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泽华先生的体育贡献及近年工作成果

杨祥全（天津体育学院武术学院）

十年前的2004年，我进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成为刘泽华先生的一名博士研究生。但愚笨的我并没有成为“王权主义学派”^[1]的一员，而是结合自身的特点另辟蹊径，在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挖掘、整理、研究、推广、保护等方面乐此不疲，并有了一些小小的收获。这些，与先生当时的精心培养密不可分。

今年，恰逢先生八十大寿。我草就此文，一方面向老师汇报一下我的基本情况，另一方面则向同门师兄弟及关心、关注刘先生的人士谈一谈先生对我们体育界的贡献。

一、体育的作用与学科现状

体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个人而言它是“载知识之车而育道德之舍”^[2]，健康的身体是人生成功的前提和重要保障；对社会而言，体育能增强国民体质，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对国家而言，体育能提升国家的影响力，维护良好的国家形象。

体育重要，体育学同样重要。按照1992年11月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和代码国家标准》^[3]，体育学与哲学、文学、历史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并列，都属于人文与社会科学的范畴。2011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布了新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该目录共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军事学、艺术学13个学科门类。体育学是教育学门类下与教育学、心理学并列的110个一级学科之一，共包括体育教育训练学、体育人文社会学、运动人体科学和民族传统体育学四个二级学科。在体育强国与文化强国建设、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氛围里，民族传统体育的地位尤其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民族传统体育（尤其是武术）是中国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研究中华民族的活化石，它与中国哲学、文学、医学、帮会史、宗教史、社会史等密切相关。通过它，可以更好地探讨中国文化的内涵，更直观地把握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可以说，研究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了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秘钥。

相比西方体育，作为中华民族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族传统体育有着不同的话语系统、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它在建设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增强国家文化的软实力、为健康中国奠基、为和谐中国助力、为经济发展增利、为和平崛起代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鲜活的精神动力^[4]等方面具有西方体育不可替代的作用。

结构功能主义者认为事物的结构决定功能，而功能又决定事物的价值。根据表现形式，讲究“天人合一”的民族传统体育可分为物质文化层、制度文化层和精神文化层三个部分。

民族传统体育的物质文化层即物质设施等外显的对象，主要包括技术、场馆、器械和服饰。我们可以挖掘它的健身功能、技术培训功能、经济功能和竞赛功能。通过这些功能，我们可以开发民族传统体育的精神价值、竞赛价值和经济价值。

民族传统体育的制度文化层主要包括民族传统体育的体制建设、组织方式、传播方式、礼仪规范、品德修养、技能演练、习俗禁忌等内容。我们可以挖掘它的体制建设功能、教育功能、表演功能、娱乐功能。与功能相应，可以开发民族传统体育的体制价值、教育价值和娱乐价值。

民族传统体育的精神文化层即通常狭义上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它主要包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形态所体现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民族情感。我们可以挖掘它的教育功能、信仰功能、娱乐功能、人文功能。通过这些功能的挖掘，我们可以开发出民族传统体育的教育价值、娱乐价值和人文价值。^[5]

民族传统体育的三层结构、多样的功能决定了民族传统体育具有多方面、多向度的价值。如健身价值、娱乐价值、教育价值、竞赛价值、人文价值和经济价值等。民族传统体育的这些价值不仅对体育强国的竞技体育继续保持领先地位、体育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全民健身蓬勃开展、体育文化独具魅力四个维度上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在提高文化软实力、维护国家形象、增强民族凝聚力等方面均有着特殊的作用。

毋庸置疑，不管是体育、体育学还是民族传统体育、民族传统体育学都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在当下人们普遍缺乏运动、“富贵病”多发的今天。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整个社会却出现了轻视体育、藐视体育学的不良现象。从而导致传统武术亟待保护、养生乱象频现、民俗体育内容锐减等问题的出现。这种状况当然与古代中国“重文轻武”思想余威的影响有关，但更与体育界自身不争气相连。

