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民族思想及其影响研究

四　司马迁民族一统思想对爱国主义、民族凝聚力与民族精神的影响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五千年灿烂文化的民族，是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民族。而《史记》是中华民族文明进程的第一部形象史。它第一次形象地反映了中华民族从黄帝到汉武近三千年的文明史，不仅形象地记录了华夏民族的演进史，而且第一次完整地记录了我国各少数民族的形象演进史。在真实而形象的社会生活描绘和人物的刻画与事件的叙述中，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博大的民族精神、传统的民族美德、深厚的民族感情与独特的民族审美心理结构。这种民族精神、民族美德与民族审美心理结构，已深深地扎根于世世代代中华民族成员的心理之中。在他们的心理潜意识中接受了司马迁的各民族皆黄帝子孙的大一统观念，并使之形成一种思维定势。这得到了世世代代黄帝子孙的认同，从而对形成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和民族精神，加强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司马迁民族一统思想对爱国主义的影响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一个核心内容和实质表现。早在三代时期，我国历史上就出现了不少具有爱国主义的历史人物。春秋战国之际，随着社会的剧烈动荡和诸侯之间兼并战争的日益剧烈，爱国主义表现得尤为突出。不仅一些统治阶级中的上层人物、士人，表现出明显的爱国主义倾向，如越王勾践、屈原、晏婴、蹇叔、鲁仲连、甘罗、孟尝君、毛遂、廉颇、蔺相如等，即使一般平民百姓也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倾向，如商人弦高的爱国行为。司马迁的《史记》继承并发展了我国上古时代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对历史上爱国主义人物的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事迹予以热情的赞扬。它形象地表现了我国各民族从黄帝到武帝以来抗击侵略、维护国家的统一与稳定的斗争精神，也反映了人民对和平与和睦、团结的渴求。因之，《史记》是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的巨著，这种爱国主义内容也正是司马迁民族一统思想的具体表现之一，也正是《史记》能够得到中华民族的普遍认同，成为形成民族凝聚力的思想源泉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史记》中，司马迁对于屈原等人的爱国主义精神予以热情的讴歌和弘扬。屈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其《离骚》抒发了深广的忧愤，表现出诗人对祖国的忧患意识和无限眷恋之情。这种“虽九死其犹未悔”，把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休戚紧密联结在一起，始终为祖国的富强、统一而斗争的节操和品格，是与历史发展的进步要求相一致的，因而受到司马迁的极力推崇。正是由于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的大力弘扬，千载而降，这一精神才不断激励着无数的仁人志士，诸如苏武、诸葛亮、庾信、杜甫、陆游、岳飞、文天祥、谭嗣同、秋瑾等，也积淀成为一种优秀的传统文化意识，激励和振奋着全民族。

司马迁民族思想的另一重要内容便是歌颂统一、反对分裂。维护国家的统一与稳定，是中华民族繁衍发展和强大的保证，是全民族的利益所在，也是爱国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这一点对后代影响也十分巨大而深远。以宋代而论，在中国历史上，宋代的政治、文学的发展最集中地体现了民族矛盾与阶段矛盾的交织。统治阶级的软弱投降、丧权辱国与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民族气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岳飞的一曲《满江红》，陆游的“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京华结交尽奇士，意气相期共生死。千年史策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金错刀行》）。“国仇未报壮士老，匣中宝剑夜有声”（陆游《长歌行》）。“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陆游《关山月》）。“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陆游《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僵卧荒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陆游《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示儿》）。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文天祥的《正气歌》等，这些爱国主义的诗章，激励了多少代爱国志士！每当民族危难之际，人们便自觉地从这些爱国主义者的事迹及其作品中得到启迪，受到鼓舞。在司马迁《史记》所弘扬并影响下而积淀成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的最集中的表现。

《史记》所弘扬的并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爱国主义的另一表现便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从司马迁所弘扬的孔子、屈原到他自己，再到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范仲淹，直到顾炎武、谭嗣同、梁启超等，这些文人先贤都能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使个体利益服从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强调个体应具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使命感。这种思想意识对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亲和力的形成，对社会的前进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2．司马迁民族一统思想对民族美德和民族精神的影响

