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史研究：揭示Kimak族群与多元文化的关系

国外书籍译介三则

一、研究Kimak史的一部新著

Kimak是9世纪中叶至11世纪中叶，以斜米列契（七河）为中心的一个活跃的突厥系游牧部族，与钦察部族有亲缘关系。对于南俄的钦察族，因其关联到古代俄罗斯史，已经有了很多的研究，然而专以Kimak为对象的研究则很少。库麦柯夫（苏联）所著《依据阿拉伯史料的九至十一世纪Kimak国家》（Б.Кумеков，ГосударствоКимаковIⅩ-ⅩIвв.поАрабским Источникам，阿拉木图，1972年）大概是从正面研究Kimak的第一部著作。

本书序文为研究史。第一章介绍史料，从其讲到的30余种史料可以了解有关突厥尤其是Kimak的信息之系统关系，而且，每种史料皆说明其历来的研究及译注，具有便于检索的作用。诸史料中最重要者为：Tamīm ibn Bahr，Hudūd al-Alam（佚名《世界境域志》），以及Gardīzī，Ish5q ibn al-Husayn，al-Marwazī，al-Idrīzī的著作。尤其是Idrīzī的Nuzhat al-Musht5q fi Ikhtir5q al-Af5q（按：又名Kit5b Ruj5r《洛札儿书》，作于1154年前后），包含有关Kimak最丰富的资料，应予重视。该书现存抄本有十种，作者用的是列宁格勒萨尔推柯夫—施切德林国立图书馆所藏抄本，克拉茨柯夫斯基（И.Крaчкoвcкий）认为此本系从Idrīzī手稿本转录，就史料系统而言，Idrīzī的资讯主要依据现已散佚的J5n5kh ibn kh5q5n al-Kimakī之书。

第二章为“Kimak民族史上诸问题”，分两节。第一节，Kimak之族名。从喀什噶里（Mahmūd al-K5shgharī，《突厥语词典》作者）开始，所有史料都说Kimak人无论是民族上或是语言上都属于突厥系统。尽管如此，还有人认为他们不是突厥，例如，格里哥里也夫（B.Григopьeв）与祖耶夫（Ю. Зyeв）将Kimak比定为库莫奚；古米廖夫（Л.Гyмилёв）认为Kimak的统治氏族出于Tatabi（奚），被统治者则是西突厥的处木昆部。还有，马迦特（J. Marquart）则据Gardīzī书所收有关Kimak来源的传说，提出了Kimak、钦察诸部族系属蒙古族的假设。

第二节，Kimak诸部族。Gardīzī书《Zayn al-Akhb5r》《故事的装饰》，（按此书作于1050年前后）中载有Kimak人的祖先传说，据说此部原由七个氏族组成，即imī，im5k，Tat5r，Bay5ndur，Khifch5q，Nilq5z（Laniq5z？），Ajl5d（？）。马迦特认为Tatar对Kimak的形成关系最大，因而将其看成是属于蒙古系统。然而，在上述七个氏族中，除后两个不明外，其他氏族，依照喀什噶里等书，全看成是突厥人。还有，Gardīzī书记载说：夏天，他们（Kimak人）饮马奶子时，彼此呼喊“kumish”，kumish无疑是突厥人的用语。再者，im5k想应是Kimak一名脱落了首音K，这种现象在突厥语、特别是钦察语中是常见的。至于Tat5r，在喀什噶里书中也说是突厥部族。据上述，Kimak人应属于突厥系统。

第三章为“Kimak之地的地理”，分四节。第一节，到Kimak的路程。通向Kimak路程的早期伊斯兰地理著作信息，分别为来自Tamīm ibn Bahr书以及由Gardīzī书获悉者。据前书，先从塔拉斯向北行，通过Moyun-Kum 和Betpak-dala高原，再向东北，横穿哈萨克斯坦中部，即到达额尔齐斯河的Kimak王所在地。而关于Gardīzī书的资料，米诺尔斯基（V. Minorsky）和马迦特有两种不同的见解。米氏的解释与现实的哈萨克斯坦地形不合；马迦特的解释，就是先从养吉干（Yangikent，锡尔河口附近）向东北行，转南下，渡过萨雷苏河（Salys），复折向北，越Moyun-Kum和Ulu-tau，溯Ishim河而行，经Akmolinsk（今Tselinograd），来至Povlodar市之处的额尔齐斯河。这样解释比较妥当。

