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震亨：援理入医的元代医学家

朱震亨，字彦修（1281—1358），元代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因世居丹溪，故人称丹溪翁或朱丹溪，是中医学史上“金元四大家”中医名最著的一位。

朱震亨出生于当时宋代经学的主要流派——程朱理学盛极一时的金华地区，他家又是儒学世家，加以他聪颖好学，读书即明大义，很早就接受了儒家经学的良好教育。15岁时，朱震亨父亲病逝，家道中衰。在元初江南社会的动荡中，青年时期的朱丹溪以行侠仗义和为民请命而闻名乡里。

丹溪人生的转折点是他36岁时，听到元代理学大家许谦在东阳八华山讲学，乃慨叹：“丈夫所学，不务闻道，而唯侠是尚，不亦惑乎？”于是到东阳从师许谦，学习理学。许谦为其讲理学“天命人心之秘，内圣外王之微”。从此，丹溪自悔昔日的沉冥颠沛，抑其疏豪任侠之气而归于理学之纯粹，成为许谦的得意弟子。对程朱理学的服膺和践履，是丹溪生平行事的根本宗旨，他后来弃儒从医也是践履理学仁民爱物思想的结果。《元史》及黄宗羲的《宋元学案》都将他列于许谦门下，将其视为元代重要的理学家之一，对他的理学造诣给予了充分肯定。

丹溪40岁时，两次科举考试失利，仕途无望。因他早年曾有为救治母病而自学《素问》的成功经历，其师许谦遂鼓励他从医。听了许谦的话，他触动尤深，说：“士苟精一艺，以推及物之仁，虽不仕于时，犹仕也。”（戴良《丹溪翁传》）从此，丹溪悉弃举子业，专心于医学。

当时，医学界盛行以宋代官修的《和剂局方》来治病。《局方》是宋代召集名医编撰并以官方形式颁布的标准处方集，吸取了历代名方，对于医学的推广普及有重要作用。但随着《局方》的流传和盛行，逐渐形成了凡是疾病都依据该书按证检方、即方用药的风气，以不变之方应万变之病，流弊巨大。丹溪在实践中逐渐体会到这种弊端，于是四处游学，遍寻名师。直至1325年，遇名医罗知悌，投其门下，由罗而继承了金元时期刘完素、张从正与李杲三大家之说，医艺大进。

1327年，罗知悌去世，丹溪“尽得其学以归”，其时已年届47岁。回到故乡行医，他一反以《局方》处药治病的风气，将许谦久治不愈的宿疾治愈，于是医名鹊起，四方求治者应接不暇，追随丹溪的门人弟子也日益增多，数年之间，名贯江浙。

丹溪的医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格致余论》中。该著包括了他的“阳有余阴不足论”与“相火论”两大核心学说，开创了中医学内伤杂病治疗的崭新局面。《局方发挥》是他的另一力作。该书针对《局方》的弊端，以“古方不能治今病”的思想为主旨，广设问答，多方论辩，阐发辨证论治的医学思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高度评价该书，认为“《局方》盛行于金元，至震亨《局方发挥》出而医学始一变”。这“一变”，就是结束了《局方》之学统治医界并阻碍医学发展的旧时代，使仲景以后医学发展仅重经验积累和方书编纂而不重理论探讨的思想桎梏被打破，中医理论迎来了继战国至两汉以后的第二次发展高峰，各种医学理论此后得到了迅猛发展，相互辩难，出现了医学界学派争鸣的崭新局面。(www.xing528.com)

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开创者，丹溪晚年著述甚多，影响更大，其门人后学与私淑弟子众多，形成了盛极一时的丹溪学派，使他的医学思想获得广泛传播，并远播海外，传入日本。

朱丹溪40岁才弃儒从医，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即名贯医林，成为一代医宗。他能取得如此卓越的医学成就，最主要的原因正在于他长期致力于儒家经学的学习和研读，尤其是对当时盛行的程朱理学的深切体悟与践行。理学思想的指引，使他从治学方法到学术思想都能援理入医，将理学与医学相结合，实现了医学思想上的重大创造，推动了医学向注重理论探讨的方向转变，促进了中医学基础理论和辨证论治思想的深入发展。

在治学方法上，宋代经学以“疑古”“变古”和义理解经为特征，推动了不迷信和盲从古人，以及勇于创新的治学新风。理学作为宋代经学的重要流派，在主张不泥旧学、阐发新义的同时，更突出了“格物致知”的探索精神。理学家疑经辩经之风，使丹溪能够不盲从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和剂局方》，对其展开怀疑和批判，写下了《局方发挥》，阐发新的医学思想，推动了医学思想的方向性转变；理学家对格物致知的强调，使他能将刘完素、张从正与李杲等三家学说结合实际，去其短而用其长，并自出机杼，提出新说，实现了对于疾病和诊疗规律的更认识。他的最重要的著述称作《格致余论》，就是取理学家“以医为吾儒格物致知之一事”而命名，显示了他对“格物致知”思想的推崇与重视。

在学术思想上，丹溪更直接受惠于理学思想的影响，他的两大核心学说都是直接援理入医的结果。“阳有余阴不足”的观念最早由理学的开创者二程提出，丹溪将其与自然界的天地、日月和人体的生殖功能相联系，并参以理学家的“太极之理”，而最终形成一种医学观点；“相火”论则是在援引理学家周敦颐的《太极图·易说》基础上改造和发挥而成，朱丹溪还将理学家的圣人主静与道心人心之辩引入到医学诊疗中，提出以无欲、寡欲来防止相火妄动，从而达到保命延年的养生目的。理学家的圣人主静，以及道心人心、天理人欲之辩是其医学思想形成的基本观念。他的友人戴良在《丹溪翁传》中指出，丹溪医学思想是“以三家之论去其短而用其长，又复参之以太极之理，《易》《礼记》《通书》《正蒙》诸书之义，贯穿《内经》之言以寻其指归”而形成的，准确地揭示了朱丹溪援理入医的学术本质与特色。

正是以宋代儒家经学的主要流派——理学思想为指导，援理入医，以医言理，朱丹溪才创立了中医学史上影响深远的丹溪学说，他本人也成为中医学与儒家经学相结合的典范，生动而典型地展现了中医学所具有的医儒本一、医儒一理的学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