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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与明清文学:探寻徽州好儒的文化传统

时间:2023-07-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徽州民间还流传着一个谚语:“三世不读书,等于一窝猪。”历代徽州的地方官也重视兴办教育,本来,担任地方官的人都是儒雅文士,他们来到徽州后,又受到徽州重教风气的感染和推动,更加重视兴办教育。徽州人不仅重视教育,而且有很多具体的措施。徽州有不少的宗族代代都有显贵,从而成为累世簪缨的名门望族。在为母守孝三年后,被授予池州路儒学学正。

徽商与明清文学:探寻徽州好儒的文化传统

中原迁徙到徽州的世家大族本来就重礼仪、重教育南宋之后,朱熹理学成为徽州人推崇的对象,宗族期望族内子弟成就功名,明代中叶后徽商带来的经济基础又可以在物质上保证教育的基本条件。在这种种合力之下,徽州人对教育越来越重视。其结果是使这个偏僻的山区人才辈出、文风昌盛

1.重文重教

在很多徽州的文献资料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徽州的各个宗族对教育的高度重视。休宁茗洲吴氏宗族的《家典》“家规八十条”中就规定:“族中子弟有器宇轩昂、资禀聪慧而无力从师者,当收而教之,或附之家塾,或助以膏火。培植得一两个好人,作将来楷模,此是族党之望,实祖宗之光,其关系匪小。”[9]这个家族还规定,必须要设立学田,以作为家族教育的经济保证:

族之兴也,必有贤子孙为之纲纪;子孙之贤,必先纳之养塾之中,俾读圣贤之书,明义理之归,授之成法,宽之岁月,涵育熏陶,而后人才有所成就。然方其入学也,有修晡执贽之仪,有礼傅膳供之费。及其长而能文野,则有笔札之资、图籍之用、膏火之需。其出而应试也,则有行李往来之供;其从师访友也,则有旦夕薪水之给、朋友庆吊酬酢之情。故欲教之,使之有所成就,尤必先有以资其养,使之有所籍赖而卒其业。……自宜创立学田,垂之永久,使世世子孙,有所凭籍而为善。[10]

在徽州的楹联里,我们也能感受到这个地方重文重教的风气:“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友天下士,读古人书”;“得山水情其人多寿,饶诗书气有子必贤”,“继先祖一脉真传克勤克俭,教子孙两行正路惟读惟耕”。徽州民间还流传着一个谚语:“三世不读书,等于一窝猪。”

尽管徽商在经济上已经富有,但他们的目标并非富有而已。他们知道,“士”比“商”高出更多,让自己的子孙读书、做官,才是他们最可观的收益。因此他们发财之后,在投资教育上毫不吝惜,他们有的设立塾学,广请名师,以培养自己和宗族内的子弟,从而光大宗族。有的还设立义学,为贫寒的子弟提供上学读书的机会。历代徽州的地方官也重视兴办教育,本来,担任地方官的人都是儒雅文士,他们来到徽州后,又受到徽州重教风气的感染和推动,更加重视兴办教育。正因为如此,徽州自宋代以来,社学、塾学、义学、县学、书院一直保持着稳定,在清代康熙年间,徽州的社学有462所;除了每县都有县学外,还有书院54所[11]。真是十里之村,不废诵读之声!

徽州人不仅重视教育,而且有很多具体的措施。徽商首先给予了多方面资助,从兴办塾学、义学到捐助县学、书院,他们出力最多,甚至还资助参加科举考试的学子路费、试卷费用等。宗族也给求学的子弟们给予经济上的扶助和激励。很多家规里都有资助和奖励子弟读书应试的条文,休宁黎阳汪氏就规定:凡是读书的子弟,一年给1两银子的灯油钱;子弟能够到县学学习,给贺银2两;科举应试者,给试卷费用1两;能够考中举人、进士,可以在祠堂前插上旗子,在祠堂里挂匾额,考中举人,给予做旗匾的银子5两;考中进士的,给做旗匾的银子10两[12]。有些宗族,资助和奖励的费用更多,还规定如果中了举人,宗祠里要演戏一台以示庆贺。有的宗族规定,只有科举有成的子弟才可以在祠堂里挂匾额,进士、举人所挂之处也不同;而获得科举功名的人,将可以在祠堂里享受永久的祭祀。凡此种种,都帮助和激励了徽州的读书人努力上进,使得读书风气越来越浓郁。

