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背景女作家的跨文化写作对悲剧主题的深入分析

一、悲剧书写

对中国的民族认同意识，并不意味着无限度的美化，把民族发展中的问题掩盖。相反，这些作家在写作中着力表现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经历的苦难和挫折，书写中国人的挣扎和苦斗。在她们的作品中，我们能深刻地感受到埋藏在中国历史、中国人生活中的巨大痛苦。作家们在创作中勇敢逼视中国的痛苦，在近三十年跨文化背景女作家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充分体会到中国式的悲剧精神。

何为“悲剧”?“悲剧”起源于宗教祭祷仪式，后发展成为与正剧、喜剧相对的艺术形式:“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48]克利福德·利奇的《悲剧》一书对悲剧的定义、形式、内涵做了精到的论述，表达了西方人看待悲剧的方式。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广泛研究了西方各种悲剧理论和观念，表现出中国人对西方悲剧的把握和阐释。两位学者的论述都以古希腊基础上的西方悲剧为根本论述基础，界定了“悲剧”的范围。在文学评论上，“悲剧”是一个西方的概念和艺术类型。《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强调了此点，该词典中对悲剧的解释有两个义项，第一个是“戏剧的主要类别之一，以表现主人公和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及其悲惨结局为基本特点”，第二个是“比喻不幸的遭遇”。^[49]

本书对“悲剧”的界定和阐释不限于此。悲剧不仅是古希腊美学中的艺术形式，“而且还是更广泛意义上的一种文学艺术观念及其表现形式”。^[50]本书是在审美范畴的层面上把握“悲剧”，认为悲剧是人的一种心灵感受和精神把握，悲剧与生命价值、生存方式、人生的命运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心灵感受和精神把握是在对人类自我生存价值和意义的根本思考中产生的。具有悲剧意识的作家总要在作品中着力揭示人物所处的困境，呈现他们所受到的苦难，表现他们企图以自身力量突破困境而又不能突破时所充满的危机与忧患、绝望与抗争的精神现象。同时还要揭示出悲剧产生的根源，通过对有价值东西被毁灭的表现，对人类自身存在和社会存在进行批判性认识和否定性评价。”^[51]本书认为，近三十年跨文化写作的女作家试图在对中国悲剧性历史阶段的书写中把握中国人的心灵感受和内心世界，表现中国人在生存困境中不断寻求突破的精神。她们在写作中不仅表现中国人经历的苦难，而且还注重发掘中国人面对苦难时的态度，从苦难中建构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建构中国人的民族尊严和自信心。

近三十年中国大陆背景女作家跨文化写作中展示的历史时间段，主要是从抗战开始至今，包括“二战”、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土改”、三年自然灾害、“文革”、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时期。这期间中国经历着巨大变化，既有改天换地的喜悦，更有沉重的痛苦和悲哀。女作家们在写作中充分表现出了忧患感和痛苦感，她们的作品常有幽深伤惋的千古悲叹。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表现了中国人在抗战时期承受的巨大苦难。三年自然灾害给中国人带来的身体及精神上的痛苦在《第九个寡妇》、虹影的《饥饿的女儿》中也被充分展现，特别是虹影的《饥饿的女儿》，把中国人在自然灾害时期的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饥饿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小说中写道:“到忠县前的丰都县，饥饿的惨状便不忍目睹，插着稻草卖儿卖女的，举家奔逃的，路边饿死的人连张破草席也没搭一块。”虹影《饥饿的女儿》的“苦难”书写让人有触目惊心之感。对“文革”苦难的表现，也是很多作家都关注的，如查建英、严歌苓、唐颖、陈丹燕、周励等，对“文革”苦难的揭示都不乏深度和力度。对“文革”后中国人因精神失重产生的悲剧感，在唐颖、陈丹燕、虹影的作品中也得到了表现。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十几年来，中国社会经历着巨大转型，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发生着巨大转变，整个中国社会在经济物质领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在文化精神领域则经受着新形势下的迷茫感和断裂感。价值失落造成的中国人新的悲剧情境也是女作家们关注的，在女作家们笔下，价值性的毁灭是造成此阶段中国人精神悲剧的重要因素。跨越边界后，中国人进入他者世界后所承受的巨大的生存痛苦和精神痛苦，引起了中国人在文化激烈碰撞中弱国国民式的悲剧感。

悲剧之所以为悲剧，自然是建立在“悲”的客观事实基础上。不幸、挫折、灾难、动荡、变化，引发了中国人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悲剧命运。国家民族的悲剧命运和个人悲剧命运的交错，是近三十年跨文化创作的中国女作家作品中悲剧感的特点。女作家们对悲剧性的把握不是诉诸某种“绝对理念”和“绝对精神”的形而上的，而是立足于现实的形而下的。她们的这种悲剧表现方式承接了中国传统悲剧注重现实的表现形式。

