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中期爱国士风与文学创作：中国古代士风与文学研究成果

论南宋中期爱国士风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杨　阳①

摘要：南宋中期正处在与金、西夏的对峙中，民族危机加剧，爱国士风高涨，由此影响到当时的文坛创作。有鉴于学界对此研究领域缺乏全面立体的探究，故本文从文学与士风的关系切入，揭示南宋中期爱国士风对诗词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南宋中期；爱国士风；词；诗

士风，指士林风气，一方面体现特定时代中个体士人的思想和行为，另一方面涵盖整个士人群体的生存领域，体现他们带有共性的精神面貌，一定历史时期的士风具有继承性和连续性。南宋中期灭国的现实使负有强烈使命感的文人对民族的危机越加忧心，内心的悲愤也越发浓重。文人期望报国杀敌，建功立业从而洗雪耻辱，恢复中原，在此慷慨悲愤的激情和英雄主义情怀的影响下，此时士风一扫北宋末期隐逸颓废之气，呈现出激越扬厉的昂扬风貌，进而影响到文坛的创作。这一时期，爱国精神成为了南宋中期文学的重要主题。学术界对此问题缺乏全面深入的探究，故本文从文学与士风的关系切入，揭示南宋中期爱国士风对诗词创作的影响。

一

宋词在产生之初，是被歌唱于歌楼舞馆、宴宾遣客的场合中，用来充当娱乐的工具，逃不出男欢女爱、浅斟低唱的框架。欧阳修在《归田录》中引“上厕则阅小辞”，正说明了词体地位的低下。虽然经过柳永、欧阳修、苏轼、周邦彦等人的变革，词在内容和境界上发生了很大改变，使得吟咏性情、抒发一己之思的作品大量出现，但纵观北宋词坛创作的整体状况，依旧是以表达情爱、离愁别绪、诗酒流连等婉约作品为主导，并占据北宋词体创作的绝对优势。

南宋中期在经受了刻骨的亡国之痛后，爱国志士奋起救亡，士人思想中的淫靡之音被爱国激情所取代，此时的南宋词坛呈现出抛弃相思的低吟，个人兴衰的哀愁，抒写报国壮志的词作大量涌现的状态。“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爱国思想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也成为了南宋中期文学的中心主题。

南宋著名词人陈亮，他一生为了复国曾多次上书，申论时政，反对妥协投降，为抗金救国呼号奔走。他的激愤言论与爱国行动招致主和派的嫉恨，多次被捕下狱，被世人称为“狂怪”。陈亮在《与章德茂侍郎》信中说：“主上有北向争天下之志，而群臣不足以望清光。使此恨磊磈而未释，庸非天下士之耻乎！世之知此耻者少矣。愿侍郎为君父自厚，为四海自振！”如此高昂的爱国情感在他的词作中亦有体现。且看这首《水调歌头》：

不见南师久，漫说北群空。当场只手，毕竟还我万夫雄。自笑堂堂汉使，得似洋洋河水，依旧只流东？且复穹庐拜，会向藁街逢！

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

“隆兴和议”以后，宋金间定为叔侄关系。淳熙十二年（1185年）十二月，宋孝宗命章森（字德茂）以大理少卿试户部尚书衔为贺万春节（金世宗完颜雍生辰）正使，陈亮作这首《水调歌头》为章德茂送行。这首词采用通篇议论的写法，言辞慷慨，充满激情，表达了不甘屈辱的正气与誓雪国耻的豪情。对这种耻辱性的事件，一般是很难写出振奋人心的作品，但陈亮由于有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对诗词创作的独特见解，敏感地从消极的事件中发现有积极意义的因素，开掘词意，深化主题，使作品气势磅礴，豪情万丈。这首《水调歌头》可说是他政治言论的艺术概括。陈亮填词“每一章就，辄自叹曰：‘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可见他以政论入词，不是虚情造作或抽象说教，而是他“平生经济之怀”的自觉袒露，是他火一般政治热情的自然喷发。