2.人才辈出

重视教育的风气,促使徽州自宋元以来人才辈出。一个宗族里往往是“科第蝉联”,一榜内同时有数人考取举人或进士。根据地方志记载,宋、明、清三代徽州共有进士2134人,宋代783人,明代508(文进士452,武进士56)人,清代795(文进士684,武进士111)人[13]。徽州甚至还有“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的美传:“连科三殿撰”是指乾隆三十六年、三十七年、四十年,休宁黄轩、歙县金榜、休宁吴锡岭均为当年状元;“十里四翰林”则指同治十年,歙县洪镔、郑成章、黄宗惺、汪运钥,所距不过十里,同科且均为庶吉士。还有“兄弟九进士、四尚书”、“父子四进士”等佳话。徽州有不少的宗族代代都有显贵,从而成为累世簪缨的名门望族。今天的徽州也留下了不少这些文化遗存,在今黄山市徽州区的唐模村,就有清代朝廷为许承家、许承宣兄弟立的“同胞翰林”的牌坊。

徽州重文重教的风气和传统,不仅使大批徽州的学子在科举上得到了成功,而且成为朝廷重臣,在政治上做出了重要的建树,这里可略举几位。

朱升,字允升,号枫林。休宁县回溪乡人。他出生于元代大德三年(1299),从小就勤奋苦读,46岁考中举人。在为母守孝三年后,被授予池州路儒学学正。但他更多时间都在家乡隐居,设馆讲学或主讲于当地书院。元至正十七(1357)年,尚未称帝的朱元璋拜访了朱升,朱升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策略,深得朱元璋的赞赏,从此,他成了朱元璋的重要谋士,为明王朝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最后官至翰林院学士兼东阁学士、嘉议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在朱元璋称帝的次年,朱升就告老还乡,隐居终身。毛泽东曾将其九字策略改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14]

胡宗宪,出身于绩溪龙川胡氏宗族,明代重臣。他于嘉靖十七年(1538)考中进士后,先后担任山东青州府益都县县令、浙江余姚县县令,其间,他的父母亲相继去世,他尽了一个孝子所尽的义务。嘉靖二十八年(1549),蒙古俺答部大举犯边,胡宗宪被任命为巡按宣府、大同监察御史,司理北方边防监军之职,走上了军事家的道路。他在任上整饬军务,严明纪律,巩固了北方的防务体系,从而击退了俺答的进攻。由于成绩显著,朝廷一旦遇到边警或叛乱,就调他前往,先后被委任为北直隶巡按监察御史、湖广巡按监察御史。嘉靖三十三年(1554),他被调任浙江巡按监察御史,让他在抗击倭寇的斗争中发挥作用。随着功勋的不断建立,他的职位也不断提升,被加封为兵部右侍郎总督浙江、南直隶、福建等处军务。他延揽了戚继光、俞大猷等名将,派人招抚了汪直、徐海等与倭寇勾结的海盗,积极操练乡兵,从而遏止了倭寇的进攻。但是,在倭患逐渐平息之后,朝廷中的政敌借故弹劾胡宗宪与严嵩有勾结,最后,他留诗“宝剑埋冤狱,忠魂绕白云”的诗句,悲愤地在狱中自杀。[15]

许国,歙县东门许氏家族人,明代重臣。他是嘉靖四十四年进士(1565),隆庆元年(1567),他出使朝鲜,调解了朝鲜内部事务;隆庆六年(1572),他被选拔为日讲官,为年幼的太子讲书。万历皇帝登基后,重用许国,任命他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又加封他为少傅兼太子少傅,曾经代理首辅之职。他一生廉洁谨慎,提出了不少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治方略,但也在政治旋涡里和别人有矛盾,所以屡次乞求退养。万历十二年(1584),他就告假回乡,并督造了一座“许国石坊”。这座八角石坊以其特别的建筑形式和精细的雕刻,至今仍然保留在歙县城内。

在清代,歙县雄村的曹文埴、曹振墉父子均为朝廷重臣。他们分别是乾隆庚辰科(1760)、辛丑科(1781)的进士,均被选为庶吉士。曹文埴历官南书房行走、詹事府詹事、顺天府尹,晋级为户部尚书,谥“文敏”。曹振墉历官翰林院编修、通政使、吏部侍郎、吏部尚书,晋太子太保,后又晋为太子太傅。曹氏父子被称为“父子尚书”,雄村被称为“宰相故里”。

歙县南乡杞梓里的王茂荫,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提到的唯一的一个中国人道光九年(1832),他考取进士;咸丰三年(1853),升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成为清王朝主管财政货币事务的要员。在此任上,他提出了自己的货币改革思想,主张有限制地发行可兑换的钞币,反对铸造大钱。王茂荫的主张被当时的俄国使节写进《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一书里,该书被翻译成德文后,被马克思所阅读,王茂荫的名字也因此而进入了《资本论》。

