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女作家近30年的地图坐标

一、地图上的他者

“地图是一种社会建构”，^[25]绘图者与所选择空间之间存在交流关系，被选择的空间暗示绘图者的认知取向和价值判断取向。绘图者看到了什么，忽略了什么，构成了绘图者与城市的特殊关系。从作品所描绘的地理景观和描绘方式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内在经验和文化立场，也可以感受到作者的情感，以及对生存境遇的感慨。

对空间位移者来说，“越界”后最直观的感受和冲击莫过于空间的改变。空间不仅是物理学上的概念，而且也表达作者的心理体验和文化倾向。相同的空间对不同的人而言，很可能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表达，存在截然不同的亲疏关系。写作中的地图绘制，意味着写作者对空间的个性化感受，因此，在作品中，地图绘制的方式表现出写作者对绘制对象的情感和态度。作者、人物和空间的地理关系，表现出作者、人物和空间的社会关系和情感关系。写作者在小说中绘制的地图样式、对空间的组织和选择、表现景观的叙述方法，是一个组织化的话语系统，体现出“越界者”的思考方式，是写作者思想、情感的传达和再现。

通过对近三十年中国大陆背景女作家跨文化写作作品的阅读，笔者发现，作家们对西方地图的绘制有很大的相似性。这种集体相似性的现象，也许是某种共同生存境况、情感方式、价值取向的暗示。在所绘制的地图中，曼哈顿(以纽约为背景的作品)、车站、码头、公路、咖啡店、酒吧、饭店、餐馆等是出现最多的空间，是地图的坐标。以上空间是宏观的、开放的。另外，公寓这一封闭性的狭小空间也是作家笔下最常出现的。这两类空间一类是向外的公共性的、开放的，具有群体性，一类是向内的、私密的，但是它们都表现出空间移位者在异域空间中的孤独感、无归宿感，表现出个人自由和主体性的被压制。

曼哈顿

先以曼哈顿为例。曼哈顿是代表美国形象的典型符号，对曼哈顿地标的选取，自然是对进入美国空间最直接的确认方式。“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曼哈顿，世界贸易中心，也曾经是我们的‘美国梦’的源头”，^[26]曼哈顿代表一段曾经有过的梦想，而当梦幻成真，曼哈顿无疑也是对外来者造成“震惊”效果最有力的表达。《到美国去!到美国去》中伍珍走在曼哈顿的大街上，繁华的街景让她怀疑自己经历的真实性。

三月初一个难得的大太阳天，伍珍在纽约市曼哈顿的麦迪逊大道上心事重重地走着。

一个出现过无数次的感觉，一串顽固的琶音，再次跳到她心中:自己是不是真正走在纽约市中心的街道上。^[27]

米真真、萧永红、郁芳等旧时好友在美国重逢，她们把相聚地点选择在曼哈顿的制高点世贸大厦:

萧永红深夜到达纽约，直接去了旅馆。次日上午她打章霏手机才和她们联系上，那时她们在去世贸大厦的路上，下午郁芳就要离开了，谢天谢地，她们至少可以在世贸大厦完成她们的五人聚会。

然而车子进入曼哈顿，空间开始朝你拥挤，到了世贸周围更是嘈杂，永红在电话里问道，怎么会想到去世贸大厦挤热闹?可是怎么办呢?郁芳马上要离去，她至少应该到这个城市最具象征的地方逗留片刻……^[28]

周励《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用赞叹的语气写道:

曼哈顿是个奇迹。

曼哈顿是无数现代派建筑高耸的“钻石森林”。中央公园则是钻石森林中的翡翠。

曼哈顿是一个奇迹!

因为人生本来也是一个奇迹!

