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日本史研究先行者王辑五的丰硕成果

王辑五与日本史研究

叶昌纲

以研究日本史著称于世的历史学家王辑五（1900—1981），对于当今一般的史学者来说，可能已很陌生了。即使是对于日本史的研究者来说，恐怕也多是只知其文而不知其人了。因此，在前些年国内召开的日本史和中日关系史的学术研讨会上，一些学者得知笔者曾与王辑五合作共事时，每每询问王辑五其人其事。有鉴于此，笔者特撰此文，以飨同仁。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王辑五，1900年8月6日出生于河北省雄县黄湾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10年春至1912年秋，在本村私塾读书。1912年秋，由私塾转入县立高级小学读书。高小毕业后的1916年夏，曾一度考入保定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因病辍学。病愈之后，旋因家累，又在乡村小学任教两年。1918年8月，18岁的王辑五为了继续深造，负笈京师，考入北京师范学校。1923年7月，他在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被留在该校附属小学任教。次年8月，前往当年朝鲜汉城的华侨学校任教。1926年3月，他离开汉城华侨学校，自费留学日本，并考入日本广岛文理科大学历史系，及至1933年12月毕业，在日本留学7年。此间，他除醉心于国史研究之外，对我国文化东渐及其对日本的影响，亦颇留心研究，有时还将研究所得著文发表于国内杂志。

1933年底，学成归国的王辑五即在北平师范大学和辅仁大学任教，讲授日本史和东亚各国史等课程。1935年8月，他辞去在辅仁大学的教学工作，改在北京大学和北平师范大学任教，讲授日本近代史和中国通史，并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兼任特约编辑。从次年春起，他因在北大、师大两校任课不多，故又在天津北宁铁路局兼图书室主任一职。

“七七事变”后，北大和师大的师生纷纷南迁。王辑五初亦有意随校南下，但继因与校方联络断绝和家庭累赘，终未实现，故仍留北平，并继续兼任北宁铁路局图书室主任一职。后因友人之邀，又在北京大学和中法大学兼课。1938年秋至1945年8月，王辑五曾先后在伪华北交通株式会社、青岛铁路学校和北平女子铁路学校供职。或许是因为王辑五在日本史研究方面有一定的建树，故在沦陷时期，由日本人出版的《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中国绅士录》、《日本留学支那要人录》三种传记均曾收入王辑五的小传。

日本投降后的1945年冬，王辑五应邀回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任教。次年暑假后，被聘为北平师范学院副教授，讲授中国文化史和中国古代史等课程。此间，他与曾留学日本的几位教授发起组织了北平留日同学联谊会，并任常务委员。该会成立后，他不仅多次参加有关对日和约与美国扶植日本等问题的探讨和研究，而且还发表了题为《为美国扶日，忠告美国外交当局》的文章，藉以警告美国和蒋介石反动政府。1947年2月起，他在北平中国大学任教，讲授中国古代史。次年，还兼任北平私立华北学院教授，讲授经济地理等课程。

新中国成立后，王辑五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1949年12月，他被分配到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从事编辑工作。1953年2月，王辑五被调至山西大学历史系，并被聘为教授。从此直到1957年，他先后担任山西大学历史系亚洲各国史教研室主任、民盟山西大学支部主任委员、山西省政协委员等职。此间，他除给学生讲授亚洲各国史之外，还兼任本系青年教师和外校进修教师的业务指导。1957年，王辑五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尽管如此，但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立场，依旧未曾动摇，并一如既往地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

1966年春，年近古稀的王辑五，因健康状况欠佳，获准退休。退休之后，他本拟集中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继续修改近20年前所著《日本通史》的书稿，选译曾中断10年之久的《1600年以前的日本》以及从事新的专题研究，等等。但就在此时，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在这一浩劫中，他同许多老一辈的学者、专家一样，被扣上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而关进了“牛棚”。尽管如此，他依然不忘学术研究工作。他白天参加会议，接受批斗，晚上便继续翻阅典籍，积累资料。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为了给中日友好事业添砖加瓦，又主动与人合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写出了洋洋数万言的《中日交通与文化交流》一书的书稿。

