考古学是以实物为对象研究历史的，历史学主要是以文献为对象研究历史的，民族民俗学则是以民族发展与民俗文化为对象研究历史的。它们的核心都是历史。既然如此，就应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看待人文地理三段模式。这一地区在旧石器中期有了石器遗存，晚期却未发现，由现已发现的材料证明，女娲、伏羲、神农、黄帝最早的存世时间不会超过新石器早期文化时代。这里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文化是距今7200年左右的大地湾文化。大地湾遗址处于甘肃省天水地区秦安县大地湾，故而得名。大地湾文化又名老官台文化，是因又发现于陕西省华县老官台村而得名。同属于这一文化的还有宝鸡县的北首岭遗址。这三个地方，大地湾在渭河流域上游，北首岭居中，老官台位于渭河下游，一字儿摆在渭河上，正处于三段论的西中二段上。

渭河川的地理形势正好是黄土高原的南部沟壑与秦岭、陇南山脉的结合部，这两座大山脉的坚硬岩体正好把渭河堵在分水岭北边。这一狭长河谷地带水流在低，人居在高，二三级阶地既便于居住，又便于农耕，还可以在地穴里较为安全地防止野兽侵害，较少东南地区人们经常遭受的洪水猛兽危害之苦。这样有利的地形，使文化发展有了相对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其后便有仰韶文化与齐家文化之续。中国传说中说人文初祖伏羲有发明农业之举，中国农业的始祖神农氏就在此尝百草、启农耕。一旦先进的经济在此出现，这里特殊的气候特征和地理特征就使其成为源源不断产生社会经济变革动力的策源地。这里气候干燥、寒冷、少雨，天然食物非常有限，就迫使人们不得不寻找新食物来源。一旦他们从采集中发现了植物能人工种植的秘密，就会合力去做，去实验，而且这比依靠天然实物来得有保障。他们不停试验，不停去做，终于使人们由单纯攫取天然食物阶段慢慢向人造食物阶段过渡，以至于完全进入以种植养殖为主的农业经济时代。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发展，两种经济力量把人们的生产生活水平推到一个个新阶段。在食物丰足与不断进取过程中，又诱使人开动脑筋，开发智力，智力的开发又促使农业经济的较快发展，经济与智力的交互影响使人类历史上智力发展最快的时期到来了。

