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宗族整合面相之三:宗族边界的界定
接下来再来看看郭氏宗族具体的整合过程。宗族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历程，不仅由涣散走向整合如此，即使整合之后的宗族同样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宗族通过一次次的修谱与续谱，不断地界定着宗族的范围，明确着族内与族外、“我们”与“他们”的区别。其中，郭氏的个案就呈现出不断地摒弃与统合两个同时进行的过程:其不断摒弃的过程，皆以本地宗族的利益为首要考虑对象;而统合的过程，则呈现出以核心集团为主导，不断整合着各种不同的支系，乃至一些边缘群体也被吸纳。
通常情况下，宗族第一次修谱时所面临的情况要复杂得多，这不仅是由于在宗族整合之前因缺少记载而造成的亲属世系关系非常混乱，更重要的是，这些尊卑世系关系体现了人们在族中的地位，因而在创谱之时，人们通常会不断地讨价还价，甚至因此而产生纠纷，如道光年间曾任黄州知府的祁宿藻在为黄冈《谢氏宗谱》所作的序中即声称:“宿藻忝守是邦，有风教之责，每遇兄弟、宗族之兴讼者，不惮勤劳劝导，冀其悔悟而浚已，比来如麻城张氏、蕲水胡氏，皆以修谱讦讼，大失敦本笃亲、敬宗睦族之意。”[29]在第二章中，笔者讨论了在户籍、赋役制度的影响下，明初许多所立之户逐渐演变为户族，这里将不再讨论一户之内的整合，而将视线主要集中于宗族之内各“户”之间的整合。
据载:一世祖郭云甫“原籍江西饶州府余干县枣树林大塘郭，始迁云梦县，明洪武初年，祖与昆弟虚甫、明甫二祖又复奉调入黄”[30];又三世祖彦忠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以人材选赴顺天府锦衣卫校尉，后以功升斧钺司”[31];彦良“以闲吏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擢授辽东左卫百户”[32]，显然，郭氏迁居初期当与军户有关。于志嘉指出:“明王朝成立以后，统一的事业仍不断地进行，每下一地都会招集降兵为军。已收集的各地若有旧势力之部队残余下来，亦会委任原管官回原籍收集，用以充军。”[33]这里我们已无法断定郭云甫及其弟是否属于这类军户移民，以及二世所立之户是否属于军户，但彦忠与彦良两人及其后裔从属于明代军户系统当无疑问。其中彦忠之孙球仍返回本地居住，万历年间，郭知易纂修墨谱时，将彦忠与彦良两支的世系加以记载。至宗松续修墨谱时，却完全不提此两支的情况，甚至连居于本地的郭球之支系也只字不提，致使道光八年(1828年)创修宗谱之时，存恺发出感慨:“球公世系颇见蕃盛。墨祖(郭知易)老谱仅编至十一代，想必于十一代后尚未及见，独不解(宗)松公续谱，与十一代仅隔一世，何以未及详明，岂此支渐次凌夷，尽归乌有欤?抑其后仍归顺天，远莫至之欤?顾又有疑者。”最后，还是存恺自己道出了原因:“或以其支既属军分，因不与之联世系欤?”[34]
有关明清军户的研究均显示，军役的负担极其沉重，往往成为人们极力规避的对象，于志嘉在探讨卫所军户与原籍军户之间的关系时就曾指出:“不论从原籍分出去的是大宗或小宗，本着认祖归宗的宗族伦理，只要有能力追溯出共同的祖先，统宗合谱是最理想的状况。然而，沉重的军役负担常常成为谱系断绝的直接因素，许多军户因为畏惧军役牵连，甚至不敢修谱。”[35]不管黄冈郭氏是否属于军户，割裂与属其血亲范围内的军户之间的联系，与于志嘉所论情出同由，因此这部分族人就很自然地被剔除于宗族的范围之外。
萧凤霞在对位于珠江三角洲的中山小榄镇的研究中，提出了“宗族观念下移”的概念，即“沙田地区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多渠道的财富来源，使这个地区有可能较快地分化出许多宗支房派……亦即是宗族的‘分化’的过程。然而，当这种分化到一定程度时，为了向对手显示实力，又有必要经常地巩固和加强在同一始祖荫庇下的宗族联盟。这是一种既符合士大夫文化传统，又不违背政治规范并被积极采用的组织手段”[36]。黄冈郭氏与之有类似的地方:明初即分为郭成与郭玉两支，至万历年间又形成了成一、成二与玉分三大支系，乾隆年间三支才在郭维显的倡议下共建同一始祖的祠堂。所不同的是，成分在万历年间的分户除与地方经济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关系之外，两次“分化”更主要的是由于国家户籍、赋役制度的影响所致，更大的区别在于，将郭氏的“分化”称为“血缘群体的分化”似乎更恰当一些，毕竟此时的郭氏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族。然而，在同一户名下繁衍的血缘群体由于共同承担赋役，因而更具凝聚力一些，如前揭与郭氏相邻的丁氏，其谱中就记有因为户名不同而认为两个丁姓并不同宗:
今之统言丁氏为老户者，抑何不察户名之各异，门差之不同乎?其所谓老户者，乃万家衖东北，元季丁普郎公之后，丁杰是也。迄今虽人丁凋谢，尝由元及明，累世书香，人盛财丰，称为望族。若余族始由某处，入籍郭家新寨，续迁左家桥，后迁于兹。余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往城应试，带完国租，尝见户房册书，一户丁炎，花户某某，一户丁杰，花户某某。观户名之各异，同姓不同宗可知矣。又丁杰则门差独任，丁炎与胡、朱、喻、万，五姓共当差。观门差之不同，其不同宗又可知矣。至于祖坟各有其处，不独无公共之坟，并无合棺并墓之坟，其所以称为同姓者，但因居处甚近，往来之际，大小长幼，彼此相称故也。若竟以为同宗，统而言之老户，何其谬哉。[37]
丁氏因属老户，是否为同一始祖所繁衍，族人已不确知，所以族内的读书人才有此疑问。郭氏则有可以共同追认的始迁祖，即使这并非事实，但仍为族人所深信，因此在宗族成立之时，仍可联合各户。然而，处于血缘群体时期的各户仍然因为承担赋役而各自独立发展，并且这种趋势将可能产生一户一族的模式，如郭知易所修之谱只包括了成分。即使是同由成分分户而来的成一、成二两支，同样存在这种趋势，就在郭宗源致力于宗谱修纂的同时，成一分中亦有人开始编修本支谱牒，宗源在乾隆十七年(1752年)记曰:“又尝微窥成一分中，有各纂其谱，不相扶同之意，然果能纂修彼分，不至废坠，亦老人所甚愿望，何分彼此。”[38]
同样，成、玉两分在十一代以前各自独立发展，谱曰:“(玉分)十一代以前与我成分来往隔绝，各自为派，故墨祖创谱未录其支，(维)昌公续谱亦未采入，因于序首啧有烦言，后之人倡而和之，遂以为口实，而郭成、郭玉日益阔疏。迄我曾祖峻公督修祠宇，考其世系，始与合祠，以昭睦族。今又纂修谱牒，议者多以前代未经合谱为言，但既合祠，安得不与合谱?道光甲申岁，约其填注各支，录部缴阅，分看合看，井井可观，余等按部就班，总成卷帙，前此固未及考，而今则条理分明矣。”[39]从这段记载来看，维昌的合谱努力反而使得成、玉两支的分歧越来越大了。维昌在谱中并未有传记，可见其声望并不显著，大概正是这种权威性的不够，使得真正能够完成宗族整合的重任落在了族内当时的风云人物维显的手中了。(www.xing528.com)
统合了属于郭云甫后裔的成一、成二及玉分等郭氏宗族，或许我们可以作一个推测，若是宗族自身发展的历程没有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各种政策所打断，可能会进一步联合与郭云甫同迁本地的虚甫、明甫二人的后人，至少是其弟明甫之后、居于离此地不远的石屋山区的希秀一支。事实上，修谱者已经有了这方面的意识，在创修宗谱之时，就将希秀后裔的户族——郭秀于乾隆十年(1745年)的修谱及乾隆九年修祠的序言收入其中。[40]通常，宗族组织壮大的一般途径，就是不断地联合血缘范围内的族人，到后来，甚至以同姓为标准而进行联宗。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宗族都能够走到这一步，这仍取决于如何解决各种族内与族际的矛盾。在郭云甫后裔中，成分很明显地由于人众势大而处于主导地位，而郭秀则与玉分不同，他们更早地完成了收族活动，与成分的力量对比并不处于劣势，这种情况下的联合所涉及的问题就更加复杂了。另外，宗族组织仍有其发展的极限，仅从族内来看，由于组织的不断壮大，随之而来的各种权力斗争就有可能制约组织的进一步扩展。
与萧凤霞所论之情有所区别的是，郭氏在以同一始祖整合的宗族成立之后，族内的各个分支才大规模地开始了对各支私祖的祭祀，并以此加强本支的建设，这大概是因为联合宗族的努力使族人增加了敬祖的观念，而且看到了宗族作为团体的竞争优势。同时，也应该有出于宗族内部的权力斗争的需要，当郭氏宗族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以更近的血缘关系联合起来，对他们在族中的地位将更加有利。但我们仍然不能忽视精英人物在这些组织建设中的意图，他们看到了通过这些组织建设，可以提高他们在族内的声望，从而在族内掌握一定的发言权，如中腰塆支祠的建设以彬祥、彬宜、坤元、世仪、公望等五人为首领，他们就声称:“建此祠等，仆等五人之微劳也，所有祠中事务，议定归五人后嗣经管，他房不得与闻。”[41]当然，这种分支的建设仍是在同一宗族认同下的活动，这或许就是宗族不断统合壮大之后的一个结果。