第二节，Kimak之土地。9世纪中叶Kimak人的分布，西面从乌拉尔［河］东南部至咸海沿岸草原，南面从中央哈萨克斯坦（包有斜米列契东北部）至巴尔喀什湖，东面起阿尔泰山西部至库伦达（Kulundin）草原，北达森林草原地带。Kimak人并非普遍分布于这个地域，其最密集的地方是额尔齐斯河中游和斜米列契东北部。到10世纪中叶，Kimak与Ighuz联合，破Pechenegs，于是从乌拉尔西南部的恩巴河（Emba）流域达到里海北岸；10世纪后半叶，Kimak的一部，主要是钦察，前进至锡尔河右岸，遂与伊斯兰圈直接接触了。

第三节，Idrīzī书所见的Kimak之地及通往彼处之路程。Idrīzī书中含有10世纪后半叶Kimak领域的有关资讯，唯其所记地名多有不见于其他地理书者，任何研究者若能与现在地名比定，必有所成。如果考虑当时的Kimak所在地域来比定的话，大致可以有如下几个：Gagan湖即今Ala-k6l（阿拉库尔）湖沼群，Dardan山即今准噶尔—阿拉套，Girgir山即今塔尔巴哈台山脉，Shariya河即今Tentek河，Gamash河即今额尔齐斯河。Idrīzī所载的到Kimak之路有三条：1.从塔拉斯通过葛逻禄人的居住地通到Kimak；2.从Afushiket（今Namangan）东北行，逾山而至吹河河谷，然后向东，经Balasaghun，复东北越山，渡伊犁河，进至准噶尔—阿拉套山北麓，折回到阿拉库尔之南，达于其东岸，该处有Kimak人最初的都市，再沿额尔齐斯河而下，到达Kimak的首都；3.从Tokuz-ghuz的首府Tanbiya（高昌？），经Bakhvan，到Kimak。

第四节，11世纪中叶Kimak人的分布（与第五章第三节末重复）。

第四章为Kimak的经济。多数阿拉伯和波斯史料都将Kimak人描述为专门从事游牧的人民，但也有一部分史料说Kimak人中存在着农耕。对此特别详细谈到的是Idrīzī。据他说，在Kimak人的土地上有耕垦了的肥沃麦田，并盛产稻谷。至于牧畜，不用说是以马、羊为盛了，此外，牛也占有很大的比重。从额尔齐斯河流域Kimak的墓葬中出土大量牛骨，这大概可以说明Kimak人有一部分业已定居化了。在近年的考古调查中，于阿拉库尔地区发现了许多中世纪聚落遗址和城市遗址，可以证实这一点。Idrīzī说到，在Kimak的Gagan市有丝织品工场，而且在一部分人中还使用货币。城市大部分在贸易路上，这大概就促进了贸易和手工业的发达。