这里的地理条件是山区，一般河川较狭窄，农田都在有限的河川二三级阶地上。发展了的农业和膨胀的人口，需要寻找更适宜发展的生活地，也就是为这一地区的经济能力负载量外的多出人口找出路，于是便有了自然地四向迁徙。早期的炎蜀与湖北出现的神农氏的后裔，就是这种现象的表现。不过其主要是向东部的渭河中下游迁徙。东向出了陇山就是逐渐展开的关中大平原。这里是宽阔平坦的河川地以及渭北高原(其实不高，是黄土高原的南部缓慢倾斜下来的高台地。)这一广大地区，成为从西部而来的先进农耕技术推广的试验田，力量积聚地。这里气候湿润温和，又有渭水滋养，非常适合农作物生长。他们就在这里继续发酵、酝酿、膨胀。积蓄了足够力量的部族部落，随着势力增强与人口继续膨胀，需要更大的生活空间来满足其需要，他们又东出潼关，来到华北大平原，华北平原海阔天宽，地势平坦，比关中平原更为理想，给予携带先进生产技术的部族部落以充分展示发展的天地。《史记·赵世家》中“神农氏教而不诛，黄帝诛而不怒”的记载，正好形象地反映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农业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治理情况。神农氏到中原，中原地区农业落后，因而各部落的土地占有欲不明显。神农氏便教本地土著人种庄稼，把他们带进了农业经济时代。由此神农氏理所当然地成为最初联盟国家的首领——天子，因而他是教而不诛——无诛杀必要。是神农氏教会他们使用土地，他们才有了强烈的土地观念。国家机器的本质就是为了占取更大的事物支配权的产物。土地意味着财富、生存之本。土地的使用价值诱发了地域圈定、国家观念的产生。到了黄帝及其以后，农业已使部族、部落、诸侯与土地捆绑在一起，为了攫取更多财富，诸侯从此为土地需用展开了保护与掠夺，黄帝取代神农氏炎帝，就不得不采取军事手段。在上古时期的中原，从天宝地区产生的农业生产技术，经关中地区试验、推广、完善，到中原时已达到发展最高点、最高水平上。这块广大地区，就成为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与落后生产力和落后文化激烈较量的战场。较量的结果，由西方而来的先进文化战胜了东方的落后文化，成为国家的政治主宰。在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中，原先单个的互不相干，互不联系的氏族、部族、部落在竞争兼并中联合壮大，于是真正意义上的华夏族产生了。华，同花。花，美好。夏，大也。这里地理、气候、环境最好最美，地方最大，文化最先进，生活在这里的部族、部落有一种优越感、自豪感，故他们就自称为华夏族，即美好又大的民族。而周边地区的其他氏族、部族、部落文化落后，占据的地理条件差，经济发展落后，这些华夏族人便把他们贬为夷、蛮、戎、狄、犬，即如同兽类。在中原华夏族的核心形成后，以高贵、先进、在上的姿态统摄依附于他们的部族、部落，就形成部落联盟，即古代国家。历经无数次战争与文化兼并，这个小联盟越滚越大，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所以中国上古国家产生于中原，发展成熟于中原，中原就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和代表。而始发期的天宝地区和发展成熟期的关中地区，由于始终处于孕育、发展阶段，相对于爆发期的中原而言处于不完全成熟阶段，其他因素也不具备，只起孕育、推广作用，所以形不成政治中心和国家形态(周以后改变)。当天宝、关中而来的先进生产力和文化，在与原有文化相融合后，上升至于比天宝、关中为高的层次，故而它比孕育地和发展地的天宝、关中地区先进。

然而，事物发展规律证明，凡事发展到最高阶段，遂后就是衰落和死亡阶段。中原在经历每次变革后，随之进入稳定期。这种稳定虽有一定发展，但其本质上就意味着走向死亡。占统治地位的部族部落，统一、占取天下的目的已达到，生活条件优越，后世子孙一般已无先祖创业时的锐意进取精神，安于守成享乐。安逸的文化心态阻碍了他们前进的脚步。他们在花天酒地中慢慢自杀，使这个文化实体逐渐僵死，等待新的生产力和更为先进的文化来取代。而西部的气候地理条件未变，人口却在增加，留在西部的人们不得不继续探索，摸索出索取食物的更新更有效的手段和技术，因而这里就不断地创造和进取。在这种条件下，就不断地涌现划时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部落。他们不断重复演绎着自天水、宝鸡—关中—中原这一上古时代中国社会发生、发展的过程，最终成功于中原，僵死于中原，寿终在安逸的环境里，等待下一个到来者来埋葬。这就是中国上古时期西部渭河流域屡屡产生改朝换代动力的原因，也是人文地理三段模式不断演绎的原因，更是华夏文明形成的过程、原理及模式。

四、东南地区为什么没有产生改朝换代的动力

我国历史发展到新石器时期，迄今发现的文化遗址近7000处(已命名的考古学文化有数十种)，说明新石器文化已在全国各地普遍发展。在黄河流域，其上游地区(洮河流域)有马家窑文化系统，渭河流域(包括豫西、晋东南)的老官台文化(大地湾)和仰韶文化系统，以现今河南为中心地区的裴李岗和大河村文化系统，黄河下游有大汶口文化系统，在长江流域，有宁绍平原地区的河姆渡文化系统，太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系统，江汉平原地区的屈家岭文化系统，鄂西和长江三峡地区的大溪文化系统;在南岭和武夷山以南地区，有珠江流域的石峡文化系统，闽江流域的昙石山文化系统;在阴山山脉以北，有以细石器为特征的各新石器文化系统，在辽河流域则有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和富河文化。而与大地湾文化(距今7200年)基本处在相同时段上的冀中、冀南、豫北的磁山文化(距今7355±100年)，豫中及其周围地区的裴李岗文化(公元前5495±200年)，黄河下游地区的北辛文化(距今6700年)、大汶口文化(距今6300—4200年)，长江中游地区的江汉平原的大溪文化(公元前4400—2700年)，鄱阳湖和赣江流域的仙人洞下层文化(大概为距今6625±235年)，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早期第四层距今6960±100年)，马家浜文化(桐乡罗家岗遗址，距今6260±130年)，良渚文化(早期距今5000—4500年)，东北地区红山文化早期，及华南地区的滨海地区和内陆区，这么广大范围的各文化，为什么未能成为中国社会变革力量的策源地?退一步，短时期不能，为什么长达数千年也不能?