体育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它与哲学、法学、经济学、文学、历史学、管理学、理学、军事学、艺术学等学科门类都存在交叉的关系。目前，体育学的研究也大多借鉴这些学科门类及其下属的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的研究成果来构筑自己的体育哲学、体育法学、体育经济学、体育文学、体育史学、体育管理学、体育统计学、体育民俗学等研究领域。体育的这种学科交叉型决定了其学术研究必须采用多学科参与的方式来进行。

显而易见，要研究好体育绝非易事。对其的研究需要“文武兼备”型的人才。它要求不但要亲身练习、体悟体育的肢体语言，还要具备文字学、考据学、诠释学、民俗学、考古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在系统掌握文献资料法、田野调查法、文物考古法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文字材料、实物材料、口传材料、民俗材料，才有可能在研究成果上有所突破。但长期以来，体育行业的从业者对技术的重视远远胜于对理论的渴望。加之，体育学以外的相邻学科参与的过少，从而导致体育学的学术成果层次较低、难于跟主流学界对话。这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并尽快解决的瓶颈问题。

二、刘先生的体育情怀

文武兼修、书剑齐飞是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目标。这一思想自孔子“六艺”授徒以后不断为人们所提及。如“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6]（陆贾）、“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7]（李世民）、“士之所学者，文武之道也”^[8]（王安石）、“文武两途如日月行天，圣帝明王莫敢偏废”^[9]（程颐）等；而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果持文武术，还继杜当阳”^[10]（孙逖）、“纵文武术，难以寻常较”^[11]（石介）、“材兼文武术，慷慨谈孙武”^[12]（陈基）、“文武缺一岂道乎”（颜元）、“君学本兼文武术，功名不必读孙武”^[13]（查慎行）等“文武术”连用的现象则对这种思想进行了间接的反映。

南开大学教授雷海宗先生认为：“纯文之士，既无自卫的能力也难有悲壮的精神，不知不觉中只知使用心计，因而自然生出一种虚伪与阴险的空气”^[14]，而文武兼备的真君子具有光明磊落、慷慨悲壮、刚毅不屈的人格，他们不会“自然生出一种虚伪与阴险的空气”。基于此，雷海宗先生提出了“我们的理想是恢复战国以前文武并重的文化。每个国民，尤其是处在社会领导地位的人，必须文武兼备。非如此，不能有光明磊落的人格；非如此，社会不能有光明磊落的风气；非如此，不能创造光明磊落的文化”^[15]、“凡在社会占有地位的人，必须都是文武兼备，名副其实的真君子”^[16]、“未来的中国非恢复春秋以上文武兼备的理想不可”^[17]等观点。

刘泽华先生虽不习武，但却有着“光明磊落的人格”。在精神层面或者说在更高的境界上，刘先生是一位“文武兼备”的“真君子”。“真君子”站得高、看得远。这使得刘先生不但在自己躬耕的“一亩三分地”里成果丰厚——形成了以刘泽华先生为核心，以张分田、葛荃、张荣明、林存光、杨阳、何平、刘畅、李冬君、胡学常、刘丰、张师伟、李宪堂等为主要成员的“王权主义学派”^[18]，堪称一代宗师，而且还在大家都轻视、藐视的地方——体育学领域，亦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南开大学有重视体育的良好传统。坚持教育救国的张伯苓创办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等一系列学校，提出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为培养“爱国、敬业、创新、乐群”的人才，张伯苓认为“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为此，他提出了“不认识体育的人，不应该做校长”^[19]的观点。在这样的校园文化环境里，刘泽华先生长期以来关注体育、关心武术的发展。他认为：“武术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体育院校，缺乏外界力量的介入。这样的研究现状容易出现研究队伍的超稳定结构，致使武术研究失去动力、缺乏活力。”为此，刘先生“曾设想利用南开大学的师资力量和文化资源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设立体育历史与文化研究所，在‘扩大存在境域与阐释语境的层次’上进行体育文化研究，提升中国的体育文化研究水平”^[20]。但可惜的是，刘先生这种超前、睿智的思路由于各种原因并没能变成现实，实在是可惜！

