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文化阐释的分析介绍

第四节　宋词的文化阐释

南宋洪迈于《容斋随笔》卷五云：

自尧舜及今，天下裂而复合者四：周之末为七战国，秦合之；汉之末分为三国，晋合之；晋之乱分为十余国，争战三百年，隋合之；唐之后又分为八九国，本朝合之。然秦始皇一传而为胡亥，晋武帝一传而为惠帝，隋文帝一传而为炀帝，皆破亡其社稷。独本朝九传百七十年，乃不幸有靖康之祸，盖三代以下，治安所无也。

洪迈的话是不错的，如再加上宋室南渡后的一百五十多年，宋王朝享国三百二十年。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其国祚之长，仅比汉代少五十余年。

宋代之所以能出现如此长治久安的政治局面，与宋代统治者实行“以儒立国”、“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基本国策有很大关系。在崇文抑武，优渥文士，裁抑武人，实行文官制度的形势下，文人士大夫受到广泛的重用。而科考制度的完善，门阀观念的消亡，也为广大的下层知识分子跃龙门、身列仕版大开了方便之门，使得他们成为宋代官僚阶层的主要成分。这些措施有力加强了君权，同时也使得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和参政热情空前高涨。“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欧阳修：《镇阳读书》），是宋代士大夫特有的精神风貌。

宋词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呈现出它特有的文化特色。

一、我生存、我享乐

宋代庞大的以文官为主的官僚队伍，是维护高度中央集权的基干力量。为了让这一阶层能够忠心耿耿地为朝廷效力，宋代统治者全力提高他们的生活待遇，“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清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二十五）。宋代的官员不仅任职期间俸禄优厚，而且退休或离职后，仍以“祠禄官”的身份从朝廷领取不菲的官俸。这种以高官厚禄来笼络官员的做法，作为宋代的一项“基本国策”，始终未变。而与之相联系，高官厚禄也为士大夫们纵情享乐提供了最起码的物质保障，朝廷又积极鼓励士大夫阶层“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史·石守信传》），再加上最高统治者对“歌儿舞女”式的享乐别有用心的提倡，更加重了士大夫们纵情享乐的意识，纵情享乐之风迅速弥漫朝野上下。

我们可看看二则史料。一是王得臣《塵史》卷二载：宋庠、宋祁兄弟二人曾“就学安陆，居贫。冬至，召同人饮，元宪（庠）谓客曰：‘至节无以为具，独有先人剑鞘上裹银得一两粗以半节。’（祁）乃笑曰：‘冬至吃剑鞘，年节当吃剑耳。’”可就是这个当日清贫寒酸的宋祁，一旦发迹，立即纵情享乐起来。二是钱世昭《钱氏私志》载：“宋庠居政府，上元夜至书院内读《周易》，闻其弟祁点华灯拥歌妓醉饮达旦。翌日谕所亲令诮让云：‘相公寄语学士，闻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记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学内吃齑煮饭时否？’学士笑曰：‘却须寄语相公，不知某年同在某处州学吃齑饭是为了甚底？’”宋庠原本是要劝说其弟不要忘了从前穷读书人的根本。谁知宋祁的回答更有意思，认为当年十载寒窗苦读书，岂不就是为了如今的做官和享乐吗？可见，宋王朝的给赐优裕，使得文人士大夫于纵情享乐时，拥有了最根本的物质保障。

宋代的文化十分发达。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2]宋代的官员绝大多数出身进士，是有高度文化修养之人。文化修养高了，便不屑于像晋人石崇、王恺那样，仅仅以变态的争豪斗富来达到享乐的目的，这只是暴发户的低级趣味。宋代士大夫的享乐是诗意的、高品位的，他们大都是全能的艺术家，因而物质的享受固然不可少，但精神上的满足才是享乐的终极意义之所在，所以，他们享乐中的文化气息是很浓的。据魏泰《东轩笔录》载：宋祁晚年知成都，“每宴罢，开寝门，垂帘燃二椽烛，媵婢夹侍，和墨伸纸，远近皆知为尚书修《唐书》，望之如神仙焉。”宋祁的这种文化享乐方式，令后世文人羡慕不已。清代的王士禛就说：“丽竖燃椽烛，远山磨隃麋，此老一生享用，令人妒煞。”一般而言，宋代文人士大夫的这种诗意的文化享乐最典型的表现方式，通常是在绣幌佳人、轻歌曼舞的氛围中浅酌低唱——“飞觴举白，目断巫山之暮云；缀玉联珠，韵胜池塘之春草”（曾慥：《乐府雅词》）。具诗、酒、佳人三美，方能臻达曼妙无伦的享乐境界。如晏殊喜招宾客宴饮，往往以歌乐相佐，然后亲自赋诗“呈艺”（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苏轼被贬黄州时，“每用官妓侑觴，群姬持纸乞歌词，不违其意而予之”（周辉：《清波杂志》卷五）；而南宋张鎡举行宴会时出来侑酒的歌者乐者竟多达百人（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十）。正是这种优遇之幸才使得宋之文人士大夫有着如此的诗意享乐。

如宋祁《玉楼春》词云：

东城渐觉风光好，彀皱波纹迎客棹。
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
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这首《玉楼春》是宋祁很有名的一首咏春词。词中洋溢着珍惜生命和及时享乐生活的情感。特别是上阕结句的一个“闹”字把春天点染得生机勃勃，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者时任尚书之职，因而被称为“红杏尚书”。此词写的是诗人现实的内心感受。诗人抒写了人生如梦，时光稍纵即逝，应及时享乐的情趣。然而在写法上却是有意从主观情感上对美好的春光再一次做了有力的烘托。在“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两句中，诗人着意从功名利禄这两个方面来衬托春天的可爱与可贵。词人当时身居要职，官务缠身，很少有机会或心思刻意从春天里寻求人生的乐趣，故曰“浮生长恨欢娱少”。于是，就有了宁弃“千金”而不愿放过从春光中获取短暂“一笑”的感慨。既然春天如此可贵可爱，词人自然禁不住“为君持酒劝斜阳”，且感叹“且向花间留晚照”的强烈愿望。尽管这一愿望并不现实，夕阳不可能为之而多留一会儿，但是却能够更充分地表达词人对春天的珍视，对光阴的爱惜之真情。进而烘托了春光之美好和令人想往，故而应当珍惜。

