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民族思想研究：史记体例呈现一统思想

五　《史记》等列天子臣民的体例安排表现了司马迁的民族一统思想

司马迁的《史记》是开一代新风的历史巨著，郑樵称赞说，《史记》“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19]。赵翼也说“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20]。《史记》体例固然在许多方面是伟大的创造，但司马迁将汉代周边少数民族史传与有关人物传记排列在一起，等列天子臣民，同样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

在《史记》中，从司马迁谈到作《匈奴列传》等六篇周边民族史传的原因来看，他认为这些周边少数民族，或奉藩贡职，或葆守封禺为臣，或葆塞为外臣，或请为内臣，或通使往来，它们都是汉封建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或同汉帝国关系密切。因此，他将这些民族史传分插在名臣将相的列传之中，与相关的人物并列，等列天子臣民。这显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四海一家的民族大一统思想的表现。如对匈奴一组的安排，从《韩长孺列传》到《平津侯主父列传》一组五篇，完整地表达了司马迁虽然赞成武帝反击匈奴，但却批评其因用人不当所造成的危机的思想。

韩长孺是武帝时人，曾为御史大夫。在汉武帝提出“朕饰子女以配单于，金币文绣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嫚，侵盗无已，边境被害，朕甚闵之。今欲举兵攻之，何如”^[21]时，大行王恢率先响应，而韩长孺则认为“击之不便，不如和亲”，死抱着汉初的和亲政策不放，不懂得时移世易。韩长孺的保守态度代表了当时保守派的意见，因而得到保守派的响应和附和。武帝在保守派势力强大的情况下，乃许和亲。但是，和亲并没有终止匈奴的不断侵边犯境。事实证明韩长孺的保守意见是迂腐而不合时宜的。因而司马迁将他列为这组列传之首，实际上就是对匈奴不断侵扰边境的抨击和对保守派的讽刺。虽然司马迁极力称颂汉初的和亲政策，但时代发展到武帝时期，汉王朝经济得到恢复，综合国力大大加强，这时有足够的力量抗击匈奴，彻底解除匈奴长期以来对汉王朝的巨大威胁。因此他对韩长孺之流的保守派意见虽然未做正面的批评，但却通过匈奴不断犯边的事实，予以否定，这便是司马迁论断于史的批评方法。

韩长孺之后，继为李广作传，表彰李广的战功和品质。司马迁写李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其才气天下无双，骁勇善战，机智勇敢，胆识过人，指挥若定，善于应变，具有轻财爱士等优良品质，但却得不到汉武帝重用，默默不得志，最终由于大将军卫青的偏心和由此造成的李广军失道后期，终于迫使一代名将悲愤自杀。司马迁十分同情李广的遭遇，赞颂其人品高尚，治军有方。一方面是对李广反击匈奴的肯定，另一方面包含了对汉武帝用人不当的讽刺，故将《李将军列传》列于《匈奴列传》之前。《匈奴列传》则详叙匈奴史以及汉匈和亲、争战史，并堂而皇之地说，匈奴也是黄帝子孙。这便意在说明汉对匈奴的反击战争，是民族统一战争。但在本传的结尾中，司马迁对好战邀功请赏之臣也给予含蓄的批评，再次对武帝用人不当、建功不深流露出讥讽之意。

《卫将军骠骑列传》则排于《匈奴列传》之后，司马迁写他们是武帝外戚，受宠重用，立功封侯，扬名天下，成为抗击匈奴的名将。把他们列于《匈奴列传》之后，一方面表明抗击匈奴告一段落，双方都在战争中损失惨重，无力再战；另一方面自然也对他们带有一定的讥讽之意。后作《平津侯主父列传》以谏伐匈奴结束，对汉匈战争予以总结，指出战争给双方带来的重大损失和危机。

《平津侯主父列传》之后，司马迁依次写了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等史传，并将《司马相如列传》排在《西南夷列传》之后，这便是所谓“以事相连”，照顾人物的生平事迹和愿望。因为司马相如力主通西南夷并出使该地区。司马迁用这种“因事相连”的排列方法，不仅反映了他那匠心独运的史识义例，而且更为突出地表现了其民族一统和等列天子臣民的思想。