统合了成一、成二与玉分三支的郭氏宗族成为了当地首屈一指的巨族[42]，族内的公产也获得了不断的增加，其中一个增加途径就是收取钱财或田产等，以允许去世族人的牌位进入祠堂而受到全族的供奉。这正是由于此时的宗族已经成为不仅是祭祀祖先的血缘群体，而且更是统治族人、有时亦是救助部分贫困族人的社会组织的表现。血缘关系当然是宗族认同的基础，然而某些其他弱小的群体亦可通过对血缘的附会，而被宗族组织所吸纳，从而受到强势群体的支配。如距郭氏聚居之地十数里之遥的郭家塆，就被吸纳入宗族组织中，宗谱记曰:
郭家塆者，相传以为玉族一分。昔余曾祖督修祠宇，议刊列祖木主，佥曰“宜粟不忘本”，而斯塆实供奉之。比来修辑宗谱，相约各亲各支，刻期缴簿，即山川修阻，亦渐次伻来。矧伊介在密迩，催单屡次，曾不一通世系。丙戌(1826年)复命弟祺及族元公同往采访，乃知伊塆明季遭兵火之变，老谱失传，十二代以前颇多刺谬，迁于何年，来于何自，派于何出，渺不及知。成分耶?玉分耶?何今是而昔非耶?第渠簿首有讳见吾公者，其曾孙辈皆承字派，而玉分文朝祖后世寓公亦讳见吾，其后尤多承字辈派，是伊已属玉分亲支，亦可无疑。特以世系中断，莫可寻源竟委耳。但修祠既与连合矣，今虽不敢妄为串凿，从而乱之，亦何敢掩其先德，忍而弃之。爰就所开，刊诸谱后，仍讹踵谬，不赞一词，以见郭公夏五之意。其传疑者，正所以征信斯谱者也，后有智者能联而贯之，是所厚望。[43]
文中对郭家塆的血缘做了近乎推测性的判断，修谱者还希望后人能够将这一判断更加自圆其说，正显示出血缘关系在宗族中已成为了一种组织整合的手段，真实的血缘关系可以，通过附会攀援的血缘关系同样也是有效的。
在郭氏宗族的摒弃与统合过程中，有一个极富对比色彩的例子，就是本地宗族对迁居四川的两支族人所持的截然相反的态度。每一个宗族都有人离开聚居地外迁他处谋生，对这部分族人，只要是有条件，本地宗族都会努力地将之纳入谱中，以示对同一血缘关系的重视。然而出于利益的考虑，本地宗族似乎更加欢迎那些在外获得成功的族人，对于那些与本地宗族存在利益纠葛的族人，就有可能将之摒除于宗族之外了。郭氏即有大量的族人迁居四川，迁居四川云阳县云安厂的族人通过加工、贩卖井盐而获利颇丰，当太平天国义军切断了两湖地区的淮盐供应时，他们更是以此为契机而成为了巨富。同治年间，本地宗族欲再次续谱，然而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及捻军起义等战乱的破坏，面临资金困难，于是存恺之孙启宇前往四川寻求赞助，数月之后云安厂族人携巨款前来，助成续谱。[44]此举得到了本地宗族的盛赞，并使得迁居云安厂的族人与本地宗族的联系更加紧密，以后本地的历次续谱，均将其作为重要内容而予以记载。相反，本地宗族对于迁居四川江北县静观厂的族人则是另外一种态度了。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静观厂郭氏从云安厂处得知黄冈老祠续谱之事，于是致函黄冈郭氏，称其祖郭之文系康熙年间由黄冈县庶安乡郭家庙岩门社郭家寨迁来，“故将所买田业，交托郭载朝经营，每年收租，以作楚地宗祠祭祀之用，转托徐、朱二亲同为照理”，因此请老祠代查“黄冈族谱有无郭载朝其人否，郭载朝现时有无后嗣可考否，郭载朝经营郭之文所托产业现时仍作楚地祭祀否”等问题，并且因为怕老祠引起误会而再三申明:“以上所云请求调查郭载朝管理郭之文所托产业及载朝有无后嗣可考等语，纯系藉此事实，以好清查真实根据，并无心怀觊觎，别有妄想也。”[45]黄冈本地宗族覆函承认其“更信出自吾籍，疑义全无”，然而对于郭之文留有产业则不予承认，并对静观厂的再次来函置之不理，由此断绝了与之的联系。
这两个事例虽然都是针对外地族人，但由此反映出的有关宗族统合与摒弃过程中所采取的立场则是相通的，宗族的组织化过程，正是从血缘群体蜕变为利益集团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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