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政治统治者“修己”感化的民众，究竟是如何依靠自己的力量向善的呢？本节就是要找到民众这一主体上向善的契机。当我们将焦点对准被统治者民众的主体性，重新探讨汉代的教化政治时，首先便会注意到《汉书》《后汉书》中所见的“翕然”一词。以下试分析之。
《汉书·地理志下》将颍川郡作为地方官推行教化政治的成功范例，并作了饶富趣味的记载，略云：“颍川，韩都。士有申子、韩非，刻害余烈，高仕宦，好文法，民以贪遴争讼生分为失。韩延寿为太守，先之以敬让；黄霸继之，教化大行，狱或八年亡重罪囚……‘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也’，信矣。”
受到如此赞扬的地方统治，究竟是怎样得以实现的呢？《汉书·韩延寿传》为解答这一问题留下了重要的史料：
（延寿）入守左冯翊……行县至高陵，民有昆弟相与讼田自言，延寿大伤之，曰：“幸得备位，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争讼，既伤风化，重使贤长吏、啬夫、三老、孝弟受其耻，咎在冯翊，当先退。”是日，移病不听事，因入卧传舍，闭阁思过。一县莫知所为，令丞、啬夫、三老亦皆自系待罪。于是讼者宗族传相责让，此两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谢，愿以田相移，终死不敢复争。延寿大喜，开阁延见，内酒肉与相对饮食，厉勉以意告乡部，有以表劝悔过从善之民。延寿乃起听事，劳谢令丞以下，引见尉荐。郡中翕然，莫不传相敕励，不敢犯。
《汉书》在这之后还有记载：“延寿恩信周遍二十四县，莫复以辞讼自言者。推其至诚，吏民不忍欺绐。”意思是推比韩延寿的至诚之心，将自己的心与之对比的吏民，不忍再行欺骗之事。
到底应如何看待这段材料呢？事情的解决实在是太过圆满了，不可否认其中含有记述者的润色和夸张之处。但反过来说，正因为过度的理想主义，所以才能完整地反映出汉代人的观念。从这段记述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汉代“修己治人”方式的真实状况，弥足珍贵。也就是说，在这里能够看到被统治阶级的主体性契机，而从前章提及的儒家经典是无法知晓的。
韩延寿以一己之身背负全部责任，这种压倒性的“修己”，使得包括当事人兄弟在内，从吏人到民众，所有人的内心都发生了变化，并且随着事件的发展还影响到了全郡，民众相互鼓励，不再做令人感到羞耻的行为。显然，人们是经过韩延寿的感化而勉力向善的。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针对受感化的人民，用“翕然”二字来描述其内心状态。也就是说，韩延寿“修己”、“正身”的行为、民众受其感化显示向善的决心，这二者是通过“翕然”为媒介联系在了一起。政治统治者的“修己”令民心“翕然”，以此作为契机，民众走向为善之道，“治人”也就成为可能。在汉代，将“修己”与“治人”连接在一起的难道不是“翕然”的民众自身的心态吗？尽管相关的例子不多，但有必要对这一特殊难解的“翕然”之语进行深入探讨，由此获得某种共感，藉此弄清汉代人的心性以及他们心中“修己治人”论的论理为何。首先来看一则有关韩延寿的记载。韩延寿在任左冯翊以前，曾做了三年颍川太守，据说也是“上礼义，好古教化”，具体事例为：“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约誓明。或欺负之者，延寿痛自刻责：‘岂其负之，何以至此？’吏闻者自伤悔，其县尉至自刺死。及门下掾自刭，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延寿闻之，对掾史涕泣，遣吏医治视，厚复其家。”
在这里，面对部下的失职，上司通过“刺死”或“自刎”的行为承担责任，这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之中属于应有的善行，而这些是在受到韩延寿“修己”行为的感化，为正己身的状况下发生的。这样一种过程，与前引史料基本一致，不过并没有记载民众对韩延寿以及县尉、门下掾的一连串行为有何反应。我们从上引《汉书·地理志》对韩延寿在颍川郡的治理大加赞扬，韩延寿通过“修己”使两位兄弟悔悟和解，令左冯翊民众“翕然”[52]向善等记载来推测，颍川郡民众在听到延寿的“修己”与县尉、门下掾的行为后，定然也是“翕然”向善的。而且还可以认为，这也是韩延寿的信望遍及颍川全郡，被看作理想型统治的重要原因。
