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因曾任右拾遗，后世称为陈拾遗，青少年时家庭较富裕，为人“尚气决，好弋博”，轻财好施，慷慨任侠，总之，在儒家文化和封建正统道德意识标准下，他所经受的巴蜀文化熏染而形成的人文性格属于“另类”。蜀中文风的繁盛，使他得在24岁时举进士，武则天就很准确地指出过他崛起的原因是：“地籍英灵，文称晔官”。蜀人的骄狂大胆哺育了陈子昂直言敢谏作风，时武则天当政，信用酷吏，滥杀无辜。他不畏迫害，屡次上书谏诤。并一度因“逆党”反对武则天的株连而下狱。陈子昂在《谏政理书》和《谏刑书》等文中明确宣言了他之主张仁心仁政与武周之以刑法治世的深刻分歧，以及他对武周执政者的寄望。
如果说，大汉文学运行的特点是作家必须进入宫廷，融入国家政治的“主旋律”之中，那么唐代文学则是以“行走”为特点，游历社会的各个层面和遍历各个地域生活，融入人生，去感知、体味丰富复杂的生命现象，盛唐文学的缤纷多姿，原因亦基于此。陈子昂的第一次游历是他二十二岁时，考试落第后，“居蜀，学神仙之术，与晖上人游”，这可以从陈子昂所说的“嗟乎，朝廷子入，期富贵于崇朝；林岭吾栖，学神仙而未毕”[5]中看到。蜀中浓郁的道家文化氛围，制约着陈子昂看待人生的方式，决定着他的审美价值取向，其《夏日游晖上人房》诗云：“山水开精舍，琴歌列梵筵，人疑白楼赏，地似竹林禅，对户池光乱，交轩岩翠连，色空今已寂，乘月弄澄泉，平生自兹毕”（《卧疾家园》），这种生活是绚丽多彩的，是充满感性的切实的人生。但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又呼唤着他，因病、居丧、赋闲等边缘式生活，使他常常伤悼着自我人生：“世上无名子，人间岁月赊。纵横策已弃，寂寞道为家”（《秋园卧疾呈晖上人》）。陈子昂于兹全无高蹈自然者的那份潇洒，对退出主流社会的心有不甘和功业难成的内心郁结，使他常常以美丽的自然山水慰藉自己：“皎皎白林秋，微微翠山静。禅居感物变，独坐开轩屏。风泉夜色杂，月露清光冷。多谢忘机人，尘忧未能整”《酬晖上人秋夜山亭有赠》）。陈子昂第二次退居山林，是其31岁时，经7年宦海风波之后，“以继母忧，解官返里”[6]。其间，即垂拱二年（686），他随左补阙乔知之军队到达西北居延海、张掖河一带戍边。通天元年（696），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叛乱，他又随建安王武攸宜大军出征。两次从军，使他对边塞形势和当地人民生活获得较为深刻的认识，其化为文字的感受就成为边塞诗派的发轫。圣历元年（698），因父病而解官回乡，成为陈子昂的第三次归隐，这是他最后的人生阶段，38岁的他怀着对当道的完全绝望，带着政治炼狱给他烙上的遍体鳞伤，表请解官，“遂葺宇于射洪西山，种树采药”[7]。但这并非彻底虚无，他要系统总结自己，要全面地认识这个世界，通过社会发展的现象去寻找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著史立言，推求天命，以求从另一方面实现自我价值，这却违背了当朝不准撰写当代史的禁令，被宵小作为口实而下狱，一个天才人物42岁而卒，实为千古憾事！陈子昂死后，其友人卢藏用为之编次遗文10卷。
陈子昂对盛唐文学的开拓，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标举风骨、提倡兴寄，导引出唐代文学的健康发展；开创边塞诗派，将时代精神和大唐帝国的盛世状貌表现出来；诗体和文体的创新实验，为唐代文学的体裁形式多元化和繁荣奠定基础。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陈子昂都表现出鲜明的创造革新精神。一种全新的文学创造的开始，首先需要的是审美理性的自觉，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一文中，他提出：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逦逶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
