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近代社会史中的青帮头目应夔丞

青帮头目应夔丞

邵　雍

清朝末年，有一个人既是青帮头目又是上海道台的义子，到了民国初年，这个人混迹于革命营垒得到陈其美、黄兴等人的信任，暗中又接受袁世凯的指令直接指挥刺杀宋教仁。此人即是中华国民共进会会长应夔丞。

三进会审公廨

应夔丞，又名秉钧，字桂馨，1864年出生在浙江镇海一个石匠的家庭。父亲应文生二十余年来整天与石料打交道，稍有积蓄。19世纪90年代，清政府为了归还外债在上海开设了清丈滩地局，应文生风闻后立即赶到上海在该局搞到了一份差事，从此发迹。清朝末年政治腐败，各级官员巧立名目搜括民财，应文生在清丈滩地局任职时串通其他局差，将不少有主民地作为涨滩充公，旋转手高价卖给外商，从中渔利，大发横财，因此屡遭民众控诉。1895年前后，应文生为了在官府中寻找靠山，命其子应夔丞携万金前往上海道台黄祖络府上，拜黄为义父。自此之后应氏父子在上海滩上有恃无恐，肆行无忌。

应夔丞粗通中西文，能用英语会话，擅长应酬交际，在十里洋场吃喝嫖赌，挥金如土。他先纳妓女翁梅情为妾，后又在风月场中看中了雏伶小喜凤，不惜重资为其赎身。小喜凤工于花旦，色艺俱佳，应夔丞特为她在大新街创设桂仙戏馆，上演格调低下的戏文，并设茶座款待观众，一时间生意兴隆，财源旺盛。当时一批浙江及太湖的亡命之徒是桂仙戏馆的常客，应夔丞在这帮小兄弟有难之际能够讲究义气，慷慨解囊，渐渐在上海白相入圈子中有了点名气。然而好景不长，不久租界捕房指控桂仙戏馆上演的剧目违反章程，传应夔丞到上海会审公廨受罚。应在会审公廨自称是清政府筹赈安徽委员，并掏出印章掷向审判台。会审公廨的谳员见他咆哮公堂，将其送交上海县捕厅关押。应夔丞在被关押的当天略施小技，连夜洞壁而逃。桂仙戏馆先是被封，后又卖给他人。

应夔丞在外地避了一年风头之后溜回上海，每日去平望街祥园饭馆鬼混，打发时日。祥园饭馆是上海著名流氓陆颂和所创的烟馆，他成天在那里吸食鸦片，吞云吐雾，天长日久与店主陆颂和以及臭味相投的一批沪北贩子结为莫逆之交，并结识了哥老会首领范高头。

自1855年小刀会起义失败后，上海会党活动一度沉寂。约在19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上海城市建设的进一步开展以及列强侵略的深入，上海附近地区的自然经济进一步瓦解，各地青帮相继大规模流入上海谋生，其派别有兴武六、嘉白、嘉海卫、江淮泗等。应夔丞本人就是江淮泗大字辈的首领。几乎与此同时哥老会的势力也开始在上海兴起，出生在浦东川沙的范高头即为哥老会青龙山的会首。20世纪初年，范高头凭借上海道袁树勋之力，充任上海城南关巡查头目，趁机集结党羽，自置小轮，在上海城外设立船行，利用职务之便，在上海和通州一带包运洋纱、偷漏关税，获利甚巨。应夔丞入伙后，很快与范高头串通一气，更大规模地进行非法生意，从中分得数万钱财，不料被他人以通匪滋诈之罪向租界巡捕房告发。为此应夔丞在会审公廨被关了二个多月，历经审讯20余次，由于他守口如瓶，最后因证据不足交保暂释。

1906年范高头在江苏通州被捕，押至南京处死。中英双方围绕着追查范案、如何处置应夔丞等同伙进行了多次交涉。上海道台为了减轻自己失查的罪责，力主从宽发落，并通报英方以应夔丞、陆颂和“均已逃避无从传案”进行搪塞。

英国公使则坚持要清政府对应夔丞严加惩办，并认为“该犯漏网多日，皆因与各官署吏役暗相勾通之故”，逼迫清政府将应夔丞等人限期拘捕归案。于是应夔丞于1907年3月第三次进入会审公廨，经审理虽未查到其济匪的实据，但仍以“与接济范匪之陆颂和往来甚密，是非安分”的罪名被逐出上海租界。