在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一些进步的、优秀的思想观念逐渐积淀下来，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受到历代人们的普遍推崇，成为人们的心理共识和行动的指导原则，这便是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先民们在长期的生产斗争中产生出许许多多闪烁着理性光辉的格言警句。在这些格言警句中便凝聚了民族的传统美德。司马迁在其《史记》中，便以其多姿多彩的人物形象画廊，形象、生动、传神地展现了这种传统的民族美德和民族精神，并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司马迁之前的典籍中，《周易》、《论语》、《孟子》、《荀子》、《礼记》等儒学著作，对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结构的形成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周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曾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这种刚健有为、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便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美德的集中体现，为世世代代的人们所崇奉。司马迁在《史记》中弘扬了这种民族精神与美德。他又在《报任安书》中说：“昔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反映了愈是遭受挫折，愈是自强不息、奋起抗争的精神状态和坚忍不拔的毅力。正是在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感召下，司马迁忍辱负重、含辛茹苦、发愤图强，创作出伟大的百科全书式的《史记》。也正是这种自强不息、不屈服于任何压力、积极有为、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推动了中国社会和文化向前发展。《史记》及其以后的文史作品，总是竭力讴歌具有这种民族精神和民族美德的理想人物。司马迁笔下的毛遂、廉颇、蔺相如、陈涉、项羽、张良、李广、韩信，班固笔下的苏武，《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等，都是这种民族精神与民族美德的代表人物。后世岳飞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满江红》）。陆游的“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直到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狱中题壁》）。秋瑾“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黄河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这种民族气节与民族责任感，都充分显示出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世世代代为国为民奋斗不息、鞠躬尽瘁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种精神已深深地积淀为一种普泛的民族心理意识，成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抗击强暴、维护民族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

《史记》作为民族精神与民族美德的文字凝结与物化体现的典范文史著作，它所弘扬的民族精神与美德，不但可以使后世国人认识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凝聚力，而且最能激发起国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使国人以自己是这个伟大民族的后来继承者而自豪。同时，在这种自豪感中又强烈地孕育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使命感和社会责任，使传统意识强化着爱国心，爱国心又激发着人们自觉地为祖国的强盛、民族的富强而奋斗不息。

3．司马迁的民族一统观对后世史学的影响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开创性，诸如首创通史体，开创纪传体编纂史书的体例，创立“太史公曰”的史评形式，创造“互见法”的写作方法以及实录精神，创造了历史和文学相统一的叙述方法等。这对后世的史学都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自班固《汉书》以下，至《明史》以及后来的《清史稿》，都承袭了《史记》的体例，创一代之大典，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悠久文化。司马迁写《史记》所起的开创之功是非常巨大的。对于这一问题，前人及当今学者多有论及，这里仅以司马迁的民族思想对后代史学的影响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1）司马迁首创通史体，不仅记述华夏（汉）主体民族的发展史，而且记述了周边各少数民族的发展演变史。这一方面表明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是系统的、连续的、发展进步的，另一方面清楚地表明了中华民族经过不断的融合与交流逐渐走向统一的历史轨迹，更重要的是司马迁通过通史体肯定了中华民族走向统一的事实和成果。

司马迁之前，我国还没有一部体例完备、囊括中外、贯通古今的通史著作。司马迁第一次汇总古今典籍，“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创造了我国第一部通史，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划时代的独创。它上起黄帝，下讫太初，述史三千年，贯穿古今、包罗万象，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古代通史。诸如政治、经济、文化、学术、民族、社会以及自然星象、历法、地理、军事等无所不备。特别是《史记》对西汉周边民族的记载远及西亚，已具有世界史的意义。它记事起于黄帝，突出了各民族皆为黄帝子孙的观念，这对后世的民族团结、对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史记》详述秦汉史，突出了大一统的观念，肯定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治。这对后世追求大一统的民族一统的政治格局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首开纪传体史书体例，以五体结构形象地反映了大一统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明确指出了各民族走向统一的历史目标，肯定了以帝王为中心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治方向和宗法制度，这些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我国古代便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传统。这似乎是对历史十分重视，但这种记事、记言的方法却十分的狭隘，只不过把历史看作统治阶级个人的视听言动。这便失去了历史的真正科学价值。孔子以前，我国上古史书都是官书，是由史官按照统治阶级的规范剪裁记录的流水账，缺乏思想深度。孔子修《春秋》，别嫌疑，明是非，寓褒贬，自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十分推重孔子修《春秋》，并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是继《春秋》的事业。但是《春秋》仅仅是记载了一些“新闻标题”，还算不上一部真正的历史书。在解释《春秋》的三传中，《左传》详载历史事件，或称得上是一部历史书。但《左传》的记载范围和时间都是有局限性的，它的内容也只是偏重于春秋各国间的会盟和征伐，而没有社会各阶层代表人物的活动，也没有制度沿革和经济、地理等知识的叙述。《国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资料汇编，远不及《左传》有深度。至于其他史书，更不足观。司马迁的《史记》第一次创造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形式，囊括古今中外，汇总百科知识，自成体系，完成了“一家之言”。

