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和《国富论》的财富管理比较

人类形成社会团体以后，就必须学会如何管理自己所创造的财富。社会形成的初期，就出现了个人财产和公共财产的区别，私人财产主要是满足个人需求，公共财产是满足社会公共事业的需要。于是，如何管理私人财产和公共财产就属于一门科学知识。一方面私人财产使每个公民的利益复杂化了，私人财产随着有时遭到贪婪和诈骗的侵害和损失；另一方面，依照社会基本契约的规定，私人财产应该受到公共权力的保护。

在《管子》的经济思想中，保护百姓的利益是占据十分重要位置的。《管子》指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这是说国家的政治法令顺应民心就能推行，忤逆民心就必定废弛。百姓害怕忧劳，君主应该让他们感到安乐；百姓厌恶贫贱，君主应该让他们感到富贵起来；百姓担心危祸，君主应该使他们感到安生；百姓害怕灭亡，君主应该养育他们。能够让百姓安乐的人，百姓必定愿意替他忧劳；能够让百姓富贵的人，百姓必然愿意为他忍受贫贱；能够保全百姓的人，百姓也愿为他赴汤蹈火；能够养育百姓的人，百姓也愿为他鞠躬尽瘁。这种思想在春秋时期的齐国，能够变成管理财富和治国的理念是非常伟大的。

而在亚当·斯密创作的《国富论》的年代，工业在需要的刺激下，依靠日常的经验创造各种各样的财富。随着人们知识的不断增长，对于如何满足人们的需要的手段也有了进一步的考虑，人们把这种手段归结成一门实际科学，并且由于对一段自然规律的观察，他们的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农业成为一种科学以前就满足了人类的最初需要。但是，当农业对欧洲居民提供了最宝贵贡献的时候，某些天才人物便把增加这部分国家财富的手段纳为一门实际的科学了。手工业和作坊都是从家庭内部产生的，可是不久实业家从博物学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那里得到有关各种植物的特征和仿效，大胆提供了生产方法的知识，即人们所掌握的静力知识，最后，还有力学和计算知识，于是，城市工业便像农艺科学那样产生了工业科学。

古代人构建了关心财富的管理，这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巨大进步，他们试图把各种财富交给那些从事创造的人管理，而君主或立法者必须对这种人加以某种限制的时候，中国古代社会更多的是关心君主的利益。管仲管理财富的思想主要是强调“错国于不倾之地错，国於不倾之地，积於不涸之仓，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争之官，明必死之路，开必得之门。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错国於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积於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藏於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顺民心也。”这强调国家要发展经济，要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把粮食存储在取之不尽的粮仓里，把财货储藏在用之不竭的府库里，把政令下达在源畅流通的渠道，打开立功必赏的大门，不做不可能成功的事，不追求不应该得到的东西，不留在不可预留之地，不要干那些不可反复再三的事情。所说的把国家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是把政权交给有德行的人，把粮食存储在取之不尽的粮仓里，是指大力推行粮食生产，把财货储藏在用之不竭的府库里，是要人们普遍种植桑麻饲养六畜，把政令下达在源畅流通的渠道，就是要使国家政治法令顺应民心。

而亚当·斯密对财富的观点，则是强调对公共财富的管理，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在谈到财富管理问题时，常常谈到古希腊的理论家研究经济的一些著作，色诺分在他的《经济论》一书中，讲到经济学的定义时，把经济学说看成改善家庭财务的艺术，并且声称他所指出的家庭包括所使用的所拥有的一切东西，他的大部分篇幅是用经济学的观点阐述问题的，他在物品分配和劳动分配方面非常强调秩序的重要性。他特别注意应该将家庭秩序中起主导作用作用的工艺和农业这两种引起财富致富的职业进行对比。他把农业描绘的非常美妙，说农业是农家幸福的源泉，他指出农业和慷慨以及一切美德有密切关系。

亚当·斯密在讨论罗马帝国崩溃后城市的勃兴与进步时说：“秩序以及个人的自由安全，就在这种状态下，在各都市确立了，但此时，农村耕作者，依然受贵族的各种迫害。处于无力自卫状态的人，满足于仅够生存的资料，因为拥有更多财富，只会招惹压迫者的更苛刻的诛求。反之，当人们的劳动成果确有亲自享受的把握时，他们自然会努力来改善他们自身的境遇，不仅要取得生活上的必需品，而且要取得生活上的便利品，所以生活必需品以外的产业，在都市建立的时期。”[1]

亚当·斯密注意到，古代欧洲已达十分文明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虽然未意识到管理财富可以作为一门科学，可是他们曾经把自己的天才运用到许多问题上去，他们企图彻底理解他们观察到的一切事物，而且由于他们享有较多的余暇，经常研究财务管理，并且进行众多方面的研究以求尽善尽美，不懈苛求。现在，这些理论家由于国家的需要和人民的穷困，把注意力才放到国家财富管理者上来。

我国古代的大思想家管仲，倒是比较早地注意管理国家财富的人。《管子·牧民》指出；“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故知时者，可立以为长；无私者，可置以为政；审为时而察于用，而能备官者，可奉以为君也。缓者，后于事；吝于财者，失所亲；信小人者，失士。”这是说：天下不怕没有财货，偏信小人的人必然失去贤能之士。这样就不利于经济发展。

