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侯国地理汉表县名注释探究

一、《汉表》下注县名体例考

让我们先来看《汉表》下注县名之体例。在清代，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汉表》下注县名体例问题，并尝试作出解释。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六曰：

临众敬侯始昌，下注“临原”字，似分临原地置临众侯国也。

乐成敬侯许延寿，……予按此《表》注“平氏”字，平氏县属南阳，而《地理志》南阳郡本有乐成侯国，此即延寿所封，分平氏置者也。^[1]

钱大昕推测《汉表》列侯条目下所注县名，是代表其侯国由该县析置。钱氏对《汉表》下注县名的这一看法，可称为“析置说”。从上述考证文字的语气来看，钱大昕对自己的看法还不敢肯定，带有明显的推测意味。但是到了钱大昭的《汉书辨疑》，其兄长的看法被广泛引用，凡是遇到《汉表》下注县名时，钱大昭概以“析置说”作解。试举两例：

众利侯郝贤，下注“姑莫”，即“姑幕”，琅邪县。盖元狩元年分姑幕之众利乡为侯国。

扶阳节侯韦贤，下注“萧”。扶阳与萧并沛郡县，当是分萧县置。^[2]

经过钱大昭的征引，“析置说”得以流行，此后王先谦、史念海、钱穆、王恢等中国学者，以及纸屋正和、仲山茂等日本学者在对“《汉表》下注县名”体例进行解释时均采纳了“析置说”。^[3]所谓《汉表》标注之县即侯国析置之县的看法俨然成为定论，为中外学界普遍接受。

就史籍相关记载而言，“析置说”的确具备一些优势。如元朔三年，武帝封公孙弘为平津侯（333），其诏书曰：“其以高成之平津乡户六百五十封丞相弘为平津侯。”^[4]据此，公孙弘之平津侯国乃是析高城县之平津乡设置。而《外戚恩泽侯表》平津献侯公孙弘条注有“高城”。又《外戚恩泽侯表》乐安侯匡衡条下注“僮”，而《汉书·匡衡传》载：“（匡）衡封僮之乐安乡”，则匡衡之乐安侯国（700）乃析僮县之乐安乡所置。

从上述两例来看，“析置说”很好地诠释了《汉表》下注县名体例，我们似乎可以根据这一解释来分析侯国地理问题了。但是，如果我们对某些侯国地望进行仔细考辨，便会发现“析置说”存在很多缺陷。下面分别举例予以说明：

1．成平侯国（319）

元朔三年，汉武帝分封河间献王子刘礼为成平侯。今本《王子侯表》无下注郡县名。而《史记索隐》注成平侯条曰“《表》在南皮”，则司马贞所见唐本《王子侯表》注有“南皮”。但《汉志》南皮县属勃海郡，根据“推恩令”王子侯国裂王国地分封的规定，成平侯国当由河间国地析置，而不应从勃海郡析置。周振鹤先生注意到这一矛盾，于是解释道：

《索隐》云，《汉表》在南皮，是成平乃析南皮置。故南皮县必先属河间，后削入勃海。^[5]

周先生认为元朔年间南皮县属河间国，故成平侯国析南皮县而置，与“推恩令”并不矛盾。周先生进一步推断《汉书·河间献王传》载甘露年间，河间国“削二县，万一千户”中必有南皮，南皮在此后转属勃海郡。^[6]但是，李启文先生在对史籍记载进行考辨后指出，勃海郡初置时即有南皮县，南皮县从未归属河间国管辖。^[7]李先生之说可信，成平侯国绝非析置南皮县而置，^[8]因此用“析置说”无法解释成平侯国与南皮县之间的关系。