创造了曼哈顿的昨天和今天的人，就是一个奇迹!^[29]

陈丹燕《慢船去中国》中范妮到达美国，离开肯尼迪机场后，“范妮第一次看到了曼哈顿岛上的高楼:

……新年就要来了，到处都是红色的橱窗。卡地亚的纽约总部大楼把整幢楼都扎上了红色的蝴蝶结，像个巨大的礼物盒。这是范妮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房子……范妮像看电影那样，看着曼哈顿的街景从车窗外掠过。^[30]

年轻一代的王蕤在《纽约旧事》中也写到曼哈顿:

夜晚的曼哈顿，充满了能量。他们走在霓虹灯闪烁的时代广场上，冒着烟的大咖啡杯，Sony，Nike，NBC，CokeCola巨大的广告牌和霓虹灯发射着各色光芒，化妆品广告上的美女们做着各种妩媚的动作。明星俱乐部前，挂满了体育明星的巨幅照片。^[31]

从以上节选片段可以看出，曼哈顿是写作者绘制美国地图的重要坐标，是写作者目光聚焦所在。而且，把曼哈顿作为绘制对象，不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是集体性的凝视。对曼哈顿的这种凝视在男性作者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中也存在，小说对曼哈顿的摩天大楼造成的心理冲击有非常充分的描述。无疑，曼哈顿是最能代表美国形象和美国精神的符号:高度发达的物质世界，令人震惊的壮丽景观，流光溢彩的人群，奋斗拼搏的自由精神以及实现梦想的雄心。曼哈顿被赋予了代表美国精神和美国文化的象征含义。前文提到，在“越界”之前，因为客观经验的缺乏，美国形象是被想象和虚构的，那么，在“越界”之后，最具视觉冲击力的曼哈顿自然成为写作者视觉最容易捕捉的对象。

与此类同的是朱晓琳的创作。去美国的写作者聚焦曼哈顿，去法国的朱晓琳的小说也特别集中笔墨描绘巴黎的象征:香榭丽舍大街和蓬皮杜文化中心，香榭丽舍大街、蓬皮杜文化中心之于法国，与曼哈顿之于美国，具有同样典型的象征意义。《走过香榭丽舍大街》以“香榭丽舍”大街为标题，《巴黎黑与白》开篇即是对蓬皮杜文化中心的勾画:

午后阳光斜过蓬皮杜文化中心的高大建筑，给夏德莱广场周围的马路上留下一片清凉的阴影，这个位于巴黎市中心的街区开始热闹起来……^[32]

曼哈顿这样具有典型的符号意味，给了写作者和读者明确的异域空间感，强化了作品的“越界”感。但是，仔细辨析作者的叙事特点，我们又可以发现曼哈顿对于写作者的“他者”意味。

在对曼哈顿的叙事中，叙事者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或者可以说是被迫选择了“外聚焦”模式。叙事者对曼哈顿只是停留在外部观察阶段，用录像式的眼睛对曼哈顿进行景观式的展示。如在《到美国去!到美国去》中，小说展示了“麦迪逊大街上鳞次栉比的时髦商店橱窗，饭店的大玻璃后面不仅穿得笔挺而且文质彬彬的侍者，若有若无的背景音乐，人行道上时髦到极点而不露雕琢的绅士、太太……”，商店橱窗、饭店大玻璃后面的场景只是属于别人的景观，它和叙事者实际上是脱离的关系。《慢船去中国》以范妮的眼光描摹曼哈顿圣诞节期间绚烂的街景，“大圣诞树”、“数不清的彩灯”、“穿着讲究的纽约人”，但这些“物”和“人”与范妮本人无关，曼哈顿此时的辉煌和绚烂并不是范妮真实生活的组成部分。王蕤《纽约旧事》中所描画的曼哈顿，也只是表层展示。叙事者的目光长久停留在时代广场巨大的广告牌上，“广告牌”与“展示”之间的关系不言自明。曼哈顿这一符号的“指涉蕴含”(referential entailments)被局限在物质化的景观层面上。(https://www.xing528.com)

周励《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以导游书式的叙述方式，以典型的介绍景观的方式描述曼哈顿，仔细叙述了曼哈顿的历史，详细勾勒了曼哈顿的地图，极具耐心地介绍纽约股票市场、哥伦比亚大学、大都会歌剧院、帝国大厦、洛克菲勒中心等景点。文中写到，“纽约——美国第一大城市，濒临大西洋，位于美国东北部纽约州的哈德逊河口上，1897年以前的纽约市就是曼哈顿的一个岛……”，“曼哈顿比上海小得多，占地只有23平方公里……”，“荷兰人于1624年首先在此建立殖民地，称曼哈顿为‘新阿姆斯特丹’……”。小说使用的是事无巨细、不厌其烦的叙事方法，而这种方式恰好说明叙事者对曼哈顿的陌生感，以及叙述者对阅读者对曼哈顿极度陌生的心理预设。