再如柳永《尾犯》词云：

晴烟幂幂。渐东郊芳草，染成轻碧。野塘风暖，游鱼动触，冰澌微坼。几行断雁，旋次第、归霜碛。咏新诗，手捻江梅，故人赠我春色。

似此光阴催逼。念浮生、不满百。虽照人轩冕，润屋珠金，于身何益。一种劳心力。图利禄，殆非长策。除是恁、点检笙歌，访寻罗绮消得。

此词所透露出来的仍然是一股对生命的珍惜与对人生美好的眷恋，因此，应及时地、尽情地享乐生活才是。

在宋词里，“人生行乐”的呼声是很高的。查《全宋词》，其中含有“行乐”的词句就多达150多处。如“一瞬光阴何足道，但思行乐常不早！待春来，携酒殢东风，眠芳草。”（张昪：《满江红》）“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欧阳修：《朝中措》）“人生无事须行乐，富贵何时且健身。”（米芾：《鹧鸪天》）“对美景、不妨行乐。”（朱淑真：《月华清》）“闲处直须行乐，良夜更教秉烛。”（辛弃疾：《水调歌头》）“长生药，有分神仙难学，人生聊复行乐。”（刘辰翁：《摸鱼儿》）“人生几何，如何不自、珍重此生？”（陈著：《沁园春》）真可谓触处都有、屡见不鲜。这就表明，宋代文人士大夫追求享乐的心态是普遍的现象。

究其原因，除了宋统治者提倡以及提供的物质保障外，还与文人士大夫的心态有着直接的关系。古语有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史记·袁盎传》）意思是说：富贵人家的子弟，为保性命之安全，平常连屋檐底下都不肯去坐，怕坠瓦伤身。这就说明了一个道理：越是富贵之人，就越爱惜身家性命；换句话说，就是：越是有钱，其性命就越是“值钱”！这也就印证了现实生活中的一条通则：人们对于生命价值的看轻或看重，往往与其本身的生活水平与生存质量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而越是生活优裕的人就往往越是看重自己的生命，也就越是忧惧好景不长和冀望长生不老。作为宋代社会精英阶层的文人士大夫，本来就有着高于平民阶层的社会地位和物质保证，这也就必然促使着他们越发看重自己的“主人”地位，越发懂得珍惜生命和善待今生，尽力在自己有限的人生历程中寻求最大的快乐，以充分实现其生命的价值。既然人生是那样的短暂，那样的值得珍惜，那么，“享受人生”便应成为人类的正当权利和正常天性，故而反映到诗词作品里的“行乐”思想也就可以理解了。

应该说，“享乐人生”的思想并不始自宋代文人士大夫，它乃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思想。但从宋代文人士大夫追求享乐的势头来看，却又大有超过前代的趋向。此乃宋代文人士大夫的享乐生活，因社会时局进入“盛世”而带有“太平也，且欢娱”的宋代社会的特色。

南宋王明清的《挥尘余话》记有一事：宋神宗时，蔡挺出守平凉（今甘肃境内）。此公本是贪恋享乐、害怕艰苦之人，所以到任后一直郁郁不乐，思欲调回汴京。时至岁末，偶作《喜迁莺》词，中有“岁华向晚愁思，谁念玉关人老”之句，含有埋怨皇帝将他遗忘之意。词结尾处曰：“太平也，且欢娱，不惜金樽频倒。”词成后碰巧被朝廷派来犒军的使者带回京师。由于词之结尾处有“太平也”三句，宫女误以为是称颂盛世太平，于是争唱，不想竟传到神宗耳中。神宗非但不怪蔡挺之埋怨，反而御笔批下：“玉关人老，朕甚念之。枢管有缺，留以待汝。”不久，即下诏调蔡挺回京师升任枢密院副使。

叶梦得《石林诗话》也记有一事：神宗元丰初，辽国与宋谈议定边界之事，宋派韩镇出京前向议此事。但韩镇不舍爱妾刘氏，两人畅饮通宵，且作《凤箫吟》词留别。词中念念不忘他与爱妾平日里的恩爱生活，并盼望着“恁时携素手”、重新得以团聚。谁知此词传至神宗耳中，立即下旨将刘氏追送到韩镇身边。叶梦得为词而感叹：“故中外士大夫，无不乐尽其力。”

大家看，一个镇疆大吏，一个朝廷重臣，但他们在肩负国家重任时却先考虑的是个人享乐；而身为皇帝的神宗则又勉励促成了他们的“好事”。这就足以反映出“盛世”时期君臣居安而不思危的相似心态，以及他们私事重于公事的享乐心理。

宋代社会之所以盛行享乐之风，还与当时日益壮大的市民阶层讲求“实惠”的庸俗思想有关。宋代城市的繁荣，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市民阶层的壮大与其需求，也对宋代整个社会的享乐之风起了思想上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柳永之词就是这一现象的形象反映：

小园东，花共柳，红紫又一齐开了，引将蜂蝶燕和莺，成阵价，忙忙走。　　花心偏向蜂儿有，莺共燕，吃他拖逗；蜂儿却入花里藏身。胡蝶儿，你且退后。

——《红窗迥》

师师生得艳冶，香香于我情多。安安那更久比和，四个打成一个。　　幸自苍皇未款，新词写处多磨，几回扯了重挼，奸字中心著我。

——《西江月》

在前一首词中，词人借用蜂、蝶、燕、莺的形象来描写当时士人与市民那种眠花宿柳、争风吃醋的情景，以及自己想“独占花魁”的“竞争”心理。后一首词，则直接描写了他与妓女们厮混的场面，令人不堪入目。而上述有些变态的色情心理，均来源于“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鹤冲天》）的唯求“实惠”的享乐主义人生观。就这样，上有帝王的提倡，下有市民阶层的呼应，再加上文人士大夫又过度膨胀了享乐主义的一面，宋代社会自然就形成了一股浓烈的享乐之风。

而在诗词的创作和欣赏中，人们也以是否有“富贵气象”作为重要的评判标准。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五载：宋真宗一次到某大臣家，见屏风上有一联：“龙带晚烟离洞府，雁拖秋声入衡阳。”赞曰：“此语落落有贵气，何人诗也？”后即把时为门客的作者王钦若大加擢升。《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六载：宰相晏殊曾自夸其诗句“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大有富贵气象；并反问：“穷人家有此景否？”又据吴曾《能改斋满录》卷十六载，词人晁补之在读到晏几道《鹧鸪天》词句“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之后，则赞叹道：“知此人不住三家村也。”凡此种种，都充分说明了在享乐风气的影响之下，宋代文人士大夫的审美心理所产生的“以富为美”的趋向而由此也可得知，宋代文人所拥有的享乐生活和他们所怀有的享乐心理，对于宋代的文学创作，尤其是词的创作，是产生过相当深刻的影响的。一定类型的社会土壤是会培育出一定形态的文学之花来；而依附于宋人的享乐人生，自然就会滋生出一大批充满富贵和享乐气息的宋词作品来。

