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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鄂东宗族与地方社会:国家与地方的整合

时间:2023-07-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二)宗族整合面相之一:国家与地方前文已指出,以宗谱为主要资料,来追述宗族发展的历程存在着相当的危险性,由于谱牒私家修纂的特性,我们很难弄清楚哪些内容反映了事实,哪些内容则是无事实的“传说”,更因为许多宗族将谱系的记载与历史上同姓的名人,甚至与上古时代的传说人物相连,从而使得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化。下面仍以宗谱为主要线索,通过郭氏完成这一过程的个案,来考察在本地区宗族整合过程中所呈现的各种面相。

明清鄂东宗族与地方社会:国家与地方的整合

(二)宗族整合面相之一:国家与地方

前文已指出,以宗谱为主要资料,来追述宗族发展的历程存在着相当的危险性,由于谱牒私家修纂的特性,我们很难弄清楚哪些内容反映了事实,哪些内容则是无事实的“传说”,更因为许多宗族将谱系的记载与历史上同姓的名人,甚至与上古时代的传说人物相连,从而使得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化。刘志伟通过对位于珠江三角洲的沙湾何族的考察,分析了何族是如何重构定居之前的祖先谱系以及重构目的之所在[7]。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他精辟指出:“在地域社会中各种势力争夺沙田开发权和地方控制权的明争暗斗日趋激烈时,尽可能‘培养’出祖先与士大夫传统的联系,无疑可以占据更有利的位置。”[8]

然而,学者们普遍认为宗谱有关始迁祖定居之后的内容,可信度更高一些。与刘志伟所论之情况相比,黄冈郭氏则未曾将本族与历史上的郭姓名人有意相连,其宗谱的系谱记载自始迁祖而始,并且这种做法得到了历次为其作序之人的赞赏,如道光七年(1827年)同邑姻亲余宗道即称:“春亭兄弟(即存恺、存怡)独能脱去恒蹊,据理为断,仿古尸祝别子之义,即以云甫公为始祖,自公而上,则不复求详焉。”[9]但是,修谱之人毕竟离始迁祖定居相隔了百年的时间,因此对于定居之后的这段记载,我们仍然要从宗谱的文本出发,结合文本内容与其背后所隐藏的修纂者之意识两个方面来加以详察。

宋怡明指出,亲属关系的建构及运用,表现于国家的赋役制度及官方的宗族政策、当时的商品经济发展,以及地方社会的族群关系及权力斗争这三大范畴的互动之中。[10]的确,由涣散走向整合需要跨越一条鸿沟,并非每一地区的每一个姓氏群体都能完成这一过程,如华北地区的宗族意识就不甚强烈。笔者以为,除宋怡明所指出的三大范畴的互动之外,另一个重要方面则出现于族内各种力量的调整之中。下面仍以宗谱为主要线索,通过郭氏完成这一过程的个案,来考察在本地区宗族整合过程中所呈现的各种面相。

前文中,笔者指出明初朱元璋建立了严密的户籍制度,这对于鄂东宗族的形成影响至深,黄冈郭氏于明初由二世祖的两兄弟以单个家庭分立为郭成与郭玉两户,从此两人的子孙便在这两个户名下繁衍生息,并进而衍化为郭氏成分与玉分两支。至万历年间郭成户又分立成一与成二两户,亦当与成分人口增长、户下人丁负担过重有关。由此可见,户籍与赋役制度对其宗族组织化的重要影响。

地方经济的发展及地域内族群间的关系为宗族组织的成立及发展提供了外部社会环境。罗威廉描述了以贩卖棉花棉布为主的黄帮商人的兴起,代表着麻城县的繁荣时代。[11]此种地方经济的发展对宗族的影响,可从许多户族的户长由商人充任中得到体现,如黄冈谢氏同盛公“家素贫,乃弃儒术贾于霍山,业稍裕,即旋梓里”,被族人举为户首。[12]黄冈陈氏百坤公同样“业立槽坊,所造之醇醪不但可供嘉宾之需,而四方幽人,莫不相率而就其酒旗”,被族中父老举为合族户长。[13]宗族作为血缘群体,以后发展成为一种社会组织,它从血缘群体走向社会组织的动力,主要是为了加强内部的认同感,以应付外在的压力。地方经济的发展诚然为宗族组织的形成与壮大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然而人地关系的紧张,生存环境的恶化似乎更利于宗族的产生,与外族的争斗则更需要通过血缘的认同来加强内在的凝聚力,这一点对于郭氏亦不例外。明初黄冈经历了改朝换代的战乱,人烟稀少,相对而言生存压力似乎并不太大,至万历年间,知县茅瑞征仍称:“团风、阳逻堡,西北百里而遥,田多闲旷,有十亩价仅数金者。”[14]这或许是郭知易于万历年间收族努力未获成功的原因之一。随着本地人口的增长,生存压力的增大,人们开始与水争地、与人争地,由此,对于宗族组织的需求也逐渐迫切起来。如同样生活于三店地区的刘氏就以宗族的形式组织修筑河堤,并在本族之内形成了一套管理章程,如该氏宗谱所载的《大房圩堤首领规则》曰:

祖籍湖地,以修筑河堤为保护之根,每逢修筑时,人众首轻,为诚踊跃之致,实因首目父子相传,贤愚不一,系致推疏。今因载谱垂流,殆后选举,子弟不能代任,有力不为,疏筑论;无力不退者,以废筑处:

一、子弟不能代任;

一、议选举人皆有资格者,必然注意防范;

一、议在任人如后逝,开会公举,不得碍情私立;

一、议担任首领远去,公请临时代理,不得私情转授。[15]

郭氏所立的第一份公产便是来自于维显所捐的大段洲地,而这“祖遗扬叉河夹洲大段,僻在徐姓近地”,正是得自于“康熙、乾隆年间,我祖成三公及叔父宗珩、宗岱叠讼各宪”[16]。或许维显就是因此而认识到族众团结的重要性,才致力于宗族制度化建设的。无独有偶,郭宗源在极力劝说族人修谱时称:

尝概冈邑还、永二乡,素呼山僻,乃其间诸巨族旧有谱乘家,大约越三代一修辑,其中具载规条,屡修益加严密,此固在所当取法令,老人时兴愧慕者。近有一二微末族,人丁实繁,向未有谱,见彼巨族世次尊卑亲疏,规矩井然,自愧族众混淆,不齿于乡里长者,其族中一二高明有志之士,愤发修谱,鼓励族众勉出银费,辑成谱牒,刊以大版,印以卷素,家各藏守一部,一时咸称有礼,而彼族顿为增光……夫理学祖,主敬存诚,不愧屋漏,礼门义路,宾祭见承,而忍令子孙数传之后,世次尊卑,顿尔混淆,人道乖违,孰大于是耶?[17]

正是由于修谱对于宗族声望的提高作用,宗源才进行着不懈的努力,而宗族声望的提高,无疑会使本族在地方上更有发言权,这对于本族获取更多的生存资源当然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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