东汉也有与韩延寿感化部属官吏与民众相同的例子。据《后汉书·循吏列传》记载，和帝时，许荆迁任桂阳太守。因当地风俗轻薄，于是“使知礼禁”。郡人有叫蒋均的，兄弟争财，相互言讼。对此许荆叹云：“吾荷国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并且“乃顾使吏上书陈状，乞诣廷尉”。见此情景，“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另据谢承《后汉书》（《后汉书·循吏列传》注引）所记，这件事传到四方以后，那些“不养父母，兄弟分析”之人，都纷纷返回家里，承担起照顾父母的责任，据说人数达到千余人。这些史料中虽然不见“翕然”一词，但被感化的人与那些受韩延寿“修己”感化而“翕然”的人们在心态上应大致相同。
《后汉书·循吏列传》还记载了许荆祖父许武的趣事：
武以二弟晏、普未显，欲令成名，乃请之曰：“礼有分异之义，家有别居之道。”于是共割财产以为三分，武自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并悉劣少。乡人皆称弟克让而鄙武贪婪，晏等以此并得选举，武乃会宗亲，泣曰：“吾为兄不肖，盗声窃位，二弟长年，未豫荣禄，所以求得分财，自取大讥。今理产所增，三倍于前，悉以推二弟，一无所留。”于是郡中翕然，远近称之。(www.xing528.com)
许武为了弟弟，不惜让自己作恶人，事成之后又不顾自身利益让出全部财产，乡人因此“翕然”，一致称赞他的行为。这里的“翕然”，显然是指被许武所感动的人们的心理状态。也就是说，许武为了他人牺牲自己的名誉，又压抑住自己的欲和利，将财产全部让出，这些行为感动了周围的人们，使他们强烈意识到自己也拥有同样的要素，内心处在一种向善转变的状态之中。
稍晚一些时候问世的《先贤行状》（《魏书·毛玠传》裴松之注引），介绍了毛玠的事迹，云：“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恪。其典选举，拔贞实，斥华伪，进逊行，抑阿党。诸宰官治民功绩不着而私财丰足者，皆免黜停废，久不选用。”十分明显，毛玠用人，重视的正是“修己”与否，对此“四海翕然，莫不励行”。于是全国励行“修己”，其结果是“长吏还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车。军吏入府，朝服徒行。人拟壶飧之絜，家象濯缨之操，贵者无秽欲之累，贱者绝奸货之求，吏絜于上，俗移乎下，民到于今称之”。
以上诸例都是政治统治者通过“修己”的行为，对与己有着直接关系的人们加以感化，经广泛范围传播以后，又使一般民众感到“翕然”而努力向善。也就是说，经过政治统治者的“修己”，产生了一种用“翕然”之语表述的民心状态，“治人”也由此得以实现。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即便在王莽获得政治权力的过程中，“翕然”一语所象征的教化政治的论理也在发挥作用。《汉书·王莽传上》载有赞誉安汉公王莽功德的文章，其略云:“克身自约，籴食逮给，物物卬市，日阕亡储。又上书归孝哀皇帝所益封邑，入钱献田，殚尽旧业，为众倡始。于是小大乡和，承风从化，外则王公列侯，内则帷幄侍御，翕然同时，各竭所有，或入金钱，或献田亩，以振贫穷，收赡不足者。”王莽的至诚行为令大小官吏“翕然”，大家也积极开始救济贫民。《汉书·平帝纪》“元始二年”条对其时以王莽为首的贫民救济作了如下记载：“郡国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安汉公、四辅、三公、卿大夫、吏民为百姓困乏献其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口赋贫民。”
王莽在一步一步完成其夺取汉室的过程中，常常散施钱财，辞退赏赐，以“谦约退让”作为基本的信条，给人的感觉是“欲自损以成国化”。为此，诸侯、王公、列侯、宗室、诸生、吏民等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翕然同辞，皆叩头言宜亟加赏于安汉公”。
或许应该认为王莽的“修己”、“正身”、“自损”等行为是一种政治秀，其目的在于夺取政权，而那些对此感到“翕然”的人们，其行动也是事先安排好了的。然而即便如此，政治统治者的“修己”使吏民“翕然”，以此作为媒介实现“治人”，汉代教化政治的这种论理、理念还是从中得到了反映。不用说，王莽也是汉代人，他的政治也是汉代文化的产物。