应夔丞被逐出上海租界不久，即通过亲戚关系在江苏臬司朱家宝手下担任江苏印刷局坐办，并领得开办费5000两。但他在巨款到手后并不视事，而是浪迹平康，走马章台，沉湎于花柳间，不数日将这笔经费挥霍一空。案发后江苏官府进行追查，上海租界捕房闻讯后又出面要求将应夔丞移提归案，进一步清算他在范高头案内的旧帐。江苏臬司朱家宝既碍于友情，又不敢得罪洋人，只得将应革职。应夔丞在江苏隐居年余后又北上河南混日子，在那里摇唇鼓舌，自我吹嘘声称久居上海，精通洋务云云，说动当地政府，历委要差。但同僚们对他的招摇十分不满，他们收集了他在苏沪两地的劣迹大事渲染，交相攻击，致使应夔丞在1910年于河南被参，被迫返回原籍。

出任沪军都督府谍报科长

应夔丞回到桑梓之地后，拿了父亲应文生交给他的5万银元在宁波筹办学校。筹建期间应将一些民房民田强行占为校舍或操场，并仿照告老返乡的高级官员的气派，在自己住宅前砌起高大的黄色照墙，每日骑马舞剑，耀武扬威，致犯众怒，当地绅民报请宁波府教育会将该校封闭。该校师生聚而不散，积极为复校四处奔走，其中有一位搞教务的姜先生请好友陈其美出面调停，设法转圜。当时在上海从事反清革命的陈其美正苦于经费短缺，又熟知应家十分富有，于是乘轮至宁波调解，与应夔丞的邻居及教育机关接洽，从中斡旋。陈其美返沪后，为此特向浙江巡抚发出电报，并将电报稿向宁波各界人士散发，造成了一定的声势。浙江巡抚收到陈其美电报后下令宁波府复查，解决了这一公案。陈其美通过此事结识了应氏父子，旋因革命工作需要，在上海西门文元坊应公馆借住，从事秘密活动。

1911年广州起义之后，应夔丞曾在戏馆中上演新剧《广州血》，效果颇佳。武昌起义后，他见清朝大势已去，进一步攀附革命党人，凭借多年在沪结交的帮会朋友，四出侦探，将有关情报报送同盟会组织。因此，上海光复后沪军都督陈其美委任他为谍报科长。(www.xing528.com)

在担任沪军都督府谍报科长期间，应夔丞曾瞒着都督陈其美，擅自带兵前往浙江平湖，百般庇护在光复时被赶下台的好友、前平湖知县高庄凯，拘拿起义功臣张献贞。当地民众不服，15名绅士联名具保张献贞。应夔丞伯激起民变，谎称带张到沪组织北伐，将功赎罪，在回上海途中将张杀害。应夔丞回沪后装作若无其事，继续投机革命。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先生到达上海，沪军都督府决定由谍报、庶务二科负责具体的接待工作。应夔丞为孙中山在上海法租界的寓所提供了全套家具，还提供了汽车及日常用费。1912年元旦孙中山离沪赴宁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应夔丞奉陈其美之命护送至南京。总统府成立后，孙中山命应夔丞为卫队司令，领警卫军，并任其为庶务长，主管散放军饷等事兼管内藏库。但应夔丞劣性不改，利用职务之便，大量贪污伙食经费，完全辜负了孙中山的信任，被查出革职。为此他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耿耿于怀。

组建中华国民共进会

民国初年，组织社团政党之风盛行。1912年9月，老同盟会员谭人凤同帮会首领陈犹龙、徐宝山发起成立社团改进会，“以联络为同化之具，寓解散于归并之中”，瓦解会党，清除隐患，反映了革命党人急于抛弃会党的政治意图。在此前后谭人凤还联合陈其美、宋教仁等人在上海发起中华和平会，附设崇正团，收纳旧式会党，并宣称如会党仍秘密结盟，行为不轨，将以法律制裁，迫令解散。应夔丞作为一个帮会首领，对革命党人的上述举动自然十分反感，于是从1912年6月起筹划联合青帮、洪帮和哥老会公口三帮组织中华国民共进会，另谋出路。他在致陈其美都督信的呈文中称，此举的目的在于不准帮会弟兄私开香堂，另立码头，“剪除其旧染之习惯，免致于民国法律相抵触，总期立图改良”。陈其美信以为真，欣然同意，并在发起共进会的广告中列名第一。其实应夔丞出面组织共进会是另有一番目的的。他认为民国建立后革命党人只顾自己做官，把以前的盟友青洪帮置之脑后并反对他们，所以要组会对青洪帮实行法律保护。

1912年7月1日中华国民共进会在上海正式成立，经过一番争夺，应夔丞坐上了会长的交椅，开始自谋发展。共进会内的青洪帮骨干分子有高士奎、李征五、李华堂等。7月12日，共进会发出通告要求各省成立支部，扩展帮会势力。于是江浙一带的会党趁机纷纷打起共进会的旗号，为非作歹，扰乱社会，因此在江浙先后遭到查禁。同年9月下旬，湖北革命党人领导武昌马队发动旨在推翻黎元洪、夺回湖北政权的起义。应夔丞也参与其中。黎元洪在将起义镇压下去后查出应夔丞与此事有牵连，向全国发出了通缉令，致使他只得到处躲藏。