近三十年跨文化写作的作家中，虹影可以说是悲剧意识最强的作家，她作品中的悲剧冲突极为强烈，悲剧情愫最为深厚。虹影曾说她的作品《饥饿的女儿》是“百分之百的真实”。作品中的“我”是重庆贫民窟中出生的私生子，虹影对她的底层身份、私生子身份并不讳言，而正是底层身份和私生子身份，使虹影的创作在叛逆和野性之中始终具有持续的悲剧感。小说所写的“我”的生存环境肮脏混乱，住的房屋“像囚室”，“南岸的山坡上，满满地拥挤着简易木穿斗结构的小板房、草盖席油毛毡和瓦楞石棉板搭的棚子，朽烂发黑，全都鬼鬼祟祟:稀奇古怪的小巷，扭歪伸延的院子，一走进去就暗糊糊见不着来路，这里挤着上百万依然在干苦力劳动的人”。小说中所描写的人们的生存环境异常贫苦污浊，人们无不为生存挣扎，人生的艰难、粗劣、悲凉在小说中被充分展现。

小说中，“我”的母亲出生在四川农村，为逃婚跑到了重庆，在纱厂做工。一个袍哥看上了母亲，与她结婚，生下了“我”的大姐。母亲后遭袍哥虐待，倔强的她抱着大姐逃跑，在江边为人洗衣维持生活。母亲在这时遇到了后来的丈夫，一个老实厚道的从“下江”来的船员。两个孤苦伶仃的人结合，生下了一大堆孩子。养父长期跑船在外，母亲靠做苦工拉扯孩子们成长。一个比母亲小十多岁的男人照顾着母亲，给了困境中的母亲依靠，母亲和他生下了“我”。小说围绕着“我”的身世，书写了一群人的悲剧人生。母亲的命运充满苦难，一生都为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挣扎，恶劣的生存条件、长期艰苦的劳动使母亲的身体变得畸形，饿得瘦骨嶙峋也要干活，甚至在很多时候不得不丧失女性的尊严。小说塑造了一个处于中国社会最底层的母亲形象:

我看着她一步一步变成现在这么个一身病痛的女人，坏牙，补牙，牙齿掉得差不多。眼泡浮肿，眼睛混浊无神，眯成一条缝，她透过这缝看人，总认错人。她头发稀疏，枯草般理不顺，一个劲掉，几天不见便多了一缕白发，经常扣顶烂草帽才能遮住。她的身体好像被重物压得渐渐变矮，因为背驼，更显得短而臃肿，上重下轻。走路一瘸一拐，像有铅垫在鞋底。因为下力太重，母亲的腿逐渐变粗，脚趾张开，脚掌踩着尖石碴也不会流血，常年抛在泥水中，湿气使她深受其苦。^[52]

小说中的母亲形象令人难忘。“五四”以后，在对“人”的发现、对贫苦大众的发现、对女性发现的文化背景下，产生了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萧红笔下的王婆、路翎笔下的郭素娥等经典的底层妇女形象。但像这样经典的底层妇女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特别是女性自己创作的有影响力的底层妇女形象更是匮乏。虹影用力透纸背的力度塑造出了一个卑贱苦难的母亲形象，母亲求生的艰难和痛苦在小说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母亲的欲求极其卑微，不过是生存最基本的欲求，但即使母亲几乎把自己的身体、尊严、情感都榨干，全家也还是在极度贫困中挣扎。《饥饿的女儿》中的母亲形象是可怜可悲的。为了满足生存的基本需求，母亲要耗尽自己所有的生命能量，付出惨重的代价。

《饥饿的女儿》塑造了一系列悲剧人物形象。养父年轻时从“下江”流落到重庆，离乡背井，和同样苦命的“母亲”结合。养父和母亲一起艰难生存，养儿育女。养父心地善良，言少语拙，在沉默中承受人生的不公和苦难。和母亲相比，养父的形象更显得孱弱纤敏、悲凉忧伤。小说中的大姐是母亲和袍哥生的女儿，她是最早一批下乡知青，离过三次婚，大姐泼辣，近乎粗俗，带有蛮横之气。二姐是这个家庭里唯一一个和文化沾边的人，经过奋斗，她当上了师范学校的老师。她终于逃离了这个苦难之家，和家人很少交往。四姐生得俊俏，但为了从农村返城，只能在建筑工地干体力活。四姐的男友看上了家庭条件稍好的女人，想抛弃四姐，四姐不惜以自杀挽留爱情。三哥像许多穷人家的男孩子一样，从小就学会斗勇动狠，靠蛮力争夺可怜的一点儿生存资源。五哥生下就有残疾，在所存活的弱肉强食的世界里，五哥备受歧视，如草芥般受人侮辱和践踏。《饥饿的女人》建构了一个庞大的悲剧人物体系，小说所涉及的悲剧人物之多，悲剧意蕴之深沉，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是少有的。小说中的悲剧不仅限于“我”个人的家庭，不是偶然的，而是带有普遍性。小说中所写的三姨、姨夫、历史老师、袍哥、生父、张妈等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悲剧命运。三姨活活饿死，姨父从监狱出来以后，无处可去，饥寒交迫中死在公共厕所里。历史老师是“我”成长环境中少有的有思想的人，少女的“我”爱上了历史老师，“他对自己的命运一直是病态地悲观，但我却偏爱这种病态。将同病相怜，自以为是地转化为爱恋，制造出一种纯洁的、向上的感情，把我从贫民区的庸俗无望中解救出来”。历史老师最终承受不了严酷的政治环境和生存的艰难，选择了自杀。袍哥解放后被关进了监狱，苟延残喘地活着，最后因为水肿死了，“他最后咽气时双手全是血——剜土墙造成的，嘴里也是墙土，眼睛大睁着，才三十六岁”。张妈解放前当过妓女，长期受丈夫打骂凌辱，“她总是默默少言语，很少有人肯与这个已经无法隐瞒身世的妓女说话”。

