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民族心灵之歌的介绍

集部虽然在内容上庞杂不一，兼摄经、史、诸子，但集部之所以为“集”，主要在于它是因“文”而设，是“文集”的省称。因此，不管如何庞杂，集部仍以“文”为主，文学作品毕竟是它的主要内容，这也是集部与经、史、子三部的主要差别所在。正是因为这一基本性质，集部之学在四部分类上也就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象征与代表。

从中国文学的源头看，诗歌是民族文学体裁的最早样式。产生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不仅开创了四言体的诗歌样式，而且包含着丰富的表现内容和艺术形式，成为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与诗歌共同构成中国古代最主要文体的散文则萌芽于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尚书》之中，它以典、谟、训、诰、誓、命等多种形式成为后世散文文体发展的滥觞。

春秋战国时期，在诗歌领域，继《诗经》之后产生了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体新诗，散文领域则产生了以《左传》《战国策》为代表的历史散文，以及《孟子》《庄子》《荀子》等诸子散文。历史散文重在叙事，文笔优美，长于铺陈，形象生动；诸子散文重在言理，或质朴简练，长于譬喻，或雄辩滔滔，论辞犀利，或想象丰富，奇谲瑰丽，在散文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先秦文学的光辉起点，在四部分类中，除《楚辞》收入集部外，其余的都分别归入经、史、子部，但这丝毫不影响它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不仅将诸子、史传与其他文体并列，更将《诗经》与《书》《易》《礼》《春秋》一起并称为“文之枢纽”，展现了六经、诸子、史传在中国文学起源阶段的重要地位。

在先秦文学的丰沃土壤的滋养下，中国古代文学获得了持续的发展，而且，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每一时代都产生了具有时代标志性的文体创作成就。从两汉辞赋，六朝骈文，到唐诗、宋词、元曲，乃至明清传奇与小说，峰峦迭起，形式多样，编织出中国古代文学璀璨华彩的绚丽篇章。

两汉是辞赋发展的黄金时代。汉赋受楚辞文风的影响，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讲究辞藻、对偶，韵散兼行，在汉代经过了骚体赋到大赋与抒情小赋的发展进程。西汉大赋的代表作家是司马相如，其《子虚赋》《上林赋》，文辞富丽，场面宏大，将汉赋写作推向高峰。东汉时期，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继承了汉大赋的传统，铺叙华美，规制宏大，凸现了汉帝国的恢弘气象。

在汉赋外，汉代文学的重要成就还表现在乐府民歌的收集和散文创作上。汉乐府民歌不仅善于抒情，叙事上也有突出成就，产生了《长歌行》《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重要作品。在散文创作上，司马迁的《史记》刻画人物栩栩如生，叙述事件张弛有度，饱含情感，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中国古代散文史上的不朽丰碑。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摆脱经学的附庸地位而走向自觉和独立的时代。这一时期的文学成就首先表现在文学理论上由“言志”向“缘情”的转变，突出了文学“缘情”的审美价值。在这种肯定文学自身审美价值的“缘情”论指导下，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中国古代骈文创作的高峰时期。

骈文是与散文相对而言的，以句式严整，多用对偶，声韵和谐，讲究用典和词藻华丽著称。骈文注重文学的审美因素，在六朝极为盛行，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孔稚珪的《北山移文》、吴均的《与宋元思书》、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江淹的《别赋》《恨赋》及庾信的《哀江南赋》等，都是其中的名篇。这些作品将写景、抒情完美结合，文辞优美，展现出骈文作为美文学的独特艺术感染力，历经千古仍传诵不衰。

在骈文取得突出成就的同时，魏晋南北朝的诗歌创作也有重大进展。古体诗中，四言、五言、七言、杂言，众体兼备，讲究格律的近体诗也已出现。题材上，咏史、述志、游仙、玄言、田园、山水、宫体，内容多样。创作群体也是人才济济，出现了建安“三曹七子”，正始“竹林七贤”，西晋陆机、潘岳、左思，以及东晋与南朝时期的谢灵运、鲍照、谢朓、沈约、萧纲、庾信等众多诗人。而田园诗人陶渊明更是这一时期最杰出的诗坛巨星，他的诗清新自然，简净质朴，被誉为“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对后世影响尤为深远。

唐代是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高峰。清康熙年间编纂的《全唐诗》共900卷，收集了2000多位诗人的近50000首诗作，诗歌数量之众多，创作群体之庞大，内容之宏富，流派风格之多样，艺术成就之高，是中国古代任何一个朝代无法比拟的。唐代的著名诗人，有陈子昂、张若虚、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元稹、白居易、韩愈、孟郊、李贺、柳宗元、刘禹锡、李商隐、杜牧等，群星璀璨，而“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更是唐代以至中国古代诗坛两位最杰出的巨匠，将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推向了艺术的巅峰。(www.xing528.com)

唐代文学在诗歌领域走向巅峰的同时，韩愈、柳宗元在散文领域发起“古文运动”，针对骈文过于追求形式而脱离现实的弊端，提出“文以明道”，要求解放文体，以散句单行、自由书写的新型散文取代僵化的骈文。“古文运动”后经宋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的推动继续发展，骈文的丽辞浮藻、征事用典渐被散体文风所代替，散文创作走向高峰，重新占据文坛，与诗歌一起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两种最主要形式。

