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批判封建礼教的巴蜀文学

第四节　封建礼教的批判者巴金

20世纪中国文学历程中，无论从哪种角度看，巴金的文学创作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这既表现在他作品数量的浩博——20部中长篇小说，15本短篇小说集和翻译的西方思想文化论著及文学作品等总计1000万字的辉煌业绩，更体现在他始终执著于对中国社会根本痼疾封建主义思想的批判和揭露。巴金纵贯大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基本内容，是将“人”置放于家庭、社会、世界潮流的矛盾冲突中，从政治解放、伦理解放、人性自由的解放这三大层面去思考。也正是由于他描写的是体味甚深感受最切的生活，“把心交给读者”的真诚袒露，使巴金的作品充盈着强烈的情感因素，形成对读者强烈的心理震撼力，因而获得广泛而持久的艺术生命力。这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他的作品，首先是博得广大青年知识者的强烈共鸣，成为他们在家庭与社会、个人命运与现存世界矛盾冲突中的心底呼号，更重要的是，众多青年在其作品影响下甚至怀揣其作品投身于政治革命。从这个角度说，巴金的作品意义已不仅局限于文学。

巴金的全部作品都贯穿着一个核心思想，即其所称：“自从我知道执笔以来，我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阻碍社会的进行和人生的发展的人为制度”^[22]。

正是这种立足高远关怀人生的阔大胸襟，使他在创作中思考的内容总是居于时代思潮的峰巅，从《灭亡》、《新生》的时代愤激抒发开始，无论是取材于“家内人生”的“激流三部曲”、《憩园》、《寒夜》，还是描写“家外人生”的“爱情三部曲”、“抗战三部曲”，以及取材于异域人生的短篇集《复仇》、《光明》、《将军》、《利娜》和象征寓言小说《海底梦》、《幽灵》、《狗》等，都毫不例外地表现着巴金对美好人性、青春生命的热情颂赞和对一切黑暗腐朽势力愤怒批判。“爱与憎”是其作品的两大基本情感，其价值判断标准则是人道主义。因此巴金终生不渝地揭露黑暗、鞭挞丑恶，满怀激情地颂扬青年一代的反抗斗争。

《家》中的高老太爷，是集封建官僚、地主、族长、主人为一体的封建专制代表。为自己生活悠闲，他中断觉新的学业，无视其爱情而随意为之娶亲，断送一个有为青年的大好前途；他随意将鸣凤像物品一样送给老朽冯乐山，葬送了青春少女的生命；对觉慧的社会活动、觉民的抗婚，他百般压制，实为维护自己威权的自私。他总是以封建礼教去规范一切，而捧戏子、写艳诗、嫖妓、买妾的丑恶行为，映衬出其丑恶和虚伪。封建顽固派代表冯乐山大倡礼教，却对鸣凤心存淫念和对婉儿的虐待摧残，高公馆第二代如克安、克定们的争夺家产、专横、欺辱女仆，等等，这都是巴金强烈批判和愤怒抨击的对象。在《春》、《秋》中，高老太爷式人物仍在肆虐，周伯涛的专制就葬送了女儿的生命。“抗战三部曲”中冯文淑、朱素贞的家庭，都透视着高公馆式压抑和阴冷。40年代的《憩园》通过塑造一个克定式人物杨梦痴形象，将反封建斗争和揭露家族黑暗的笔锋，指向了制度和文化。聪颖、擅长诗书画的传统文化型才子杨梦痴，在腐朽寄生虫生活中性格被扭曲了，最后沦为偷盗乞讨为生的废人。可悲的是，“憩园”新主人的儿子小虎，也在继承封建主义财富的同时也继承了封建主义的腐朽，这与《秋》中的觉英、觉群一类纨绔子弟同是反动制度和封建文化所培养的恶人和废人，鲁迅“救救孩子”的呼喊，震响在巴金的创作中。