对于司马迁所创立的这种五体形式的意义以及其职能作用，历代史家作过不少评论和阐发。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说：“爰及太史谈，世惟执简；子长继志，甄序帝绩……故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侯伯，八书以铺政体，十表以谱年爵。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

刘知幾在《史通·二体》篇中说：“《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谈，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

郑樵在《通志·总序》中说：“仲尼既没，诸子百家兴焉。各效《论语》，以空言著书，至于历代实迹，无所纪系。迨汉建元、元封之后，司马氏父子出焉……通黄帝尧舜至秦汉之世，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记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其后沿为编年纪事二种。纪事者，以一篇记一事，而不能统贯一代之全；编年者，又不能即一人而见其本末。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纪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梁启超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史记》里说：“《史记》之以此四部分组成全书，互相调合，互相联络，遂成一部博大谨严之著作，后世作断代史者，虽或于表志门目间有增减，而大体组织，不能越其范围，可见史公创造力之雄伟，能笼罩千古也。”

总括各家论述可以看出，《史记》五体既各有特定的内容、体式和功能，又相互补充配合，组成了一个有机的、完整的体系。本纪，记帝王事迹，兼以统理众事，它主要是用编年的形式，提挈一代大事，表明历史的大一统方向，可以看作是全书的大纲。表，排比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和将相功臣封削任免情况，便于理清繁复错综的历史脉络，使人一目了然。书，记载典章制度，用的是综合论述兼记事本末的形式，具有经济、文化等学术专史的性质。世家，记述王侯封国及有突出成就的“世其家”的人物，兼用编年和传记的形式。列传，是社会上各类代表人物（包括少数民族）的传记。这五种体例，是司马迁所创造的一个全新的、严格的纪传体的历史新体系。它不仅是一种史料的编纂方法，更是一种历史的表述方法。它是反映着司马迁以人物为中心的大一统的历史观和民族观的。这一点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所谓“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信史家之极则也”。

（3）开创史学著作记述少数民族史的范例。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是，在司马迁之前的我国众多史学著作中，没有一部史学著作为周边少数民族立传，更不用说系统、完整地叙述周边少数民族史。不仅如此，而且在我国古代不少典籍中，如《诗经》、《春秋》、《左传》等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歧视、蔑视和排斥周边少数民族的思想。

但是，司马迁的时代已经是大一统局面完全稳固、西汉一统国家正处在日丽中天的鼎盛时期。而伐匈奴、击朝鲜、制两越，特别是张骞通西域后，使人们关于“天下”的观念大大地扩展了。此外，在处理与匈奴、西南夷、西域等现实的民族关系中，司马迁不仅亲自参加了某些民族工作，而且对于历史上处理民族关系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深刻思考，使之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以前所未有的博大胸怀和广阔的眼界来看待民族关系问题，认识上便获得了新的升华和飞跃，从而在其《史记》中，第一次创立了六篇周边民族史传。各篇史传独立成篇，详今略古，着重叙述汉武帝时期各周边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司马迁将周边民族史传放在列传之中来叙述，与名臣将相的列传交错等列，这不仅表现了他等列天子臣民的民族一统思想，而且表明了他已有意识地将周边各民族纳入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中，把他们当作中华民族统一体中的一个成员来看待。这充分表明了东南西北各少数民族均为天子臣民的民族大一统思想，并着重指出他们的历史发展是走向统一。这种观点及其将少数民族史入传的做法，对后代的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史记》之后的绝大多数史书，都为少数民族立传，并把少数民族看作是各个封建王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成员，这对维护国家的统一与民族的团结起了巨大作用。