在虹影笔下，人们痛苦、艰辛、委屈甚至是屈辱地活着。在严酷的生存压力之下，人性被压抑、扭曲甚至异化了。《饥饿的女儿》中充满冷漠、猜疑、欺骗、麻木、欺骗、谎言、罪恶。恶劣的生存环境扭曲着人们的性格和灵魂，虹影使用少女细腻敏感的视角书写底层社会的悲剧人生，展示着小人物悲剧的生命存在，审视他们被贫困扭曲的灵魂。小说中“我”的叙述基调忧郁悲凉，充满丰富的个人情感，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少女向美、向善、向真的心灵和生存环境的粗砺污浊相交杂，形成了意蕴丰富的文本。小说中“我”敏而多思，生存、命运、人性的悲剧感在她的视角中得到了充分表达。周遭世界的悲剧、各色人等的悲剧，被“我”悉纳眼中，被剖析、质问。“我”自己的人生悲剧，则是弱小的“我”的不能承受之重。虹影的小说擅长写细节，擅长表达内心情感，因此，《饥饿的女儿》对苦难的描写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饥饿的女儿》是对悲剧的再现，更是对悲剧根源的质问，对悲剧强力压制下的人性变异的揭示。《饥饿的女儿》以个人史为叙述基础，但它的容量远远超越了个人化的悲剧历史，而是家族悲剧史、社会悲剧史和国家悲剧史的融合。

虹影的悲剧意识不仅在《饥饿的女儿》中得到表现，也贯穿了虹影的整个创作。《孔雀的叫喊》中的陈阿姨一家经济拮据、生活窘迫。因为是小人物，很难掌握自己的命运，受着权力和权术的压制。《上海王》中筱月桂是个孤儿，自小遭舅舅、舅妈嫌弃。稍大的时候，筱月桂被舅妈以十块钱的价格卖给妓院当丫头。筱月桂的生活中充满白眼、贫穷、动荡。《英国情人》也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写出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悲凉，“走出山东的山区后，就穿行在华北平原。河北，黄河流域是中国的心脏地带，中国文明的摇篮，现在，目光所触之处却破败得叫他吃惊。冬天的农村，田野光秃秃几乎看不见树木，散散落落全部泥垒的茅舍，房子像牛棚。村头上，大人孩子都是衣衫褴褛，脸脏瘦削。”虹影的小说《女子有行》采用荒诞的手法写未来的故事。一个中国女性，在未来的时光，辗转上海、纽约、布拉格，遭遇种种怪异人事。小说看似荒诞不经，但仍有明显虹影风格的悲剧感。不管“我”身在何处，遭遇何事，扮演何种身份，不管“我”的语言、行为如何放荡，不管“我”逃遁到世界哪个角落，悲剧感都是难以摆脱的。

虹影的《阿难》写的是现代悲剧。阿难是名噪一时的红歌星，他曾经追逐名利，落拓不羁。但最后他认识到现代生活的混乱，认识到自我精神的迷茫，遁形印度。小说中的苏霏是阿难的情人，她看上去是风光无限的文化经纪人，但和阿难一样，她的生活中充满了名利追逐，充满欺骗和谎言。即便是阿难和苏霏的爱情，在现代商品社会的背景下，也是真假莫辨、扑朔迷离。金钱、名利使他们之间的爱情混杂了许多污浊的东西，他们已不知道什么是真爱，什么是真正的人生。阿难最后在恒河里自杀，苏霏的命运莫测。《阿难》小说的发展是在“我”的叙述中进行的，“我”受苏霏之托，到印度寻找阿难。在寻找阿难的过程中，“我”一步步发现了阿难和苏霏性格和命运的悲剧性，他们的人生于绚烂外表中表现出深重的悲剧性。并且，小说中“我”对他们人生的悲剧性认识和我对自己人生的悲剧性认识是交错进行的，“我”的探秘使阿难和苏霏的人生悲剧、爱情悲剧、性格悲剧浮出水面，并且，他们的悲剧使“我”对自己人生悲剧的认识也更加深刻，更加丰富。小说还从苏霏和阿难的爱情悲剧回溯到他们父母的爱情悲剧。苏霏生于“二战”时期，母亲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和英国军官莫里森相爱。“二战”结束后，苏霏父母随军队到印度，莫里森离奇失踪，下落不明。遗腹子苏霏在几个月后出生。阿难的父亲黄慎之是“二战”期间中国军队的翻译，随军到印度后认识了印度名门之女库尔玛。他们的爱情没有得到库尔玛家族的认可，两人秘密同居。库尔玛即将分娩，恰好遇到枪战，库尔玛和黄慎之在枪战中丧生。阿难一出生便成为孤儿。苏霏父亲莫里森和阿难父亲黄慎之因为立场不同，产生了嫌隙，几成仇家。两人的死亡或失踪都很离奇，其间真相已经被历史尘埃湮没。因此，阿难和苏霏这一对今生恋人承担着上一辈的爱恨情仇。《阿难》的故事曲折，情节离奇，多巧合，气氛神秘，具有通俗小说的多种元素。但《阿难》深重的悲剧意识，对人性、情感、命运、历史的悲剧性思考使《阿难》获得了意义上的深度，小说把通俗形式和悲剧意蕴自如地结合在了一起。阿难和苏霏的悲剧命运、他们父母的悲剧命运、“我”的悲剧命运在小说中互相交织，使小说建构出一个立体的悲剧世界。