(一)经济原因。农业经济是对人类产生后的采集狩猎经济的革命，称之为农业革命。农业经济自从产生，经历了人类社会的原始社会晚期、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三种社会形态，它代表了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方向。而相同时期的马家窑、阴山地区及东北广大地区从采集狩猎经济转向游牧经济，西南地区的洞穴文化无发展农业的地理条件，尚安处于早先采摘狩猎为主的东南沿海的贝丘文化，则向渔业为主的经济发展。这些周边地区文化的经济发展，决定了它们始终形不成足以影响和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

(二)优越的自然条件抑制了人的创造精神。黄河自潼关以下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包括江汉平原)自然条件优越，虽处于农业经济时期，但其优越的条件使农业生产在一定水平上就能产生比渭河上游地区产量多的食物，能满足当时生活水平的基本需要。这种优越的生产生活环境压抑了人的创新意识，因而缺乏创新活力和动力。陶渊明的桃花源正是这样一个例证。夏、商二代就是有力的反证。

毛泽东说:“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夏政权的取得是禹与启父子在长达十年的治水过程中建立了自己的势力，用禅让制取得天下，以实力推翻了益的统治。他们的家天下，不得人心，不久就被西方的后羿、寒浞所推翻。后羿、寒浞之败，是由于他们为反对夏后氏的家天下而仓促发动的进攻，缺乏改朝换代的经济基础，不像神农氏和黄帝有经济基础为强大后盾，经过充分的准备，一举而平天下。商族得天下是沾了周族之败的光，捡了西方势力暂时削弱的便宜。周族不窋虽在夏末帝孔甲时发动了军事进攻，其失败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夏虽腐朽但实力尚有，还没到完全崩溃的境地，周族未掌握好时机;二是准备不足，军事、经济实力比夏朝薄弱;三是诸侯支持有限。以上三点使不窋几乎灭族。在当时生产条件下，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的，西部当时最强的周族经过夏朝的严酷摧残，力量几乎消耗殆尽，短时期尚难恢复。在夏后氏到了不堪一击时，西部已无与商族竞争的实力了，故尔商族钻了周族失误的空子，他们取天下是周族的失误给予的。

战国时期的六雄，被西秦所灭，也是由于六国虽然强大(如齐、楚)，但本质是他们从经济和政治制度上缺乏创新，他们的制度还是维护奴隶主贵族的既得利益和经济基础，他们至死都不明白他们的死因是秦国的奖励耕战。秦国的这种制度创新，打破贵族对政权的把持，使下层有才能的人凭能力进入统治最高层，而农耕又给秦国积蓄了足够的经济力量。屈指算算，秦国延揽了多少经天纬地的人才:商鞅、由余、五羊大夫、张仪、吕不韦、李斯，这些优秀人才把秦国一步步推向强大，最终把六国送进坟墓。小时受了强秦侵暴六国论的影响，为齐楚未能统治中国而时常惋惜，也痛恨暴秦。现在来看，他们那一国都无统一中国的能力。天不灭他们才是不可理喻的事。

