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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分体学史:散文发展轨迹

时间:2023-07-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第一节散体文产生、发展的历史轨迹散体文的产生,始于文字记事。中国古代第一部兼记叙和论述的散文集是《尚书》。春秋战国是古代散文第一次蓬勃发展的时期。到了战国,散体文由幼稚渐趋成熟,出现了散文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散文成就也很可观。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社会动荡,但文化思想却异常活跃,散体文也出现了新的气象。

中国分体学史:散文发展轨迹

第一节 散体文产生、发展的历史轨迹

散体文的产生,始于文字记事。从现有材料看来,殷商时期的甲骨刻辞和铜器铭文,即为最早的散文。自1899年起陆续发现于河南安阳西北小屯村的殷墟甲骨卜辞,证明至迟在殷商中期(约前14世纪),就有了初步定形的文字和历史文献记载。甲骨卜辞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占卜记录,间或也有少量其他记事文字。卜辞作者即殷商时期身兼神、史之职的巫觋。殷人迷信鬼神,凡事必卜。占卜涉及狩猎、农业祭祀战争等。卜辞可说是我国最早的散文。如:

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卜辞通纂》375)

戊戌卜贞,今日旦,王疾目,不丧明?其丧明?(《殷墟文字乙编》64)

所记清楚、明确,事关雨水、农事、王目之疾,有疑问,有推测,有担忧。形式较为整齐,语句含有感情。这类作品,还有《易经》中的卦、爻辞。其共同特点是内容简单,形式朴拙,文辞省略,不成篇章。

此外,在传世的数千件商、周有铭彝器中,也可见到早期散文的萌芽。铸器勒铭原为颂扬祖先功德,昭示子孙,永保政权代代相传。“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礼记·祭统》)。这些铭文保留了较早的史家记事文字,可说是史家之文的源头。如《小臣邑斝》和《丁巳尊》:

癸巳,王易(赐)小臣贝十朋,用作母癸尊彝。惟王六祀,彡日,在三月。(《续殷文存》下)

丁巳,王省夔京。王易小臣俞夔贝,惟王来征彝方,惟王十祀有五,彡日。(《殷文存》上)

其文辞虽仍简略,却能紧扣制作彝器这一中心,明确记述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内容涉及赏赐、祭祀或征讨,形式也大体一律。铭文特点大多如此。

商代彝器传世者不多,今存者多周铭。西周铸器勒铭为一时风尚,彝器之丰远过于商。内容既富,文字也大增,如《毛公鼎》铭文长达490余字,形式亦颇讲究。有的还杂以韵语,如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宝鸡虢川司的《虢季子白盘》,铭文111字,记述虢季子白奉周王命伐猃狁于洛之阳,立战功受赏于周庙,作宝盘以记之。主旨与商彝相似而叙事更详,不仅记事,而且记言,除首句外还一韵到底,体现了初期散文韵散相杂的特点。总之,殷商甲骨卜辞,《易经》卦、爻辞和商、周彝器铭文,都是散文萌芽时期的代表作。

中国古代第一部兼记叙和论述的散文集是《尚书》。它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其文字古奥艰涩,佶屈聱牙,体现了早期散文的风貌。

春秋战国是古代散文第一次蓬勃发展的时期。春秋以前,学在官府,无私人之学,亦无私家著述。到了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王纲解纽,王官之学散入民间。于是私人之学兴起,私家著述亦相继出现,散文因此得到了飞跃发展。这时散文的代表著作有孔子依鲁史修订而成的《春秋》,孔门弟子所纂辑的语录《论语》,以及史家之文《国语》和《左传》。

由春秋到战国,社会发生了更大的变革,实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王夫之《读通鉴论》卷末《叙论四》)。战国时代,“诸侯异政,百家异说”(《荀子·解蔽》),处士横议,诸子争鸣。各家出其所学,自由论辩,于是著书立说,一时蔚为风尚。所谓诸子百家,主要指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其中以儒、墨、道、法、纵横诸家最为活跃。他们代表着不同的政治利益,放言争辩,形成了空前未有的思想活跃、精神解放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散文作为记事、论辩和著述的有效工具,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外交、军事文化活动的需要,发生了质的飞跃。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指出:

