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影响深远的古典诗歌

在集部的不同分类中，“楚辞”始终居于首位，在集部之学中非常醒目。所谓“楚辞”，实际上包含着多重含义。首先，它是指战国末年屈原在楚地民歌基础上创造的《离骚》《九章》《天问》等有别于《诗经》歌谣体的新诗歌；其次，是指以屈原的诗歌为代表，包括宋玉及汉代贾谊、东方朔等因袭屈原作品的仿拟之作及其所具有的共同的文体特征；最后，“楚辞”是指汉代学者刘向辑录的包括屈原、宋玉以及汉代文人的辞赋作品总集《楚辞》。在“楚辞”的这三种含义中，前两种主要是着眼于作品和文体意义，第三种则是指称诗歌总集。

从作品与文体的意义上，屈原创作的《离骚》《九章》《天问》等作品之所以被称为“辞”而不称为“诗”，正是由于它在文体上与春秋时期流行的《诗经》有着重要的区别。

《诗经》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经春秋后期孔子编订，主要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流行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各地民歌、乐调，分风、雅、颂三类，诗歌与音乐舞蹈相结合。在内容上，《诗经》多取材于中原地区的风土民情与日常生活，质朴写实，艺术手法上多以四言短句为主，通过比兴手法及连绵叠字等形式反复咏叹，是一种歌谣体诗歌。《诗经》的作者基本上都是佚名，无论是劳动歌谣，还是朝廷和宗庙的祭诗与颂诗，表达的多是一种群体意识，展现了华夏民族集体歌唱的时代特征。

而屈原创作的《离骚》《九章》《天问》等作品所表现的风土人情，则是以南方汉水、长江流域为中心，具有鲜明的南方色彩和楚地特征，在句式上使用“兮”或“些”等楚国方言作语气词，以及用长句骈语等南方韵文，字句长短自由，富于想象，宏博富丽，铺张浪漫。这种新诗体表达上多是“不歌而诵”，展示出诗人崇高的人格理想和丰富的情感世界。

正由于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诗歌创作与《诗经》在体制、句法、风格、辞藻等许多方面都有明显差别，所以不称为“诗”，而称为“辞”，又因为这种南方韵文的“辞”为楚国所特有，故称“楚辞”。

从《诗经》到“楚辞”的文体转变，实际上也是中国诗歌从展现集体意识走向自我意识的觉醒，诗歌从民族的集体歌唱过渡到个体的独抒性灵，奠定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传统，进一步揭启了华夏民族情感世界丰富璀璨的华美篇章。

屈原为“楚辞”的开山鼻祖。继屈原之后，楚国作家宋玉、唐勒、景差等人，又有类似的作品问世，扩大了“楚辞体”新诗的影响。到了汉代，“楚辞体”影响进一步扩大，作家群体已突破了楚地的限制，如贾谊、东方朔皆来自中原地区。“楚辞”一词大概到文景时代已成为指代一种新诗体的专名，而且还具有了专业的诵读方式。

文献上，“楚辞”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张汤列传》中。文称：“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司马迁撰写《史记》，不仅研读了屈原的《怀沙》《渔父》《离骚》《天问》《招魂》《哀郢》等诗篇，还亲临屈原自沉的汨罗江，凭吊遗迹，写下了第一篇记述屈原生平事迹和描写屈原人格精神的《屈原列传》。同时期的淮南王刘安还撰有《离骚传》，是中国学术史上研究屈原作品的最早专著。(www.xing528.com)

随着“楚辞体”的影响和作家群体的扩大，西汉末年的刘向，以屈原、宋玉的作品为主，加上西汉文人模仿的作品，编辑成书，命名《楚辞》，使“楚辞”在原有的作品和文体的意义上增添了诗歌总集的意义。“楚辞”这三种含义正是随着“楚辞体”新诗的创立、流传和影响的扩展过程而依次出现的。

刘向编订的《楚辞》早已亡佚，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楚辞》辑本是后汉王逸所编的《楚辞章句》。《楚辞章句》以刘向所编《楚辞》为基础，依次辑录屈原、宋玉、景差、刘向等人的作品，最后加上王逸自己所作的《九思》一篇，编于卷末，共成十七卷，书中保存了刘安、刘向及扬雄、班固等大量前代注家的研究成果，是两汉楚辞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楚辞”由屈原创始，经过宋玉及两汉贾谊、东方朔、刘向、王褒、王逸等众多文士的推波助澜，对中国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艺术形式和文体发展上，楚辞滋养孕育了汉赋的诞生，而楚辞中注重对仗、排偶的骈词丽句展现了骈文的丰富表现力，推动了中国古代骈文的快速发展，其五言加虚字抑扬的字句形式，也推动了中国古诗从《诗经》的四言体向五、七言诗体的转变。而在思想内容上，屈原“自铸伟辞”所传达的强烈的爱国思想及其追求理想而矢志不渝的人格精神更是光照千古，激励、鼓舞着无数文坛后人。南宋时期，岳飞、辛弃疾、陈亮、文天祥等人的诗词，无不再现和延续着屈原“楚辞”的强烈精神。

继《诗经》后，《楚辞》在中国诗坛上大放异彩，后人将二者并称为风骚。“风”即国风，代表《诗经》，充满现实主义精神；“骚”指《离骚》，代表《楚辞》，充满浪漫主义气息。《楚辞》和《诗经》一起，成为中国古典诗歌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创作的两大源头。

对于楚辞的这种深远影响和艺术魅力，近代学人梁启超曾说：“我国最古之文学作品，《三百篇》外，即数《楚辞》。……《三百篇》为极质正的现实文学，楚辞则富于想像力之纯文学。……而楚辞表情极回荡之致，体品尽描写之妙，则亦一进步也。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1]

后世注释、研究《楚辞》的著述极多，重要的除了王逸的《楚辞章句》外，还有宋代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朱熹的《楚辞集注》，明代汪瑗的《楚辞集解》，以及清代王夫之的《楚辞通释》、戴震《屈原赋注》与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