严歌苓小说的悲剧主题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成长悲剧，二是表现民间生活的生存悲剧。成长悲剧主要集中在以“穗子”为主人公的一系列小说，社会失控、传统示范、人性混乱和沦落、对信仰的怀疑、对生存意义和目的的惶惑是穗子们成长悲剧的主要原因。与穗子人物形象相似的是《无出路咖啡馆》中的“我”、《栗色头发》中的“我”，她们追问生命和成长的意义，寻找历史发展的轨迹，探寻什么是真正的信仰和理想，她们的追问和探寻是不断质疑的过程，是解构过去和权威的过程，表现出精神层面的悲剧性。

严歌苓另外一些小说注重书写平民悲剧，如《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等。《一个女人的史诗》以田苏菲为主人公，写出了中国人特定历史年代的悲剧。其中有生存悲剧，小说在描写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饥饿”时，注重细节和真实的笔法、对极度饥饿状态下残酷生存处境的揭示和虹影《饥饿的女儿》有共通之处。小说中这样写:“外祖母已经不和大家同桌吃饭，小菲母亲认为她老也老了，和她自己一样，都不是拉套的牲口，只配吃南瓜粥和芋干饭，肉食、菜油全省下来给女婿家三口人”，苏菲母亲咒骂外祖母:“活着不就糟蹋粮食吗?又不种田，不然吃下去的还积点肥!”而外祖母的自责更让人怜悯，外祖母“自己在床上念念叨叨:‘你还就是不死，给口粥就又睡到天亮了。你活着干什么?吃伢子们的粮食?黑户口一个，你偏还不死!当时她们行行好，一块叫你跟你老头子去了，多干净……’”小说对饥饿状态下平民的自虐、互虐表现得非常深刻，揭示了小人物在生存压力下的脆弱无力，揭示了小人物被生之艰难扭曲和异化的过程。饥饿感在《第九个寡妇》中也被着重表现。一个叫陈金玉的村民因为极度饥饿，偷吃了队里的玉米，小说对他吃玉米的感受做了细致的描述:“蜀黍浆子甜腥甜腥的，真的就像什么东西的奶汁。他觉得落进肚里的蜀黍马上像一层好肥似的滋养了他，他像眼前一颗颗圆滚滚的蜀黍一样伸展叶片，摇头晃脑……”几根玉米带给陈金玉的愉悦感和幻觉，充满着悲剧意味。陈金玉因为偷吃玉米被游街，他忍受不了屈辱，投水自杀。几根玉米导致一条生命的结束，玉米之“重”和生命之轻之间形成了极大的张力。这两部小说不仅写出了生存的悲剧，而且还书写着人性的悲剧。(https://www.xing528.com)

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写南京大屠杀时期的国家悲剧。小说故事的发生地点是南京的一个美国人教堂。教堂里除了神职人员，还有四十四名唱诗班中国少女，后来又躲进来一些妓女和国民党败兵。美国教堂相对安全，妓女们躲进来之后，照样打牌打扮拌嘴，和国民党败兵打情骂俏。但教堂的安全是暂时的，教堂的高墙并不能抵挡日本人的血腥屠戮，小说叙事逐渐走向无比深重的绝望和恐惧。《金陵十三钗》并不是一开始就书写悲剧的沉重。作者选择了教堂这样一个理应圣洁、与世隔绝的场所，教堂中的人们对教堂的安全抱着幻想。小说不是从一开始就把故事放进剑拔弩张的气氛之中，小说开始甚至还带有一点儿轻喜剧的笔法，写唱诗班少女和妓女们之间的矛盾、妓女们莺歌燕舞的做派以及妓女和败兵之间的调情。愈演愈烈的悲剧气氛和小说开始的轻喜剧气氛形成了鲜明对比，小说采用了逐层推进的方式，逐渐加重悲剧气氛，也把读者一步步推进了恐惧的体验之中。小说中塑造的小人物都是有缺陷的小人物，唱诗班少女的清高、妓女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都在小说中得到了生动表现，这些缺陷使人物变得血肉丰满、真实可感，小说的这种注重“真实感”的叙事策略使读者更加怜惜这些血肉生命的被戕害。《金陵十三钗》写出了屠城之悲，以及国破家亡时的生命之悲。