第五章为Kimak的都市与国家。分三节：第一节，Kimak的都市，引述Idrīzī书的记载说：“Kimak王拥有十六个都市。……Damuriya市是其中之一，这是一个热闹的人口众多的都市；从Damuriya到Saraus为东北行二日程，一路上都经行于突厥人和Kimak人的耕地与村落之间。Saraus是一个大都市，有牢固的城墙围绕，［城中］有勇敢的突厥骑兵。……Bandjar是很大的人口众多的都市，住着各个［氏族］的突厥、Kimak人，这里有人数很多的军队，有供应其居民的必要物资。……Astur是突厥人住的人口很多的都市，［该市］有广大的耕地和丰富的水源，其生产的谷物为小麦和米，也有铁矿，用铁制成奇丽的制品。Astur城位于Gamashu河畔。……合罕的首都是由装有铁门的坚固城墙围绕起来的大都市，此城中，国王拥有人数很多的军队。”以上Idrīzī的记述中似有不少夸张，但如果与其他几种伊斯兰地理书以及考古资料等相互印证，其报道看来是大体上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第二节，Kimak的文化。关于Kimak人的精神文明的资料很少，但仍可能作有限度的推测。首先，关于文字，据AbūDul5f（阿拉伯诗人，仕于中亚萨曼王朝，942年曾奉命陪送中国使者回国，因而游历东方——译者）说，Kimak人在苇叶上写字；还有，从斜米列契出土的两面铜镜上见到有卢尼字铭文——克里雅施托尔内（S.G.Klyashtornyi）以为是9—10世纪的铭文——看来，Kimak人是使用古突厥文的。其次，关于宗教，Kimak人中主要是对山川、太阳、火等自然物的崇拜，一部分人也信奉摩尼教——据Idrīzī书，或伊斯兰教——据考古资料。

第三节，Kimak国家。7世纪中叶以前，Kimak人居住在阿尔泰山之北，附属于西突厥；西突厥灭亡后，Kimak独立，产生了部落联盟的核心。Gardīzī说，这个时期Kimak酋长的称号为Shad-tutuq（设—都督）。从8世纪后半期到9世纪初，Kimak人分成两支，一支向南乌拉尔移动，另一支向斜米列契东北部移动。840年回鹘汗国瓦解，其统治下的一部分人加入了Kimak，此时Kimak部落联盟形成。据Gardīzī书，这个时期Kimak的酋长已经带有Bayghū——应为Yabghu（叶护）称号。9世纪末至10世纪初，Kimak已经具备了作为国家的机构。伊斯兰诸史料称Kimak酋长为kh5q5n=合罕，应该就是属于这个时期的情况。据《世界境域志》，有十一个世袭的5mir（埃米尔）从属于Kimak的合罕，如果加上合罕本人的领地，则全部就有十二处领地。另据Idrīzī所述，Kimak的都市计有十六座，其中包含合罕首都在内的十二座在Gamashu河即额尔齐斯河沿岸，这个“十二”的数目之一致不是单纯的偶合，大概是《世界境域志》和Idrīzī书都利用了有关Kimak人的同一史料的结果。

这个时期，Kimak社会内部已发生阶层分化，一方是游牧贵族层的形成，另一方是带来游牧民大众的沦落。贫困化的游牧民在冬营地定居，遂始有聚落；伴随着在Kimak部内国家机构的形成，父家长封建关系的形成，社会内部以及与邻境诸地域交易的发达，聚落遂成都市。从以上所述可推断，9世纪末至11世纪初，Kimak已具有原始的初期封建国家组织。

11世纪以后，Kimak急剧衰落了。其外部原因当归之于一连串的民族迁移浪潮，第一波就是Qun族的西进。大约是在中国北方的Qun族，在辽帝国的压迫下移动到西方，在Kimak地域北部袭击了服属于Kimak的Qai族，再西进而驱逐了Kimak构成中的Shar族（钦察）。于是Shar族遂向西方移动，把Ighuz人从锡尔河下游和里海北岸赶跑，Ighuz人遂逃至南俄和黑海北岸的草原。在这样的混乱中，Qai族和钦察势力抬头了，而Kimak则在其内部矛盾激化的同时衰落下去，终于成为钦察的附属。

（译自日本《东洋学报》第58卷1—2号，林俊雄文《依据阿拉伯史料的九—十一世纪KIMAK国家》，略有删节；

南京大学《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二期，1978年）

二、蒙古发现回纥磨延啜可汗第二碑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蒙古高原发现的古突厥碑文——巴音·绰克图碑（即暾欲谷碑）、和硕·柴达木碑（即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锡讷·乌苏碑（即磨延啜碑）、哈喇·巴喇哈孙碑（即九姓回纥可汗碑）等，至今仍是研究突厥、回纥历史的重要资料。近年，在蒙古又发现了一通可与上述诸碑相媲美的古突厥文碑。蒙古学者M.锡纳库所著《新发现的塔里雅图鄂尔浑文字碑文》（1975年乌兰巴托出版）一书，就是关于此碑的第一部研究性著作。(www.xing528.com)

