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人与蜀学的分析介绍

第一节　蜀人与蜀学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推翻后周政权，建立宋王朝，又以“杯酒释兵权”确立中央集权和文官政治。“宰相须用儒者”，“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人”^[1]，成为两宋王朝文化政策的核心，中国文官官僚制度至此已经成熟。文人士大夫既完全依附于国家政权，又是这一政权的支柱，加上宋开国以来对士大夫采取优容的政策^[2]，使他们更具有政治热情和积极表现自己的欲望，高谈激论，结党结派，成为风气。有宋一代最深刻的社会变化，就是门阀士族的完全消失，正如陈傅良在《答林宗简》所说“家不尚族谱，身不重乡贯”，世俗读书人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士人的境况发生了巨大的改观。宋代“自在卿相”日渐增多，如欧阳修、梅尧臣、苏氏父子、黄庭坚等皆以寒微而致显。宋代文官多，官俸高，赏赐重，大臣傲，重文轻武，文化繁盛，整个时代风尚社会氛围精神气质与此前的封建社会大异其趣。与此互为因果的是科举制度的完善。宋初取士，袭唐代旧制，每岁不过二三十人，到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则放进士近500人，是宋初的20倍，两宋118场考试中登第人数达十万至十一万之间，而可考人物已达四万。宋的疆域小于唐，而“官五倍于旧”^[3]。政治权力对社会的广泛开放，使得中下层世俗地主、文人士子，甚至平民阶层均可由科举攀升而直抵社会上层，明末思想家顾炎武就盛赞过其“过于前人”“汉唐之所不及”^[4]的文化宽容政策。与汉、唐并称为“后三代”的宋代，在整体国力强盛上弱于汉、唐，但在文化领域、精神创造上却有着其他朝代难以替代的成就，是中国文化发展成自觉自为的时代，“隆宋”与“盛唐”，同为人们公认的中国文化发展的两大巅峰。陈寅恪先生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宗之世”^[5]，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也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今人邓广铭亦谓：“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建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就是空前绝后的^[6]。邓子琴在《中国风俗史》中，把宋作为“士气中心时代”的发端：“中国宋代以后，社会、国家所以赖以维持不坠者，厥为一般士人之气节、做人之风格”。

有宋一代的睿智和理性精神造就了显著的科技成就，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火药等三大发明得以实际应用，苏颂创制了世界上第一台天文钟——水运仪象台，系统的科技史著作如沈括的《梦溪笔谈》等，蜀人唐慎微的《证类本草》是最早的、几乎囊括了我国宋以前的本草精华，成为我国古代本草药学的渊薮。也就是说，经过唐慎微的广采博收，完成了对宋以前本草的集大成工作，明代李时珍编写《本草纲目》的蓝本即是此书，李约瑟评价说：“十二、十三世纪的《大观经史证类本草》的某些版本，要比十五和十六世纪早期欧洲的植物学著作高明得多”，这都与处于中世纪宗教神权体制下西方世界的野蛮落后形成鲜明对比（18世纪的歌德曾经专门对比论述过这种差异）；城市与商业的发达，商品经济的初萌，导致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在蜀中的问世，国家的整体实力，居于当时世界前列；而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活跃程度，是当时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难以企及的，理学盛行，道教、佛教及其他外来宗教均大行于世；文化传播事业也得到大发展，作为大众传播手段的印刷业开始真正发生重大的作用（宋太祖971年派人到蜀中监雕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的佛教总集《大藏经》5048卷，人称“《蜀藏》”），进入印刷时代的文学创作出现一些新特点，纸张成为普通的商品、印刷术的普及、书肆的活跃、大众娱乐的发展，都使得文人作品容易传播，传统文学不再是少数阶层的专利，而开始了一个普及化的进程。