(三)地理因素。天宝—关中—中原模式，从科学角度讲是天水宝鸡创造了科研新成果，再到关中大力推广，到中原去普及爆发，积蓄了足够力量后，再逐鹿中原，一举定天下。关中的地理条件是，若以此为中心，后方的西北有很大的战略回旋余地。潼关与秦岭锁定了东南广大地区，使之不能攻击其前方和右翼。后方和左翼落后的游牧戎狄因其偏僻落后，常处分散状态，不聚合则无攻击关中华夏之力，一般情况下是不足畏的。这样就形成只能是我攻击你，你无法攻击我，军事上处于进退有据的极为有利的战略位置。即使不出潼关，也可在关中携带西北成为一方割据政权，别人则奈何不得。而全国其他各地无此有利的地理环境和优越的军事战略地位。

五、中国人文地理三段模式的时代特征

在周代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的中心在黄河流域，黄河流域的重点又在中原。因此，“逐鹿中原”就成为历史上取天下的代名词。事实也确实如此，因为华北大平原优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一点。但是，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真正推动中国上古时期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则在渭河中上游，中原只是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最后较量的战场。当先进文化战胜了落后文化后，它就在此充分展示、发展，所以它能代表上古时代中国各个不同时期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中国的渭河流域有如古埃及的尼罗河谷，它不断地孕育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它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经历了数千年，表现出了鲜明的农业经济时代特征。

中国人文地理三段模式的时代特征，从经济上说，就是反映了农业经济的初期和发展期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的特征。中华之所以以其独特的文化形态发展并完整地保存下来，是由于中国上古时期相对处于一个基本封闭的地理环境中，不像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和巴比伦的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它未曾受外族入侵的破坏和干扰，因此它能始终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运行。尽管中华大地在数千年中也发生过黄帝代炎，夏、商更替等大的社会变革，但渭河流域基本上都保持了很长时间的稳定性。换句话说，当渭河中上游产生和发展壮大了的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较量时，战场总是在外部的中原，这里未遭受战争的破坏，滋生地和试验田始终保持完整性，因而它就能一以贯之，源源不断地创造和发展。由于农业经济的初期和发展期的生产水平不高，又无新的更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取代它，所以它就会以相同的模式不停地缓慢地重复演绎(当然也有发展)。当着农业经济进入高峰期，在封建制度下产生新的经济形式资本主义因子后，这种模式就不能继续下去了。唐代已是它的回光返照，宋代就彻底寿终正寝了。因为农业经济推动封建社会发展到高峰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得到全面推广应用，处于干旱、寒冷、缺雨的落后的天水、宝鸡地区，再也翻不出比中原及全国更为先进的生产力来，它历史使命的终结就成为必然。宋代大都市卞梁，商业繁荣，小市民阶层形成。而商业的繁荣又是以手工业快速发展为前提的，实际上宋代已有了资本主义因子。这种资本主义因子的出现，就预示着农业经济时代的人文地理三段模式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让位于更为先进的文化孳生区。这样就连十二朝古都长安也要偃旗息鼓了。倘若不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元朝干扰和阻碍，中国的资本主义说不定在元代这个时段上就出现和发展了。

蒙古族的入侵统治中国和海上倭寇的沿边骚扰，历史地把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放在了北京。中国风水理论说北京风水好，纯粹是牵强附会。扩大了的疆土，北、东北、南方和海上活动的活跃，需要一个更为适宜的进退自如的战略指挥中心，就此而言，全国再无好于北京的地方。北京坐镇华北平原之北，东北出关控东北，北控内蒙古高原，南指华中、华南，西北携西北五省区，东挟大海，战略上稳定性强、机动回旋余地至大。关中的西安就缺乏这诸多条件。而相对于南京、杭州、成都，大江之隔，江河纵横之地，偏僻远险之隅，限制了其战略机动和回旋能力，因此也缺乏稳定性。一旦遭受来自北方的军事打击，尚不能自保，哪有回手之力!所以它们只能是半壁江山之都。新中国把首都设在北京是具有战略眼光的明智之举。

【注释】

[1]《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1期。

[2]《国语·鲁语·展禽论祀爰居》。

[3]张之恒:《中国考古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4]《庆阳地区志·地理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