辛弃疾生于被异族蹂躏的北方，他想复国的愿望比一般士人更为强烈，他是南宋中期爱国士风的最高代表。即使在无权参议军国大计之时，辛弃疾仍一如既往地为抗金复国奔走呼号，先后撰写《美芹十论》《九议》《论阻江为险须藉两惟疏》等政治军事论著。其在《自治》中批判了“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①的亡国论，坚定地“以光复旧物而自期”②。辛词中同样表达了这种光复旧国的宏大愿望。“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的豪情，“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满江红》）的决然，“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的气概，无不豪情飞扬，气冲斗牛。明代毛晋《稼轩词拓跋》中就说“稼轩率多抚时感事之作。”①。且看以下这首《永遇乐》：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年），辛弃疾被任命知镇江府。针对当时宋金对峙形势，词人有过深思熟虑的策略布局与军事构想，并据此而积极备战。然统治者用其人不用其志，败局已露端倪，辛弃疾此时十分担忧，写下了这首被称之为“稼轩体”中“第一”（杨慎《升庵诗话》）的名篇。词中以老将廉颇自喻，如今虽已年迈，一得其用，仍有杀敌报国之决心，彰显了高昂的爱国主义情感。此词中将史实、人物、心境均能浑融一体，在词人的人生体验中重新整合成为大气包举、生气远出的审美灵境，沉郁激壮，不得不言又不能尽言，味之无极。“辛稼轩当弱宋末造，负管乐之才，不能尽展其用，一腔忠愤无处发泄，观其与陈同甫抵掌谈论，是何等人物。故其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其。”②

真德秀在《戊辰四月上殿奏札二》中说：“北伐之举，宗社稷安危之所示也，雷同相从，如出一口，而争之者不数人。”①故而，爱国情怀在南宋中期的其他词人的作品也多有反映。如“腰下三尺光芒剑”（《贺新郎·弹铗西来路》）的英侠气概，“拂拭腰间，吹毛剑在，不斩楼兰心不甘。”（《沁园春·万马不嘶》）的雄心壮志，“只待功成方肯退”（《念奴娇·留别辛稼轩》）的报国信念等，正是当时爱国情感和英雄主义精神的最高体现。

二

宋诗的成熟经历了长期的演变，北宋初期的诗歌主要是对中晚唐诗风余韵的沿袭，以白体、晚唐体、西昆体为主要代表，成就不高。随着北宋中期诗文革新运动的展开和深入，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文学大家打开了宋诗创作的新局面，宋调开始成熟，在内容上注重民生，精于议论，无事不可入诗，形成宋诗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此后，江西诗派异军突起，在艺术技法上独树一帜，“脱胎换骨、点石成金”，但其诗歌在思想内容上大多成就不高。如何让自身发展已经成熟的宋诗再现辉煌，落在了南宋诗人的肩上。在南宋高涨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救亡复国精神的鼓舞下，面对国家分裂、人民苦难的现状，上自皇帝，下自士人无一不以兴邦为民为己任。因而，抒写爱国之志，奏响爱国之音，成为了南宋中期诗坛的主旋律，宋诗也在一片奋进激励的爱国士风影响下迎来了创作的第二次高峰。

《孝宗本纪》中记载：绍兴三十一年，金兵南下，两淮失守，朝臣多陈退避之计，时为太子的宋孝宗“不胜其愤，请率师为前驱”②。每当其侍奉高宗，“必力陈恢复大计以取旨，光尧至曰：‘大哥，俟老者百岁后，尔却议之。’上自此不复敢言。”①孝宗口虽不敢言，然内心却时刻不忘恢复，曾宣称：“我家有不共戴天之仇，朕不及身图之，将谁任其责？”②宋孝宗所作之诗，亦颇寄寓恢复之志。且看：