文化典籍在宋代广为流传，促进了知识阶层的扩大，曾巩《苏明允哀词》载，苏轼作品“自京师至于海隅障徼，学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书”，僧惠洪《冷斋夜话》称黄庭坚的“诗词一出，人争传之”，这种广泛的传播当然不可能仅仅局限在文人的圈子内。当然，商人为了赢利，常选择迎合读者趣味的名家作品来粗刊滥刻，曾使得苏轼跌足而叹^[7]。而与官府传媒“邸报”相对立的民间“小报”的公开出版和发行，也透射出民主的信息；“词”成为整个宋代文学的标志，文人的情感意识与诗歌模式的构成与变化，宋词成为这一时期的文学高峰。“词为艳科”、“词为别体”的观念体现为“诗庄词媚”的口号，是以不必再与唐人争锋，又在抒情性与音乐性方面狠下工夫，趟出自己一条全新的路子；话本、戏曲也较盛行，《碾玉观音》、《错斩崔宁》等话本小说及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等，作者运用白话这种新的文学语言，塑造小商人、手工业工人等新的人物形象，表达他们争取婚姻自由、反对封建压迫的斗争，已达到相当成熟的阶段，对后世戏曲、小说有深远的影响；绘画则以山水花鸟著称，据《宣和画谱》的记载，晚唐蜀中黄筌父子的画法，“自祖、宗（按：指宋太祖、太宗）以来，图画院为一时之标准，较艺者视黄氏体制为优劣去取”，张扬着精细唯美的路子。

在审美取向上，不再是“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式高大阔远的“诗境”，而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细腻微妙的“词境”。晚唐西蜀“花间词”人的文学新体式创造，为宋代文坛带来全新的局面：“士大夫平常总是道貌俨然，写诗作文从来不敢逾越言志载道的范围，不敢过于放肆。而现在忽然有了一种文学体裁可以让你放手去写美女爱情，不必负任何责任。更何况，词所配合的宴乐是集当时传统音乐与外来音乐和民间音乐之大成的一种极为动听的音乐，当你为这美妙的音乐配写歌词的时候，你可以在意识上完全放松，完全不受传统伦理道德的约束”^[8]。人们的审美意向，从盛唐的白日、黄沙、天姥、蜀道、三峡、戈壁，转而投向深庭小院、细柳微风、残月疏桐。时代精神已不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作为一种农业文化的心理根源，人对自然的亲切认同，使人与自然为一相关相通的整体，共有一份生命，这是中国人的一种“仁”的情感。将鸟兽草木作为说理喻意的工具，便是基于这种仁的情感，绘声绘色的诗篇，传达出的自然风光像真的有某种情感性格，使这种情感和性格与人的情感和性格息息相通。人生的感悟与客体自然的独有特征，都在诗人的“移情”审美观照中水乳交融。清人朱庭珍说：“作山水诗者，以人所心得，与山水所得于天者互证，而潜会默悟，凝神于无朕之宇，研虑于非想之天，以心体天地之心，以变穷造化之变？造诣至此，是为人与天合，技也进于道矣”^[9]。

宋代散文的发展亦有新开拓，宋代道学特盛，形成了张载、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一派的古文。为文从容平易，专门发挥性理，表彰经义，后世纯粹说理的文章，住往由此发展而来；理学家还有一种语录体，多用当时民间口语阐发义理，比较通俗，苏轼等人眼光要宽广些，取法的范围也较大，他们对骈文并不那么深恶痛绝，相反还颇有喜好，所以他们的散文兼收骈文之长，使散文的文学性得到展示。宋诗尚理，尚艺术深度，风格之美与人文涵养统一，在创作上多方思量，然而提出的观点都不离人文根柢。如强调学的重要性，所谓学，除了学诗的本身，及学古人之诗外，还有学问的层次；从经典之中汲取滋养，是成就一个诗人的要素。宋诗的忧患意识、内省态度、理性精神和人文旨趣，宋代的体验诗学和修养理论，宋人的渊源意识和流变意识，都是一个全新的呈现。艺术创新的主要规则，关于诗歌体裁审美特性的界定及其崇尚的审美风格，文学的构思理论、表达理论和欣赏理论，以及关于诗歌艺术具体而微的句法结构、造语技巧和声律运用等基本原则，都得到一次全面、系统的整理和完善。