有了管仲这样重视经济管理的人，齐于春秋，好为大国。实际上在管仲和齐桓公之前，齐国就有善于经营和兼并土地的情况，《春秋》庄公元年（齐襄公五年）。“齐师迁纪 、 、 。”郱 鄑 郚 郱（在今安丘县西），鄑（在今山东昌邑县西北）、郚（在今安丘县西南），纪国三邑，齐欲灭纪，故迁徙其民而寺取其地；《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云：“齐襄公灭纪 、 、郱 鄑 郚。”

庄公八年（齐襄公十二年）“师及齐师围 。郕 郕降于齐师。”郕（在今山东濮县东南），小国。

庄公十年（齐桓公二年）：“冬十月，齐师灭谭，谭子奔莒。”谭（山东济南市东南旧有谭城，小国。《诗·卫风·硕人》所述，“谭公维私”的“谭”，即此谭国。

庄公十三年（齐桓公五年）：“夏六月，齐人灭遂。”遂（在今山东宁阳县西北。）国名，虞舜之后，女为姓。

庄公三十年（齐桓公二十二年）：“齐人降鄣。”鄣（在今江苏省赣榆旧城北七十五里处），纪国之远邑，纪亡虽已二十七年，纪季犹兼有鄣邑，至此，齐桓公降鄣而有之。

闵公二年（齐桓公，二十六年）：“齐人迁阳。”阳（故城在今山东沂水县西南），国名，姬姓，所谓“迁阳”实为“齐人”逼徙其民而取其地。(www.xing528.com)

这些历史记载告诉我们，我国春秋时期最重要的财富是土地，管仲在做各国宰相时，不断帮助各国扩张疆土，并且在经济管理上也十分出色。在古代，由于利益的驱使，人们一定十分看重财富和利益。因此，管理国家财富使之做到“山高而不崩，则祈羊至矣；渊深而不涸，则沉玉极矣。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一也。蛟龙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载也；风雨无乡，而怨怒不及也。贵有以行令，贱有以忘卑，寿夭贫富，无徒归也。”[2]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是这样说的：“在这种情况下，大面积的荒地不仅为少数豪族所兼并，而且永无再分散的可能。事实上，大地主又不常是大改良家。在产生这种制度的混乱时节，大地主的精力，几乎全部用来保护已有的领土，扩大自身对邻国的管辖权、支配权。他们实在没有余暇来开垦土地改良土地。”[3]在亚当·斯密看来，如果这样的大地主还不能希望得到一些对土地的改良，那么从那些公有的土地比他们少的人那里，就更无这种希望了。在欧洲的状态下，耕者全是可任意退租的佃农，他们全是或几乎全是奴隶，不过他们的隶役，比古希腊，古罗马，甚至西印度殖民地的隶役和缓一些。他们与其说隶属主人，毋宁说是隶属土地。他们可以和土地一同出卖，但不能单独出卖。这种情况在亚当·斯密写《国富论》的时代，这样的情况在欧洲社会也仍然存在。

《管子》强调“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4]这种思想在中国春秋时代的各国也没有真正践行。管仲的财富管理思想也有很多理想化的东西没有真正实行。

在欧洲，比亚当·斯密略年长一点点的法国思想家杜阁首先指出；“如果把土地这样分配给一个国家的所有居民，使他们每一个人恰好拥有维持自己的生活所必需的土地而毫无多余，那么，显然大家都处于同等的情况下，就不会有人愿意为别人工作。同时任何人手里也不会保有可以用来偿付别人劳动的东西，因为既然每一个人仅仅拥有为生产他的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土地，他必然会把他的全部收获消费掉，而不会有任何可用以交换别人的劳动的东西。”[5]实际上这种假定是不存在的，即使有也不可能继续下去，因为土地在没有被分配以前就早已被人耕种了。这种耕种本身是分配土地和保障个人财产的法律的唯一动因。过去那些首先从事耕种的人也许他们实力已所及，能耕种多少土地就耕种多少土地，因而他们所耕种的土地维持他们的生活所必需的要多一些。

财富，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好东西，只有每个人都能通过劳动获得足够的财富，人们的生活就会不断变得更好。尽管国家中的某些人积累了大量的财产，但每个都感到，自己的财富还是不够多。一般来说，完善的社会制度对穷人和富人是同样有利的。国家管理财富的办法是要建立对穷人和富人都有的社会制度。使人类既有需要，又有痛苦，又有满足这里现实社会经济变化的自然结果，社会经济的需求和不满足，永远刺激人们有追求财富的积极性，促使人类社会充分发挥自己的全部力量。

任何社会都不会用平分财富的办法来使人获得幸福。因为这样可能破坏人们创造财富的劳动热情，而且劳动只有在不平均的情况下才能受到鼓舞，劳动创造财富的热情才能通过社会经济对财富的不均衡分配而不断恢复，相反地，要使穷人和富人同样享受稳定的生活，并且要使人们尝到完成自己任务以后的人生乐趣。这种乐趣既是《管子》，也是《国富论》集中研究的问题。

尽管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很大，历史也使这两本书在时间的跨度上间隔2000多年，但这两本书关于财富的认识有太多的共同之处，创造财富，管理财富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话题。

[1]淤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11月第1版，1997年2月北京第8次印刷，第336页。

[2]淤《管子卷一·形势第二》。

[3]于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11月第1版，1997年2月北京第8次印刷，第352页。

[4]淤《管子卷十五·治国第四十八》。

[5]于 杜阁：《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商务印书馆1972年11月第1版，1997年8月北京第6次印刷，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