二、情与理的碰撞冲突

宋代是一个以成熟的文官制度为基础、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空前强化的封建王朝。朝廷为防止文官专权，采取了一系列的钳制措施，如采用三省分权制衡的体制和台谏监督弹劾制度；由皇帝派京官担任各州长官；由皇帝派遣“通判”参与一州的军民刑政；由皇帝任免地方官吏；各州的财权收归中央，等等。这些措施有力地加强了君权。

而为了适应这种高度集权政治的需要，宋代统治者在决定士人一生前途的科举考试上实行钳制措施。首先，确定殿试制度。凡录取的进士，“不许称门生于私门”，实际上是网罗天下进士为天子门生，从根本上杜绝权贵通过科举结为朋党的可能性。由于宋代士人的仕途不像唐代那样广阔，几乎只有走科举一条路，要想飞黄腾达，不得不入帝王的“彀中”，受其控制，最终成为维持国家机器有效运转的一部分。其次，改革考试内容。唐代科考的内容，主要是诗赋、策论，考的是举子们的文学才情与政治才干，举子们可以自由议论，各抒己见，不囿于一家之说。而宋代自真宗以后，科考内容集中于儒学，立论必须依据儒家经典，不合乎儒家思想者一概不得采用。这种考试内容的硬性规定，极大地束缚了士子思想的自由。而仁宗以后，于各州县建立学校讲授儒学，作为培养士子的基地，则进一步加强了对知识分子阶层精神生活的控制。

如果说以上是钳制士人思想自由的外在因素的话，那么，理学的盛行，则是束缚士人思想的内在因素了。理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虽然只是在南宋的最后半个世纪才得到朝廷的正式认可，但作为民间意识形态，它却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并规范着整个宋代士大夫的思想和言行。从根本上讲，理学是一种政治伦理道德哲学，而且是一种特别注重自我反省的内在的关于宇宙和人生的哲学。可以用“存天理，灭人欲”来概括。用程颢的话说是：“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二程遗书》卷十一）用朱熹的话来说：“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学问’；《大学》所谓‘明明德’；《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卷十二）它是宋代轻外重内、轻事功重道德、轻功利重精神的社会思潮的极端化表现。理学家们的学术活动几乎贯穿于整个宋代，他们的理学思想集中代表了宋代士大夫的思想倾向，是士大夫阶层主体意识的理论表现。

理学将“天理”与人心互相对应，凸显人心对秩序、规范的自觉，从而为儒家道德伦常找到宇宙论与心性论的依据，把外在伦理规范对人的行为、思想的整顿约束变为内在心性自觉的协调和修养，这样就完成了儒学的“内转”。在“内转”的氛围中，士人自觉地收敛了放荡狂傲、任情任性的习性，变得老练深沉、正经规矩。

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影响到包括文学在内的宋人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宋代，曾有过一场关于李白和杜甫的诗歌孰优孰劣的论争，透过这一论争，便可发现理学在文学领域的渗入和影响。

据刘颁《中山诗话》记载，宋初杨亿“不喜杜工部诗，谓之村夫子”；欧阳修“亦不甚喜杜诗”，“然于李白而甚赏爱”。他在《李白杜甫优劣论》中说道：“杜甫于白，得其一节，而精强过之；至于天才自放，非甫可到也。”李优杜劣的态度很鲜明。然而其后，诗坛上对李杜优劣的态度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由李优杜劣转为杜优李劣。王安石编《四家诗选》，以杜居首，而以李居末。个中原因据说是他认为“太白词语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汚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释惠洪：《冷斋夜话》），这已带有道学先生的调子。苏辙于《诗病五事》云：“李白诗类其为人，骏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不知义理之所在也……唐诗人李、杜称首，今其诗皆在。杜甫有好义之心，白所不及也。”李白“不知义理”，而杜甫有“好义之心”，以这个为标准来轩轾李杜，完全是一副理学家的口吻。对于宋代李杜优劣之争所反映的时代思潮，明人陆时雍于《诗镜总论》中一语道破天机：“宋人抑太白而尊少陵，谓是道学作用。”朱熹曾讥笑李白“没头脑”（见《鹤林玉露》引），也就是苏辙所谓的“不知义理”，王安石所谓的“然其识汚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如此看来，李杜优劣之争，实质上也就是情与理之争。

如上所言，宋代一方面是道学流行且深入人心，一方面是世俗享乐意识浓厚，二者的相互作用，使文人士大夫的人格分裂越来越严重。面对本能欲望与道德伦理的冲突，他们的心态变得也越来越复杂。因为，在封建宗法伦理社会中，人，特别是士大夫阶层的人，是一个由双重人格组合而成的统一体：一个是自然天性的自我，一个是社会理性的自我。前者指向的是主体想要做什么、愿意做什么，而后者指向的是主体应该做什么、必须做什么；前者力图满足主体生理和心理上的各种需求，时刻在窥测时机以求一逞，而后者又时时在监督、约束着主体，将其牢牢控制在封建伦理道德所要求的行为规范之中。封建社会的文人士大夫们，就是在这种自我矛盾的痛苦煎熬中“寻寻觅觅”着生之快乐。

且看宋佚名《道山清话》：

晏元献为京兆，辟张先为通判，新得一侍，公甚属意。每张来，令侍儿歌子野词。其后王夫人浸不容，出之。一日子野至，公与之饮，子野作词令营妓歌之，末句云：“望极蓝桥，但暮云千里。几重山，几重水。”公闻之怃然曰：“人生行乐耳，何自苦如此？”亟命于宅库支钱，复取前所出侍儿，夫人亦不得谁何也！

晏元献即晏殊，他的本能欲望最终得到了满足，但来之不易。当初养了一个“甚属意”的侍儿，是本能欲望使然；后来因为夫人不容而“出之”，这是为了成全夫妇伦理，是道德理性起了作用；再后来感于张先歌词，欲望之火复燃，最后下决心买回被驱出的侍儿。真是“成如容易却艰辛”，如果不是张先之词触到了晏殊的“心中事”，他恐怕还不会不计后果地买回“意中人”。