屹然天立枕中流，弹压东南二百州。狂敌来临须破胆，何劳平地战貔貅。

平生雄武心，览镜朱颜在。岂惜常忧勤，规恢须广大。（《新秋雨过述怀》）

春风归草木，晓日丽山河。物滞欣逢泰，时丰自此多。神州应未远，当继沛中歌。（《春晴有感》）

以上三首诗均为宋孝宗所作，陈岩肖《庚溪诗话》论孝宗恢复之诗曰：“今上皇帝以英睿之姿，哀文圣作，焕然超卓。方居王邸时，从太上皇帝视师江左，经由京口，题诗金山曰：‘屹然天立枕中流，弹压东南二百州。狂敌来临须破胆，何劳平地战貔貅。’辞壮而旨深，已包不战而屈人兵之意矣。孝宗躬受内禅践祚以来，未尝一日暂忘中兴之图，每形于诗辞。如《新秋雨过述怀》有曰：‘平生雄武心，览镜朱颜在。岂惜常忧勤，规恢须广大。’如《春晴有感》：‘春风归草木，晓日丽山河。物滞欣逢泰，时丰自此多。神州应未远，当继沛中歌。’观此则规恢之志大矣。”可见，宋孝宗时刻不忘收复故国，做诗以自勉。(www.xing528.com)

除却帝王，南宋的士人也将一腔爱国热情喷洒在诗作中。陆游的创作，则更是其中的黄钟大吕。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说：“诗人绝不可以关起门来空想，只有从游历和阅历里，在生活的体验里，跟现实—‘境’—碰面，才会获得新鲜的诗思—‘法’。像他自己那种独开生面的、具有英雄气概的爱国诗歌，也是到西北去参与军机以后开始写的。”①且看《金错刀行》：

黄金错刀白玉装，夜穿窗扉出光芒。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京华结交尽奇士，意气相期共生死。千年史策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尔来从军天汉滨，南山晓雪玉嶙峋。呜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

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正月，陆游赴南郑（今陕西汉中），担任宣抚使司干办公事兼检法官。南郑位于宋金对峙的前线，这段“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观大散关图有感》）的从军生活，给陆游以深刻难忘的印象，到乾道九年十月，他根据这段在汉中的经历和感受，写下了这首《金错刀行》。年近半百的陆游亲自投身到火热的军旅生活中去，大大激发了心中蓄积已久的报国热忱。于是他借金错刀来述怀言志，抒发了誓死抗金、“中国”必胜的壮烈情怀。诗中无论是“丈夫五十功未立”的喟叹，还是“意气相期共生死”的表白，无论是“一片丹心报天子”的誓词，还是“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的宣告，无不是以诗人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必胜的自信心为底蕴，这种光鉴日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浩然正气的体现，也是当时爱国士风的最佳体现。

南宋中期，现实中的残酷失意与个人执著的复国理念的碰撞必会在文学上得到释放，产生带有强烈个人爱憎情感与理想追求的文学作品。“收取关河报明主，云台烟阁伫奇勋。”（周必大《寄题张元善总领新作楚观》）的建功理想；“艰难念时事，留滞岂身谋。”（张孝祥《黄州》）的爱国情怀等，都是当时爱国士风的突出代表。南宋中期亡国的现实时刻刺痛着那些“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雪洗国耻、驱逐夷狄成了士人无法解开的情结，因而，这时期产生的大量具有鲜明爱国主义倾向的诗歌作品是时代的最强音，并且对南宋末期爱国主义文学的创作影响深远。

结　语

发愤为诗，发言为词，都是南宋中期爱国士风下士人精神风貌的真实再现。正如钱谷荣先生所说：“一个作家总是从它的内在要求出发来进行创作，他的创作冲动首先总是来自社会现实在他内心所激起的情感的波澜。这种情感的波澜，不但激动着他，逼迫着他，使他不能不提起笔来；而且他的作品的倾向，就决定于这种感情的波澜，是朝哪个方向奔涌；他的作品的音调和力量，就决定于感情的波澜具有怎样的气势和多大的规模。”从这个角度说，南宋中期文坛上出现的大量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的爱国主义作品，是对爱国士风的继承和发扬，具有深刻的时代特征和审美风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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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杨阳，女，山西人，北方民族大学2009级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宋元文学。

陶尔夫，刘敬圻：《南宋词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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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主编：《辛弃疾词新释辑评》，北京：中华书店，2006年版，第1552页。

徐釚：《词苑丛谈》（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9页。

陶尔夫，刘敬圻：《南宋词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88页。

（元）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68页。

（南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84页。

（南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5页。

钱钟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