十年浩劫结束后，随着党的政策的贯彻落实，王辑五在“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亦得到彻底平反。这时，他也和其他许多学者、专家一样，心情舒畅，干劲倍增。为了迎接科学的春天，他不顾年迈体弱，再次要求重登讲台，并主动给本校外语系日语专业的学生讲授日本史；同时，为了搜集资料，继续从事日本史和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他还几次往返于北京——太原之间。直到1980年秋，他还在孜孜不倦地选译和编撰《1600年以前的日本》。遗憾的是，这本书编译就绪并交付出版部门，但尚未正式出版之际，他已于1981年10月与世长辞了。

王辑五是我国当代日本史和中日关系史研究的先行者之一。他在日本史和中日关系史研究方面，都有较高的造诣，尤其是在中日交通史的研究方面，造诣更深。

王辑五从日本学成归国后，便在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积极开展日本史和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据不完全统计，王辑五在其一生中曾先后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这些论文，按其内容可分为三类，即有关日本史的研究，如《日本民族考》（《禹贡》第4卷第12期）、《日本建国年代考》（《师大月刊》第14期）、《邪马台国方位考》（《师大月刊》第18期）、《倭国考》（《师大月刊》32周年纪念专号）等；有关古代中日交通路线的考证和研究，如《中倭之古代交通路》（《师大月刊》第19期）、《中倭交通路线考》（《禹贡》第3卷第10期）、《徐福与海流》（《师大月刊》第11期）等；有关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如《中国文化东渐考》（《史学集刊》第3期）、《宋禅宗与日本武士》（《治史杂志》第1卷第1期）、《唐代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光明日报》1955年5月）等。在这些论文中，他通过对中日两国古代文献和考古资料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了一些颇有学术价值的见解或观点。例如，他在《日本民族考》一文中，针对日本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等古代文献所谓日本民族是由天降而来的记载，以及某些日本人所谓日本民族为“天孙民族”或“高天原民族”等等神化般的说法，指出日本民族至少由从西部亚洲沿西伯利亚、经间宫海峡至日本北部的阿夷奴人、从西伯利亚而东或渡间宫海峡而至日本北部的通古斯系民族、趁由南而北的暖流陆续北上或经中国海岸漂至九州、或趁海流直漂至九州的南洋系民族以及由中国东渡日本的汉民族混合而成^[1]。又如在《宋禅宗与日本武士》一文中，他不但阐明了宋禅宗如何传入日本，怎样为日本武士所接受和运用，以及宋禅宗与日本武士道养成之关系等问题，而且进一步揭示了宋禅宗当年盛行于日本的原因。这就是：（1）日本武家兴盛时期，积极奖励海外贸易，一反前代的闭关政策，于是商舶僧侣往来频繁，这就为宋禅宗传入日本提供了客观的方便条件；（2）宋禅宗所鼓吹的“严正寡欲禅规，因颇与质朴之日本武士相契合”，故易为日本武士所汲收；（3）当时的日本统治阶级为巩固和加强武家政治，掌握宗教实权，积极奖励并保护修禅事业，甚至某些统治者亲自拜东渡日本的宋禅僧为师，修禅问道，皈依禅法等，这些对当时日本的一般武士热心参禅亦起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2]。再如，在《中倭交通路线考》一文中，他通过对古代文献和前人研究成果的考察和研究，提出：中倭之古代交通，“在航海术未发达时代，往往利用日本海之左旋回流，由半岛（即朝鲜半岛——笔者）漂渡至日本山阴地方……且在此自然海流之航路上，不但为我中华民族东渡之唯一古代航路，而亦为中国文化东渡之最古途径。惟倭人入贡于中国所经由之航路，既无法利用此日本海之左旋回流，而彼辈幼稚之航海术，又不能横断此汪洋无边之日本海，故不得不由北九州经对马、壹岐而至朝鲜半岛”，再到中国。到了三国时代，“由半岛东下，趁日本海回流的自然航路，早已无人过问，而由半岛南下至九州之航路，乃当时唯一主要之交通路线也”。“嗣后迄于隋代，此由朝鲜至九州之航路仍不失为中倭往来之主要干线。惟为三岛上集团民族之移动，及政治中心地由北九州东迁至本州畿内大和之故，而此航路遂不得不更由北九州而延长至于畿内之难波津矣。”^[3]