我们下面可以举出一些与王莽相同，皇帝的言行令吏民“翕然”的例子。西汉末，“哀帝初即位，躬行俭约，省减诸用，政事由己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53]。在王莽政权末期发动起义的赤眉政权，一年后陷入困境，于是“皇帝”刘盆子自己解下玺绶，哭泣自责，指出导致今日困局，全在自己的无能。在场的数百位大臣于是也纷纷自责，表示原因在于自己的放纵，于是大家“共抱持盆子，带以玺绶”，由此出现了“三辅翕然，称天子聪明。百姓争还长安，市里且满”[54]的状况。正是由于君臣双方的自责使百姓“翕然”，确保了对政权的支持。
与这些事例相关的记载，《新序》中有两例。据《杂事四》所记，齐桓公不顾本国的损失，表示要信守与鲁国的盟约，于是“天下诸侯，翕然而归之”。获得诸侯的支持，正是桓公成就霸业的基础。《杂事五》载刚即位不久的晋文公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对曾背叛自己的旧臣显示出了宽恕的度量，于是“翕然晋国皆安”。众所周知，《新序》是刘向将先秦史料整理分类而成的书籍，目的在于作为教训以资时政。在上面两个例子中，桓公的信义和文公的度量为他们作为霸者或是国君掌握权力，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恐怕应作为春秋时期的史实来考虑。但是不顾自损而信守承诺以及将私怨付之流水，两人“修己”的结果是诸侯“翕然”归于桓公，晋国也“翕然”走向安定。这样一种表述，实际上在不意中反映出了深受教化政治论理影响的作者刘向作为汉代人的感觉。
此外，在更为直接的人际关系中，也有统治者的“修己”感动了他人，使其心“翕然”，从而受到感化的例子。例如《史记·郑当时传》载郑当时虽为高官，但“诫门下：‘客至，无贵贱无留门者。’执宾主之礼，以其贵下人。庄廉，又不治其产业，仰奉赐以给诸公。然其馈遗人，不过算器食。每朝，候上之间，说未尝不言天下之长者。其推毂士及官属丞史，诚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为贤于己。未尝名吏，与官属言，若恐伤之。闻人之善言，进之上，唯恐后。山东士诸公以此翕然称郑庄”。郑当时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处世态度，可以说正是“躬自厚而薄责于人”[55]的真实写照，让人们“翕然”称道。
《汉书·杨恽传》对郎官（掌管宫中宿卫的部门，是升任高级官僚的有力途径）之旧习有个描述:“令郎出钱市财用，给文书，乃得出，名曰‘山郎’。移病尽一日，辄偿一沐，或至岁馀不得沐。其豪富郎，日出游戏，或行钱得善部。货赂流行，传相放效。”杨恽为郎官最高位的中郎将时，为一扫旧习，将会计收支等移交大司农，以给财用。此外“疾病休谒洗沐，皆以法令从事。郎、谒者有罪过，辄奏免，荐举其高弟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厉，绝请谒货赂之端，令行禁止，宫殿之内翕然同声”。人们都被杨恽廉洁公平的方针所感动，交口称赞，杨恽也因此升为诸吏光禄勋。
在上述分析中，我们看到政治统治者示以“修己”之行，民众与下级官僚由此“翕然”向善，“治人”亦即教化政治得以实现。每一条材料都清楚地显示出，“翕然”一语首先意味着民众或下级官僚依靠自己的力量，力求向善的内心活动。不过，以往的研究似乎对此点理解不够。例如《二十五史专书辞典》的前四史辞典，对“翕然”所作的解释为“协同貌”、“安定貌”、“纷纷兴起的样子”、“聚合趋附的样子”[56]等，也就是将其作为形容众人表面上的行动或状况的词语。诚然，这种解释有其得当的一面，但必须认为，它对当时的史官使用较为特殊的“翕然”一词意欲表达的固有含义似乎没有作充分的理解。就此而言，韩兆琦《史记笺证》对前引《史记·郑当时列传》中的“翕然”，释为“众口一词且又敬心敬服的样子”[57]，这样理解兼顾到了内外两方面的含义，合理而具有启发性。不过遗憾的是，该书并没有作进一步阐释。那么，“翕然”原本有什么含义？汉代人为什么要用它来形容向善的内心活动呢？下面我们就来讨论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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