宋代的词人填词是要承担一定的“风险”的，搞不好就会身败名裂。因为有“夜文学”、“隐私文学”之称的词，天生就与情、欲相亲，而与理、道相悖，所以，在道学先生或道学气很浓的人看来，填词无异于“劝淫”，而欣赏词也就是在消受情欲，二者都是“德不足”的表现。如黄庭坚就因填词而被僧人法修骂作“以笔墨劝淫，于我法中当下犁舌之狱”（黄庭坚：《小山集序》）。而二晏父子的填词遭遇，也颇能说明问题。魏泰《东轩笔录》卷五载：

王荆公初为参知政事，闲日阅晏元献公小词而笑曰：“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为耳，顾其事业岂止如是耶？”时吕惠卿为馆职，亦在坐，遽曰：“为政必先放郑声，况自为之乎！”

晏殊受到的批评还比较客气，没有人身攻击，可儿子就没有老子这样的运气了。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九载：

晏叔原，临淄公晚子。监颖昌府许田镇，手写自作长短句，上府帅韩少师。少师报书：“得新词盈卷，盖才有余而德不足者。愿郎君捐有余之才，补不足之德，不胜门下老吏之望。”

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讲求的是进德修业、德才兼备、德艺双馨，而晏几道以有余之才肆力偎红依翠、“追逼《花间》”的“小词”，显然不符合这个要求，所以韩少帅才毫不客气地说他是“才有余而德不足者”，并“好意”劝其补一补道德修养课。道学先生们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在宋人眼里，词为“小道”，是中国文学体系中的“庶出”者，与“嫡出”的诗文不可同日而语。“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欲阅小词。”（欧阳修：《归田录》）这一段文字，颇能说明词体在文人士大夫心目中卑下的身份和地位。“两宋人很热衷于作词，但又并不把词作看成是正宗，词基本上处于与小妾、妓女相类似的地位——既爱之好之而又轻之贱之，既摈之弃之又拥之近之。”^[13]由此引出一个非常有意思、非常耐人寻味的文学现象，即“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也”（胡寅：《酒边集序》）。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载：“雅言（万俟咏）初自集分两体，曰‘雅词’，曰‘侧艳’，目之曰‘胜萱丽藻’。后召试入宫，以侧艳体无赖太甚，削去之。”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还有词人，因为自己年轻时曾经作过词，便后悔不迭，千方百计地找出各种客观理由来为自己辩解、掩饰。如陆游就于《长短句序》中云：

雅正之乐微，乃有郑卫之音……千余年后，乃有倚声制辞，起于唐之季世。则其变愈薄，可胜叹哉！余少时汩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然渔歌菱唱，犹不能止。今绝笔已数年，念旧作终不可掩，因书其首以志吾过。

少时作词是“汩于世俗”，虽“晚而悔之”，但“念旧作终不可掩”，放翁于悔恨中又不免沾沾自喜，这是一种典型的词人心态。

词在宋代之所以能成为“一代之文学”，当然是宋代文学家们大力创作的结果。但由于主流文化的制约和影响，导致了文人士大夫对待词的矛盾态度：一方面，主流文化所赋予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以及传统的“发乎情，止乎礼”的诗教观，使他们缺少全身心投入“小词”创作的勇气，表现出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犹豫不决；另一方面，情有所感，不能无所寄托，意有所郁，不能无所宣泄，文人士大夫那些只属于个人隐私的幽约情愫需要有一个宣泄的渠道，而能“曲尽人情”的“小词”适可承担这项任务，于是“文章豪杰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而当他们一旦发现在这条充满“艳情”的创作道路上已经走得太远，脱离了社会道德伦理的规范时，便重新校正前进的方向，努力向主流文化靠拢，将自己留在词作中的“劣迹”清扫一通，然后若无其事地说：“谑浪游戏而已”。这种对于词体的矛盾态度，反映了宋代文人士大夫在情与理、“好德”与“好色”之间的矛盾心理。

宋人既为理所困，又被情所役，所呈现出来的生活形态就是一种分裂的生命状态。例如周辉的《清波杂志》卷十中载：“韩黄门持国，典藩觴客，早食则凛然谈经史节义及政事设施，晚集则命妓劝饮，尽饮而罢。虽簿尉小官，悉令登车上马而去。”再如彭乘的《墨客挥犀》卷八中载：“程丞相（琳）性严毅，无所推下。出镇大名，每晨起据案决事，左右皆惴恐，无敢喘息。及开宴召僚佐饮酒，则笑歌欢谑，释然无间。于是人畏其刚果而乐其旷达。”

这种情与理的矛盾冲突，反映在诗词创作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诗与词表现功能的分野。诗偏重于“理”，而词则专注于“情”。正所谓“情有文不能达、诗不能道者，而独于长短句中可以委婉形容之”（查礼：《铜鼓书堂词话》）。钱钟书先生对此分析得十分透彻：

宋代五七言诗讲“性理”或“道学”的多得惹厌，而写爱情的少得可怜。宋人在恋爱生活里的悲欢离合不反映在他们的诗里，而常常出现在他们的词里。如范仲淹的诗里一字不涉及儿女私情，而他的《御街行》词就有“残灯明灭枕头欹，谙尽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这样悱恻缠绵的情调，措词婉约，胜过李清照《一剪梅》词“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据唐宋两代的诗词看来，也许可以说，爱情，尤其是在封建礼教眼开眼闭的监视之下那种公然走私的爱情，从古体诗里差不多全部撤退到近体诗里，又从近体诗里大部分迁移到词里。^[14]

再如欧阳修，《宋史·欧阳修传》云：“为文天才自然，丰约中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苏轼于《居士集序》中说：“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欧阳修主张文学创作要关乎“风化”，认为“国之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因此，他曾上书朝廷，请求“敦谕词臣，兴复古道”，“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奏上时务书》）。他还强调文章要“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与黄校书论文章书》），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他还有个著名的诗歌“穷而后工”的诗学观点：

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梅圣俞诗集序》）

魏泰《东轩笔录》载：

庆历中，西师未解，晏元献公殊为枢密使。会大雪，欧阳文忠公与陆学士经同往候之。遂置酒西园，欧阳公即席赋《晏太尉西园贺雪歌》，其断章云：“主人与国共休戚，不惟喜悦得丰登。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晏深不平之，尝语人曰：“昔日韩愈亦能作诗词，每赴裴度会，但云‘园林穷胜事，钟鼓乐清时’，却不曾如此作闹。”