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文史通义·诗教上》)

章氏之言,虽未免夸大,但从散文发展的历史来看,战国确实是我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

在这个历史时期,不仅文章的变化空前,而且成就也远远超过前代。继《国语》、《左传》之后,出现了亦史亦文的杰作《战国策》;继《论语》之后,涌现出《墨子》、《老子》、《孙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一大批诸子之文,好似群星璀璨,相映生辉。其中最为杰出者,当推《战国策》和孟、庄、荀、韩之文。

总之,散体文自殷商时期产生以来,随着历史前进的足迹而发展。从殷商、西周,到春秋、战国,散体文由片段的文辞到详赡的记事,由语录体、对话体,到较为系统完整的长篇大论,走过了漫长的历程。到了战国,散体文由幼稚渐趋成熟,出现了散文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

秦始皇一统天下,实行中央集权,文化专制,“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书·艺文志》),故“秦世不文”(《文心雕龙·诠赋》)。秦之文章,今存者唯诏令奏议及歌功颂德的刻石之文。集权与专制扼杀了人们的文化创造精神,也阻碍了散文的发展。

汉魏六朝时期,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特点。

汉初之文,继承先秦遗风,尚能畅论直言,无所拘忌。以贾谊晁错为代表的“西汉鸿文”,和以枚乘、邹阳为代表的纵横之文,皆任气逞说,颇有战国文风。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章有了新的变化,产生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尊儒之文。

成书于武帝之世的司马迁的《史记》,代表着汉代散文的最高成就,无愧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唐宋以降,历代散文大家,如韩、柳、欧、苏、归、方、姚等,无不崇奉、效法《史记》;后世“古文运动”,也无不高扬《史记》之旗。其影响之深远,罕有可比。(www.xing528.com)

到两汉之际,成、哀之时,以刘向、刘歆父子和扬雄为代表的作家,倡导经学复古、文章复古,所写文章不同寻常。

到了东汉,散体文之可称者主要有班固的《汉书》和王充的《论衡》。《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散文成就也很可观。《论衡》颇有“离经叛道”的倾向。其文反迷信,反复古,反传统;针砭时弊,指斥世风,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这种精神,一直贯穿在东汉之末仲长统等人的文章中。

魏晋北朝时期,国家分裂,社会动荡,但文化思想却异常活跃,散体文也出现了新的气象

曹操开一代新风。他的文章无论内容和形式,都突破了旧的传统,因而被鲁迅称为“改造文章的祖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与曹操同时的孔融,以及曹丕曹植和其他建安诸子的文章,皆“雅好慷慨”,无不具有新的时代特点。

魏晋之际的嵇康阮籍之文,继承了汉末魏初为文“通脱”的特点,持论锋锐而论说随便。文章“师心独见,锋颖精密”,颇多愤世嫉俗之辞,体现了集权专制黑暗时代文章的特点。

西晋散文较有成就者,当数潘岳和陆机。潘岳善为哀诔之文,陆机时有“文章冠世”之誉。东晋最杰出的散文作者是王羲之陶渊明。王文清新流畅,挥洒自如,有别于当时那些“溺于玄风”之作。陶文高标卓立,风格特异,具有自然和谐之美。

南朝时期,历经宋、齐、梁、陈几代,朝代更易频繁,士人的思想及文风变化很大。其间涌现了一些很有特色的散文作者,如鲍照陶弘景、刘峻、吴均等,都有名篇传世。

北朝之文,可称者有郦道元的《水经注》和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文章皆重气质,风格刚健清新。此外还有颜之推,是由南入北的作者。他们的文章融合了南北文化的某些传统,既有刚健之气,又有雅丽之美,形成了一种新的文风。

魏晋六朝时期,文章趋于骈偶,骈体文蓬勃而兴。但散体文仍在变化中发展,成就可观。这一时期可说是散体文异彩纷呈的多变期。

到了隋唐五代,文章又由骈趋散。文风复古,渐成趋势。特别在安史之乱后,唐王朝日益腐败。一些有识之士,目击时艰,志在变革。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文人学者,把为文与救世结合起来,主张文道合一,“文以明道”。他们借助儒学复古运动的旗帜,带领了一批作者致力于古文(即散体文),文学史上称之为“古文运动”。他们不仅有理论,而且有写作实绩,于是确立了散体文的基本体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写作规范,开启了散体文的新局面、新气象。