近乎“客观”的景观展示方式，以及惊呼式的情感宣泄方式(如陈丹燕《与桑尼在一起的纽约之夏》对曼哈顿的赞叹、周励“纽约奇迹论”的感叹)，是写作者描绘曼哈顿的主要方法。但以上方法对曼哈顿的把握浮于皮毛，写作者提供给阅读者的只是旅游杂志或电视旅游节目画面式的平面，是一系列无深度的影像。林立的高楼、繁华的街道、绚烂的彩灯，构成了曼哈顿最外在的景观，但曼哈顿的“气韵”、曼哈顿的“精神”在作品中是缺失的，从作品中阅读者看不到曼哈顿各种细节的复杂性。因此，作品对曼哈顿的观看方式是浮光掠影的，对曼哈顿形象的塑造是空洞的，曼哈顿在写作者笔下，是没有真实呼吸的浮城。小说叙述者和主人公无法进入曼哈顿内部，他们只能在外围观望，目光被迫停留在城市虚幻的表层。以上作品反映出作者把握“曼哈顿”这一西方“异质”形象时的虚弱感和无力感，反映出写作者在“越界”后写作“外位性”和“他性”特点。

告别家园故土，离开熟稔的环境，对异域的陌生是可想而知的。更何况，此“异域”与中国分属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经济背景和政治背景，有截然不同的生成发展轨迹。并且，长久的隔离，历史上对西方各种杂糅的形象描述，更增加了叙事者和小说人物认知的难度。在长久的想象之后与真实的西方猛然相遇，写作者只能在曼哈顿的外部止住脚步，而无法进入它纵横交错的内部。在写作者笔下，“曼哈顿”仅仅表现为表层的感官冲击。

“在单个可知的世界里，空间再现反映了一个经济、政治、合法规范和责任叠加起来的东西，这样空间本身就变成了一种权力的源泉。”^[33]在以上写作者笔下，曼哈顿的经济、政治深层内涵缺失。写作者把握曼哈顿这一空间的无力感、作品塑造出的空洞的曼哈顿形象，与弱势“自我”面临强势“他者”的处境有关。“‘全球化’不是主体间性的交互全球化，而是主体对他者的全球化，是现代认识论的全球化，是强势力量的全球化”，“套用费正清的模式，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也存在有与另一极的交互作用的话，那么它只是‘刺激—反应’，是主动的刺激与被动的反应之间的关系”^[34]。以上写作者书写曼哈顿的方式，体现出“弱者”反应“强势力量”的被动特点。写作者在“曼哈顿”的符号表层后面寻找不到深层本质。尽管作品中人物身在曼哈顿，但曼哈顿对他们依然呈现出虚拟的空洞状态。唐颖《阿飞街女生》中说“曼哈顿是梦幻”，《慢船去中国》里，“范妮像看电影那样，看着曼哈顿的街景从车窗外掠过”，范妮将眼前的曼哈顿以电影作比，恰好说明了曼哈顿形象的虚幻性和空洞性。

“……从现代社会进入到后现代社会以后，每个人的生活维度都不再是单维的，而是集体网络关系中的一员，具有相互交往的深层因素和变异的可能性。这种身份和认同是相互作用的，一个人虽然具有多重身份，但最主要的身份是通过社会交往、社会传播获得社会认同的。社会认同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政治身份的变化以及他人合作方式的空间转换而相对固定的某种文化属性，这种文化社会身份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身份认同是通过社会过程形成的，随着社会关系的重新组合，在共同语境中不断获得修正和重塑。”^[35]当伍珍、米真真们到达曼哈顿，她们就成了中西网络关系中的一员，但从前文引述的多部小说片段中我们可以看出，伍珍、米真真们和“曼哈顿”之间并没有交往的途径，伍珍们看曼哈顿的方式，是游客式的浮光掠影，尽管她们自身是想融入曼哈顿的。对曼哈顿而言，伍珍们是“闯入者”，是剩余人。她们与曼哈顿是“疏离”的，与曼哈顿人也是“疏离”的，缺乏“合作”途径。伍珍们和曼哈顿人之间缺乏“共同语境”。伍珍们在曼哈顿无法找到归属感，个体认同产生了不可回避的危机，“一个出现过无数次的感觉，一串顽固的琶音，再次跳到她心中:自己是不是真正地走在纽约市中心的街道上”，“来美已半年多，有时候她仍会突然怀疑整个经历的真实性。陕北和‘文革’中的旧事，往往在她毫无戒备的时刻(例如梦中或极度疲乏时)冷丁袭来，使她惶惶然产生时空错位之感”。对于伍珍来说，“陕北”这一空间和“文革”时间虽然是创伤体验，却是伍珍确认自己的时空，是摆脱不掉的身份印痕。而在繁华自由的曼哈顿，她反而迷失了自己。因此，身处真实的西方，伍珍们的局外人(outsider)身份却更加昭彰。