这些言论，表明他要求诗歌继承《诗经》“风、雅”的优良传统，有比兴寄托，有政治社会内容；同时要恢复建安、黄初时期的风骨，即思想感情表现的明朗，语言顿挫有力，形成一种爽朗刚健的风格，一扫六朝以来的绮靡诗风。他的诗歌创作，即是这种进步主张的具体实践。他的悲慨显示出特殊的文采，特殊的情调和特殊的韵味。由于他生不逢时，屡受冷落，屡遭陷害，所以他的“悲慨”犹如骏马失蹄的哀鸣，极具强烈的抒情性。《送魏大从军》的“雁山横代北，狐塞接云中。勿使燕然上，独有汉臣功”、《横吹曲辞·出塞》的“忽闻天上将，关塞重横行。始返楼兰国，还向朔方城。黄金装战马，白羽集神兵。星月开天阵，山川列地营。晚风吹画角，春色耀飞旌。宁知班定远，独是一书生”，以及《感遇·十五》的“本为贵公子，平生实爱才。感到思报国，拔剑起蒿莱。西驰丁零塞，北上单于台。登山见千里，怀古心悠哉！谁言未忘祸，磨灭成尘埃”等，莫不如是。这些作品内在精神是昂扬向上的，充满了积极建设、破旧立新的活力，突出表现为声律之探索和“兴寄”尤其是“风骨”之提倡两个重点。如其《感遇》组诗：“白日每不归，青阳时暮矣。茫茫吾何思，林卧观无始”，“玄天幽且默，群议曷嗤嗤。圣人教犹在，世运久陵夷”，“默语谁相识，琴樽寄北窗”，“人生固有命，天道信无言”，“一绳将何系？忧醉不能持。去去行采芝，勿为尘所欺”等，都表现了一个思想者对社会、人生，对生命的深沉思考，天地无穷、人生有限的感伤，那种阅尽人世沧桑、满腹抱负成泡影的悲哀，在苍穹中久久回荡。
陈子昂存诗共100多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感遇》诗38首，《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7首和《登幽州台歌》等。《感遇》组诗反映了较广阔的社会生活和复杂的思想感情，其中如“苍苍丁零塞”、“朝入云中郡”篇，反映北方边塞战士和人民的苦难；“丁亥岁云暮”篇反映并批评武后准备开凿蜀山经雅州道攻击生羌的劳民伤财，“圣人不利己”篇批评武后崇拜佛教，大兴土木等，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贵人难得意”、“翡翠巢南海”等篇，以较曲折的方式讽刺武后滥施刑罚，使臣僚不得善终；“逶迤势已久”篇申述骨鲠之臣没有出路；“兰若生春夏”篇慨叹自己的抱负无法施展，都从不同角度对时政进行了批判，蕴含个人的独立价值、自我人格实现的向往。还有部分诗篇，感叹祸福无常，向往神仙和隐逸生活，表现了消极遁世的苦闷情绪，体现着“巴蜀崇道”的地域文化特征。《感遇》在运用五言古体和质朴的语言，以较隐晦曲折的方式表现时政的黑暗和诗人彷徨苦闷的心情方面，其中少数篇章，注意反映边塞风光和下层人民苦难，风格豪放明朗，表现出鲜明的文体创新特点。短篇如五律《晚次乐乡县》、《渡荆门望楚》、《春夜别友人》、《送魏大从军》等，抒情写景，形象鲜明，音节浏亮，风格雄浑，显示出近体诗趋向成熟时期的特色和他自己刚健有力的诗风。元代的方回认为其五律在艺术唯美标准上可与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诸人媲美，都是唐人“律体之祖”[8]，卢藏用说他“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9]，宋刘克庄《后村诗话》说：“唐初王、杨、沈、宋擅名，然不脱齐梁之体，独陈拾遗首倡高雅，冲淡之音。一扫六代之纤弱，趋于黄初、建安矣”。元好问《论诗绝句》也云：“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其后张九龄的《感遇》诗、李白的《古风》，都以他的《感遇》诗为学习对象。杜甫对他评价极高：“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陈拾遗故宅》）。杜甫不少关心国事民生的诗篇，可明显地看出是受了他的影响。白居易《与元九书》、元稹《叙诗寄乐天书》等，都谈到他们在讽喻诗的写作试验中，受到陈子昂《感遇》诗的启发。白居易还把陈子昂与杜甫相提并论，说：“杜甫陈子昂，才名括天地”（《初授拾遗》）。(www.xing528.com)
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前驱者，陈子昂的散文也很著名，《新唐书·陈子昂传》说：“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他的散文、对策、奏疏，都是朴实畅达的古代散文典范，成为唐代开风气之先者。唐代散文作家对他的散文，常给以很高的评价。如萧颖士认为“近日陈拾遗子昂文体最正”[10]；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说“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韩愈《荐士》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柳宗元也说著述、比兴二道，即文、诗二者，作者罕能兼美，陈子昂则是“称是选而不作者”[11]其文体开创意义和世人的公论，于此可见。