然而至晚唐五代,散体文的发展进入低潮。古文中衰,骈文继起。但晚唐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继承了先秦两汉和韩、柳古文运动的优良传统,创作了不少富于战斗性的小品文,闪现着光彩和锋芒。

宋初骈文盛行,文风浮华颓靡。柳开、王禹偁倡导古文,为宋初古文运动之前驱。继而真正开创宋代散文新局面的是欧阳修。他当时名冠天下,实为文坛领袖。在其门下,聚集了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等著名文士,上下呼应,彼此推动,形成了一支远比中唐壮大的古文创作队伍。其影响之大,使得“天下翕然师尊之”(《宋史·欧阳修传》)。北宋古文运动终于在理论和实践上大获成功,恢复了散体文的正宗地位。后世所称“唐宋古文八大家”中,除韩、柳而外,宋代占六位(欧、曾、王、三苏)。以他们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的散文作家,创作了奏议、策论、书信、序跋、笔记、随感、杂文、小品等大量传世名篇,丰富多彩,蔚为大观,开拓了中国古代散体文发展的新路。

南宋理学流行,文章不免有“腐语”之弊。但国家偏安一隅,危若累卵,文人系心国事,救亡图存,亦多慷慨激昂之文。

金、元两代之文,上承唐宋文统和宋儒道统,正如元代王恽挽刘祁诗所说:“道从伊洛传心事,文擅韩欧振古风。”从元好问到姚燧、虞集,大都如此。

元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四海鼎沸,满目疮痍。产生于元明之际的刘基的《郁离子》和宋濂的《龙门子凝道记》,多为寓言、杂说。针砭时弊,颇见锋芒,继承发扬了中唐韩、柳等的“杂说”及晚唐皮、陆、罗讽刺小品的传统。但入明以后,号称“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为文则多润色鸿业之作,歌功颂德,雍容有度,乃明初文风之代表。他的“馆阁之文”,实开此后“台阁体”之先河。

至明代中叶,文坛上出现了前后“七子”之文,大兴复古之风。“前七子”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领袖,标榜“文必秦汉”;“后七子”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亦主张为文“视古修辞”,摹秦仿汉。同时又有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茅坤等,宣扬为文宗法唐宋,世称唐宋派;其实亦主张复古,且往往以八股文的眼光看待唐宋古文。其中成就突出者是归有光,他的文章如《项脊轩志》、《先妣事略》等,平易自然,文从字顺,情真意挚,委婉动人,真正发扬了唐宋古文的优良传统。

嘉靖、万历之际,先有“异端”李贽,倡“童心”之说,反“伊洛”道统;后有公安三袁(宗道、宏道、中道三兄弟),为文标举“性灵”,反对“复古”,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氏兄弟以宏道为代表,世称“公安派”。他们的文章,可谓新体小品,无论内容、形式,均新颖可观,为散体文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公安派”之后,又有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此派不仅反对拟古,主张为文“独抒性灵”,而且提倡幽深孤峭,偏向“单情别绪”。散体文经“公安”、“竟陵”二派的革新,加上王思任、祁彪佳、张岱等人的创作,涌现出大量内容清新、形式活泼、潇洒自适、情采俱胜的短篇佳制,后世称之为“晚明小品”。这在散体文的发展史上,可谓标新立异,别开生面。

明末清初,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学者,为文主张经世致用,且能放言无忌。但到了康、乾之世,统治者实行文化专制,迭兴文字狱,以残酷镇压的手段,迫害文人,钳制思想。散体文的发展,受到前所未有的限制。这时产生了以安徽桐城人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他们以古文正宗自命,提倡通经明道,继承孔孟、程朱道统。方苞提出“义法”论,刘大櫆标举“神气”说,姚鼐则主张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并重,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整的文论,成为有清一代影响最大的散文流派,时有“天下文章出桐城”之说。直至晚清末世,世变促文变,梁启超创建“新文体”,才给桐城派古文以沉重打击。到“五四”运动前后,“白话文运动”兴起,古代散体文的发展便走到了它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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