本书主要内容是：1.关于此碑发现情况的简单说明；2.绪论；3.鄂尔浑—卢尼文字的研究概况；4.以前发现的鄂尔浑、叶尼塞诸碑文字与塔里亚图碑文字的对照表；5.塔里亚图碑铭文的摹写；6.铭文的罗马字转写和翻译（古典蒙古语、现代蒙古语、俄语）；7.单词解释与语汇表；8.索引、参考文献等。

此碑是1957年蒙古考古学家策·多尔济苏伦（Ts.Dorjisuren）在后杭爱省塔里亚图（Tariat）苏木南帖尔欣河与北帖尔欣河会流点处的多伦莫多（Doloon mod）发现的，当时只找到碑的一段（高75厘米）。

1961年，蒙古科学院院长锡伦迪布（B.Sirendyb）与赛尔奥札甫（N. Ser-Idjav）到此地作了预查。1969年，蒙—苏联合考察团的碑铭调查组（成员有Kh.Lubsanbaldan，B.Bazilkhan，M.Shinekhüü，S.G.Klyashtornyi）发掘这座石碑的周围，于20厘米处找到龟趺。调查组对石碑铭文及龟趺右侧所刻铭文拍了照，并作了模写和拓本。

1970年，在赛尔奥札甫领导下的一个调查组进行补充发掘，又发现了此碑的另外两段，高度分别为70厘米和90厘米。与1957年发现的一段合起来，全碑高为235厘米，碑宽上端27厘米，下端37厘米，厚20厘米；龟趺长117厘米，高32厘米，宽38厘米。

说到铭文的保存情况，从作者的转写中判断，第一行至第七行以及第十五、二十九、三十各行保存完好，第十至第十四行也保存较好，其他的也大约有半数可以辨读。

其次，关于铭文的内容，首先一个问题是立碑的人及年代。此碑第二十行有：SHkiz otuz yaT§ma yTlan yTlqa türk Hlin anta bulγadTm，anta artatdTm（我28岁时，于蛇年，我于此时扰乱了突厥国，我于此时灭之）。此碑之主人公当是于蛇年（辛巳，公元741年）消灭突厥汗国的回纥族实力者。还有，铭文开头第一行有THridHbolmT§Hl Htmi§bilgHqaγan（意为“从天所生建国贤圣可汗”），此即锡讷·乌苏碑之主人公、回纥第二代可汗磨延啜（葛勒可汗）的正式称号。这样看来，塔里亚图碑文之主人应是与锡讷·乌苏碑文同为磨延啜。实际上，在塔里亚图碑文中见到有多处是与锡讷·乌苏碑文相同的，例如，第二十二行的irtim以下至türk bodun共十三字，与锡讷·乌苏碑文北面第八行相同；第二十四行的IzmT§tigin以下至yorTdTm共七字，亦见于锡纳·乌苏碑文北面第九行；另外，第二十七—二十八行的üQarluq yablaq sagTnTp tHzHbardT，qurTya on oqqa kirt（i三姓葛逻禄人怀着恶意逃走了，进入了西方十箭部落），此与锡讷·乌苏碑北面第十一行相同，而且塔里亚图碑文紧接此段之前有Tt yTlqa（在犬年）一语，据此始能确定这件事发生在公元746年。关于立碑的年代，在铭文中见到的十二支纪年中，其最后的年份想当是第一行末尾的蛇年（753），据此知此碑似应是立于753年或其后不久。

