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批评：理论生成的道路

结语　中国生态批评的理论路向

有人说，20世纪是文学批评的世纪。这一言说的依据是，在世界范围内，文学批评新潮迭起，批评流派频繁更替。文学批评从外部研究走向内部研究、再走向外部研究的体系变换；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之后”的思潮跨越；从非理性转向到语言论转向、再到文化学转向的模式更替，无不显示了文学批评引导文化发展趋向的气魄和活力。在中国，尽管由于原创理论的稀缺而有中国文论“失语”的争论，但文艺批评在整个文化格局中的先导作用并没有减弱，在曾经影响中国发展方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中，敏锐的文艺批评都充当了先锋和主力。殷国明曾讲：“与西方现代文化发展过程相比，中国现代文化具有明显的‘意识先导性’。”^[1]就是说，中国社会的每一次转折和变革，都以文化意识和思想解放运动为前导。就文学批评的重要性而言，在这些“先导意识”内，文学批评构成了文化意识变革的主要元素。正由于此，殷国明指陈了一个事实，“也许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更重视文化和思想力量，或者说，文化和思想的历史作用在任何国家都没有比在中国显得更突出。”^[2]也由于此，作为文化的核心因素，文艺和文艺批评在20世纪中国思想界始终扮演了或喜或悲的主要角色。

20世纪末，西方所谓的“文学终结论”和中国事实上的“文学边缘化”使得文学批评暂时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但是，日益严峻的全球化生态危机为文学和批评的再次勃兴提供了契机。面对越来越严重的波及全球的生态灾难，关注生态平衡、建设生态文明将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课题，在这个意义上，“21世纪将会是生态的世纪”的推断可能不会引起很大的异议。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作为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现实的积极回应，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在世界范围内得以萌生和发展，它们对造成生态危机的文化和制度因素进行反思，试图唤醒人类对于自然的关爱与悲悯，试图捍卫一切自然生命的主体价值，试图构建诗意的精神家园。就生态危机的根源和改善生态的力量都与人类密切关联而言，似乎可以推论，生态将成为21世纪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的关键词，作为社会生活和人类精神诗学表达的生态批评也将成为文学批评再度辉煌的生长点。

和西方生态批评的发生发展几乎同步，中国生态批评已经走过了20余个年头，对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快速恶化的现实状况而言，20年已经不是太短的时间，总结20余年来中国生态批评研究的成效和不足，回应中国生态批评发展进程中的疑惑和争议，应当是重现文学批评辉煌历史的必要的学术努力。王晓华在评价中国20世纪末的文艺批评状况时曾讲：“文艺批评是当代中国文化最活跃、最富有生机、最有影响力的部分。虽然它的直接研究对象是文学艺术，但其功能却不仅仅限于反思、调校、总结、提升文艺创作，而同时担当着思想启蒙、消解传统意识形态、建构新的人文精神乃至谋划中国文化之未来等重要的使命。正因为文艺批评在中国独特的文化语境中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对文艺批评本身进行批评就变得十分重要。”^[3]王晓华的这段论述实际上言及了一个我们长期相对忽视的领域，即关于“批评的批评”。尽管和对于文学的批评一样，对于文学批评的批评也时常是批评家关注的领域，但是，和常规文学批评不同的是，关于批评的批评迄今未见系统的构成。

基于对中国生态批评快速成长的希冀和对“批评的批评”的尝试，本文对20余年来中国生态批评的理论生成作出了梳理和论析。梳理和论析结果表明，中国生态批评20多年来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日渐明晰的四个领域，即关于西方生态批评的译介研究、关于古代生态资源的挖掘转换、关于生态文学的评论实践、关于本土当代生态批评理论的建构尝试。同时，不同的领域内，既有可喜的成效，也有阶段性的问题，它们共同烘托出了中国生态批评众声喧哗的研究活力。应当说，虽然关于中国生态批评的论述时有卓见，但以中国生态批评的发生发展历程和理论生成理路为对象所作的整体批评尚且较少有人论及。但是，当这一探讨暂告段落的时候，笔者的感觉不是所阐述的对象越来越清晰，所讨论的问题越来越明白，而是出现了更多的困惑，发现了更多需要进一步阐说的命题。这些困惑和命题弥漫在关于生态批评的理论基点、批判指向和实践路径等的争议之中，构成了生态批评有待进一步发展完善的研究空间。