唐颖也是一个悲剧意识很突出的作家。她的小说《阿飞街女生》塑造了令人不寒而栗的悲剧世界。小说主人公米真真身在纽约时，总是情不自禁地回忆“文革”期间的命运悲剧。“文革”作为一个历史时期虽然已经过去了，但它的悲剧性影响对米真真那一代人来说却是难以逃脱的。“文革”渗入了米真真她们的当下生活，她们的“文革”后生活实际上长期笼罩在“文革”阴影之中，她们当下的情感悲剧和命运悲剧与“文革”遭遇不无联系。小说中最令人扼腕的是郁芳的悲剧。郁芳是阿飞街上最美丽的少女，在她十六岁的时候，遭人强暴。而最令人胆寒的是，在那个集权封闭的年代，人们的正义感和同情心丧失殆尽，人们“听到凄厉的呼救，没有人出来”，不正常的年代让人们“懦弱得可耻”，城市是一座“死城”，人们“不敢发出声音”。郁芳本是受害者，但从此在人们的鄙视中生活。郁芳身败名裂，无路可走，后来只好嫁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广东仔到了香港。而郁芳的母亲，因为擦了贴有毛主席像的窗户，被人们野蛮批斗。郁芳的母亲不堪凌辱，最后跳楼自杀。宋子晨在黑龙江插队的哥哥在林场伐木时，被倒下的树木当场砸死。戴珍妮的小哥哥英俊潇洒，是阿飞街少女崇拜的偶像。小哥哥是极“左”青年，自愿插队到云南农场，后来到缅甸参加游击队，被政府镇压。小哥哥辗转到香港，居无定所，在街头卖艺。章霏为了逃离恐怖的城市，嫁给了年长她十五岁的泰国华侨。泰国华侨因为慢性病丧失了性能力，章霏在结婚十多年后仍是一个处女。悲剧感不仅来源于具体的人物和事件，更产生于人们的恐惧感、压抑感、不安全感和迷茫感。米真真的叙述基调充满悲剧感，她的叙述不仅重新描绘了过去悲剧的事件，而且对悲剧气氛的描述也丝丝入扣，例如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用悲凉的笔法深刻揭示了那个时代的沉重和压抑:“有种感觉正从遥远的地方迫近，就是在最乱的那几年之后，进入七十年代的那些夜晚，锣鼓喧天的夜晚开始沉寂，大游行也在解散。街灯在最乱的年头被打碎了，大街的黑暗便在那时异乎寻常地黑起来，你突然才发现，夜色黑得像污秽的河里涨起来的水，黑水把城市淹没了。”

“文革”对米真真那一代人的影响渗透到她们日后的岁月。即使走出了“文革”时代，走出了国门，但她们的感情、性格、理想、命运无不带有那个时代的阴影，悲剧感已经成为她们人生的基调。小说中米真真对悲剧往事的回忆和叙述采用了剥笋片式的由外及里、层层展开的方法，对悲剧事实的叙述逐渐深入，对精神创伤的揭示是逐渐逼近内核。小说采用了这样一种叙事策略:小说开始强调米真真回避往事叙述的态度，但回避并不意味着摆脱，米真真经过心灵的不断挣扎，抽丝般缓慢而艰难地倾吐出往事悲剧。从不敢面对，到进入悲剧事实表层，再到进入悲剧事实核心，最后到对悲剧进行反省的层面，小说把米真真心灵负荷不断加重的过程揭示得非常细腻。这一过程本身对悲剧气氛的营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加深了小说的悲剧内涵。小说中还有一个叫萧永红的“阿飞街女生”，她聪慧、头脑清晰、意志坚强，在黑暗的青春岁月，萧永红是女孩子们的精神支柱，她的坚强和独立掩盖了她内心的悲剧感。小说对萧永红悲剧内心的揭示是在她到加拿大以后，在加拿大，萧永红婚姻美满，事业顺利，但顺遂的生活并不能消除她内心的悲剧感，这个当年坚强无比的女性，在人到中年之后，内心的脆弱不断显现出来。萧永红说:“故意忘记是对自己的保护，否则，我们怎么承受多年来累积起来的痛苦”，她还说:“……痛苦将你痛醒，你才发现、才感受一直隐而未发的伤痛……其实，我从来不去回想，可它经常出现在梦里，和一九六九年的那些事一起出现在梦里……”萧永红的试图遗忘和米真真的回避述说具有同样的悲剧力度。小说中，萧永红和加拿大丈夫非常恩爱，但她梦魇般的悲剧回忆却从未向丈夫提起，原因是“这些经历太阴暗了，我不要去影响他”，甚至还是因为“我把它看成耻辱，不告诉他是不希望他看轻我……”“文革”悲剧已经成了萧永红、米真真那一代人的“红字”，即便是作为受害的个体，也在伤痛中承受着时代的耻辱。