筹建体育研究所不可行，刘先生转而为体育界培养人才。1999年，先生招收杨向东为博士研究生，进行“中国古代体育思想史”的研究。2004年，先生又力排众议将我收入门下，从而使我得以进入梦寐以求的学府深造。借鉴师兄杨向东的经验，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中国武术思想史研究》。经过三年半的学习、思考，我最终通过了毕业论文答辩。刘先生因养病远在美国，没有参加我的答辩。但先生回国后跟我的谈话至今令我无法忘却。

正是在先生“千万不能忘掉技术”的叮嘱下，至今我仍然坚持练功，并最终形成了自己“打练合一”的教学模式和“文本分析与自身体悟相结合”的研究范式。按此模式，我的专项课深受学生的欢迎；沿此范式，我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

另外，我还想汇报给先生的是，您筹建体育历史与文化研究所的愿望已经在天津体育学院得已实现。2010年，天津体育学院为加强体育文化研究而专门成立了体育文化研究中心，我兼任这个中心的副主任。目前，该中心已挂有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体育研究基地、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研究基地两块牌子，而且还是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遗产专业委员会的所在地。经过近三年的努力，我们的体育文化研究已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得到了同行专家的一致好评。

三、近几年我的工作

曾就读于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的黄仁宇先生说自己“学书未成先习剑，用剑无功再读书”^[21]，这句话放到我身上再恰当不过。受李连杰主演的电影《少林寺》的影响，我走向了习武的道路，并逐渐地以太祖长拳、戚家拳、陈式太极拳、洪洞通背拳等有着内在血缘关系的四大拳种作为自己修习和研究民族传统体育的突破口。

2001年，我在上海体育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后，进入天津体育学院武术学院工作。天津体育学院与中央国术馆和“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血脉相连，体院老师对我的要求特别高、期望特别大。这给了我无限的动力，促使我不断奋力前行。

随着对武术认识的深化，我发现武术不但属于体育，更属于文化。文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武术技术的形成和发展，武术技术反过来又能很好地反映影响它的文化。为此，要想研究好武术，跳出体育看武术也许更为合适。正是怀着这种冲动，我开始寻求跳出圈来，以求“旁观者清”的研究路径。

在选择的过程中，我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地报考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专门史（中国思想史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并有幸成为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刘泽华先生的弟子。此应为我一生中最大的转捩点。

感谢南开大学！

感谢刘泽华先生！

南开大学三年半的学习时间，刘泽华先生独特的人格魅力和学术涵养给了我诸多的思想启迪。毕业后，我也常常以南开人自居、自豪。当然，也常常以南开人来严格要求自己。这几年，我做的主要工作如下：

（一）按照“才学识德胆”的要求不断提高自己的学养

唐代学者刘知几以史学理论著作《史通》而著名，当礼部尚书郑惟忠问他为何“自古文士多史才少”时，他说：“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这就是著名的“史家三长”之论。清代学者章学诚在唐代刘知几“史家三长”的基础上增加了“史德”，并为“史家四长”。

才、学、识、德外，刘先生在上课时，还特别强调“胆”的重要性。这种思想对我的影响特别深，我将“才学识德胆”并列为民族传统体育学术研究的五种学养来看待。

1.在“德”的方面：为达到梁启超先生所要求的“心术端正”、“忠实”^[22]的要求，我比较忠实于中国传统文化、古代汉语和阐释学的学习。

2.在“才”的方面：为避免“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我比较注意阅读中国古典文学，写作时注意框架结构，并尽可能让自己所写出的语句简洁、飞动。如我写的两个书评，其标题分别定名为：“耕余所得，习武圭臬——程宗猷《耕余剩技》散论”“独上高楼已懂劲，阶及神明梨花开——乔凤杰《中华武术与传统文化》散论”。其名虽还不尽如人意，但起码体现了我向“史才”要求迈进的努力。

3.在“学”的方面：我本来有好读书的习惯。当我自觉地以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者自居时，我在此方面更为注意。目前而言，我觉得自己基本能做到“随便翻翻”和“精读”相结合。而这其中，厚黑学大师李宗吾的“读书三诀”对我影响极大。他的“读书三诀”^[23]如下：