车站·地铁·码头·公路

“地铁”形象在女作家们的作品中不断出现。查建英《到美国去!到美国去》中伍珍送柴荣，“默默走了一段，已经望得见地铁站门口幽幽的灯光。”查建英的《天南地北》中也提到地下铁:“地下铁，全世界闻名的纽约市地下铁，惊天动地地飞驰而来，快得让人不信它会停下来……车在狭长的隧道里飞驰，电灯一明一暗地眨着眼。几秒钟的黑暗中，人影捉摸不定地闪动着，又陌生，又熟稔，像是一场昏昏梦。”唐颖《阿飞街女生》中这样写纽约的7号地铁，“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在罗斯福大道半空穿越的7号地铁，一百多年前的车轮倾轧在锈迹斑斑的铁轨上，其声响真是惊人，每每火车从半空穿越，呼啸着奔驰过来，所有的声音便被吞噬，只有一种声音在爆炸……”。唐颖的《美国来的妻子》中也提到地铁，汪文君与旧识张奇华再相遇，也是在纽约的地铁上，“张奇华是汪文君在纽约的第一个‘他乡故知’。去纽约第一年她在一家餐馆当Waitress，每天坐地铁上班总碰到张奇华……”。严歌苓《无出路咖啡馆》开篇写道:“你从哪儿来，电话里的女人问。我从地铁站来，我告诉她……眼下它是我每天的出发点和目的地。”

“火车站”也是女作家作品中重复出现的符号，朱晓琳《法兰西不是故乡》的故事从里昂火车站开始，文章开头就写道:“甫显良已经在这个站台上来回踱了半个多小时。”严歌苓《少女小渔》的故事也从火车站开始，“据说从下午三点到四点，火车站走出的女人们都粗拙、凶悍、平底鞋，一身短打，并且复杂的过剩的体臭胀人脑子”。严歌苓《魔旦》写的是华人的历史，华人最早进入美国的旧金山码头是地图上重要的坐标。

“公路”在跨文化写作者的地图中也常常出现。查建英《丛林下的冰河》中，“我”和美国男友捷夫在高速公路上分手，《水床》中的“她”上了高速公路:“一上高速公路，风就飒飒有声。偶尔有飞蛾奋不顾身向前车窗撞来。快行道两侧的金属片连成闪烁的光流，四外可是漆黑，前面只有杰生的红尾灯。他在前，她在后。她脑子里空空如也，飘飘然恍若遨游太空的夜行客。”张翎《邮购新娘》中，主人公涓涓要离开多伦多，出租车上了通往机场的高速公路，“六个月前她在公路的那一端，急急切切地要往这边赶，为的是去赴一段未知的路程。今天她却在公路的这一端，漫不经心地要往那边去，依旧是去赴一段未知的路程”。

交通工具是梦想的起点，但前路却未知，车站或码头只是离乡客的启程地，终点则“像是一场昏昏梦”。《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天南地北》、《阿飞街女生》“幽幽的”、“捉摸不定”、“惊天动地”的地铁，暗示了生产力高度发达、极度依靠机器的资本主义社会对外来者的排斥和挤压。《阿飞街女生》中的地铁形象表述出纽约对外来者的吞噬，以及外来者在地铁的“声”、“速”挤压下所产生的渺小感和恐惧感。米真真说“她的心脏在纽约发生前所未有的虚弱感——胸闷和气急，通常是在这两种场所，一是地铁转换站或四十二街，再就是有七号车经过的罗斯福大道，她会产生心慌不已的虚弱感”，地铁对异乡客产生的吞噬压力可见一斑。