此外，碑文中可以特别举出两个有兴趣的地方。其一是见到现存其他碑文中未知之可汗的名字，例如，在第十六行有YolTγqaγan……BumTn qaγanüqaγan olurmT§，Hki yüz yTl olurmT（§YolTγ可汗……BumTn可汗，三可汗统治了二百年）。BumTn可汗就是突厥第一汗国的创建者土门可汗，他之前的YolTγ可汗是何许人呢？在第二十九行中还见有Toryan qaγan其人。他们究竟是我们所知道的文献中的哪些个可汗？这是可以作为今后研究的课题。另一点是，碑文中记载着许多带有种种称号的武将或官吏的名称，这个碑文为今后研究回纥的官名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从铭文的全文看来，占其一半以上的内容是叙述征服突厥以及其他游牧部落的进程。就这一点而言，它比锡讷·乌苏碑文更为详细。因此，这通塔里亚图碑文可以说是与锡讷·乌苏碑文一样，都是包含回纥汗国兴起时期史实的重要史料。

（译自日本《东洋学报》第58卷3—4号（1977），页139—142，林俊雄文《新现的塔里亚图鄂尔浑文字碑铭》，略有删节，括号内文字系译者所加。

南京大学《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二期，1978年）

三、《宋君荣神父北京通信集》

（Le Père Antoine Gaubil S.J.，Correspondance de Pékin，1722—1759，1971年日内瓦Droz书局出版）

宋君荣神父（1689—1759），法国耶稣会士，1722年到中国，1759年在北京去世，在中国度过他的大半生。迄今他仍以18世纪最优秀的汉学家、地理学家、天文学家和历史学家闻名于世。他严谨的翻译和历史研究在同事中堪称典范，而且可以说奠定了法国汉学精密传统的基础。

本集所收的342封信是首次汇集在一起的，其中只有20多封以前曾刊印过。编集者Renée Simon夫人是研究18世纪的专家，她在杰出的耶稣会学者T.Dehergne神父的帮助下，收集了各处收藏的宋君荣神父信件手稿。这些信件都按18世纪的拼写法原样刊印，只加上新式标点。其中少数用拉丁文、葡萄牙文和英文（英文信件是在英国译成的译文，原件已失。宋君荣神父仅略会英文）写的信件，前面加有法文的内容提要。

宋君荣神父看来不善于讲杂事，他很难得谈到对他所见的周围中国人和中国事情的个人印象。绝大部分信件是讨论诸如中国各地的经纬度、那些几乎未经踏勘过的地域（如勘察加和库页岛）的位置以及制图法和各种天文观测等等。他还是一个不知疲劳的学者，亲自翻译了《书经》、《礼记》和《易经》，研究了中国古代的纪年，并汇编了唐代史和蒙古史史料。他在信中经常写到他和他的同事们的著述，并涉及讨论中国“经”的诠释等问题。

信件中最有兴趣的部分，倒是他的那些可贵的记述：他偶然发现的开封一个犹太人小团体的未完成调查（见1723年第9号和1725年第15号，给Du Halde神父的信），他和俄国人的关系（他是清廷的俄国事务翻译，职责是将满、汉文公文译成拉丁文，将用拉丁文写的俄国公文译成满、汉文），以及关于雍正皇帝的描述。他的关于雍正皇帝的描述值得收进最精选的西方人考察中国的文集。如1727年10月8日的信记述了雍正帝亲临的一次乏味而豪华的宴会；在另外两封信里（1727年第42号和43号），他让我们看到雍正皇帝是一个基督教徒的迫害者，又是一个具有罕见的雄辩力和知识的专制君主。

在宋君荣信件本文、Renée Simon夫人所加的相当简要而充分的注释之外，还有著名汉学家戴密微（P.Damiéville）写的前言，前言中介绍了信件的内容大要，并引用了有关雍正的部分记载。书末附有Dehergne神父的四段补遗，一个宋君荣生平和时代的年表，一个他的著作目录，以及两个很完全的索引，帮助读者从这800页信件中寻找自己特别感兴趣的内容。

（摘译自《通报》1975年第61卷1—3号D.Holzman所写书评；

南京大学《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3期，197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