唐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美国来的妻子》也浸透着悲剧感。追求新生活的妻子汪文君经过奋斗到了美国，历尽坎坷，过上了美国白领的生活。但汪文君内心的悲剧感并没有因此消除，或者可以说，她悲剧感的内容改变了，从在中国的压抑感转变为在美国的幻灭感。《美国来的妻子》表现出了转型时期中国人的悲剧感，表现了他们在新与旧、中与西夹缝间的挣扎和选择。

陈丹燕的小说注重写上海人的悲剧。陈丹燕的《上海的红颜遗事》写演员上官云珠的女儿姚姚的人生悲剧。姚姚是典型的上海式的娇小姐，但她的人生缺少欢乐，她缺少真正的父母之爱，生活缺少激情和目标。“文革”时期，上官云珠自杀，姚姚的男朋友自杀，姚姚的叔叔自杀，姚姚挣扎着活着，1975年因车祸死亡。姚姚的学校在她的追悼会的悼词是:“她是一个没有为国家做出过贡献的人。”但正如陈丹燕自己所说，她写姚姚，就是想写一个不是那么坚强、不是那么冷静、不是那么聪明、不是那么理性的普通人的悲剧。姚姚的悲剧，反映着许多小人物在社会、政治漩涡中的卑贱和脆弱。《上海的红颜遗事》在写作中注重时代氛围的营造，而作者对时代氛围的营造强调对“生活细节”的重现，如在对“五反”的回忆中，作者用了很多笔墨写暮春的街道，写蔷薇花、写梧桐树，写姚姚的弟弟灯灯和母亲、姐姐一起散步的情景，如作品中灯灯说:“我们也常常在晚饭后散步，我，妈妈，姐姐。没有贺路。我们沿着肇家浜路往前走。路中间有绿化带，里面种着棕榈树，像扇子一样的叶子……”作品中这样的叙事方式常能营造出真实的生活感，营造出普通人普通生活的氛围，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政治漩涡的激烈之间形成强烈的对比，彰显了作者写普通人悲剧的意图。陈丹燕没有选择上官云珠作为主人公，而是关注着她的名不见经传的女儿，由此明显可见她写普通人在悲剧时代的悲剧命运和悲剧性格的意图。在《上海的红颜遗事》中，作者关注普通人所承受的压力以及他们生存的动力，姚姚出身于名人家庭，但陈丹燕对她普通人的身份定位是很明确的。

《上海的风花雪月》写了一些中上阶层出身的上海女性在坎坷历史中的人生悲剧。“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化运动和文学写作，开始把关注视线集中投向了“平民”和“老百姓”，这是民本意识的觉醒。但非平民、非普通百姓，特别是带有“资产阶级”出身痕迹的一些人在中国历史、中国政治剧变中的命运和精神世界则被关注较少。《上海的风花雪月》中的《张可女士》、《郭家小姐》写的正是这样一类女性在中国历史变换更迭中的命运。张可出身于“锦衣玉食”的家庭，后参加共产党，并嫁给了王元化，在王元化被批斗的岁月，和他一起经历坎坷磨难。《郭家小姐》中的郭婉莹出身于上海最富有的资本家家庭，在中国风云变幻的历史背景中，她的人生也经历了戏剧性的跌宕起伏，充满磨难。

张翎的作品中存在着一个古典中国形象，但她的古典中国中仍然有另一个悲剧中国的形象。从她的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到中国历史的坎坷、中国人命运的多舛。她小说中的古典中国，可以说是建立在苦难的中国人非凡的生存韧性和生命智慧的基石上的。她的《金山》对早期海外中国人生存悲剧性的揭示震撼人心。苦难和贫困使百年前的方得法们背井离乡奔赴大洋彼岸，开始“猪仔”的痛苦命运。方得法从少年时期到达“金山”，直至去世，经历着一段又一段的人生悲剧。他修过太平洋铁路，流浪过，开过洗衣店，开过农场，有过人的才干和意志，但最终仍是潦倒。他的命运是早期华人在海外悲剧生活的缩影。