晏殊之所以恼怒欧阳修，是因为他没有像韩愈那样，在宴席上写粉饰太平、歌功颂德及宴乐之盛的诗歌，而是借诗来讽劝晏殊不要贪图宴安，还要想一想四十余万守边将士的艰苦生活。这是作为“诗人”的欧阳修以诗奉谏。

但就是这样一个“蓄道德而能文章者”，其词作却是“无愧唐人《花间集》”（罗大经：《鹤林玉露》丙集卷二），冶艳之处决不让浪子词人柳永。他的词基本上是在“金樽檀板”的宴乐场合写就的。如《醉蓬莱》词云：

见羞容敛翠，嫩脸匀红，素腰袅娜。红药阑边，恼不教伊过。半掩娇羞，语声低颤，问道有人知么。强整罗裙，偷回波眼，佯行佯坐。

更问假如，事还成后，乱了云鬟，被娘猜破。我且归家，你而今休呵。更为娘行，有些针线，诮未曾收啰。却待更阑，庭花影下，重来则个。

一对男女私会于“红药阑边”，又商量着如何用计骗过女方的母亲，待到夜深人静时再重会于“庭花影下”。看来欧阳公的确风情不浅，他也有从俗的一面。又如《盐角儿》词：

增之太长，减之太短，出群风格。施朱太赤，施粉太白，倾城颜色。　　慧多多，娇的的。天付与、教谁怜惜。除非我、偎著抱著，更有何人消得。

像这样的作品也算是猥亵不堪的。他还有《望江南》词：

江南柳，叶小未成荫。人为丝轻那忍折，莺嫌枝嫩不胜吟。留著待春深。　　十四五，闲抱琵琶寻。阶上簸钱阶下走，恁时相见早留心。何况到如今。

这是专写少女私情的词，却被政敌作为把柄，他两度被诬“帏薄不修”、“私从子妇”，可能都与此词有关。

作为词人的欧阳修，与作为诗人、古文家的欧阳修是有差异的，这也就是欧阳修的两面性；而这也是宋代文人士大夫在情与理矛盾冲突中的具体表现。欧阳修是有着典型意义的。

三、也无风雨也无晴

宋代统治者采取的是一种宽松状态下的精神禁锢，迫使文人士大夫必须要依附于国家政权，在忠君报国的理念下确定自我角色、位置；而在理学思想的影响下，文人士大夫又颇为自觉地将精神的枷锁套在了自己的身上。而思想的束缚，精神的压抑，使宋代文人士大夫再也没有了唐人那种神采飞扬、豪气干云的浪漫激情，而是代之以深沉含蓄的理性思考。唐人的生活是开放式的，性格是外露型的，他们张扬个性，注重个人的外部事业、功名，唯恐才美不外见，故文中多“怀才不遇”的感慨；宋人的生活是封闭式的，性格是内向型的，他们注重内心修养，比较看重个人对国家和社会的政治责任与道德义务，而抑制个性的自由，故文中多批判意识与忧患意识。可宋代文人士大夫的生活又是如此闲适，富有诗意；他们的心境是如此的稳定、平和与淡泊，似乎思想的束缚与精神的压抑并没有在他们心灵深处留有多大的伤痕。他们总是以一种超然旷达、随缘自适的心态来坦然面对人世间的风雨坎坷。究其缘由，则至宋代后，儒、释、道三教出于生存、发展的共同需要而发生了趋同性的变化，由原来的冲突、碰撞转为融合，都从注重外部事业、功名转向注重内心修养，在思想层面上开始了有机的融合，并成为了一种时代的思潮。如以儒学正脉自居的理学，其关于性命义理的哲学思想就可以在佛、道两家教义中找到部分渊源。程颐就曾坦率地承认其兄程颢的学术乃是“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明道先生行状》）。

儒、释、道三教合一，使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这一非此即彼、不可调和的传统价值观念与处世方式，在宋代文人士大夫这里进行了重新整合与定位：承担社会责任与追求个性的自由、人格的独立已不再是互相排斥的两极。

宋代文人士大夫的人格大多是很健全的。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使他们精神振奋，热情参与政治；而道家任自然、轻去就的思想和佛家追求自我解脱的思想又使他们能超然对待人生的荣辱得失。他们既不汲汲于富贵，也不戚戚于贫贱，穷达升沉，都不系于怀。居官时大多能勇担道义，勤于政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黜落时也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贬谪时也不怨天尤人，而是随遇而安，“一蓑烟雨任平生”。在宋代文人士大夫看来，个体的社会价值和生命意义既可以通过外在的事业、功名来实现，也可以在内心的适意与自足、自由中去求得，二者并不矛盾。正是基于这种旷达的人生态度，宋代的文人士大夫们才不至于为一些蜗角虚名、蝇头小利而患得患失。无论是官运亨通还是仕途坎坷，他们都能以“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平静心态坦然处之。

再者，宋代的文人士大夫大多属于“全能型”的艺术家，他们不仅能赋诗、填词、作文，而且精通绘画、音乐、书法，有的甚至还兼擅经学、史学，还对禅学研究颇深。兴趣广泛，调节情绪、自得其乐的方式多了，对外界的压力和内心的烦恼自然就会淡泊。

在人生的诸多追求中，常人所最看重的往往是个人的名利；而对于文人士大夫来说，则主要就是仕途和功业。因此，若要“看淡人生”，若要“清心寡欲”，首要和主要的事就是要淡功名利禄、荣华富贵之类身外之物，否则就是一句空话。对此，许多词人就都曾表达过相似的看法。如张昪有《满江红》词：