正是在上述一些富有真知灼见的论文的基础上，王辑五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撰写了《中国日本交通史》一书，并于1937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该书旨在“阐明中日历代交通之梗概，并注重说明两国文化在交通路上之渡涉事迹”。“对于古代交通史料之须待考证处及近代交通概况之纵的说明，尤力求发挥尽致。”^[4]全书按照中国朝代更迭的历史顺序，划分为“秦以前之中倭交通”、“两汉与倭国之交通”、“魏倭交通”、“南朝与大和朝廷之往来”、“隋日交通”、“唐日交通”、“唐日交通之影响”、“宋日交通”、“宋日交通之影响”、“元代与日本之交通”、“明代与日本之交通”、“元明与日本交通之影响”、“清代与日本之交通”、“民国以来之中日交通”、“晚近中日交通之影响”等15章，约10万字。

王辑五所著《中国日本交通史》，虽然只是中国文化史丛书之一，但若从学术角度予以审视，仍然可以发现它拥有一些难能可贵的优点或特色。其主要表现：（1）注意运用中日双方的文献资料，互相印证，说明问题。中日交通史是中日两国之间交通往来的历史，因此，必须运用中日双方的文献资料，互相印证，才能客观、准确地说明事实真相，得出科学结论。有鉴于此，王辑五在撰写《中国日本交通史》一书时，非常注意搜集中日双方交通往来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作为佐证，说明问题。据粗略统计，在这部仅10万字的著作中，王辑五就运用中国方面的文献资料，如《史记》、《汉书》、《魏书》、《隋书》、《唐书》、《元史》、《明史》等40多种；运用日本方面的文献资料，如《古事记》、《日本书纪》、《和名抄》、《筑前旧志略》等50多种。与此同时，他还运用中日双方保存或出土的历史文物，如汉光武帝赐予倭奴国之金印；日本、中国和朝鲜境内发现的铜铎、高句丽的好太王碑，以及其他众多的考古发掘资料和文物，来说明或论证中日交通史上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从而得出种种令人信服的结论。此外，王辑五在所著《中国日本交通史》一书中，也很注意参考和吸收中日两国学者已经出版的著作和资料，如中国学者侯厚培的《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赵兰坪的《日本对华商业》、黄月波等编《中外条约汇编》，以及日本学者栗山周一的《日本阙史时代研究》、内藤虎次郎的《倭面土国》、和辻哲郎的《日本古代文化》等等。这对提高该书的学术水平也是不无小补的。（2）提出或介绍一些新的学术见解或观点。王辑五在所著《中国日本交通史》一书中，不仅“在总体上较好地阐明了日中之间历代交通的梗概”^[5]，而且提出或介绍了一些新的学术见解或观点。例如，他在考察大和国的历史渊源时，提出“九州邪马台国乃近畿大和国之前身”^[6]，“统一畿内大和者，似不外九州邪马台东迁之结果，因都于九州邪马台之倭政府逐次东迁，故与当时盘踞于畿内大和之秦人系大陆民族（即铜铎民族）冲突。其结果，卒归比较野蛮之倭政府胜利（但在文化上，却为秦人系大陆民族所同化）。倭政府妄自尊大，旋自加‘大’字于‘倭’字之上，而称‘大倭’。嗣又察知大倭之倭字不雅，且与‘和’字谐音，遂由‘大倭’改为‘大和’，大和政府遂告确立”^[7]。又如，他在论及唐朝与日本的交通路线时，提出南北两路^[8]，在水路方面，南路短于北路；在陆路方面，南路亦短于北路，“惟当时造船航海术幼稚，横断东海，殊多危险性。然自唐代中叶以降，卒冒此危险，取道南路，而抛弃安全北路于不顾者，是何故耶？盖当时新罗势强，已灭百济、高句丽而统一半岛，更乘势无礼于日，威胁其入唐航路；故自701年第6次遣唐使以后，入唐使舶概不通过新罗领海，遂舍北路而取道南路也”^[9]；再如，他在谈到明代中国与日本贸易往来时，提出“明代之海外贸易与唐宋不同，唐宋恒奖励海外互市，以收市舶之利而实国用；一方更欲藉此怀柔政策以安边夷。惟降至明代，此传统政策略有变更，仅注意于四夷之安抚，而忽于市舶之赢利。故明代对日贸易，殆成为政治与军事上之手段，此实为明日通商互市之一特征也”^[10]等等。正因为如此，王辑五所著《中国日本交通史》出版之后的1942年，即由日本学者今井启一译为日文在日本立命馆出版发行。1963年香港太平书局、1965年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上海书店、1998年商务印书馆又先后予以重印。这些都说明，王辑五所著《中国日本交通史》在我国学术界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甚至“至今仍未见可以替代”的同类著作^[11]。

