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文字以来的历史记载，财富作为人们生活最重要的概念之一，远古时期就已经根植于人们的思想之中。例如，我们的土地、山川、河流、矿藏、金属、机械设置、房屋、粮食等等，这些都是财富。在中国的古代，人们就清楚地知道财富意味着什么，人们所以能使自己享有的财富，都是由自己的技能创造出来的。人们所创造的一切，都应该用于满足他们的需要和他们的愿望。管仲作为中国最优秀的思想家之一，在春秋战国时代，他就十分看重财富的作用，他在《管子·五辅》中语：“实圹虚，垦田畴，修墙屋，则国家富；节饮食，撙衣服，则财用足；举贤良，务功劳，布德惠，则贤人进。”这是说，要让人们通过劳动，移民旷野，开垦土地，修建房屋，这样国家才能积累财富，才能富裕；节约粮食，限制衣服，财用就会充足；举荐贤良，注重劳动，广布德惠，贤人的长处才能发挥出来。人们才能享用自己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如果没有劳动，没有劳动所应满足的愿望或需要，财富就不能存在。
管仲在《牧民篇》曾指出：“错国於不倾之地，积於不涸之仓，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这是直接阐述中国古代人们对发财之道的认识，而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是从劳动中寻找创造财富的源泉。他认为，任何一种劳动，无论是农业劳动或工业劳动，无论是生产作为财富一部分的商品，也无论是增加一种已存在的物品的价值，只要产生交换价值，就是生产性的劳动。劳动是财富的唯一创造者，而节约则是积累财富的唯一手段。
亚当·斯密认为：国民财富包括：一、通过人的劳动而变成能够生产的土地，它不只是以收益补偿所付出的劳动，而且还给土地的主人生产纯收入 ——租金，即他所谓的地租；二、用来发展工业，使工业可以成为盈利的资本，资本的流通给资本的主人生产第二种收入，即所谓利润；三、给从事劳动的人带来第三种收入，即所谓工资的劳动。而《管子·治国第四十八》则说：“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粟多也。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
《管子》认为：“地者，政之本也；朝者，义之理也；市者，货之准也；黄金者，用之量也；诸侯之地千乘之国者，器之制也。五者其理可知也，为之有道。”[1]管子把土地看成是国家财富的根本，朝廷是贵贱等级体现的场所，市场是货物交换平准价格的地方，黄金是日常费用计量的手段；诸侯国拥有兵车千辆，是保护国家财富的，这五个道理如果弄清楚了，我们就可以把握什么是财富的道理了。
不过亚当·斯密的解释倒是更清楚一些，他说：“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这种物品实际上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对于已得此物，但愿用以交换他物的人来说，它的真正价值，等于因占有它而能使自己省免并转加到别人身上去的辛苦和麻烦。以货币或货物购买物品，就是用劳动购买，正如我们用自己的劳动取得一样。此等货币或货物，使我们能够免除相当的劳动。它们含有一定劳动量的价值，我们用以交换其他当时被认为有同量劳动价值的物品。劳动是第一性价格，是最初用以购买一切货物的代价。世间一切财富，原来都是用劳动购买而不是用金银购买的。所以，对于占有财富并用以交换一些新产品的人来说，它的价值，恰恰等于它使他们能够买或支配劳动量。”[2]看来亚当·斯密对财富的认识，还是要比管子深刻得多。管子是把土地、货物、黄金看成是直接财富，而亚当·斯密则认为劳动创造财富，财富也是用自己的劳动来进行交换的。
古代社会，是物品非常缺乏的社会，就是最基本的生活物品 ——粮食也十分稀缺，只要发生饥荒，社会就处于危机状态。《管子卷二十二·山权数第七十五》说：“汤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无粮卖子者。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粮卖子者；禹以历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粮卖子者。”在古代社会商汤时七年大旱，大禹时五年水灾，人民没有饭吃以致卖儿卖女。汤以庄山的铜铸造货币，赎救没有粮食卖儿卖女的人民。禹以历山的铜铸造货币，赎救没有粮食卖儿卖女的人民。简单地说，当时社会最重要的财富就是粮食。当时的社会只能得出这样关于财富的结论。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布阿吉尓贝尔首度指出：“财富不是别的，只不过是一种获得必需品和奢侈品以维持舒适生活的能力（对于生活富裕的人，年终回想为了自己舒适的生活，究竟钱花的多还是少，那是无关紧要的事），在财富中，钱币只是手段和方法，而对于生活有用的各种货物才是目的和目标；因此，一个没有很多钱的国家可能是富裕的，反之，一个只有钱，但是拿了钱不是换得货物的国家，则可能十分穷困。”[3]在春秋时代的齐国，很注重发展经济，《管子卷十四·治国第四十八》指出：“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可见《管子》是多么重视发展经济。他认为不生产粮食的国家要灭亡，生产粮食而吃光用尽的国家可以称霸，生产粮食而食用不完的国家可以称王。粮食是人民的归宿，财富的归宿，土地的归宿。粮食多则天下所有物产都聚集起来了。