第一步，以古为敌。读古人之书，就想此人是我的劲敌，有了他，就莫得我，非与他血战一番不可。逐处寻他缝隙，一有缝隙，即便攻入；又代古人设法抗拒，愈战愈烈，愈攻愈深。必要如此，读书方能入理。

第二步，以古为友。我若读书有见，即提出一种主张，与古人的主张对抗，把古人当如良友，互相切磋。如我的主张错了，不妨改从古人；如古人主张错了，就依着我的主张，向前研究。(https://www.xing528.com)

第三步，以古为徒。著书的古人，学识肤浅的很多，如果我自信学力在那些古人之上，不妨把他们的书拿来评阅，当如评阅学生文字一般。说得对的，与他加几个密圈；说得不对的，与他划几根杠子。我想世间俚语村言，含有妙趣的，尚且不少，何况古人的书，自然有许多至理存乎其中，我评阅越多，智识自然越高，这就是普通所说的教学相长了。如遇一个古人，智识与我相等，我就把他请出来，以老友相待，如朱晦庵待蔡元定一般。如遇有智识在我上的，我又把他认为劲敌，寻他缝隙，看攻得进攻不进。

4.在“识”的方面：识是独立提出见解的能力。刘先生业务精深，站得高看得远。在这方面，我觉得我受先生的恩泽颇多。为研究好武术，自2004年起我就开始尝试跳出体育看武术，并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感。这种研究思路也许与北京大学钱理群先生“自觉地站在边缘位置，用自己的方式，说时代的中心话题”^[24]有异曲同工之妙吧。

5.在“胆”的方面：胆，即要善于发现问题，敢于挑战权威，不从人、有主见，并有胆量阐发自己的观点、敢于发表自己的学术成果。另外，胆还要求研究者要有正义感，要“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25]。这一点，先生强调尤多，而我也确实受益匪浅。目前的武术学术研究，“经典笑话”频现、常识性错误频出。但啄木鸟式的学术批判者却少得可怜。我的性格虽不适合做批判性文章，但我逐渐变得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有时候还常常有点固执。当然，除了敢于大胆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外，我还大胆地开辟了“体育民俗学”、“运动锻炼学”、“武术文献学”及“武术思想史”等研究领域。我想，这应是先生在“胆”方面对我最大的影响吧。

（二）“民族传统体育一心二用读书法”的养成

南开大学毕业后，我又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博士后流动站，进行体育民俗的研究。正是由于历史学和民俗学的双重影响，我逐渐养成了一种读书习惯——在阅读时常常联想到民族传统体育方面的问题。这种方法让我收获颇丰。如在阅读象棋由“刚性布局”向“柔性布局”转化的文献时，我就“大胆假设”提出了中国武术发展的大致“内在理路”——先以器械划分门派，后以徒手划分门派；先刚性拳种，后女性拳种、柔性拳种。经“小心求证”，武术发展的历史确实印证了我的这个假设。而这个观点给我们定型拳种产生的大致年代提供了理论依据。在阅读先生关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特质的“阴阳组合结构”时，我得出了中国武术发展的“二元互补结构”——古代中国武术发展的历史是军事武术和传统武术发展的二元互补结构；近现代中国，武术发展的历史是传统武术和武术运动发展的二元互补结构。这些成功的尝试，反过来又强化了我的这种读书方式。最终，我将这种方法归纳为“民族传统体育的一心二用读书法”，并在我的研究生和学生之间推广，他们同样受益匪浅。

（三）研究材料的拓展和民族传统体育学术研究二重证据法的提出

刘先生在为《王权与社会——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一书作序时说：“目前学术界，特别是历史研究领域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在纯学术的旗帜下，学术视野变得越来越狭窄，学术趣味也变得越来越猥琐了。专家们局促在自己的那一方‘井田’里精耕细作，把大道荡荡的知识国度搞成了阡陌纵横的分割世界。历史学的重任本应是关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知识探求，但被强大的纯学术之风吹到了边缘，甚至被嗤之以鼻，哪是什么学问，是假问题！在我看来，被斥之为‘假问题’的诸种问题，没有一个是‘假’的，无论如何应是多元认识中的一元。”^[26]