除上述之外，王辑五还选译、编纂并出版《1600年以前的日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一书，该书是世界史资料丛刊之一。它是根据高等院校世界中世纪史课程中日本史部分的教学重点，从日本和中国的史籍中选译和摘录有关重要史料（自古代至16世纪末德川幕府建立前夕），按照历史分期编纂而成的。此书的出版不仅有利于高等院校的学生接触日本史的一些基本史料，同时也为一般的日本史爱好者提供必要的参考资料。

王辑五不仅在日本史和中日关系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而且在亚洲史研究方面，也有着较高的造诣。在这方面，他除了发表一些论文之外，还出版了专著《亚洲各国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该书原系他在山西大学任教时为学生编写的讲义，后据教育部颁发的师范学院“暂行教学计划”对这门课程的设置目的和要求，加以补充和修改而成的。全书除“引言”外，共分14篇，分别叙述了日本等亚洲各主要国家的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同时，对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和平友好关系以及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对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也作了扼要的介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齐世荣在论及亚洲史方面的成果时指出，包括王辑五的《亚洲各国史纲要》在内的有关亚洲的区域史著作，“虽多系草创之作，但开拓之功，实不可没”^[12]。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建民等主编的《日本通史》对王辑五所著《亚洲各国史纲要》尤其是对该书中的日本史部分，亦给以积极评价。指出：“王辑五在《亚洲各国史纲要》一书中最早提出大和说，他认为‘魏志所载的邪马台究竟在九州呢或是在本州大和地方呢？’这恐怕指本州的大和说的。当时大和的社会经济发达较早。”^[13]“王辑五早在1957年就认为3世纪左右的邪马台国已是较大的‘奴隶制国家’，‘奴隶制度已经很发达了’”^[14]等等。这都说明，王辑五所著《亚洲各国史纲要》一书，也是有着一定的学术价值的。

（本文作者为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www.xing528.com)

【注释】

[1]王辑五：《日本民族考》，《禹贡》第4卷第12期。

[2]王辑五：《宋禅宗与日本武士》，《治史杂志》第1卷第1期。

[3]王辑五：《中倭交通路线考》，《禹贡》第3卷第10期。

[4]王辑五：《中国日本交通史》“叙例”，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5]今井启一译，王辑五著：《日中交通史》“序”，日本立命馆1942年版。

[6]王辑五：《中国日本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6、40、71—72、149页。

[7]王辑五：《中国日本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6、40、71—72、149页。

[8]北路指自难波启程，经濑户内海，至九州、博多，再经壹岐对马，沿朝鲜半岛西南岸，横断黄海或渤海至山东半岛登陆；南路初自博多沿筑紫西岸南下，经南岛横断东海，而至长江口。自唐代末叶以后，则不经由南岛，迳由筑紫之值嘉岛，横断东海，而达长江口岸。

[9]王辑五：《中国日本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6、40、71—72、149页。

[10]王辑五：《中国日本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6、40、71—72、149页。

[11]王辑五：《中国日本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重印说明”。

[12]齐世荣：《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历史及前景》，《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

[13]赵建民、刘予苇主编：《日本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07—408页。

[14]赵建民、刘予苇主编：《日本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07—4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