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散文与小散文：中国散文的变革与发展

大散文是相对于小散文而提出的。所谓小散文，就是营造一种小巧的意境或格局，抒发一些生活的琐碎感受的散文。大散文则是对小散文的背离和突破，它强调散文应该具有大境界、大格局、大感受、大见识。

新时期散文创作之所以出现繁荣景象，关键在于突破了建国以后对散文的狭隘界定。多数创作者都已清醒地认识到，散文要实现突围，必须跳出狭小的圈子，打破一切束缚，走一条创新的道路，也有部分作者坚持走狭义散文的道路。于是，在倡导“大散文”与坚持狭义散文的文体特征，甚至为正统散文“清理门户”这两种观念之间展开了激烈争论。

九十年代初，最先提出“大散文”概念的《美文》杂志主编贾平凹说:当初倡导大散文概念基于两个想法，一是要顾及散文的内涵，要有时代性，二是要拓开散文题材的路子。他在《美文》创刊词中宣告:“鼓呼大散文概念，鼓呼扫除浮艳之风，鼓呼弃除陈言旧套，鼓呼散文的现实感，史诗感，真情感，鼓呼更多的散文大家，鼓呼真正属于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的散文。”^[1]大散文的精神就是用大而化之的方式表现大感情，追求大境界。《走向大散文》如斯说:“‘大散文’的提出并不是想建立什么主义，只是凭一种感觉。……‘大散文’概念提出来的时候，我们的粗略想法是:①张扬散文的清正之气。写大的境界，追求雄沉，追求博大感情。②拓宽写作范围，让社会生活进来。继承古典散文大而化之的传统，吸收域外散文的哲理和思辨。”他在2002年北大举办的中国散文论坛上进一步强调:“我们的杂志坚持我们的宗旨，所以十多年来，我们拒绝那些政治概念性的作品，拒绝那些小感觉小感情的作品，而尽量约一些从事别的艺术门类的人的文章，大量的发了小说家、诗人、学者所写的散文，而且将一些有内容又写得好的信件、日记、序跋、导演阐述、碑文、诊断书、鉴定书、演讲稿等等，甚至笔记、留言也发表。……现在看来，我们的大散文观点得到社会普遍认同和肯定，国内许多杂志也都开办了‘大散文专栏’，而《美文》也产生了较为满意的影响。”^[2]

很多作家都提出要改变传统散文的狭小格局，要突破过去散文的文体局限，使散文无论在题材和篇幅上都凸现自由的力量，要能够实现这种突破，首先要跳出当代散文“三大家”的抒情写作模式，走上散文创作杂体化的道路。因为，杂体意味着抒情、说理、叙事、对白、意识流动融为一体，格局自然就大，就不会受到束缚。

所以，我们认为，大散文概念，似乎具有三层含义:一是扩大散文写作范围，二是追求散文大境界，三是要突破散文小篇幅。

扩大散文写作范围，实际上就是回到中国传统散文的概念。中国的文章最早见于甲骨卜辞，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文章没有体裁的区分，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写出什么样式就是什么样式。一直到魏晋时期，文章才开始分类，所以，今人提倡的大散文在不限写作范围这一点上是对老传统的回归。

魏晋时期分类的基础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有了近一千年的文章写作历史，大量作品的存在是分类研究的基础。二是这个时期，开始产生了专业写作者，创作作为一种职业成为人们羡慕的工作，而且开始有人研究文章写作。三是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文章需要适应社会的需要，在不同的领域内运用不同的形式，发挥不同的作用。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最早的文章分类研究专著。《总术篇》所谓:“今人常言，有文有笔，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很清楚地把所有的文字作品分为两大类。他所说的文，就是讲究声韵的文体，包括诗歌、骈文，要求句式对称，韵脚相谐，如诗经、楚辞;所说的笔，则是指韵文以外的一切文体，一种最宽泛的散文。(www.xing528.com)

今天的散文爱好者如果抱着狭义的散文观去看古代散文选，往往会感到很不适应。因为其中有很多奏折、章表，如李斯的《谏逐客书》、李密的《陈情表》等实用文，还有诸子百家写的许多论辩散文，更有《左传》、《战国策》、《国语》之类历史传记散文，而汉赋、《桃花源记》一类文学散文只占其中一小部分。

从最早的散文定义看，散文最初几乎是无所不包的，是大概念。一直延续到封建王朝的结束，文言文的结束。

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反映社会、表现人生的文章，类别也越来越细。实用的、论辩的以及传记的元素和成分逐渐被剔除出去，散文的概念就由广而狭，日益纯粹化、文学化。那些看不惯文学散文小家子气的人提出大散文概念，就是要进行散文复古，回到原初状态。余光中说:“散文的天地非常广阔，凡诗不到之处，都得使用散文。广义而言，无论哲学、历史、政治、经济等人文或社会科学，或是新闻、公文、日记、书信等实用文体，莫不有赖散文，更不提小说、戏剧、评论、杂文等了。”^[3]陈平原明确表示了同样的意见，说:“我个人对于‘体’持一种比较宽容的态度。从《语丝》到现在的《读书》都强调随笔。何谓随笔?有话要说，而无意为文就是作者的随笔。我个人倾向于‘大散文’”。^[4]

我们承认先贤是伟大的，古代散文的成就是了不起的，先贤们对散文所作的界定直至今天还是具有借鉴意义的。但是，今天散文所要描写的对象以及写作散文的主体都和过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使坚持广义散文观的古代先贤面对今天这样的创作现状，恐怕也会对自己的散文观作出一定的调整。如果我们主动放弃自己的责任，实行拿来主义，从古代的宝库里寻找解决当代问题的利器，必然造成既不利散文创作也不利于散文研究，更不利于散文发展的严重后果。所以，我们无法认同复古主义的界定。

散文大境界是一个比较玄妙且难以准确界定的概念，虽然贾平凹不断指出大散文不能只是篇幅大，而要境界大，但是，什么是散文的境界，他却一直语焉未详。余秋雨提出散文要做大，他的散文动辄就是万字，甚或几万字，给人一种大散文就等于大篇幅的错觉，其实却不然。他说:“年纪越长，越喜欢那种大散文，大散文不是篇幅长的散文。我最喜欢欧洲的两个散文家，一个是恺撒，他写的《高卢战记》是散文的开山之作，他举重若轻，用最优雅的笔调来谈论一场最复杂的战争;一个是丘吉尔，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是大散文，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不是和平奖。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用生命历险的方式去进行这种大文化之间的考察有可能出现在文体意义上的大构建。”^[5]按我们的理解，他的所谓散文大境界应该就是站在人类文化大背景上审视人类的生存，以大篇幅进行宏阔的文化思考的散文境界。

从这个意义上讲，大散文就是眼界开阔、思考深入、篇幅大小随着所要表现的“意思”自由伸缩的文章。它可能由于“意思”的需要而篇幅很大，但是，大篇幅却不一定是大散文。由于对大散文理解发生歧义，有些作者很排斥大散文概念。卞毓方就因为对那种以文章篇幅的长短来衡量是否“大散文”的观念持反对态度而从总体上排斥大散文。他说:我很反感把我的文章归入“大文化散文”。我的文章的“大”是渗透在“骨头”里面的，不是由文章的长短来决定的。实际上，散文境界一旦扩大，思维放开了，涉及的内容就复杂了，篇幅自然就大了。所以，大篇幅与大境界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并不是尖锐对立的。当然，能用小篇幅写出大境界效果会更好。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大散文的内在表现是思维的大胆和自由，外在表现才是篇幅的长短，对大散文的争论必须对准焦距，切不可偏离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