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南唐词风的延续的介绍

一、花间南唐词风的延续

北宋名相寇准的一首诗《和倩桃》即记录了当时文人的心态：“将相功名终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间万事君休问，且向樽前听艳歌。”在这种风气影响下，用来娱宾遣兴的词成了文人纵情声色的工具，词作内容不外相思离别，风格亦绮艳柔靡。“宋初诸家，靡不祖述二主（李璟、李煜），宪章正中（冯延巳）”（冯煦《蒿庵论词》）。相思恋情的题材、婉丽的风格和小令的体式成为这一时期词坛主要特征。其代表词人有晏殊、张先、宋祁、欧阳修和稍后的晏几道等。

晏殊（991—1055），字同叔，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7岁能文，有神童之称。官至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兼枢密使。卒赠司空兼侍中，谥元献。晏殊词受南唐词影响，尤近冯延巳。宋人刘攽说：“晏元献尤喜江南冯延巳歌词，其所自作，亦不减延巳。”（《中山诗话》）晏殊一生顺达，性情温厚，据《青箱杂记》载：晏殊每读韦应物诗，爱之曰：“全没些脂粉气。”晏殊曾选编诗选，其选取标准是“凡格调猥俗而脂腻者，皆不载”。可见晏殊的审美取向为清丽典雅。这种审美取向也影响到了他的词风，宋人李之仪称其“风流闲雅”（《跋吴思道小词》），王灼说他“温润秀洁”（《碧鸡漫志》卷二），均是指此特点而言。如其《浣溪沙》：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在伤春怀人的表层意象中，流露出对时光易逝、生命有限的怅惘之情，情感含蓄而深沉。再如《玉楼春》：

绿杨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楼头残梦五更钟，花底离情三月雨。　　无情不似多情苦，一寸还成千万缕。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

此词写相思离愁，与《花间》常见的题材一致；但景物雅致，感情含蕴深沉，风格婉丽温润，与晚唐五代词人常有的凄惶绮艳已有明显差异。清人黄苏评云：“妙在意思忠厚，无怨怼口角。”（《蓼园词评》）

欧阳修以诗文著称，苏轼曾评其“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六一居士集序》）。作为一代文宗，他对作词并不经意，“聊佐清欢”（欧阳修《西湖念语》）而已。《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说：“修诗文皆变当时旧格，惟词为小技，未尝别辟门庭，然婉约风流，较苏轼之硬语盘空，转不失本色。”欧词继承了南唐词“思深辞丽”的特点，在词中融入了更多感情体验，正如清人冯煦所说：“（欧阳修）词与元献同出南唐，而深刻则过之。”（《蒿庵论词》）如其《踏莎行》：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　　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栏倚。平芜近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此词写离情别绪，上片用迢迢春水形容远行人的愁思，下片写闺中人凭栏远眺，结句将思妇的视线和愁绪带往春山之外的远方。感情深挚，韵味悠长。刘熙载说：“冯延巳词……欧阳永叔得其深。”（《词概》）由此词可以概见。(www.xing528.com)

晏、欧之外，张先（990—1078，字子野），宋祁（998—1061，字子京）等善于炼字炼句，亦有不少佳作。如：

《水调》数声持酒听，午醉醒来愁未醒。送春春去几时回？临晚镜，伤流景，往事后期空记省。　　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重重帘幕密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张先《天仙子》）

东城渐觉风光好，皱縠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宋祁《玉楼春》）

这些令词，也都是锤炼精工，颇有韵味的婉丽之作。

稍后于前述诸人的晏几道（1038—1110），字叔原，号小山，晏殊幼子。虽出相门，其仕途却颇为坎坷。词与乃父齐名，并称“二晏”。宋代陈振孙评晏几道的词云：“在诸名胜中，独可追逼《花间》，高处或过之。”（《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明代毛晋也说：“《小山集》直逼《花间》，字字娉娉婷婷，如揽嫱、施之袂。”（《跋小山词》）。如他的《鹧鸪天》：

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拚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　　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此词写情人别后重逢，上片呈现传统花间艳情题材的表象。下片词情转深，尤其结句化用杜甫诗句“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之意，写出了久别重逢的激动和惊喜。诚如清代陈廷焯所评：“叔原词丽而有骨，不第以绮语见长。叔原词风流自赏，极顿挫起伏之妙。”（《云韶集》卷二）这表明由北宋初年而进入中叶，晏几道等人已渐能突破《花间》局限。

北宋前期词人普遍醉心词句的锤炼，以求其精美，这也体现了受《花间》、南唐词的影响。张先、宋祁等人尤为著名。如张先先以“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被人称为“张三中”；后以“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压卷花影”、“柳径无人，堕风絮无影”等句被人称为“张三影”；并因其任郎中而雅称“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又因其《一丛花》词中名句而称“桃杏嫁东风郎中”（参宋范公偁《过庭录》）。宋祁也以其《木兰花》中的名句被称为“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此类词句，时人誉之为“警策”。所谓“警策”之句，即用凝炼新奇的词语，构筑生动传神的意象，具有含蓄隽永的美感，因而成为词人竞相追求的对象。然而，因过于讲求语言的精致，使词局限于上层文人自娱的狭小范围，离广大民众便愈来愈远，所以敌不过柳词的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