《邮购新娘》中的公路形象反映出涓涓把握命运的无力感，《法兰西不是故乡》中甫显良在站台来回踱步的身影无疑也是孤独无助的。《丛林下的冰河》中“我”最终与捷夫了断，是在高速公路上，大雨中的高速公路，强化了“我”的虚弱感，以及与捷夫之间爱情的脆弱感，“雨哗哗地泼下来，像幸灾乐祸的洪水”，“我突然觉得这一切都像在另一个世界里发生，一个和我毫不相干的世界”，“大概就在那一瞬间，我意识到我终于滑翔到了一个潜伏已久的决定的边缘”。雨中高速公路这一意象，让“我”深刻认识到异族恋的脆弱。《少女小渔》中属于“小渔”们的火车站，肮脏粗暴，和浪漫无缘，读者从“胀人脑子”的火车站中，可以看出谋生的艰难。

“幽幽”、“惊天动地”、“捉摸不定”、“急急切切”、“未知”等词语，表达出异乡人备受压抑、命若飘萍的心理感受。“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式的疑问，折射出伍珍们内心深刻的彷徨。车站、码头、公路这些符号的意义都是变动性的，它们承载了越界者的梦想，同时又是背井离乡者命运和情感的隐喻，记载了伍珍们在异国他乡的命运和情感上的压抑迷茫。伍珍们充满希望地奔赴远方，但“远方”对他们永远是难以接近的，让他们最终滑向深深的孤独。车站、地铁等舞台上，上演着离乡者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

车站、地铁、码头、公路，同时消解了人际间的温情。它是开放的公共空间，但与此形成悖论的是，它们在写作者的叙述中，却是人际关系极度紧张、极度不信任的象征区域。严歌苓《无出路咖啡馆》中“我”晚间下课后坐地铁回家，作者用种种细节刻画出“我”内心的深度恐惧:“地铁车厢里只有三个人。我迅速在两个旅伴中做了选择，走到那个梳马尾辫、穿一身黑的亚洲男子身边坐下来。第三个人在我上车时朝我堆出一个很大的笑容，这不是什么好事。在深夜十一点四十五分，我选择一身黑衣的亚洲男子做我的旅伴，并不是认为他完全没有危险。只能是两害取其轻。”当“我”发现坐错方向以后，恐惧感更甚，小说写道:“这时车停在一个站台上，我一看，他是正确的，我的确乘的是相反方向的车。这是向南走的车，终点是芝加哥有名的贫民区。那里的夜晚游荡着许多孤独的人，凭空骂着大街或一声不响地狂怒，偶尔过路的人反而要夹着尾巴，忍气吞声，而正是人们对他们的躲避惹出他们满心仇恨。那区域维系着芝加哥的坏名声和阴惨凶恶的面目。”

“本雅明的意义在我看来主要在于他很早就捕捉到了生活中对现代感知和生活方式的出现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和细节……”^[36]《无出路咖啡馆》也注重细节，它以诸多细节将“我”在深夜地铁中的恐惧外化为可感的映象，在细节中制造出强烈的震撼感。地铁内人们彼此戒备、互相怀疑，地铁外孤独狂躁的人在游荡，危险似乎无处不在。他乡空间给离乡者心灵所造成的影响和冲击，通过作者细致的刻画，深刻转化为叙述的文本经验。现代社会中，人群是“互不相识、互不攀谈的人突然聚集在城市这么一个狭小空间时出现的人群”，“人们每天遭际这么多人，彼此只照面而并不攀谈，彼此并不了解对方……”^[37]地铁是“互不相识、互不攀谈的人”身处“狭小空间”的典型处所，《无出路咖啡馆》以地铁中细微而丰富的瞬间，建立了一个异乡客与他乡之间紧张的关系，把充满恐惧的内心世界同所处的外在环境联系在一起。

学校·公寓·餐馆

学校、公寓、餐馆是旅居海外者最日常的生活空间，从这些场所，我们可以看到旅居海外者的日常生活状态，体会他们从普通生活中表现出的情感。

近三十年跨文化写作的女作家本身很多就是以留学生身份出国的，因此，学校自然是她们的作品会触及的场所。在这些作家笔下，学校“学”的方面被淡化了，学校远不是追求知识的“象牙塔”，学校代表学习和生存的沉重压力，以及人际关系的冷淡、麻木，文化归属和情感归属的缺失，甚至代表人性和尊严的迷失。