3.文风昌盛

重教育、重礼仪、重科举的传统,为徽州带来了昌盛的文风,就文学传统而言,从宋代就已经开始形成。(www.xing528.com)

公元960年,宋王朝建立。由于科举考试制度的恢复,在徽州万山之中积压很久的一批青年学子有了进身之途。有学者统计,整个宋代徽州籍的进士达783人[16],有的甚至是一门数人中进士,例如歙县的舒雅、舒雄兄弟,舒雅“南唐保大间举进士第一”[17],舒雄则“登端拱中进士第,官至尚书郎”[18]。又如歙县呈坎的罗汝楫本人为政和二年(1112)进士,其子罗愿复中乾道二年(1166)进士。《宋史·罗汝楫传》记载道:“罗汝楫,字彦济,徽州歙县人。……(子)愿,字端良,博学好古,法秦汉为词章,高雅精炼,朱熹特称重之。”[19]这批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徽州读书青年,构成了宋代徽州的士大夫群体,他们声名的显要和地位的升迁,既显示了徽州的文化张力,也进一步丰富了徽州的文化元素。其中,文学风雅成为重要的元素之一。胡可先《两宋徽州籍诗人考》通过对《宋诗纪事》、《宋诗纪事补遗》、《宋诗纪事续补》、《全宋诗》等文献的梳理,挖掘出宋代徽州诗人118人,其中歙县35人,休宁35人,祁门3人,婺源30人,绩溪7人,黟县8人。[20]

元代的历史比较短,只有97年,而且科举考试中断多年。但是,地处偏僻山区的徽州,其地域文学传统却在加强。《新安文献志》所列元代的“先贤事略”共列87人,其中有诗文集或有文学创作的有38人。诸多未能通过科举考试入仕的读书人,虽然身为布衣,却吟咏不辍,例如“叶梅峤朱,字孔阳,一字宗晦,休宁人,有诗集,曹弘斋序”;“程斗山以南,字南仲,休宁千秋南乡人,有诗集,虚谷序”;“胡存庵初翁,字成性,婺源柏田人,别号敬存,有集曰《存庵吟稿》”。[21]有些“先贤”看似与文学没有关涉,但实际上却关涉密切,例如陈栎,以理学家著称,上引“先贤事略”中对他的文学成就也没有提及,但他文学上却有着自己的特色。其族孙嘉基所刊《定宇集》收录文十五卷,诗及诗余一卷,《别集》一卷,可知他在究心理学之余,也从事诗词创作。元代徽州的文学创作,仍然像宋代一样,有的是家庭、家族共同为之,如程端礼、程端学兄弟,号“大、小程”;又如郑贞白和郑玉父子,文诗相承。有的是师承关系,如陈定宇“初师乡先生黄常甫”,而“常甫出于婺源藤氏,私淑朱子,为时硕儒”。故而元代的徽州文学传统上承宋代而在延续。

明代中叶以后,徽商逐渐崛起。不少徽商在从商之前,都曾经读过书。他们经商成功后,又有经济实力培养子弟读书;入仕作官的人不仅是乡里的楷模,他们退居回乡后,也倡导着重教重文的风气。因此,明代中叶以后的徽州,上承宋、元的文化传统,徽州村村都是朗朗书声,处处都有吟哦声,在这个偏僻的山区里,呈现着浓郁的文雅之风。

明代中叶以后,诗社、吟社成为活跃于徽州民间的组织。它们的组成成员,既有退居回乡的官员,也有以宗族为单位的族内成员。嘉靖、万历年间的文学家汪道昆,退居回到歙县后,就组建了白榆社、丰干社,经常举行诗歌创作活动。明代中叶休宁县率口程氏宗族也成立了一个“率滨吟社”,其成员则完全是本族族众,它制订了吟社的《条约》,规定每人每月作诗一首,每年聚会一次,聚会时既呈交自己个人的诗作,也要作一首同题的诗,并进行评比。这样的活动陶冶了族内子弟的性情,也留下了一些可圈可点的作品[22]

万历崇祯间的鲍应鳌曾经为其同宗鲍叔卿的诗集撰写序言:

余宗以公车业鸣者不乏人,而好古称诗则叔卿兄弟并著。萧然环堵,一室之中,伯仲叔季,自相师友,倡和赓咏,迭为埙箎。遂不能掩其声歌,而“四鲍”诗名相藉起矣。俱有诗稿行世。余早习公车业,既复薄游京师,未能与叔卿兄弟翱翔;年来屏迹村居,叔卿兄弟又多容四方,独叔卿时相过从,得读其所为诗,才情协而气韵清,蕴藉冲恬,翩翩有王孟风致,得置案头亦闲居一快。若其人之端雅醇朴,又足重者。余久欲叙叔卿诗而未得闲,今且北游,姑缀数语以识之。[23]

从序言中可见,鲍应鳌因为中进士游宦京师等地,而他的同宗鲍叔卿兄弟在家乡则“好古称诗”,不仅“倡和赓咏”,并各有诗集。这些诗集虽然未必流传下来,但鲍氏家族这样“倡和赓咏”的事实却是徽州文风昌盛的证明。

明代后期的李敏编撰《徽郡诗》,收录弘治正德、嘉靖三朝的诗人上百人,诗作超过三百首,可见徽州一地诗人之多。明代嘉靖年间刊刻的《新安名族志》里,也记载了大量徽州人都“善吟咏”,并且有自己的诗集[24]

4.书卷飘香

重教重文的传统和风气,使宋代以后的徽州涌现了大批的学者和文士,还有大批名不见经传的民间文人。他们将在徽州山水之间的思想、治学所得和各种灵感形诸文字,从而留下了一大批著作。据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徽州文献课题组”统计,历史上徽州人的著作达7千种以上,现在留存于世的还有3千种左右[25]。徽州,可谓是书卷清幽、墨迹飘香的文化乡土

宋代,由于朝廷重视文人,徽州大族子弟纷纷通过科举考试走向朝廷,他们秉承传统,留下了不少的著作,如歙县罗愿,乾道丙戌(1166)进士,博学好古,效法秦汉词章,著有《尔雅翼》、《新安志》、《豫章罗先生文集》、《罗鄂州小集》等。

元代,徽州有多位隐居不仕、推崇朱熹的理学家,如郑玉、赵滂、陈栎等,他们都有丰富的著述,文集在后世多次刊刻。如休宁的陈栎,教学乡里,与当时的学者文人多所切磋交往,见于著录的著作就有《四书发明》、《礼记集义》等20余种。《新安文献志》卷首元代的“先贤事略”共列87人,多有著述,如“汪杏山梦斗,字以南,康范先生子,号杏山,宋景定辛酉魁江东漕试,授江东制干,咸淳间转史馆编校。元初用尚书谢昌言等荐,授徽州路学教授,尝受檄考郡县儒人为定籍,所著诗文曰《云间集》、《北游集》”;“程荀轩龙,字舜俞,前村先生从子,宋咸淳元年进士,历严州推官。元初改授永嘉县尹,累官以同知徽州路总管府事致仕,追封新安郡伯。所著有《尚书毛诗二传释疑》、《礼记春秋辨正》及《弄丸余说》、《三分易图》,诗文曰《归田录》”。[26]

明代以后,由于徽商崛起,更加重视教育,徽州的刻书业也愈加发达,从事著述的人越来越多,被刊刻的著作也越来越多。一些朝廷命官退居之后,专心从事著述;一批学者潜心于学术;还有一些文人也热心于地域文献的搜集整理。

休宁程敏政在这方面就非常突出。他是成化二年(1466)年的进士,时年22岁,被授翰林院编修,充经筵讲官,后官至礼部右侍郎。他从小有“神童”的美誉,在朝廷又经常给皇帝和大臣讲解经、史,可以说博览群书,学问过人,其著述也非常丰富,除了诗文集《篁墩集》93卷外,他的著作还有《宋遗民录》15卷、《宋纪受终考》3卷、《心经附注》4卷、《道一编》6卷、《明文衡》98卷、《新安文献志》100卷。此外,他还纂修了《新安程氏统宗世谱》20卷,辑录了《唐氏三先生集》28卷。

清代,朴学兴起,徽州涌现出了江永、戴震、黄生、程瑶田等一大批学者,他们的著述多有留存。

在地域文献的编纂方面,明中叶以后也为数不少。在程敏政编纂《新安文献志》以后,戴廷明、程尚宽等人编撰了《新安名族志》,曹嗣轩编纂了《休宁名族志》,汪尚和编撰了《新安艺文志》,张阳编辑了《新安文粹》15卷。除此以外,家谱的编纂和刻印成为徽州文献编纂的一个重要方面,现存的徽州家谱不少于1500部,在一个人口不很多的地区,其数量是非常惊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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