卖身投靠袁世凯

正当应夔丞走投无路之际，阴险狡诈的袁世凯决意利用与革命党上层有过较深交往的应夔丞及其帮会势力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他派出内务部秘书、密探头目洪述祖到上海借商谈解散共进会为名，秘密收买应夔丞。10月16日晨，应夔丞在洪述祖的带领下北上赴宁，面见江苏都督程德全，被程委任为江苏驻沪巡查长。程德全准备每月以3000元收买应夔丞，但因苏省财政紧张，只能拿出1000元，其余2000元经袁世凯同意由中央政府拨付。袁世凯还致电黎元洪取消对应夔丞的通缉令，并于10月29日下了特赦令。自此，应夔丞成了袁世凯的鹰犬。12月16日应夔丞奉洪述祖之招进京，受到了袁世凯的传见，袁以解散共进会为名，又批给应活动费5万元。应夔丞受宠若惊，要求袁世凯特命他为中央特派驻沪巡查长，挑选各省会党中有权力者分布要地，侦察各党动态，由他总其成，随时向袁密报。应夔丞返沪前，又从国务院领得密码一本，以作秘密联络之用。

1913年2月应夔丞在上海结识武士英（原名吴福铭，山西人），并将其拉入共进会，二人互换兰谱，称兄道弟。由应夔丞请客，武士英在同春坊妓女胡翡云家，热热闹闹地玩了好几天。应夔丞还对胡翡云许愿，称不久后将携她进京，“做他家小”，共享清福。而进京寻欢作乐的前提是奉袁世凯之命暗杀宋教仁，武士英则是应夔丞精心选择的流氓杀手。当时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连日来在全国各地演说，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大得人心，其出任下一届内阁总理的呼声很高。这自然为力图实行反动独裁统治的袁世凯所不容，必欲除之而后快。

应夔丞为了完成袁世凯交付的这一重要任务，施展骗术，混迹于宋教仁、黄兴等国民党高层人士之间；刺探机密，将宋、黄等人在上海的活动密报给洪述祖。同年3月应夔丞将黄兴所存的60万元公债转手抵押给义丰银行，作为宋教仁的活动经费。应夔丞此举既骗取了黄兴等人的信任，又从中为自己捞进了10万元的好处。不久应夔丞即奉袁世凯之命直接指使武士英下手行刺宋教仁。

3月20日晚10时许，宋教仁在黄兴的陪同下徐徐步入上海火车站，准备乘车北上，行至检票处附近突遭武士英枪击，宋教仁连中三枪，倒在血泊之中。22日凌晨，宋教仁丧因伤重抢救无效，在上海铁路医院与世长辞。案发后，应夔丞故作镇定，当宋教仁丧礼到湖南会馆举行时，他还在场照料，装出一副十分殷勤的样子，企图继续欺骗革命党人。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上海英捕房在刺宋案发生后得到线索，前去大新街同春坊妓女胡翡云家搜捕应夔丞，未获。后在迎春坊三弄妓女李桂玉家，将正在那里喝酒行乐的应夔丞扣上手铐，押至捕房。与此同时法捕房也在文元坊应公馆进行搜查，同去的国民党交通处交际主任周南陔冒称是应夔丞在捕房里接过头的心腹友人，用计诱使应妾取出藏于厢房地板下的藏有密电码本子的小箱子。然后，周将密码破译。密电内有“梁山匪魁”、“毁宋酬勋”等字样，从而使袁世凯主使暗杀宋教仁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当探捕人员即将撤离应公馆时，有人向被软禁在楼下厢房中的一伙闲杂宾客高声问道：“谁是武士英？”话音未落，一个矮子忙站起承认，于是立即将他拘捕至法捕房。

刺宋案直接引发了二次革命，应夔丞却于1913年7月24日夜乘混乱之际，重施故伎，越狱脱逃。武士英前此已被应氏党羽在食物中放毒毒毙。同年11月应夔丞异想天开，从青岛电请袁世凯昭雪其罪。袁世凯此时正忙于摆脱与刺宋案的干系，洗刷自己，自然未予理会。应夔丞见袁世凯要赖帐，于1914年1月进京请求袁世凯实现“毁宋酬勋”的诺言，袁矢口否认，断然拒绝。应夔丞一无所获，于1月19日满怀怨气地离开北京，在京津火车上被袁世凯派来的军政执法处侦探长郝占一用电刀结果了性命。

原载《旧上海风云人物》二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