至于《大宛列传》，司马迁将它排列在类传中，而没有和东越、西南夷等排列在一起，这更是值得注意的。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作《大宛列传》第六十三。”我们将他所说的作《大宛列传》的动机与作东越、南越、西南夷等传的“请为内臣受吏”、“葆守封禺为臣”等等作一比较，就不难发现他之所以将《大宛列传》排在列传中的原因。在司马迁看来，大宛以东，敦煌以西，是匈奴故地，属于中国境内民族，而大宛以西，即葱岭以西中亚的乌孙、康居、龟兹、大月氏、安息、条枝、大夏之属，皆中国之外的民族。所以，他在此传中，虽首尾皆叙述大宛，而上述中亚各国的情况穿插其间，是以附传的形式记载的。这明显可以看出，在他看来大宛不同于国内民族，故排列在类传之中。既然是国外民族，而又何以为之作传呢？这是因为他认为大宛及其周围国家与汉关系密切，“引领内乡，欲观中国”的缘故。此外，《大宛列传》记载大宛的文字并不多，更多的文字记载了以大宛为基点的周围国家，而这些国家的情况都是通过张骞给汉武帝的述职报告讲出来的。正因为前有张骞的出使西域，才后有贰师将军李广利的伐大宛，因此，从实际情况来看，《大宛列传》实际上记述了张骞通西域和李广利伐大宛两个相互关联的事件。司马迁把它置于《游侠列传》、《佞幸列传》之前，《儒林列传》、《酷吏列传》之后，其用意似乎亦在说明，他写的是人物类传。司马迁这样安排，而不为博望侯和贰师将军另立其传，这不仅反映了他不信邪、不屈从于豪势之下，敢于“据事直书”的实录精神，也表现了其卓越的史识。

司马迁的这种卓越的史识义例，却遭到后代一些封建史学家的指责。清代史学家赵翼没有详究司马迁之史识义例，批评司马迁编次杂乱无章，是“随得随编”，甚至认为“朝臣与外夷相次，已属不伦”^[22]。他认为民族史传只能排列于列传之末，决不能与朝臣等列，这显然体现了他的大汉族主义偏见。班固乃司马迁之后很有才华和史识的史学家，但他由于受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在为少数民族立传问题上，抛弃了司马迁的史识义例，倒退了一大步。他的《汉书》，不仅将司马迁作为国外民族处理的《大宛列传》改为不分内外的《西域传》，将葱岭东西广大地域统统纳入一传之中，而且把几个少数民族的史传也都视为外纪，统统排在列传之末，作为附录形式出现，并宣称“于惟帝典，戎夷猾夏，周宣攘之，亦列《风》、《雅》”。又说：“西南外夷，种别域殊”，“王师啴啴，致诛大宛”^[23]，这显然是传统的所谓“夷夏之辨”、“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大汉族主义的表现。

自班固之后，大多数史学家都效法班固《汉书》，将民族史传附于列传之末，使司马迁的民族一统的进步民族观未能得到发扬。至于陈寿的《三国志》，虽有信史的美誉，作者也有良史之才的美称，但其书中却不为少数民族建立史传，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当然，后世的大多史书还是继承了司马迁的传统，为少数民族立了史传，尽管有许多史书仿效《汉书》将民族史传排于列传之末，但它们毕竟为少数民族立了传，这说明司马迁为少数民族立传的思想在正史中被肯定下来了。通过对比，我们不难看出《史记》的体例结构正表现了司马迁进步的民族一统思想，而这种民族一统思想，对后代的史学家及其史书产生了较大的积极影响。

【注释】

[1]［宋］郑樵：《通志·总序》，见《通志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前言第3页。

[2]［唐］刘知幾著，［清］浦起龙通释，王熙华整理：《史通通释·本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3]［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北京：中国书店1987年版，第3页。

[4]《史记·礼书索隐》，见《史记·礼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57页。

[5]《史记·吴太伯世家索隐》，见《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45页。

[6]［唐］刘知幾著，［清］浦起龙通释，王熙华整理：《史通通释·世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

[7]朱东润：《史记考索·史记纪表书世家传说例》，上海：开明书店1943年，第15页。(www.xing528.com)

[8]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90页。

[9]司马迁：《史记·伯夷列传索隐》，见《史记·伯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21页。

[10]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19页。

[11]同上。

[12]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19页。

[13]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页。

[14]司马迁：《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59页。

[15]同上。

[16]［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与梁耀北论史记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91页。

[17]张大可：《从司马迁写当代史看他的政治观》，载于《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1期，第109—120页。

[18]［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与梁耀北论史记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91页。

[19]［宋］郑樵：《通志·总序》，见《通志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前言第3页。

[20]［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北京：中国书店1987年版，第2页。

[21]［汉］班固：《汉书·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2页。

[22]［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北京：中国书店1987年版，第5页。

[23]［汉］班固：《汉书·叙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267—42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