但降及宋代，秦汉以来以诗歌、散文为主要文体的文学创作虽仍在发展，但已丧失活力。随着古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商品贸易的繁荣，与城市市民阶层和市井生活密切联系的词、曲、小说这些新兴的文体逐步占据宋代以后的中国文坛。

宋代以词的创作最为繁荣。今人唐圭璋所编《全宋词》就收词19900余首，作者1330余人。其中有词集传世、较大影响的词人达300余人，且举凡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乐工歌伎、贩夫走卒、方外僧道、钓叟莲娃、闺阁妇女等，都有词作问世。宋词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堪与唐诗媲美。

元代文学的突出成就是元曲的勃兴。元曲又分杂剧和散曲，它较为广泛地反映各阶层尤其是下层民众的生活。元曲作家也非常多，据元人钟嗣成《录鬼簿》及无名氏《续录鬼簿》记载，元代百年之间就有元曲作家200多人，作品500多部。其中，关汉卿的《窦娥冤》《救风尘》与王实甫的《西厢记》最为著名。

明清两代，除了杂剧及在南戏基础上形成的传奇等戏曲继续发展外，小说更是争奇斗艳，走上了创作高峰。中国古代小说历经先秦神话传说与魏晋志怪小说的漫长发展，到唐代文言小说走向成熟，出现了唐传奇，到宋元时期，话本标志的白话小说也走向成熟。到了明代，小说创作走向繁荣，出现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长篇小说，以及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众多短篇小说。清代小说创作进一步发展，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文言小说发展的高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讽刺小说的典范，而曹雪芹的《红楼梦》，以其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精湛完美的艺术技巧，更将古代小说创作推向了艺术巅峰。

《隋书·经籍志》的《别集类序》中曾说：“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以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这里，“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虽是就“别集”而论，但别集是集部所有文献最基础的类别，因此，“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也是对整个集部的文学而言。其《集部序》也概括说：“文者，所以明言也。古者登高能赋，山川能祭，师旅能誓，丧纪能诔，作器能铭，则可以为大夫。言其因物骋辞，情灵无拥（壅）者也。”集部瑰丽、浩瀚的文学典籍，正是一部华夏民族“因物骋辞，情灵无壅”的情感抒发史和心灵呈现史。

综观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文学发展历程，虽然文学体式多样，不断推陈出新，但总体上，无外乎诗、文两大类型。这种广义的“诗”，包括各种古体诗、格律诗，以及作为“诗余”的词、曲等文体形式，是合乐歌唱的；与“诗”相对的“文”，则包括各种类型的散文、骈文及后世的小说等文体，是不合乐的。辞赋则由诗演变而出，介于诗、文之间。在这两大类中，合乐歌唱的诗一般有较为严整的形式规范，不宜鸿篇巨制，更适合吟咏情性，抒发情感，而丰富的思想情感与有限的歌唱乐章相联系，在语言上就强调含蓄、清灵，重视神韵。与此相比较，不合乐的文则较为自由，篇幅不限，更适于叙事、说理，在语言上追求直率、质实和准确。

但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中，合乐歌唱的诗歌最早出现。《诗经》中的诗，为当时礼乐文化的组成部分，诗、歌、舞是三位一体，密切结合的。此后，在两三千年的发展中，诗歌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最主要的部分，与歌舞的密切联系也是它最突出的表现特征。从诗经的四言古诗，到楚辞体新诗，再到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乐府民歌与五、七言古体诗，到唐代的格律诗，再到宋词、元曲这些更新的诗体，诗歌成为每个朝代文学发展的辉煌标志。诗与歌舞的关系，经过先秦时期的三位一体，到汉乐府的“采诗入乐”和唐宋时期的“依声填词”，在元代以后兴起发展的戏曲形式中发展到了表现的极致。古人在诗的吟咏、歌唱中，写景状物、言志抒情、怀古咏史、阐发哲思，表达着他们的人生感悟和心灵悸动。诗歌成为中国古人心灵歌唱和情感表达的最主要手段，塑造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独特面貌。

在诗的歌唱的王国，不合乐的各体散文、骈文、赋与小说，虽然都有自己的文体特点，但无不受到诗歌的表现手法和审美旨趣的影响。如，散文创作中对于意境美的强调，骈文作品中对于声韵美的重视，以及小说创作中一以贯之的章回结构，整齐对偶的回目，留有悬念的回尾，简约概括的景物描绘，诗意化的人物塑造，和大量诗赋词曲的穿插。各种文体中这些诗意化的处理，使中国文学到处都闪烁着诗歌的基本色调，即便是叙事、说理，也无不具有浓郁的抒情气息。

以诗歌为最主要表现形式的中国文学，展现了华夏民族独特的情感世界和心灵境界，在两三千年的情感发抒与歌唱中，推陈出新，异彩纷呈，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千古传唱的佳作名篇，共同汇成了集部之学丰富浩瀚的文献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