2．荣关侯国（323）

元朔三年，汉武帝分封济北贞王子刘骞为荣关侯。《汉表》荣关侯条下注“茌平”，按照“析置说”的解释，此侯国乃是析茌平县乡聚而置，则茌平县必为济北国属县。不过，在《秩律》中茌平县隶属东郡。^[9]再结合《汉书·尹齐传》“尹齐，东郡茌平人也”以及《汉志》茌平县属东郡的记载，可知西汉时期茌平县一直为东郡管辖，从未归属济北国，以“析置说”的观点来建立荣关侯国与茌平县的关系，显然不能成立。

3．宜冠侯国（427）

元狩二年，汉武帝分封功臣高不识为宜冠侯。《汉表》宜冠侯条下注“昌”。昌县，《汉志》属琅邪郡。但元狩二年，琅邪郡之昌为城阳王子刘差之侯国（423）。汉代绝无析侯国置侯国之道理。

4．成安侯国（469）

元鼎五年，汉武帝分封功臣韩延年为成安侯。《汉表》成安侯条下注“郏”。《汉志》成安、郏皆属颍川郡。王先谦曰：“成安，郏之乡聚，析置，故注曰郏。”^[10]而《秩律》中，成安、郏皆见于简文，属颍川郡，^[11]可见成安县汉初已有，韩延年所封之成安侯国乃是以成安县改置，并非从郏县中析置。

5．平州侯国（500）

元封三年，汉廷封朝鲜降将王唊为平州侯。《汉表》平州侯条下注“梁父”，《汉志》泰山郡有梁父县。若按照“析置说”，平州本为梁父县乡聚。但高帝曾封昭涉掉尾为平州侯（123），则高帝时已有平州县。元封三年所封之平州侯国当是以平州县改置，并非梁父县乡聚。

类似于这些无法用“析置说”解释的侯国，在《汉表》中还能找出很多。可见“析置说”本身存在诸多漏洞，并不能很好解释《汉表》下注县名体例问题。对于《汉表》下注县名的真正含义，我们还需要从其他角度予以求证。

其实，对于“析置说”本身的缺陷，周振鹤先生已有察觉。他在对陆地侯国（349）地望进行考辨时提道：

陆地，《表》辛处，元鼎五年免，并入辛（薪）处。此侯分封在薪处之后，薪处已先一年别属涿郡，故《汉表》在薪处，乃表明陆地免侯以后并入薪处，而不是说明陆地侯国析薪处而置。^[12]

《汉表》陆地侯条下注“辛处”，即《汉志》中山国之薪处县。若根据“析置说”，则陆地侯国乃析薪处县置。但陆地侯受封之时，薪处为侯国（307），而且已别属涿郡，汉廷绝不会从薪处侯国中析置陆地侯国。周先生于是变换思路，提出表注“辛处”乃是指陆地侯国废除后的并入之县。笔者暂且把周先生的这种看法定名为“并入说”。如果我们利用“并入说”来分析上述成平、荣关、成安、平州各条，则侯国与其下注县名之间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同样，“并入说”也适用于平津、乐安两侯国。这两个侯国虽是从高城县、僮县中析置，但两侯国废除后应当重新并入高城县、僮县，这与“并入说”并不矛盾。

笔者认为周振鹤先生提出的“并入说”可以较为合理地解释各侯国与《表》注县名的关系，应当更接近于《汉表》下注县名体例。不过，周先生的这一看法还需进行修正，比如前面提到的宜冠侯国。该侯国封于元狩元年，除国于元狩四年。而元狩四年，昌侯国尚存，汉廷显然不会把废除的侯国并入侯国。由宜冠侯国的情况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认识：宜冠侯国废除后，并没有直接并入昌侯国，而是先并入其他县，后来随着地方政区界限的调整，宜冠侯国故地才调整入昌县，所以《汉表》才会在宜冠侯国条下注有“昌”。

现在已知《汉表》下注县名并非各侯国废除之际的并入地，那么《汉表》所反映宜冠侯国故地位于昌县境内的情况又是什么时候的情形呢？接下来，笔者试图通过分析新市侯国（550）、扶阳侯国（567）和武阳侯国（739）的沿革来回答这一问题。