令人欣慰的是，作为后现代主义话语谱系中的一员，生态批评不仅因为更关注一切生命的存在问题而革除了后现代观念中存在的“深度模式削平、历史意识消失、消费观念畸形”等弊端，同时也发展了有利于一切生命和谐共存的重视差异、反对中心主义、倡导多元并存等后现代思想，体现了“建设性后现代”的弘旨和策略。尽管由于中国处于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并置的发展状态，国人对于用后现代思想解构现代性存有许多质疑和警惕，但生态批评作为“建设性后现代”的倡导者并没有将自身置于“知识合法性”的质疑之外。“作为对元叙事的不信任态度，后现代主义的最大价值是指出了知识的合法性问题”，^[4]生态批评为了克服自身理论基点的合法性危机，也在不断的去中心化活动中搭建可供各种不同话语和策略存在的平台。在后现代的视野中，生态批评的任何理论都可能是“暂时性的策略而非终极性的方案”（王晓华语），生态批评从反对人类中心到倡导生态正义，从解构启蒙到倡导二次启蒙，从聚焦物种批评到关注性别、种族批评，实际上已经在进行着知识合法性危机的拯救。这就意味着，因为生态危机的严峻性和拯救生态危机的人类主体间的复杂性，生态批评的话语实践只能在倡导多元化的立场中维持发展的活力，只能通过对理论多样性的强调来防止绝对中心观念的复辟和新的话语霸权的形成。

当然，作为文学批评的一个话语流派，生态批评承载了过多的负荷，并因此也受到了更多的诘难，中西方都存在的生态批评的泛化有可能使得因生态批评论域的超界而弱化其声音乃至存在，对此，生态批评应当坚持生态的视角而不脱离文学的论域。生态批评对于文学的最大贡献在于倡导恢复生物界所有生命在文学中的相互主体地位，其将文学反映和表现的对象范畴由社会、世界、人与人等领域拓展到了生态圈、精神圈以及人与自然的有机整体系统中，使边缘与中心、差异与多元等后现代理念有了生态学的明确指向；但文学的功用和优势不在于论证生态学的观点，而在于绿化人的精神，潜移人的观念，默化人的行为，发挥“恢弘的弱效应”。生态批评的目的则应在于建构文学的生态理论，凸显文学的生态维度，评判文学的生态价值，导引文学的生态关怀，弘扬文学的生态效用。生态批评应当成为生态学人文转向中诸神合唱的一个声部，而不必也不可能成为生态批判大舞台上的清唱者，如若如此，那将也是生态学人文研究的陷阱。

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化生态危机，面对历届气候峰会上激烈的争吵，面对各种国际间生态协议签署的艰难，我们不得不低调地认为，一方面，生态问题不容回避，它是全人类必须正视和解决的一个难题；另一方面，生态问题是一个伴随生命全程的问题，生态批评的道路也会是没有止境的跋涉。可以预测，作为人文关怀、生命关怀、生态关怀和宇宙关怀的统一体，生态批评之道会伴随着人类生存的延伸、宇宙生命的存续而不断完善，但真正完美的生态之“道”永远只能行进“在途中”。(https://www.xing528.com)

这不是宿命，而是昭示着生态文学批评家不容停顿的使命。

【注释】

[1]殷国明：《20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史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49页。

[2]殷国明：《20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史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0页。

[3]王晓华：《当代中国文艺批评的三重欠缺》，《文艺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

[4]王晓华：《后现代话语谱系中的生态批评》，《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