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春秋战国以来的各民族的互相融合，到秦汉时期随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这种民族融合的趋势进一步发展。这里我们先着重谈北方各民族（特别是匈奴）与中原华夏族的民族融合。
秦汉时期，匈奴成为秦汉王朝的主要威胁，由此，双方进行了长期的较量和战争。民族间的战争，本身就是民族融合的一种方式。从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等记载可以看出，由于汉匈之间的战争，匈奴掠夺的汉族人口非常之多。公元前128年，匈奴两万骑入汉，杀辽西太守，掠二千余人，败渔阳太守军千余人，又入雁门，掠千余人。“汉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63]。“军臣单于立四岁，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众而去”[64]。匈奴虽然与汉“和亲”，但仍然不断地掳掠汉边。司马迁说：“（匈奴）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65]马长寿先生说：“匈奴所掠夺的汉族人口，虽然无法统计，然大体言之，至少也在一二十万左右。”[66]
在长期的汉匈战争中，除了匈奴奴隶主掠夺去的汉人以外，尚有成千上万散失在匈奴的汉族士兵。如李广与匈奴交战的次数很多，其士卒“亡失”在匈奴的亦不在少数。再如，元狩二年（前121），武帝派张骞、李广出右北平击匈奴，广亡失其军四千人。之后，其孙李陵将兵骑五千出居延北千余里，与匈奴战。“陵降匈奴，其兵遂没，得还者四百人”[67]。此外，公孙敖出伐，与匈奴战，“亡卒七千人”，后再击匈奴，至余吾水，“亡士多”。浞野侯赵破奴，曾以二万骑击匈奴左王，破奴被俘，其军亦尽没于匈奴。征和九年（前90），汉使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六万骑，骑兵十万，出朔方”。与匈奴单于连战十余日，闻其家以巫蛊族灭，贰师“因并众降匈奴，得来还千人一两人耳”。
从中原内地进入匈奴的汉人，除了匈奴所掠夺的，散失的汉军士卒之外，还有不少中原的达官显贵。据《史记·韩信卢绾列传》及《惠景间侯者年表》载：高祖刘邦时，韩王信降匈奴，冒顿单于仍以之为将，其子颓当、孙婴，俱官至匈奴相国。又据《史记·韩信卢绾列传》记载，卢绾将其众亡入匈奴，匈奴以为东胡卢王，至其孙仍为东胡王。文帝时，燕人中行说傅公主至匈奴，乃教单于左右疏计，以计课其人众畜物。武帝时降匈奴的汉军将领便有李陵、李绪、李广利、赵信、卫律等人。李陵降匈奴后，单于贵陵，以其女妻之，立为右校王。李绪降匈奴后，则“教匈奴人为兵”。赵信降匈奴后，“单于以为自次王。自次者，尊重仅次于单于也”。李广利降匈奴，单于知其为汉大将，以女妻之，尊宠在卫律之上。而卫律降匈奴，被封为丁灵王，与李陵等人，皆贵用事，出入单于庭。(www.xing528.com)
大量的中原汉人进入匈奴，他们将中原汉族的有关政治、礼仪、法度等文化以及中原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带入匈奴地区，与匈奴人民融合在一起，共同劳动，共同创造了匈奴的历史文化。密切了汉、匈两族人民的友好关系，对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巩固具有重要意义。
与中原汉族人民大量进入匈奴、融合于匈奴民族的同时，也有大量的匈奴人由塞外南下进入中原汉族聚居区，逐渐融合于汉族之中。如据司马迁《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和《匈奴列传》等记载，元朔二年（前127），卫青出云中西至高阙，遂至于陇西，“捕首虏数千，畜百余万”。元朔五年（前124），卫青将三万骑出高阙，围匈奴右贤王，右贤王溃围北去，得右贤裨王十余人，众男女万五千余人。霍去病第一次北击匈奴，就“斩首捕虏二千二十八级，得相国、当户”及“单于季父罗姑比”等。后为骠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几获单于子，转战于焉支山千余里，又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元狩二年（前121）夏，霍去病至祁连山，“捕首虏甚多”。得单于单桓、酋涂王及相国、都尉及众降下者二千五百人，“捕首虏三万二百，获五王、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赵破奴从骠骑击匈奴，“捕稽且王，右千骑将得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虏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虏千四百人”。校尉高不识从骠骑击匈奴，“捕呼于耆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虏五千七百六十八人”。元狩二年（前121），“单于怒浑邪王居西方数为汉所破，亡数万人……（浑邪王）尽将其众渡河，降者数万，号称十万”[68]。元狩四年（前119），霍去病与卫青各领骑兵五万，深入漠北，攻击匈奴，获匈奴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执讯获丑七万四百四十三级。
当然，匈奴进入中原地区的，除上述战争中所俘的以外，自然也有不少自愿投奔到中原汉地来的，这正像不少中原汉人自愿到匈奴地区去一样。这时的民族融合是一个总趋势，是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
东南少数民族的大量内迁，西南和西北、东北及北方的各民族与中原汉族的不断融合，不仅密切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增进了各民族的相互了解，增强了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极大发展，而且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司马迁作为这一时代的当事人亲眼目睹了民族大融合，对司马迁民族大一统思想的形成也无疑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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