中华思想文化到宋代形成理性自觉，成为精深体系，巴蜀思想家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两次入蜀的理学家程颐就说“易学在蜀”，朱熹在《周易本义》中就把宋代理学的源流解说得极为清楚：“伏羲四图，其说皆出于邵氏。盖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修伯长，伯长得之华山希夷先生陈抟图南者，所谓先天之学也”，他这里强调的是蜀中思想家陈抟对宋代文化的贡献。宋初，普州崇龛（今安岳）人陈抟著有《无极图》（刻于华山石壁）和《先天图》，此外还著有《指玄篇》，言导养和还丹之事。他提出万物皆一体，只有超绝万有的“一大理法”存在，融儒、释、道为一体，开启宋代三教合一的潮流。其《归隐》就体现着这种思想：“十年踪迹走红尘，回首青山入梦频。紫绶纵荣争及睡，朱门虽富不如贫。愁闻剑戟扶危主，闷听笙歌聒醉人。携取旧书归旧隐，野花啼鸟一般春”。其学说传之周敦颐、邵雍，经周敦颐、邵雍推演，而成为中国理学的开山祖师。程颢、程颐曾游学巴蜀，曾在成都街头见到一翁，一边读《易》，一边卖篾箍桶。二程非常惊异，而篾叟则用“未济”卦把他们难住，因此感受到普通蜀人也多有学《易》、治《易》的高手。程颐后来对弟子感叹地说：“《易》学在蜀耳，益往求之”，程颐在今涪陵留有“点《易》洞”遗迹，即其当年撰写《伊川易传》之所。其再传弟子张栻后来入湘讲学，创建了著名的湖湘学派，其学生又从湖湘受其教，“南轩之教，遂大行于蜀中”，成为蜀学一派。

张栻号南轩，汉州绵竹人，与朱熹、吕祖谦齐名为“东南三贤”，是宋代理学的“一代学者宗师”。1161年张栻与作为抗金名将的父亲张浚在长沙创建“城南书院”与岳麓书院隔江对峙，并施惠于朱熹，如朱熹自谓“时得敬夫书问，往来讲究此道。近方觉有脱然处，潜味之久，益觉日前所闻于西林（指延平西林寺，即朱熹求教李侗时所寓之所）而未之契者，皆不我欺，幸甚幸甚，恨未得质之！”因而移樽就教前往湖南，果然，“半月矣，荷敬夫爱予甚笃，相与讲明其所未闻，日有学问之益，至幸至幸”。《宋史· 道学传序》称：“张栻之学，亦出程氏，既见朱熹，相与博约，又大进焉！”两人尽情切磋，剖心唱酬，积为《南岳唱酬集》传世。张栻理学思想体现于《论语解》、《孟子说》、《南宣答问》，核心旨在论证封建伦常这一权威原则的天然合理性，而他的“明义利”之辨、贵实用而耻空言，则是试图从伦理道德方面要求人们维护这一封建权威原则，被视为“湖湘学宗”。张栻诗歌亦有极强的可读性，如《立春偶成》：“律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便觉眼前生意满，东风吹水绿参差”，其《木犀诗》曰：“不随秋月閟天香，冰雪丛中见缕黄。却得清空惜花地，少须梅影慰孤芳”，又如其《墨梅》：“眼明三伏见此画，便觉兵霜抵岁寒。唤起生香来不断，故应不作墨花看。日暮横斜又一枝，水边记我独吟时。不妨更作江南雨，并写青青叶下垂”。《剑池赞》则流露出张栻人格追求：“湛乎渊渟，共静养也。卓乎壁立，共自守也。历四时而无亏，其有常也。上汲而不穷，其川不胶也。其有别似乎君子之德乎？吾是以徘徊而不能去也”，其文采和人格个性，都可以于中看到。

魏了翁字华甫，邛州蒲江人，宋庆元五年进士。授签书剑南四川节度判官，后知嘉定府，担任过湖南、浙东、福建安抚使和起居郎、端明殿学士等职，辞官回乡后在白鹤山下筑屋讲学，人称鹤山先生，死后追赠秦国公，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文学家。能诗善文，写词意境高远，著作颇丰，有《鹤山集》、《九经要义》、《古今考》等。他推崇朱熹理学，但也怀疑朱注各经是否完全可靠。提出“心者人之太极，而人心已又为天地之太极”，强调人的主体精神“心”的作用，从而确立了自己的思想特色。词作有《鹤山长短句》，如《朝中措》：“玳筵绮席绣芙蓉。客意乐融融。吟罢风头摆翠，醉余日脚沈红。简书绊我，赏心无，笑口难逢。梦草间眠暮雨，落花独倚春风”，又如《满江红·次韵西叔兄咏兰》：“玉质金相，长自守、间庭暗室。对黄昏月冷，朦胧雾浥。知我者希常我贵，于人不即而人即。彼云云、谩自怨灵均，伤兰植。鶗鴂乱，春芳寂。络纬叫，池英摘。惟国香耐久，素秋同德。既向静中观性分，偏于发处知生色。待到头、声臭两无时，真闻识”等。其浓烈的巴蜀地域意识在作品中也有体现：“又因送客朝京阙，意行偶过山之阴。槛开岷峨半天雪，帘卷峨眉千丈岗。断霞明空暮江白，密阴藏雨秋原香。客归便可朝明主，满山尽睹粳云黄”（《送赵茶马司岌东归》）。(www.xing528.com)