作为一个巴蜀作家，他给世人留下众多的巴蜀题材作品，如《初入峡苦风寄故乡亲友》尤其是《白帝城怀古》的“城临巴子国。台没汉王宫。荒服仍周甸。深山尚禹功”，简直就是一段巴蜀简史。而对巴蜀美丽山水描绘的如《度荆门望楚》：“遥遥去巫峡。望望下章台。巴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城分苍夜外。树断白云隈。今日狂歌客。谁知入楚来”，又如《万州晓发放舟乘涨还寄蜀中亲朋》表现的：“苍芒林岫转，络绎涨涛飞，远岸孤烟出，遥峰曙日微”，以及《入峭峡安居溪伐木溪源幽邃林岭相映有奇致焉》绘写的“古树连云密，交峰入浪浮。岩潭相映媚，溪谷屡环周。路迥光逾逼，山深兴转幽。麇鼯寒思晚，猿鸟暮声秋”等，都是从各个方面再现着巴蜀地区奇异的山水景物。写景是为了抒情，这在他的《感遇》组诗中体现得特别突出，如《感遇·二十七》：“朝发宜都渚，浩然思故乡。故乡不可见，路隔巫山阳。巫山彩云没，高丘正微茫。伫立望已久，涕落沾衣裳”，《感遇·二十八》：“羯来高唐观，怅望云阳岑。雄图今何在，黄雀空哀吟”，《感遇·卅二》“亲友尽睽违，登山望不见……蜀山与楚水，携手在何时”。《感遇·卅六》“浩然坐何慕，吾蜀有峨眉……梦登绥山穴，南采巫山芝。探元观群化，遗世从云螭”等。
从这些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到，巴蜀情结，成为他作品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构成，以至于他下笔总是萦怀着乡情，《西还至散关答乔补阙知之》就表现得甚为鲜明：“巴江亦潺湲，揽衣度函谷。衔涕望秦川，蜀门自兹始，云山方浩然”，又如《酬李参军崇嗣旅馆见赠》：“昨夜银河畔，星文犯遥汉。今朝紫气新，物色果逢真。言从天上落，乃是地仙人”，化用的就是关于汉代蜀人严君平和“支机石”的传说。在他的人生漫游中，眼前的一切，常常引发起他的故乡情怀，如《登蓟丘楼送贾兵曹入都》的“辽海方漫漫，胡沙飞且深。峨眉杳如梦，仙子曷由寻”，和《夏日晖上人房别李参军崇嗣》的“中国要荒内，人寰宇宙荣。弦望如朝夕，宁嗟蜀道行”等。这种深深的故土情结，使他的作品常常充盈对家乡的自豪感，所谓：“蜀山金碧路，此地饶英灵。送君一为别，凄断故乡情。片云生极浦，斜日隐离亭。坐看征骑没，惟见远山青”（《送殷大入蜀》），甚至于：“违此乡山别，长谣去国愁”（《遂州南江别乡曲故人》）。
巴蜀文化崇尚华美艳秾文风，铸造着陈子昂创作的地域审美思维，这在《于长史山池三日曲水宴》中体现得极为典型，如：“泛滟清流满，葳蕤白芷生。金弦挥赵瑟，玉指弄秦筝。岩榭风光媚，郊园春树平。烟花飞御道，罗绮照昆明”，又如《山水粉图》特别是《彩树歌》云：“嘉锦筵珍树兮，错众彩之氛氲。状瑶台之微月，点巫山之朝云。青春兮不可逢，况蕙色之增芬。结芳意而谁赏，怨绝世之无闻。红荣碧艳坐看歇，素华流年不待君。故吾思昆仑之琪树，厌桃李之缤纷”，以及《春台引·寒食集毕录事宅作》的：“挟宝书与瑶瑟，芳蕙华而兰靡。乃掩白苹，藉绿芷。酒既醉，乐未已，击青钟，歌渌水。怨青春之萎绝。赠瑶台之旖旎”等，还包括《春夜别友人二首》的浓墨重彩笔法：“银烛吐青烟。金樽对绮筵。离堂思琴瑟。别路绕山川”，皆是。陈子昂为人好纵横任侠，又好佛老神仙，体现着巴蜀地域人文性格的特点，闻一多就认为，陈子昂思想和性格的形成首先是受了地域文化的影响：“从性格和生活态度来看，子昂和太白极近，用先秦学派思想来衡量他，可说是属于纵横家兼道家。太白平生景仰的不是那位战国的鲁仲连么……因而他常想能用超人的力量为人排难解纷，进而至于求仙超世，既重功名，又尚清远，子昂和太白同出生于西蜀，受了当地风气的影响，所以形成与众不同的诗风”。况且“巴蜀半道”，“说到道家气质，可说是他的家风”，“他的家庭的确是一个充满道教气味的家庭，便是读书环境也影响着他”。
在闻一多看来：“子昂早年是赌徒，又奉道教，两者其实是合一的，因为道教所持颇有一种游戏人间的态度。不过拿他和太白比较，子昂还算稳重，这是由于一部儒家思想使他的生活态度有所限制，所以在他的诗里，我们还可见到他某些悲伤沉恸的地方”。他概括道：“陈子昂的复杂思想，可以说纵横家给了他飞翔之力，道家给了他飞翔之术，儒家给了他顾尘之累，佛家给了他终归人世而又能妙赏自然之趣”[12]，其创造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亦由之而具，也正是因为此，他才被视为唐代文学第一人，是“唐音之始”。刘克庄在《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七十三《诗话前集》中云：“太白《古风》六十八首，与陈拾遗《感遇》之作，笔力相上下，唐诸人皆在下风”。唐代巴蜀作家对一个盛世文学的贡献，可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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