受先生这种思想的影响，我将以武术为代表的民族传统体育研究放置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不但与琴棋书画茶等相邻学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而且还将研究材料由文字材料逐渐拓展至实物材料、口述材料、民俗武风和武术技艺。据此，我提炼出了民族传统体育学术研究的二重证据法——文本分析与自身体悟相结合的方法。

在这种研究方法的指引下，我得出了“津门武术：独立的武术文化区”、“洪洞通背拳：失传的太极长拳”、“武术与体育：相异、交叉与包含”等学术观点。另外，不得不说的是，在太极拳已经世界普及的情况下，我带着问题意识，对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状况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太极拳：表面兴盛下的生存危机”问题，引起了有关部门和传承人的重视。

也许是由于以上三条研究工作的助力，最近几年我不但拿到了国家级社会科学基金课题、评上了教授，而且还得到了圈内人士的广泛认可。另外，就自己的修养而言，我对所钟爱的太极拳、太祖长拳的认识也与先前大不相同了。这些都与先生的培养密不可分。

感谢先生！您的言传身教，让我终生难忘！

师恩浩荡，无以回报。现在能做的，只有常洗耳，奋勇而向前！

【注释】

[1]“王权主义学派”由河南大学李振宏先生首先提出。李先生认为“王权主义”的具体所指就是学界方克立、秦进才、李冬君等早已使用的“刘泽华学派”。两者所指大致相同，但“王权主义学派”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所以李振宏先生扬弃了“刘泽华学派”的说法而采用了“王权主义学派”。（参见李振宏：“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权主义学派”，《文史哲》，2013年第4期）但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刘泽华学派”的包容性更大，“王权主义学派”仅是“刘泽华学派”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2]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早期文稿》，1990年，第65～81页。

[3]该国家标准由国家科委和国家技术监督局共同提出，1993年7月1日实施。共设自然科学、农业科学、医药科学、工程与技术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五个门类，58个一级学科。

[4]鲍明晓认为今日中国对新时期体育发展至少提出了“为健康中国奠基”、“为和谐中国助力”、“为经济发展增利”、“为和平崛起代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鲜活的精神动力”五个方面的时代要求。（鲍明晓：“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战略研究”，《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5]赵连保、栗胜夫：“从结构功能角度看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价值”，《中国体育科技》，2006年第3期。

[6]（汉）司马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7]（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八》。

[8]（宋）王安石：《临川文集·书疏》。

[9]程宗猷侄颐给《少林棍法阐宗》作的“小序”，参见（明）程宗猷：《少林棍法阐宗》，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

[10]（唐）孙逖：《送赵大夫护边》（芮挺章：《国秀集·卷上》收录），见《钦定四库全书文渊阁版·集部·别集类》；孙逖为唐代国子进士。

[11]（宋）石介：《徂徕集·卷二·送李先生谒张侯》，见《钦定四库全书文渊阁版·集部·别集类·北宋建隆至靖康》；石介为宋代学者。

[12]（元）陈基：《夷白斋稿·卷三》，见《钦定四库全书文渊阁版·集部·别集类·金至元》；陈基为元代学者。

[13]（清）查慎行：《苏诗补注·赠青潍将谢承制》，见《钦定四库全书文渊阁版·集部·别集类·北宋建隆至靖康》。

[14]雷海宗：《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15～216页。

[15]同上，第181页。

[16]同上，第217页。

[17]同上，第216页。

[18]李振宏：“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权主义学派”，《文史哲》，2013年第4期。

[19]孙海麟：《中国奥运先驱张伯苓》，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6页。

[20]刘泽华：《扩大存在境域与阐释语境，强化武术文化研究》，杨祥全：《中国武术思想史纲要》，逸文武术文化有限公司，2011年，序言。

[21]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自序。

[2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65页。

[23]李宗吾：《厚黑学全集》，九州出版社，2008年，第45～46页。

[24]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1页。这句话出自钱理群先生2002年在北京大学“最后一门课”的讲稿——《我的回顾与反思》。

[25]（宋）宋祁：《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二·列传第五十七》，见《钦定四库全书文渊阁版·史部·正史类》。

[26]崔向东：《王权与社会——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崇文书局，2005年，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