《汉表》载新市侯国、扶阳侯国于王莽时败绝，而新市侯条下注“堂阳”、扶阳侯条下注“萧”，则新市侯国并入堂阳县，扶阳侯国并入萧县只可能发生在新莽以后。而《外戚恩泽侯表》武阳侯条曰：“元寿二年，侯获嗣，更始元年为兵所杀。”另该条下注“郯”。武阳侯国并入郯县必在更始元年（23年）以后。因此，笔者认为《汉表》下注县名很有可能反映的是东汉时代的情形。

具体而言，东汉之班昭在编制《侯表》时，^[13]还知道西汉某些侯国的具体方位，于是通过标注东汉县名来表明前代侯国地望。这一做法与后人标注历史地名时常称“故某地，位于今某县境”的做法十分相似。班昭在列侯条目下标注县名，其实是表示前代侯国位于本朝某县境内。如她在平州侯国下标注“梁父”，就是表明前代的平州侯国地处本朝梁父县境。(www.xing528.com)

如果笔者这一看法成立，就必须同时符合两个条件：其一，那些标注有县名的侯国，其行政建制没有延续到东汉；其二，班昭所标注的县名，都见存于东汉和帝时代。为了直观地反映各侯国与《表》注县名的沿革关系，笔者编制表1 1来进行说明。

表1-1　《汉表》侯国及所注县名与《汉志》、《续志》对照表

②《王子侯表》注“寿乐”，周振鹤先生以为“寿乐”为“寿光”之讹误，暂取此说。见《西汉政区地理》，第103页。

③《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注“舞阳”，乃“舞阴”之误。见下编第三章第一节考述。

（续表）

①《汉志》胶东国有昌武县，非此昌武侯国。见下编第四章第四节考述。

②《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注“襄垣”，乃“襄城”之误。见下编第三章第一节考述。

③《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误作“昌”。考辨见附表乐安侯国条（408）备注。

④《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注“舞阳”，乃“舞阴”之误。见下编第三章第一节考述。

⑤《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两湘成侯条，一注“阳成”，一注“堵阳”。此阳成乃堵阳别称。见谭其骧：《陈胜乡里阳城考》，收入氏著《长水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36—341页。

⑥此博阳当即《续志》泰山郡博县，而非《汉志》汝南郡博阳。详见平通侯国（597）附考。

（续表）

说明：地名信息见于《续志》记载者，标注“●”；不见于《续志》记载者，标注“〇”。

《汉表》标注有县名的侯国条目共74条。^[14]从表1-1可以看到，这74个侯国见于《续志》记载的只有1个。仔细分析该条，仍存在令人疑惑的地方。《汉志》、《续志》皆载有丹阳，表明此县从未省并，不知为何要标注其他县名，这一现象实在费解，只能先持以阙疑的态度。^[15]

如果暂且排除存在疑问的丹阳一条，可以看到这些曾置为侯国的县邑都没有延续到东汉时代，因此班昭若想对这些侯国的方位予以标示，就只能借用东汉的县名作为参照。那么班昭所标注的县邑在东汉时代是否都存在呢？从表1-1可以看到，班昭所标注的县名，虽然大部分

①《汉志》西河郡有平周县。西汉边郡不置侯国，故西河郡之平周非丁满之侯国。

②《外戚恩泽侯表》误作“南阳平”。

③今本《王子侯表》沈犹侯无下注县名，据《索隐》及晋灼语，知《汉表》本注有“高苑”。见下编第一章第四节考述。

见于《续志》，但仍有九个县名在《续志》中找不到。这样一来，笔者的推断便出现了问题。假如东汉时代没有设置过这九个县，班昭岂不是在用古地名来标注古地名？以班昭之贤智，断不会作出如此违背常理的事情。