无利无名，无荣无辱，无烦无恼。夜灯前、独歌独酌，独吟独笑。况值群山初雪满，又兼明月交光好。便假饶百岁拟如何，从他老。

知富贵，谁能保。知功业，何时了。算箪瓢金玉，所争多少。一瞬光阴何足道，但思行乐常不早。待春来携酒殢东风，眠芳草。

这位曾任官至参知政事、枢密使的宰辅大臣，最终悟出了“知富贵，谁能保。知功业，何时了”的道理，只有把名利荣辱之类身外之物通通抛开，这才能无烦无恼。而另一位久战政治沙场的“老将”范仲淹，虽然平素以“先忧后乐”为抱负，却也说过这样一番看透政治功业的警世之言，其《剔银灯》词云：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　　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这就很清楚地说明：即便是在政治家的眼中，有时也会将千秋万代的帝王之业看得很淡。而对于个人仕途中的穷通得失，不少经历过政治风浪的词人就看得更“穿”了。如欧阳修《渔家傲》词云：“车马九门来扰扰，行人莫羡长安道。丹禁漏声衢鼓报，催昏晓，长安城里人先老。”你看，车如流水，马似游龙，有多少士人争着拥向都门，想在长安（喻京师）里谋个一官半职。殊不知这“长安城里人”是最不好做的，其中“先老”两字就暗示了他们将因仕途凶险而导致心力交瘁之前景。而饱经贬官打击的辛弃疾则对此有着更深刻的体会，他说：“拟倩流莺说与：记荣华、易消难整。人间得意，千红百紫，转头春尽。”（《水龙吟·寄题京口范南伯家文官花》）就像自然界千红百紫的春景转眼就会消逝那样，官场的春风得意也只是暂时的事。念此，他进而劝慰自己：“钟鼎山林都是梦，人间宠辱休惊。只消闲处过平生。”（《临江仙·再用韵送祐之弟归浮梁》）“钟鼎”、“山林”这二者在词人看来都是梦幻一场，那就何必要为仕途的穷达宠辱而自我惊扰呢？所以，这些词人正是通过看淡个人的功名利禄和荣华富贵来设法消释自己的烦恼。

不过，最能使宋代文人士大夫彻底松绑的法宝该是“人生如梦”的观念了。这样的话语，在词中就不知出现过多少次。如陈瓘《满庭芳》词云：“扰扰匆匆，红尘满袖，自然心在溪山。寻思百计，真个不如闲。浮世纷华梦影，嚣尘路、来往循环。”他是把浮世纷华全看作“梦影”。又如俞处俊《百字令》词曰：“岁月如驰，古今同梦，惟有悲欢异。”此言又明显继承苏轼《永遇乐》词句“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而来。再如刘克庄有词句云：“老子颇更事，打透利名关。百年扰扰于役，何异入槐安。梦里偶然得意，醒后才堪发笑，蚁穴驾车还。”（《水调歌头·解印有期戏作》）他也是把自己的大半生比作“南柯一梦”。凡此种种，都足以表明，词人为想从根本上消释愁闷，就不得不打出“人生如梦”这张牌来解决问题。而在这方面，苏轼有两句词可谓是最有力度的警策之言：“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西江月》）他人是常在事后才把以往的人生经历称为转头已空的旧梦，而他则更彻底地把现在进行着的人生也径直呼之为“梦”，这岂止是看淡人生，而是全盘地“看穿”了人生！

其实，文人们看淡或看穿人生，并非是看淡或看穿整个人生，而只是把人生中某些不必要的累赘之物看淡和看穿而已。对此，苏轼之词句说得相当明白“身外傥来都似梦”（《十拍子》），“傥来”指无意得来之物也。即谓功名利禄、高官厚爵之类东西，均不过是意外得来的身外之物耳，在苏轼看来都似梦境一场。由此看来，他所看淡或看穿的并非是人生本身，而只是那些附加而来的“傥来之物”罢了。而这些自身以外的附加物，弄得不好便是人生的累赘。“为米折腰，因酒弃家，口体交相累”（苏轼：《哨遍》），只为求得五斗米的俸禄，不惜去弯腰逢迎上司，只为求得美酒佳肴的享受，不惜抛弃可爱的家乡到外地去做官，弄得口体交累、身心交瘁，这岂不证明对于追求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的人来说，功名利禄之类东西都是累赘吗？所以词人努力地看淡人生，往深处说，却又是珍惜生命的另一种表现形态。这是因为，看淡了人生中不必要的累赘之物并设法减少它们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就像减掉负数反而增值一样，肯定会使人生的质量有所提高。

也正是因为看淡或看穿人生中不必要的累赘之物，宋代文人士大夫就十分认同“知足常乐”的观念。辛弃疾《清平乐·检校山园书所见》词云：

连云松竹，万事从今足。拄杖东家分社肉，白酒床头初熟。

西风梨枣山园，儿童偷把长竿。莫遣旁人惊去，老夫静处闲看。

词人抱着知足常乐的态度，他能比较平静地对待自己的隐居生活，从中品味出官场里所无法享受到的闲适之乐。他还有特别的警策之词句：“若要足时今足矣，以为未足何时足？”（《满江红·山居即事》）又如吴潜《满江红》词云：

细阅浮生，为底事、区区碌碌。算只是、信缘随分，早寻归宿。造物小儿忺簸弄，翻云覆雨难擐触。谩一堆、岁月鬓边来，跳丸速。

田二顷，非无粟。官四品，非无禄。更不知足後，待何时足。恰好园池原自有，近来新创三椽屋。且饥时、吃饭困时眠，平为福。

再如曹组《相思会》词云：

人无百年人，刚作千年调。待把门关铁铸，鬼见失笑。多愁早老，惹尽闲烦恼。我醒也，枉劳心，谩计较。　　粗衣淡饭，赢取暖和饱。住个宅儿，只要不大不小，常教洁净，不种闲花草。据见定、乐平生，便是神仙了。(www.xing528.com)

他们都认为，官不必越做越大，田不必越买越多，房子也不必越住越豪华，只需饥时有饭吃，困时有觉睡，就是神仙般的生活了。

因此，宋代文人士大夫在遭受外来力量的打击，抗争无效的情况下，也不是消沉，自有其求得自我振作的精神良方。

一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不管外部的环境如何不利，却尽力保持其内心的泰然。这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苏轼的《定风波》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在词人看来，风雨也罢，阳光也好，本是自然界正常的现象，因此又何必因一时的阴晴而干扰了自己的心境？何况，词人早已修炼成了“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处变不惊之大本事，故而眼前这点“穿林打叶”的风雨又何足惊怪？这样，苏轼就用“任天而动”的哲学思想和“君子坦荡荡”的人生襟怀战胜了贬谪所带来的精神苦闷，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失意泰然”的思想境界。

二是任运随缘，乐天知命，通过自我宽慰来调整和平衡心态。盖人心之不平，缘起于外部世界的不公平。但是，尽管人们无法改变外部世界的不公平，可对于自己内心的不平却是有可能进行局部的调控的，对词人来说，其常用的手段与有效的方法便是“认命”。由此，我们便在宋词中读到大量任化随缘、乐天知命的话语。如倪偁词云：“万事尽皆前定，人生底有干忙。”（《西江月》）如曹冠词云：“外物随缘故泛应，无心仕止常知足。”（《满江红》）如管鉴词云：“富贵功名任运，佳辰乐事随缘。”（《西江月》）如吴儆词云：“尘世白驹过隙，人情苍狗浮云。不须计较劳神，且恁随缘任运。”（《西江月》）如范成大词云：“富贵功名皆由命，何必区区仆仆。”（《酹江月》）如辛弃疾词云：“随缘道理应须会，过分功名莫强求。”（《瑞鹧鸪》）如汪晫词云：“劝人生，且随缘分，分外一毫莫取。”（《贺新郎》）……真是俯拾即是，不胜枚举。这种思想的典型描述则可举赵师侠的《踏莎行》词：