当跨文化背景女作家们在写作中回望自己的母国，她们对中国、对中国人的悲剧命运多有感触。近代以来，中国知识阶层悲剧意识觉醒，“‘悲剧意识’是20世纪初面对日益严峻的民族与社会危机时中国现代作家普遍拥有的，是中国现代文学超越传统文学的个体与群体的审美文化自觉。众多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以其独特的品格显示了创作者的这种美学追求，即以悲剧方式感知、表现历史人生，自觉地置悲剧于社会人生和文化价值模式里去反思中国社会与文化，探究人的价值意识和社会进步的条件及必然性。”^[53]悲剧意识不但是现代作家所普遍拥有的，也是很多当代作家拥有的。近三十年进行跨文化写作的女作家的悲剧意识，是在对现当代中国的个人、社会、国家、历史进行观察和思考的基础上产生的。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贫穷、动荡、多难、坎坷使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社会本身就充满了悲剧性。女作家们的写作直面中国社会的苦痛，表现出勇敢真诚的现实主义精神。女作家们没有采取回避、淡化或消解的态度，而是大胆正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悲剧性，书写民族苦难、人民苦难，以真诚的态度关注中国社会和人生，描写中华民族所经历的苦难和厄运。三四十年代的抗战、60年代的饥荒、“文革”，这三个具有典型悲剧意义的时间段，在女作家们的笔端反复出现，亡国灭种的危险、政治环境的多变、物质层面的长期匮乏、精神层面的不稳定性，使“危机意识”、“痛苦意识”渗透在作品之中，作家们的创作整体上都体现出强烈的悲剧色彩。丹纳认为，种族、环境、时代这三因素是决定艺术品的根本原因，近三十年跨文化写作的女作家创作的确说明了这一点。作家们关注个人悲剧，但她们并没有把个人看成是抽象的、个体的独立存在，她们眼中的个人悲剧无不和中华民族、时代环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鲜明的民族性、社会性和时代烙印。她们的作品深刻细致地体现了国家兴亡、时代变革，对中华民族的多舛苦难表现出深切的焦灼和忧虑。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时济世”、“生于忧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和倡导个性、平等、尊严、抗争的现代悲剧意识在女作家们的创作中得到融合。从作家们的创作中，我们不仅能感受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关注社稷民生的忧患感和责任感，也能感受到近现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和敏锐视角。作家们的作品反思个人悲剧和社会悲剧、历史悲剧、政权悲剧以及文化悲剧之间的关系。作家们关注悲剧中的人性和道德问题，关注悲剧中人的价值和尊严，着眼于人的本体，启蒙意义不言自明。对中国人生存和命运之悲揭示的细致度、力度和深度，近三十年跨文化写作的女作家也有出色的表现。并且，女性视角和跨文化视角也使她们的悲剧意识显示出独特性。

女作家们的写作首先表现出了生存之悲。自“五四”起，中国作家们凭借启蒙、正义和良知的力量，以直面现实的勇气写出了特定历史阶段中国老百姓生存的艰辛，从他们的写作中，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作家们的人道主义意识和入世的启蒙意识，如鲁迅、老舍、柔石、萧红、陆翎等。跨文化写作的女作家们也秉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如虹影、严歌苓、查建英、唐颖、陈丹燕、周励等人的作品，对中国人在不同时期的艰难的生存处境都有具有力度的书写。特别是虹影和严歌苓，对于贫困年代普通老百姓的生存困境，有力透纸背的描述。在海外进行写作的作家对中国苦难的展示，常有满足异文化阅读者猎奇心理和以负面视角看中国心理的嫌疑，常常被视为作家引起关注的策略。但在虹影、严歌苓等人的创作中，我们从作家笔端流露出来的深沉的悲哀和忧虑中，体会到的是中国式知识分子对“国”的百折不回的眷恋与热爱、对“民”的体恤和悲悯。她们写出了战争、饥荒、政治动荡中普通老百姓生存的艰难，写他们在重压下的挣扎，写他们为了一点可怜的需求而付出的劳作和代价。从她们揭示残酷现实的勇气中，读者不难体会到她们对中国、对中国人悲剧处境的无比痛惜，感受到她们身为其中一分子的挥之不去的感喟。她们对中国生存悲剧的书写，表现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社会现实、关注民生、渴望救世的精神。

女作家们的写作还表现了人性之悲。作家们以生存悲剧为触媒，探索人性悲剧。面对残酷的现实，人性往往变得复杂、脆弱甚至扭曲。虹影《饥饿的女儿》揭示了极度贫穷状态下人的卑微和人性的异化。物质的极端匮乏使人性“恶”的一面膨胀，小说揭示了贫穷状态下粗俗、自私、冷酷、互相仇视甚至变态等许多阴暗的人性角落。小说中“我”一家居住在被人们看作是重庆贫民窟的地方，在小说中，我们看到的不是贫苦人们之间的相互扶助、体恤，而是弱者对更弱者的蔑视和欺凌。“我”的家庭在这个贫民聚居区又是最底层的，外乡人、离婚后拼凑的家庭、父母身份复杂且病弱、有私生子，“我”的家庭在当地备受嘲笑和歧视。虹影的《上海王》也揭示了生存困境中的人性之悲，或者说有时候表现为人性的丑恶。年幼的筱月桂成了孤儿，寄居在舅舅家里，筱月桂在他们家常被打骂折磨，过着悲苦的生活，被他们卖到妓院里做丫头，从此开始独自一人面对险恶人世。从幼年的筱月桂到后来的筱月桂，她阅尽人间悲凉，也阅尽人性的阴暗和丑恶。虹影《孔雀的叫喊》也放大了贫困状态下人性中的卑微污浊之处。严歌苓的小说也是如此，她的《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对极端贫困状态下的人性异化进行了令人震惊的揭示，贫困不仅扭曲了个人的尊严，而且使人们之间充满倾轧，在卑微的环境中互相折磨。