无论《管子》还是在《国富论》中，对财富的论述都占据核心地位。在《国富论》产生年代的英国，18世纪正值英国产业革命的初期（产业革命始于18世纪60年代，完成于19世纪30-40年代），英国的资本主义从工场手工业阶段向大机器工业过渡的时期。这时随着工业资本的发展，工场手工业中的分工日益发达，大量存在的家庭工业相继沦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的附庸，使用机器设备的工厂一天比一天增多，生产规模日益扩大。继1733年约翰·凯伊发明飞梭后，1935年惠特尼又发明了纺织机；1736年时，有一家英国呢绒工厂就拥有600台纺织机；1750年，五金工业所制造的铁钟，品种就多达500多种，同时，由于分工发达，生产技术也日益提高，就制针工业而论，当时就已分为18种不同工序。一个制针工人一天就能生产4800根针。这一时期，英国的工业虽然仍以毛织工业为中心，但是，棉织工业，冶金工业以及造船工业也都已很发达。随着工业的发展，城市工业中心也建立起来了。这种领先世界的工业革命，极大地刺激了亚当·斯密《国富论》思想的形成。
而《管子》所形成的年代，齐于春秋，好为大国。《韩非子·有度篇》：“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荀子·仲尼篇》说齐桓公“并国三十五”。实际上，据《春秋》、《左传》记载，齐在春秋时代，仅兼并纪、成、谭、遂、鄣、阳、莱以及介根、牟、介等国邑。莱本是山东半岛上一个东夷大国，兼并莱国和上述其他诸国邑，齐地无疑扩大了好多。可是其幅员不如吴、楚。《齐语》称：齐桓公“有革车八百乘，择天下之甚淫乱者而先征之……一战帅服三十一国”。“帅服”并不等于俱灭齐国而有其地。管仲和齐桓公靠他们的富国思想，缔造了一个强大的齐国。(www.xing528.com)
我们再回到《国富论》产生时期的英国，18世纪英国的城市中心已经形成，例如兰开夏、约克郡在当时已经成为英国的工业中心，农村人口不断流向城市，因此城市人口就一天比一天增加，就兰开夏、约克郡这两个工业中心来说，在1700-1750年之间，前者人口就增加78％，后者的西莱丁地区人口也增加了45％，占英国各州人口增加的首位，工业的发展，相应地促进了商业的发达，因此使大批的财富向城市集中。于是，重商学说成了受人欢迎的形式，而且许多人也认为必然要这样，因为直到今天，也有人认为财富就是钱，一般人几乎都把钱、财两个字当作同义词来运用，而且谁也不怀疑钱和财的同一性。对许多人常说，金钱支配着人的劳动和人的全部劳动成果；只要钱对劳动付出代价，那就是钱产生的劳动和劳动果实。在一个国家里，维持工业的是钱，每个人能赖以生活和延续生命的也是钱。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钱更为重要，钱可以建立军队，能够为战争获胜提供保障。富裕的民族在相互竞争中获得优势。所以，亚当·斯密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要比别人深刻得多。
当然《管子》在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时候，社会经济状况是不能同18世纪的英国相比的，当时春秋时代的齐国，只有简单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城市和交通已经有所发展，但《管子》对财富的结论今天我们也十分称道：“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4]春秋时期，随着齐国籍田制的废除，税亩制的实行，以及铁器的使用，牛耕的开始，耕地面积的扩大，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重视“深耕而疾耰之。”[5]农业生产率、单位面积产量有所提高。正因为如此，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手工业者的数目有了相应的增加。《左传·闵公二年》载：“冬十二月，狄人伐卫。……狄人入卫。……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僖之元年，齐桓公迁邢于夷仪，封於楚丘。……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从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财富在当时来说是多么重要。
这方面亚当·斯密看得更清楚，他认为每种劳动都有利于公众，并促进财富的增长，而且基本上主张：社会要通过那些打算用钱雇佣劳动的人来要求它所最需要的劳动，这些需求和供应，是人们可以信赖的社会利益的唯一说明，而国家当局可以完全信赖个人利益来发展工业。亚当·斯密断言，最需要的劳动永远是最符合公众利益的。根据这个理由，这样的劳动报酬也就最高，同时也必定最富有成效。他认为，随着财富以及国家所掌握的资本和劳动力逐渐增加，国家必须把自己的力量用于满足国内消费的农业，国内贸易和工业方面，用于满足国外消费的对外贸易和工业方面，最后也要注意运输业。他认为资本和劳动力从一个萧条的工业转到更能盈利的工业永远取决于市场的需要。因此，为了促进农业或商业起见，他要求政府只须给他们以完全的自由，无需有任何优待，因为他把一切发展国民财富的希望都寄托于竞争上，竞争是最能创造财富的。
[1]淤《管子卷一·乘马第五》。
[2]于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11月第1版，1997年2月北京第8次印刷，第26页。
[3]淤《布阿吉尓贝尔选集》，商务印书馆，1997年4月北京第2次印刷，第60页
[4]淤《管子卷一·牧民第一》。
[5]于《国语·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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