万事随缘，一身须正。功名富贵皆前定。多图广计要争强，如何人力将天胜？　　枉费机谋，徒劳奔竞。到头毕竟由他命。安时处顺得心闲，饥餐困寝亏贤甚。

还有朱敦儒的二首《西江月》词：

世事短如春梦，人情薄似秋云。不须计较苦劳心，万事原来有命。　　幸遇三杯酒好，况逢一朵花新。片时欢笑且相亲，明日阴晴未定。（其一）

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　　青史几番春梦，黄泉多少奇才，不须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现在！（其二）

词人能有如此旷达的胸襟，本着万事随缘的思想，倒也能消释心中的种种欲念和不平之感，达到乐天知命、安时处顺的“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境地。

四、勇担道义的爱国情怀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弘毅忠壮，忘身忧国。这是知识分子传统人文精神最基本的内核。

应该指出，宋代有相当一大批文人士大夫是深具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王夫之于《读通鉴论》（卷二十六）中比较唐、宋士人对物质生活的不同态度曰：

盖唐自立国以来，竞为奢侈，以衣裘仆马亭榭歌舞相尚，而形之歌诗论记者，夸大言之，而不以为怍。韩愈氏自诩以知尧舜孔孟之传者，而戚戚送穷，淫词不忌，则人心士气概可知矣。……延及有宋，膻风已息，故虽有病国之臣，不但王介甫之清介自矜，务远金银之气，即如王钦若、丁谓、吕夷简、章惇、邢恕之奸，亦终不若李林甫、元载、王涯之狼藉，且不若姚崇、张说、韦皋、李德裕之豪华，其或毒民而病国者，又但以名位争衡，而非宠赂官邪之害，此风气之一变也。

由此一端，唐、宋士人操行名节之高下就可立判。王安石云：“功名如梦幻，气节之士，岂肯摧气节以就功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三十四）正是宋代文人士大夫看待人生价值的普遍态度。

再看一则资料，《宋史·忠义传序》云：

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撼，况其他哉！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足示意向。厥后西北疆场之臣，勇于死敌，往往无惧。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

此段文字颇能代表北宋文人士大夫阶层基本的精神风貌。

词，于一般宋人心目中，通常只是一种吟风弄月、抒写私生活环境中产生之感情的文体，所谓“词，古诗流也，吟咏情性，莫工于词”（尹觉：《坦庵词跋》）。“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张炎：《词源》卷下）。因此，从晚唐五代到北宋的词篇中，就较少写到重大的社会题材与生活内容，基本未能反映出文人士大夫阶层对于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靖康之难，天塌地陷，二帝北狩，高宗南渡，金兵铁蹄踏碎了帝王之家“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赵佶：《眼儿媚》）的繁华清梦，也将整日偎红依翠、浅酌低唱的词人拉到了烽火连天的现实中来。他们痛悼故国，高歌抗战，力诋投降，将词体这种花间樽前侑酒佐欢的工具变成了宣传抗战复国的武器。这就使得文人士大夫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感得以在原被视为“小道”的词体中获得了充分的展示和前所未有的张扬。在这些产生于国家多事之秋的词篇中，人们终于在词的领域里感知了中国古代士大夫的高风亮节。

如李纲是两宋之际的抗金名臣，他有《苏武令》词云：

塞上风高，渔阳秋早。惆怅翠华音杳，驿使空驰，征鸿归尽，不寄双龙消耗。念白衣、金殿除恩；归黄阁、未成图报。　　谁信我、致主丹衷，伤时多故，未作救民方召。调鼎为霖，登坛作将，燕然即须平扫。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

这是李纲在罢相后的词作，表达了词人的报国理想不断遭受挫折之后，仍念念不忘恢复故国的耿耿忠心。他在《与李泰发（光）端明第一书》中说：“自闻贤者得请去朝，与士大夫同深惋惜。不任天下之责，而敦怀云海之上，其自为计则得之矣，第未知果能恝然忘情于世乎否也？天方艰难，使正人端士乍进乍退，徒有出入之劳，何补于事？然精忠之极，乃身在外，心罔不在王室，顾毋忘此念！”这与《苏武令》词所抒发的爱国情怀正好相呼应。

如岳飞，大家都熟悉他的那首“怒发冲冠”的《满江红》词，这里我们再看他的另一首《满江红》词：

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铁骑满郊畿，风尘恶。

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

岳飞在《五岳祠盟记》中发誓要“养兵休卒，蓄锐待敌。嗣当激励士卒，功期再战，北逾沙漠，蹀血虏庭，尽屠夷种”，与这首《满江红》词的慷慨豪壮之气是一致的。

宋高宗绍兴九年（1139年），宋、金和议已成定局，但罢官在家的李纲仍上书反对。此时也已休官还乡的张元幹闻讯后，满怀激情地写下了《贺新郎·寄李伯纪（纲）丞相》词：

曳杖危楼去。斗垂天、沧波万顷，月流烟渚。扫尽浮云风不定，未放扁舟夜渡。宿雁落、寒芦深处。怅望关河空吊影，正人间、鼻息鸣鼍鼓。谁伴我，醉中舞？　　十年一梦扬州路。倚高寒、愁生故国，气吞骄虏。要斩楼兰三尺剑，遗恨琵琶旧语。谩暗涩、铜华尘土。唤取谪仙平章看，过苕溪、尚许垂纶否？风浩荡，欲飞举。

在反对宋、金和议的士大夫中，时任枢密院编修官的胡铨态度最为激烈，遭到秦桧迫害。胡铨离京时，无人敢相送；而寓居于福州的张元幹在胡铨途径福州时，作《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词：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孤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如许。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销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

此词与上一首《贺新郎》堪称先后辉映的姊妹篇。张元幹不惧强权、不畏风险、坚持正义的精神令人敬佩。故纪昀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称这二首词“慷慨悲凉，数百年后尚想其抑塞磊落之气”。