宋代是古代中国史学最繁荣的时期，而一些重要著作则多出自蜀人之手。成都府华阳县（今属成都市）人范镇、范祖禹、范冲分别参与或主持了《新唐书》、《资治通鉴》及神宗、哲宗两朝实录的纂修和重修，被誉为史学界“三范”。范祖禹还撰有《唐鉴》12卷，被后人尊为“唐鉴公”，宋高宗曾经手执是书说：“读唐鉴，知范祖禹有台谏手段”。由司马光任总编、费时19年，共294卷，考异和目录各30卷的《资治通鉴》撰写群体，最年轻的是24岁范祖禹，却担负着最为纷乱繁杂的五代十国的编修工作，司马光在总结中说范祖禹写的文字最多，“每四丈截为一卷……共计不减六七百卷”，可见其才华过人。丹棱县人李焘则用近40年时间撰成《续资治通鉴长编》1063卷（今存520卷），为研究北宋历史保存了丰富的资料；隆州井研县人李心传所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建炎以来朝野杂记》40卷，则是研究南宋历史的重要资料，是以被誉为“宋史二李”。另有王称撰《东都事略》、史炤撰《资治通鉴释文》、杜天珪撰《名臣碑传琬琰集》、吴缜撰《新唐书纠谬》、李攸撰《宋朝事实》、张唐英撰《蜀梼杌》、彭叔融撰《太平治迹统类》、李植撰《皇宋十朝纲要》、郭允蹈的《蜀鉴》等，其他如苏易简、三苏父子、张商英、郭居仁等的史著皆名震于世，汇成为中国文化之丰厚积淀。吕陶说：“蜀学之盛，冠天下而垂无穷”，其理论根据就在于这些史学成就。

在文艺理论领域，与欧阳修的“复古”、“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二程及司马光的道学派“道文分合”、王安石的经术派的“政教文学”等理论相抗的，是肇始于老苏、完成于苏轼的“述意达辞”理论和“蜀学”。罗根泽认为：“魏了翁说欧阳修尹师鲁的变文依赖着苏轼的辞章，的确，欧阳修道文并重，苏轼所接受而且光大的是文，是古文。古文在唐代已由韩愈完成，可是不久又被四六文革替，直到欧阳修再度完成，才浩荡绵延，形成文章正宗，虽有其他因素，最重要的确是赖着苏轼的辞章，赖着苏轼的以古文兼并骈文的辞章”，“苏轼的改革文学，主要的是由欧阳修的‘道胜文至’，改为‘述意达辞’。述意是内容的解放，达辞是形式的解放，述意是由儒道扩展到陆贾议论和佛老思想，而又不受佛老和陆贾的限制；达辞是由古文扩展到骈文的修辞。而又不受古文和骈文的限制”^[10]。苏轼主张文须“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11]，提出“道可致而不可求”，强调只有在不断的生活实践中，才能掌握事物的特征及规律等理论，导引着中国文学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巴蜀文艺美学的传统也体现于苏轼对文采、语言的技巧高度重视，他说：“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其弟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回忆苏轼为：“既而读庄子，然叹曰：昔吾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这都是蜀中好老庄的地域文化特点的体现。有傅彬致书秦观云：“蜀之锦绮妙绝天下，苏氏蜀人，其于组丽也独得之于天，其文章如锦绮焉”。秦观答云：“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12]，这些皆可佐证。苏轼提出个性风格的“天成”、“自得”和“超然”，在创作中“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的追求，对“文以载道”的中国文学传统价值观进行消解，是宋代文学呈现出活泼生命力的根本所在。诗话起于宋亦盛于宋，《东坡诗话》是其代表。宋代文论的总体特点是提倡平易通畅的文风。苏轼崇尚自然，提出要“随物赋形”，讲求形象；又称“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使“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认为下笔前做到“胸有成竹”^[13]，才能达到内外一致、心手相应的境地。