唐颖《美国来的妻子》中女主人公汪文君眼中的校园生活是“荒凉”的，文中写道:“但是读书的艰辛换如此荒凉的心境是她无法预料的，尽管在国内早已读过《又见棕榈又见棕榈》这一类小说，先行一步的留学生也常有信息传回，预知是非得尝一回苦中苦，可身临其境才知无论怎样充足的心理准备都是不够的。”《慢船去中国》中的简妮和范妮，也都在学业压力和冷淡的人情中挣扎。《丛林下的冰河》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总结留学生活:“现在我已能哗啦哗啦地讲流利的英文，哗啦哗啦地读大本的英文原著。照理说我对此地的生活和学业应该如鱼得水。奇怪的是我却像一只笼中之鸟。研究生院和这座小城日益使我感到窒息。”校园不是主人公们看新世界的窗口，相反，它像坚硬的壳，将主人公们禁锢其中。

《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和《美国饭店》还写到了女性在学业压力和生存压力下人性的迷失。《到美国去!到美国去》中伍珍“申请留学时重点完全在‘留’，‘学’在其次，学什么又更次之”。对伍珍而言，大学不过是进入“西方”的跳板，带有功利性意味。繁重的大学学业让伍珍疲惫不堪，“她觉得一生中从没有这么疲乏过”，“她纯粹是在为将来吃苦受罪。而这个将来，隐在一条遥遥之路的尽头，需要长久的艰难跋涉”。为了拿到奖学金，伍珍请客、送礼，但都不奏效。她只好四处打工，甚至托人找个美国丈夫以求依靠。郁秀《美国饭店》中的“妈妈”也有同样的经历，为了争取到奖学金，“妈妈”去找系主任，她把自己装扮成“可怜样”，渲染困窘处境，用柔弱姿态和女性魅力打动了系主任，最终和系主任结婚。

郁秀《美国饭店》写的是中学生宋歌移居美国的生活。“中国也好，美国也好，十来岁的孩子都是以学校为圆心做圆周运动”，但对一个移民孩子来说，校园生活是痛苦的，甚至可以说是屈辱的。上学第一天，宋歌就因为不懂英语，被一群少年用不雅动作侮辱。上课时，她觉得自己成了一个“既聋又哑的残疾儿童”。她也看破了老师的伪善，“对于眼前这个来自贫穷国家的小哑巴，她就像一位仁慈的贵妇人，连她的微笑都是施舍”。在“白人和白人坐在一起，黑人和黑人坐在一起，当然中国人也是和中国人坐在一起”的学校，宋歌唯一的朋友是安妮，安妮也是来自中国的移民孩子，只有和安妮在一起的时候，宋歌才能排遣初来乍到的苦闷。但自从妈妈发现安妮是一个谎话连篇的孩子后，宋歌失去了这个唯一的“朋友”，宋歌重新陷入孤独一人的境地。在成年人的认知预设中，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但《美国饭店》却摆脱幻想，写出了一个移民少年眼中校园生活的无情。

这种禁锢感在对公寓生活的书写中也有体现。严歌苓《失眠人的艳遇》中的“我”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女子，刚拿到艺术学位，这座五十层的公寓楼上没人认得我”。这篇小说写“我”在失眠的夜晚痛苦不堪的体验。作品对“我”失眠的痛苦有生动细致的描写，使读者不难想象夜晚公寓中“我”的孤独和烦躁。《无出路咖啡馆》中的“我”租住在牧师夫妇的公寓里，因为“我”的极度贫困，牧师夫妇对“我”非常体恤、宽容，但这种宗教性的“关怀”令“我”感到窒息。严歌苓的另一篇小说《女房东》中的老柴租住在公寓里，“女房东”的神秘使老柴感到神秘，甚至感到惶恐。朱晓琳《远去的巴黎》中兆玮的居住环境与狭小公寓相比，更为恶劣。他住在餐馆的小阁楼上，在烟熏火燎中卑微地生活。