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兵大举南侵，宋将虞允文于采石矶大破之，金主完颜亮也为部下所杀。张孝祥闻之，喜不自禁，满怀豪情写下《水调歌头·闻采石战胜》词：

雪洗虏尘静，风约楚云留。何人为写悲壮？吹角古城楼。湖海平生豪气，关塞如今风景，剪烛看吴钩。剩喜燃犀处，骇浪与天浮。

忆当年，周与谢，富春秋。小乔初嫁，香囊未解，勋业故优游。赤壁矶头落照，肥水桥边衰草，渺渺唤人愁。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

这是南宋前期为数不多的胜利凯歌，词人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但采石大捷刚过去不久，张孝祥就听到和议的消息。在一次宴会上，他按捺不住一腔愤慨，即席赋《六州歌头》词：

长淮望断，关塞莽然平。征尘暗，霜风劲，悄边声，黯销凝。追想当年事，殆天数，非人力，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隔水毡乡，落日牛羊下，区脱纵横。看名王宵猎，骑火一川明，笳鼓悲鸣，遣人惊。

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渺神京。干羽方怀远，静烽燧，且休兵。冠盖使，纷驰骛，若为情。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

清人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以为这首词“淋漓痛快，笔饱墨酣，读之令人起舞”。

宋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年），陈亮好友章森使金，陈亮写有赠别词《水调歌头·送章德茂（森）大卿使虏》，以壮其行，兼寓己志。词云：

不见南师久，漫说北群空。当场只手，毕竟还我万夫雄。自笑堂堂汉使，得似洋洋河水，依旧只流东？且复穹庐拜，会向藁街逢！

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

淳熙十五年（1188年）春，陈亮于京口期间，登上北固山之多景楼，极目北望沦陷之地，慨然而作《念奴娇·登多景楼》词：

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长江，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疆场！

这首《念奴娇》词，可算是陈亮的抗战方略及对山川形势之分析的形象化说明。

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年），辛弃疾任镇江知府，一次登上京口北固亭，凭高远眺，怀古忆昔，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写下了千古传诵的杰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词：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其中的“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质问，表达了一个一生致力于恢复中原的烈士，人到暮年仍壮心不已的豪迈气概。他还有一首《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词：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灸，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此词充满着一种悲壮之情，给人以巨大的震撼力量。

祥兴元年（1278年）十二月，文天祥被俘，与邓剡一同被解送元大都。邓剡因病被留，文天祥继续被押解北上。临别时，邓剡作《酹江月》词赠行，文天祥用同调同韵作和：

乾坤能大，算蛟龙、元不是池中物。风雨牢愁无著处，那更寒虫四壁。横槊题诗，登楼作赋，万事空中雪。江流如此，方来还有英杰。　　堪笑一叶飘零，重来淮水，正凉风新发。镜里朱颜都变尽，只有丹心难灭。去去龙沙，江山回首。线青如发。故人应念，杜鹃枝上残月。

“镜里朱颜都变尽，只有丹心难灭”与其“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的慷慨悲歌同一精神气度；而“江流如此，方来还有英杰”的执著信念，则表达了他对复兴国家民族大业的坚强信心。他还有一首忠义凛然、气壮山河的《沁园春·题潮阳张许二公庙》词：

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气分，士无全节；君臣义缺，谁负刚肠。骂贼睢阳，爱君许远，留取声名万古香。后来者，无二公之操，百炼之钢。　　人生翕歘云亡。好烈烈轰轰做一场。使当时卖国，甘心降虏，受人唾骂，安得流芳。古庙幽沈，仪容俨雅，枯木寒鸦几夕阳。邮亭下，有奸雄过此，仔细思量！

王国维《人间词话》云：“文文山词，风骨甚高，亦有境界，远在圣与（王沂孙）、叔夏（张炎）公瑾（周密）诸公之上。”此评语甚是！

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封建社会里，宋代应是一个较软弱的王朝，在内忧外患中度过了风雨飘摇的三百多年，特别是宋室南渡后，更是国家民族的命运系于一线。这自然就使得文人士大夫心中酝酿成一腔报国激情，又因现实情况使然，有着一种“英雄失路”的悲情，并通过词表现出来。这种勇担道义之爱国情怀的摅写，不啻为黄钟大吕，撼人心魄！

【本讲小结】

本讲内容首先强调了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农业文明物质基础上，发生与形成的一种相对统一的精神方式，并直接导致了社会结构与精神结构的恒久。然后分析了人类原初的诗性智慧在中华民族得以保存、延续的最重要的社会条件；说明了诗的文化功能从一开始就压倒了诗的审美功能。结论中国文化的本体是诗，其精神方式是诗学，其文化基因库是《诗经》，其精神峰顶是唐诗。一言以蔽之，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再下面则通过对《诗经》、唐诗及宋词的文化解读，一方面是印证“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这一论点；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对这三个点的剖析，拓展古典诗歌欣赏的思路和方法。

【思考与练习】

1.试论述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关系。

2.就你对现实生活的观察理解，试举例说明诗歌与其他门类艺术的关系。

3.为什么说《诗经》是周代文化的百科全书？

4.试举例说明唐诗里所表现出来的传统文化精神。

5.宋词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元素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6.试比较分析唐诗与宋词所呈现出来的文化差异性。

【扩展阅读】

1.刘士林.2006.中国诗性文化［M］.海口：海南出版社.

2.刘士林.2006.中国诗学精神［M］.海口：海南出版社.

3.褚斌杰，谭家健.1998.先秦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4.袁行霈.2005.中国文学史第1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5.洪湛侯.2002.诗经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

6.杨海明.2002.唐宋词与人生［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7.张玉璞.2002.浅酌低唱：宋代词人的文化精神与人生意趣［M］.济南：济南出版社.

【注释】

[1]［德］弗洛伊德著：《文明及其缺憾》，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2]［意］维柯著：《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3]［德］尼采著：《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三联书店1986年版。

[4]罗根泽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5]罗根泽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6]［美］刘若愚著：《中国的文学理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7]郑临川编：《闻一多论古典文学》，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

[8]陈寅恪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三联书店2001年版。

[9]闻一多著：《宫体诗的自赎》，见《闻一多全集》第3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

[10]闻一多著：《宫体诗的自赎》，见《闻一多全集》第3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

[11]闻一多著：《宫体诗的自赎》，见《闻一多全集》第3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

[12]陈寅恪著：《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

[13]朱崇才：《宋代词学的矛盾价值观》，载《文学遗产》1995年第1期。

[14]钱钟书著：《宋诗选注·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