这里，笔者想提醒读者注意《续志》的时代断限。据李晓杰先生研究，《续志》断于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年），^[16]而班昭作《侯表》约在汉和帝永元五年（93年），^[17]两者间尚有五十年的差距，因此在班昭作《侯表》时，这九个县可能是存在的。这样的推断当然需要证明，请看以下两例。

《外戚恩泽侯表》平丘侯条注有“肥城”。肥城，《汉志》属泰山郡，《续志》无。而《后汉书·章帝纪》载元和二年（85年）二月“己未，凤皇集肥城。……辛未，幸太山，柴告岱宗”，据此，元和二年泰山郡尚有肥城县。几年后的永元年间，肥城县见存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成安侯条注有“郏”。郏，《汉志》属颍川郡，《续志》无。《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建武十七年（41年）十月“有五凤皇见于颍川之郏县”，可知郏县不在建武六年省并四百余县之列。^[18]又洛阳南郊东汉刑徒墓地出土编号P11M36∶1砖有“无任颖川郏髡钳贯纪，元初六年闰月十二日死”之铭文。^[19]元初六年（119年）为汉安帝年号，此砖铭文可证至迟元初六年仍有郏县。^[20]班昭在编作《汉表》时，郏县是明确存在的。

从肥城、郏两县的沿革情况来看，另外七县也应存在于汉和帝时代，这九县省废的时间在永元五年至永和五年之间。总之，笔者认为《汉表》标注的县名，全部是汉和帝时代的置县。班昭其实是在利用东汉的地名信息来标注前代侯国的方位，这才应是《汉表》下注县名的真正体例。

明确了《汉表》下注县名的体例特点，一些看似不可理解的现象便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外戚恩泽侯表》博山侯条下注“顺阳”。《续志》南阳郡顺阳曰“故博山”。东汉人应劭曰：“（博山）汉明帝改曰顺阳。”^[21]由以上记载可知，西汉之博山于东汉明帝时改为顺阳，博山与顺阳为一地。《汉表》在博山下注“顺阳”无论以“析置说”还是以“并入说”都无法解释。现已知班昭是在利用东汉置县标注西汉侯国方位，则上述疑惑可迎刃而解。汉和帝时代博山县已改名为顺阳县，班昭在博山侯国条下标注顺阳，实际是在告诉阅《表》者，博山侯国即本朝的顺阳县。同样，《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便侯条下注“编”，《汉志》南郡有编县。王先谦注曰：“（编），南郡县。……（便侯国）盖分编置。”^[22]而松柏汉墓35号木牍见有“便侯国”，而无编县，表明汉武帝早期无编县，显然便侯国不是从编县中析置而来，相反便侯国应当是编县的前身。班昭对于两者的关系是清楚的，在便侯国条下标注“编”，意在说明前代之便侯国即本朝之编县。

最后附带提及，清末学者王荣商对《汉表》下注县名体例另有新解，其《汉书补注》曰：

昌武侯赵安稽，（注）舞阳。荣商案，昌武，本胶东县。安稽后击匈奴，益封舞阳，故以舞阳系之。非谓昌武即在舞阳也。

高平宪侯魏相，（注）柘。荣商案，是时侯国有别邑。若张安世别邑在魏郡，霍光别邑在东武阳是也。柘县或其别邑所在。^[23]

王荣商以为《汉表》下注县名为各列侯之别邑。王氏的这一看法显然是错误的，我们可以轻易找出这一说法的缺陷。如武阳侯条下注“郯”，郯县为东海郡郡治，汉廷显然不会把东海郡治作为列侯别邑。又如宜冠侯条下注“昌”，而宜冠侯国所存在的元狩元年至元狩四年间，昌为侯国，汉代焉有以甲侯国作为乙列侯之别邑的道理？还有合骑侯（404）下注“高城”，而同一时期的平津侯（333）在《汉表》中也注有“高城”，武帝把一县同时封给两个人作别邑，实在不合情理。王荣商此说甚谬，读者自有明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