此外，司马迁在《史记》中还一再宣称，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皆黄帝子孙。这种观点虽然是不准确的，然而从思想观念上说，它却具有巨大的进步作用与积极意义。因为与先秦儒家那种根本将少数民族排除在外的思想观念比较起来，这种各民族皆黄帝子孙的思想，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的进步和相当解放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建立在政治大一统的基础之上的，对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治、促进民族团结和统一自然具有极大的凝聚力。司马迁这一思想成为中国历史上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凝聚力教育的宝贵资料，数千年来激励了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荣和进步而斗争。司马迁之后的各朝各代的历史著作，如《汉书》、《三国志》等等可以说都是对这种爱国主义和民族凝聚力的弘扬，对民族分裂的鞭挞。

（4）司马迁的民族大一统思想对后世的史学家的民族观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纪传体通史，它在许多方面都具有独创性，因此，《史记》对后代史学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其中，表现在《史记》中的司马迁的民族大一统思想就对后代不少史学家的民族观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司马光便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位。他在民族观上继承了司马迁的民族大一统思想而又有新的发展。

在民族问题上，司马光首先肯定了一个基本前提，即少数民族也是人。他说：“《书》称：‘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夫蛮夷戎狄，气类虽殊，其就利避害，乐生恶死，亦与人同耳。御之得其道则附顺服从，失其道则离叛侵扰，固其宜也。是以先王之政，叛则讨之，服则怀之，处之四裔，不使乱礼义之邦而已。若乃视之如草木禽兽，不分臧否，不辨去来，悉艾杀之，岂作民父母之意哉！”^[22]与中原汉族相比较，周边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是相对落后一些的，司马光不把他们视之为“草木禽兽”，而是分辨是非，把少数民族看作是和汉族一样的人，这与司马迁的民族观是一脉相承的。

其次，司马光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给予汉族所建政权基本同等的地位。他说：“及汉室颠覆，三国鼎跱。晋氏失驭，五胡云扰。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国史，互相排黜。南谓北为索虏，北渭南为岛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穷、新，运历年纪，皆弃而不数，此皆私己之偏辞，非大公之通论也。”^[23]由此可见，司马光认为，无论索虏或岛夷均是中华民族之一员。那些曾经被视为“别种”的少数民族进入了中原，并建立了分裂割据的政权；而那些被视为“殊域”里的边疆少数民族，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建立起民族地方政权，像汉代的匈奴等，不管主观上承认或不承认，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司马光对不承认这种事实者之种种言论，斥之为“私己之偏辞”。这是对正统论的大胆挑战，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种比较进步的民族观。

第三，司马光主张对边疆少数民族要施以威信。

开元十四年（公元726），渤海靺鞨王武艺遣其母弟门艺率兵攻黑水，而门艺认为不可，“黑水请吏于唐，而我以其故击之，是叛唐也。”而武艺不听，强迫执行，门艺到境上，又致书力谏。武艺怒，指使从兄大壹夏代之将兵，并企图杀门艺，而门艺奔唐。“武艺遣使上表罪状门艺，请杀之。上密遣门艺诣安西；留其使者，别遣报之，已流门艺于岭南。武艺知之，上表称‘大国当示人以信，岂得为此欺诳？’固请杀门艺。上以鸿胪少卿李道邃等不能督察官属，致有漏泄，皆坐左迁。暂遣门艺诣岭南以报之”^[24]。对这件事司马光认为应该分清是非曲直，即门艺是对的应该支持，以恩信加之，而武艺是错的，当受到谴责，以威临之。然而，唐玄宗不分是非曲直，不以威信服武氏兄弟，却弄虚作假，采用欺骗手段，当然不可能取信于边疆少数民族了。所以，他说：“王者所以服四夷，威信而已。门艺以忠获罪，自归天子；天子当察其枉直，赏门艺而罚武艺，为政之体也。纵不能讨，尤当正以门艺之无罪告之，今明皇威不能服武艺，恩不能庇门艺，顾效小人为期诳之语以取困于小国，乃罪鸿胪之漏泄，不亦可羞哉。”^[25]这一点和司马迁的民族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