苏氏“蜀学”在文艺理论上的创新之源，还要追溯到宋初的蜀中作家田锡。田锡的《贻宋小著书》、《贻陈季和书》等文章提出：“物像不能桎梏于我性，文采不能拘限于天真”，其“我”与“文”化融一体的创作主张，强调了作家主体意识的作用。今人郭绍虞对此有明确的论述：“古文家束缚于道的见解，而他则不受其限制，古文家太拘了，他还有些浪漫的倾向，古文家太狭了，他还看到文学的全面”；“一般古文家所论者是常，而他则兼及于变”。这在整个宋代文坛是一个全新的开拓，并且“他所著有《咸平集》，集中论文之语，很与三苏相近，田锡三苏都是蜀人，《咸平集》再有苏轼的序，所以很可能三苏文论也受田氏的影响”^[14]。

王灼，四川遂宁人。宋高宗绍兴年间曾为幕官，但不久归隐不仕，以此终老。绍兴十五年（1145）至十九年（1149）寄居成都碧鸡坊妙胜院，著名词论《碧鸡漫志》即作于此时。王灼善文工词，今存《碧鸡漫志》1卷，收入《四库全书》；《颐堂词》1卷，收入《蜀十五家词》；《颐堂先生文集》58卷，残存8卷，收入《四部丛刊》3编，《宋代蜀文辑成》录其文11篇。词论著作《碧鸡漫志》体现了王灼散文和学术的最高成就。该书以笔记体的形式，详述词调源流，核其名义，正其宫调，溯得名之缘起及变迁沿革，具有很高的词学研究价值，而着重从音乐的角度研究词调，则是其最有价值的开拓。对于宋代词家风格，该书也多有评论，虽三言两语，常得其精髓，既形象生动，又入化传神，语言也古朴雅致，自然清新，至今还是宋代文化研究的必读书。王灼赋也自有特色，现存赋五篇。

南宋时期编辑的《成都文类》，是收录有关成都的诗文进行分类编辑的作品集，主持者袁说友在《序》中说“流传之所脍炙，士友之所见闻，大篇雄章，英词绮语，折法度，极炫耀，其以益而文者，悉登载而汇集焉。断自汉以下，迄于淳熙，其文凡一千有奇，类为十一目，厘为五十卷”。这是一部明确标注地域的文学作品总集，成为后来杨慎编修《全蜀艺文志》的蓝本。厉鹗编辑《宋诗纪事》时，就从中寻得宋代蜀籍作家104人，诗134首。其中关于成都当时社会形态和民俗的描绘，实在是不可不读：

泛舟浣花溪之百花潭，因以名其游与其日。凡为是游者，架舟如屋，饰彩绘，连樯衔尾，荡漾波间，箫鼓弦歌，喧闹而作。其不能具舟者，依岸结棚，上下数里，以阅舟之往来。成都之人，于他游观或不能皆出，至浣花则倾城而往，里巷阗然。自旁郡观者，虽负贩刍荛之人，至相与称贷，易资为一饱之具，以从事穷日之游。府尹亦为之至潭上置酒高会，设水戏竞渡，尽众人之乐而后返。

如果说，宋代文学是以“词”为标志性文体，那么，宋初文坛杨亿、刘筠等，文趋骈俪，一时文士，靡然相从，宋初词多受晚唐的影响。著名的作家如晏殊、晏几道父子，或富贵浓丽，或婉转秀丽；都承袭了花间派的流风。王禹偁就说当时“因仍历五代，秉笔多艳冶”（《哀高锡》），一代文宗的欧阳修固守着词为“薄伎，聊佐清欢”（《采桑子·西湖念语》）的传统观念，如其“凤髻金泥带，龙纹玉掌梳。走来窗下笑相扶。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弄笔偎人久，描花试手初。等闲妨了绣功夫。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南歌子》），就常常被人们视为有与《花间》《阳春》（冯延巳词集名）“相杂”者。第一个大量填写长调“慢词”的柳永，采用的还是“花间”的人生观照视角，宋词要开拓出自己的特有的路子，还只得由巴蜀作家苏轼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