动荡社会背景下的人性扭曲和变异也是作家们所关注的。近三十年跨文化写作的作家关注近百年来中国跌宕的历史，作品表现动荡社会变动之中小人物因精神困顿、人性迷失而形成的悲剧感，对人性、精神、灵魂进行剖析和反省，表达出烦恼、苦闷、痛苦、焦虑、荒谬等情绪。虹影《饥饿的女儿》对动荡社会历史背景下个人的痛苦体验和迷失感有非常细腻沉痛的表现，悲剧阴影如同一张巨网笼罩着少女，小说的悲剧感令人窒息。严歌苓以少女穗子为主人公的一系列小说以及《无出路咖啡馆》表现着特殊年代人们在光明与黑暗之间、善恶之间的艰难选择和灵魂挣扎。《无出路咖啡馆》可谓是对不同政治环境中中国人灵魂的拷问，小说既写出了对信仰的执著，也揭示了政治权力光环下人性的迷失。唐颖、周励的小说对人们在“文革”期间的精神磨难都有充分的表达。《阿飞街女生》对政治重压下小人物的脆弱和懦弱有充分的表达。阿飞街最漂亮的女生郁芳被强奸，本为受害者的她却为周遭人鄙视，在此后的若干年里，在人们眼里，郁芳“比强奸犯还不齿”。郁芳向恋人宋子晨求救，宋子晨当时有出国的机会，如果和郁芳结婚，郁芳就可以逃离令人窒息的环境。但宋子晨拒绝了郁芳的求助，遗弃了困境中的恋人。宋子晨抛弃了郁芳，但从此以后，这段往事成了宋子晨内心抹不去的阴影，他不断自责，终于在许多年后的美国，向米真真说出了这个沉痛的秘密。《阿飞街女生》整部小说即是站在当下对悲剧过去的反省和拷问，悲剧往事中人性的扭曲和变异则是反省和拷问的核心。

权力操纵普通人命运产生的悲剧也是近三十年跨文化写作的女作家特别关注的。在女作家们的创作中，“文革”始终是挥之不去的梦魇和阴影，“文革”中极端膨胀的权力对普通人命运的控制和对他们人性的扭曲压制是作家们致力探询的问题。对“文革”悲剧的书写和反思，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以“伤痕文学”时期和“反思文学”时期最为集中，此后对“文革”悲剧的写作呈现为作家个体化的、非集中的态势。但在近三十年中国女作家的跨文化写作中，“文革”悲剧始终是女作家们整体性的关注焦点。近三十年进行跨文化创作的女作家为什么如此关注“文革”?为什么在二三十年后完全脱离中国背景的西方社会在创作中不断重现“文革”、揭示“文革”中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悲剧?如果仅用展示中国的阴暗面来解释，我认为是说不通的，因为本书所论述的进行跨文化写作的女作家用汉语写作，读者是中国人。我认为，女作家们对“文革”题材的关注和作家的自我确认有直接关系。作家们身在他乡，拔根之痛、身份的迷失使她们越发关注自己“从何而来”的过往，对现在的确认必须以对过去的认识为基点，“文革”对虹影、严歌苓等人而言，意味着青春，意味着人格、思想等的逐步成型。“文革”在她们那一代人的身份确认上是具有标识意义的历史事件，因此，“文革”悲剧在她们的写作中反复出现。

“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写作时期距离“文革”很近，作家们对“文革”的揭示和刻画无论是从写作手法上还是从思想意识上都有些雷同，作品的艺术水准和思想力度差别也很大，有像张贤亮、古华、张一弓、张洁等创作的一批优秀作品，也有一些粗糙稚嫩的作品。近三十年进行跨文化写作的女作家对“文革”的写作时间比“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晚，作家们的创作表现出更强的现代意识，带有新异的视角。而且因为西方背景，作家们在写“文革”时往往有直率大胆之笔，因此，她们对“文革”权力的剖析、谴责，对“文革”权力控制下的小人物的悲剧命运也有笔锋犀利的揭示。

本书所论述的女作家们对“文革”中权力的揭露和谴责是对“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重要的补充和扩展，“真正的当代文学应该敢于直面痛苦和焦虑，而不应该用无聊的调侃来消解它。如果一颗心正滴着血，那就应该无情的扒开它，直至找到最深的伤口，这样的文学才能让人流泪。”^[54]近三十年中国女作家的跨文化写作正是体现出了这种严肃真诚的态度。并且，女作家们认识到，“文革”权力对一代人的异化和扭曲并不仅是阶段性的，它会悄无声息地渗透进未来，影响一代人的一生。近三十年跨文化写作的女作家对“文革”造成一代人悲剧命运的揭示更加彻底，说明了某种权力对个人的影响和控制并不是一时一地的，它跨时空存在。从这个层面上说，女作家们的创作带有“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所没有的独特的悲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