第四，司马光主张对边疆少数民族应采取慎重的态度，反对轻率用兵。根据《宋史·司马光传》记载：有一次西夏遣使入宋，而延州使高宜为押伴，对使者非常傲慢，并侮辱了西夏使，夏使诉于朝，司马光和吕诲请朝廷加罪高宜，不从。第二年西夏犯边，时以赵滋为雄州，他“专以猛悍治边”，司马光以为不可。至于“契丹之民捕鱼界河，伐柳白沟之南，朝廷以知雄州李中佑为不材，将伐”^[26]。司马光上书说：“国家当戎夷附顺时，好与计较末节，及其桀骜，又从而姑息之。近者西祸生于高宜，北祸起于赵滋。时方贤此二人，故边臣皆以生事为能，渐不可长。宜敕边吏疆场细故辄以矢刃相加者罪之。”^[27]由此可见，他主张对边疆少数民族以和睦为上，凡涉及边疆民族之事应持慎重态度，不能动不动就诉诸武力，这一观点和司马迁是相通的。譬如司马光对武帝以李广利伐大宛一事的评论，就和司马迁十分接近。他说：“武帝欲侯宠姬李氏，而使广利将兵伐宛，其意以为非有兵不侯，不欲负高帝之约也，夫军旅大事，国之安危，民之死生系焉。苟为不择贤愚而授之，欲徼幸咫尺之功。藉以为名而私其所爱，不若无功而侯之为愈也。然则武帝有见于封国，无见于置将，谓之能守先帝之约，臣曰过矣。”^[28]司马光认为为了一人一家之利，不惜对少数民族地区发动出师无名的战争，这是极其有害的，这一观点和司马迁的论点基本是一致的。

第五，司马光总结少数民族所建立政权的得失，不以其为“蛮夷”而见外，却以“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他总结慕容评之败亡时说：“慕容评者，蔽君专政，忌贤疾功，愚暗贪虐，以丧其国，国亡不死，逃遁见擒。”^[29]又如总结苻坚之破灭时，他认为不完全由于不杀慕容评和姚苌之故，而是由于“骤胜而骄”^[30]。“秦王坚不以为诛首（即慕容评），又从而宠秩之，是爱一人而不爱一国之人也，其失人心多矣。是以施恩于人而人莫之恩，尽诚于人而人莫之诚，卒于功名不遂，容身无所，由不得其道故也”^[31]。这样看问题，其实质完全是同汉族中原的历史经验教训融为一体了。这显然也接受了司马迁民族大一统思想的影响，将少数民族看作中华民族的成员之一了。(www.xing528.com)

由上可见，司马迁的民族大一统思想对司马光的民族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司马光正是比较系统地继承了司马迁的民族大一统思想而又有新的发展。

【注释】

[1]［唐］孔颖达等：《尚书正义》卷三《舜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00页。

[2]［汉］何休：《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30页。

[3]［唐］孔颖达等：《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88页。

[4]［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八佾》，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2页。

[5]［宋］陈澔注《：礼记》卷一《曲礼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1页。

[6]司马迁：《史记·赵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808页。

[7]参见《汉书·贾谊传》、《新书·威不信》等。

[8]［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2页。

[9]［唐］孔颖达等：《尚书正义》卷六《禹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40—245页。

[10]司马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99页。

[11]司马迁：《史记·礼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59页。

[12]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86页。

[13]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16页。

[14]同上书，第3303页。

[15]司马迁：《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03页。

[16]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98页。

[17]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3页。

[18]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61页。

[19]同上书，第3261—3262页。

[20]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68页。

[21]同上书，第3271页。

[22]［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五十六《汉纪四十八》，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1817页。

[23]［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六十九《魏纪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2186页。

[24]［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唐纪二十九》，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2774—2775页。

[25]［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唐纪二十九》，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2775页。

[26]［元］脱脱等：《宋史·司马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760页。

[27]同上书，第10760—10761页。

[28]［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二十一《汉纪十三》，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700页。

[29]［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一百三《晋纪二十五》，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3255页。

[30]［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一百六《晋纪二十八》，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3348页。

[31]［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一百三《晋纪二十五》，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32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