“餐馆”与“食”基本无关，跨文化写作的女作家笔下的“饭店”大体上与生存挣扎、世态炎凉相关。《无出路咖啡馆》中的“我”在饭店打工，被人栽赃，“我”一怒之下炒了老板鱿鱼，但陷入了无钱付房租、生活难以为继的窘境。朱晓琳《远去的巴黎》一文中，上海中学教师兆玮“弓着腰像只大虾似的”在厨房洗碗。为了在法国居留的合法身份，兆玮和妻子离婚，花钱让妻子和一个法国籍的阿尔及利亚人结婚，但他最后面临的是妻离子散的结局，并且，无论在法国还是在中国，他都成了没有合法身份的人。

学校、公寓、餐馆在以上作家笔下，有这些共同点:它们是封闭或半封闭的环境，在其中生活的人们有与世隔绝之感，感觉到压抑和窒息。这三个空间都给人威胁，反映出新移民的艰苦处境。新移民似乎被不可见的力量所制约，他们因为族裔的缘故要承担沉重的压力，感受巨大的人生悲苦。“西方”如同无处不在的网，困住了他们的命运和未来。这使人不由联想到福柯学说中对“微观”权力的论述，这种权力无孔不入，基础的、日常而细小，“它们是零零碎碎地出现的，并没有一种系统的策略把它们融合成一种庞大而严密的整体”。^[38]今天的“权力和法律与国家机器非常不一样，也比后者更复杂、更稠密、更具有渗透性”。^[39]在当今世界，制度化的种族歧视很难公然存在，但种族间的不平等，仍通过新移民的悲剧命运和不安情绪表现出来。新移民仍受到各种权力的掌控，和有形的“制度化”种族歧视的权力不同，这些权力是无形的，但它们遍布新移民生存的各个空间，细致而微妙地控制和掌控着外来者。在没有硝烟、恐吓和威胁的情况下，这种权力仍然可以征服、驾驭新移民，对他们的躯体和灵魂进行吞噬。而福柯所说的“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在以上主人公身上，并未得以实现，我们听到的只是在重压下沉重的叹息。

艾勒克·博埃默在《殖民与后殖民文学》中说:“移民殖民者基本上把自己看成是文化上的迁徙者，他们过重地承担了本属于另一个古老世界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他们的教育、文学、宗教活动、文化准则以及各种体制等，使他们给人以英国驻外代表的印象，从过去的某个中心来到现在成为他们故乡的这个地方。由于他们与周围环境没有什么重要的联系，他们工作起来总有一种空虚感——没有文化根基，没有家园根基，没有此时此地的归属感。”^[40]虽然艾勒克·博埃默在此说的是移民殖民者的感受，但他所说的在海外缺乏空间归属感和文化归属感的体验具有普遍性，同样适用于海外中国人。王蕤的《闯荡美国》中这样一段话，表明了“没有此时此地的归属感”的典型心态:“在美国，我没有家。我搬家。流浪的神在牵引。哪里都是一样:高速公路、LUCKY水果店、卖衣服的Macy’s和快餐店，生活不会有什么不同。”朱晓琳《远去的巴黎》中男主人公兆玮觉得，“其实巴黎从未真正接纳过他，而他自己也只是让躯壳在这个大都市里奔波，他的心和灵魂一直在遥远的地方漂游，没有根”。唐颖《美国来的妻子》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其实有奖学金不愁吃住可还是紧张，心是悬在空中的，比方说，在上海我住在静安寺，出门上哪儿都有个远近概念，从我的家去外滩比去徐家汇远，瞧，我有一个支点，从这个支点四散开来，去东去南去北去西，去多远都要回来回到这个支点。可是在美国，我失去了支点，出发，回来，好像没有这个概念，对我来说，旧金山、俄勒冈哪个远哪个近呢，好像没有区别，我没有家没有必须守住的地方，乘车远去也许不用回来，你瞧，就是这种荡空的感觉。”

移居他乡者在他乡体验到的不是完整的空间和自我，而是一个破碎的、缺乏支点的世界。人们因为失去归属感而成为迷路人，是身处他乡的幻游者。主人公们表现出丧失空间感后的茫然:空间感被阻断，失去了清晰的向度，空间的真实性和确定性丧失。人们身处“西方”世界，但却描绘不出具体、完整的“西方”地图，他们所描绘出来的“西方”地图，只是“边缘人”匆匆脚步暂留的某个地点。“西方”地图表达出主人公们对“西方”空间只鳞片爪、混沌的体验，破碎的“地图”是徘徊他乡者伤感情绪、不可知命运的承载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