一方面是巴金独特人生体验所蕴蓄的愤懑，另一方面是“五四”反封建思想尤其是蜀中新文化先驱者吴虞对封建专制、家族制度的深刻揭露的影响，决定了巴金创作思想的根本特色。巴金首先是以《灭亡》、《新生》开始从政治层面上对封建专制统治进行批判的。由于大哥的鼓励尤其是大哥自杀事件，使他从家族制度和历史文化的角度，进行着伦理批判和文化批判，家族人生是这种批判的载体，“家”在巴金作品中总是作为黑暗的象征和封建专制的体现。即如《第四病室》，所要表现的是“古怪的封建关系”害人，作者期望的是“愚孝的时代一去不复返”^[23]。《寒夜》中的人物悲剧，根源正在封建伦理道德和反动社会制度。巴金对乃师吴虞“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根据”之说奉行不渝，他曾借《电》中人物之口表示：“我看见多一个青年反抗家庭、反抗社会，我总是高兴的”。巴金的伟大在于他始终关注着中国社会人生，深刻地揭示封建主义思想毒素巨大危害，其晚年的《随想录》正是反封建主义的战鼓再擂。从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挞伐和对人类丑恶本性的批判，到对正义、真理、美好人性的颂扬，都是他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世纪末清扫”的可贵贡献。《随想录》中真诚的自忏自审，关于“高老太爷的鬼魂阴影”的警示，以及关于中国的大陆型农耕文化保守和惰性的批判，都是20世纪末中国思想文化批判的时代强音体现。(www.xing528.com)

巴金笔下艺术形象中最具生活内蕴和审美价值的是觉新：徘徊于新旧思想冲突之中，被“五四”新思想唤醒却承受封建伦理道德的重负；有自我人生向往和理想追求却迫于现实诸多桎梏；既是封建统治者帮凶又支持进步青年的斗争；他热切向往外部世界却只得在高墙深院的坟墓中消耗生命……这正是整整一代中国人的悲剧，中国封建思想道德伦理的残酷是悲剧的根源。巴金一生塑造了众多觉新式的形象：“爱情三部曲”中周如水的软弱、妥协和自杀悲剧，“抗战三部曲”中田惠世的忍让、自我牺牲和夭折，《春天里的秋天》中许的逆来顺受和封建说教，《寒夜》中汪文宣的懦弱、庸碌和无声息的死亡……这些走出“家”门的觉新式人物正因历史文化铸就的性格而不配享有好命运。这就使我们看到：如果不彻底反抗封建专制和反叛封建伦理道德，不坚守自己的人生信念，就必然会沦落和走向毁灭。爱与恨的情感，大胆、大胆、永远大胆的执著人生追求，对一切黑暗腐朽的不懈斗争，巴金的这种精神性格，是通过塑造觉慧等时代青年形象体现着。在“激流三部曲”中，巴金集中地绘写了觉慧、觉民“反抗家庭”的斗争，以深入揭示和批判封建专制的基础“家庭专制”。而《灭亡》《新生》、“抗战三部曲”、“爱情三部曲”等“家外人生”题材，作者通过塑造杜大心、吴仁民、陈真、敏、雄、志元等进步青年形象，描述着他们勇敢无畏的战斗精神，绘写着他们反叛封建家庭后投身于社会革命的斗争生活；而李佩珠、慧等时代女性形象，更是寓托着巴金对美好青春和生命激情的颂赞。巴金将“爱情三部曲”尤其是其中的《电》视为与《家》、《寒夜》、《憩园》并列的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其原因正于它凝聚着作者一段生活体验尤其是充盈着自己的青春激情。此外，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巴金在批判封建专制，揭示反动势力和封建伦理道德残酷，颂扬时代青年的民主自由追求的同时，还通过描写鸣凤、婉儿等下层不幸者的悲惨命运，通过展示她们美好的青春生命被毁灭的悲剧，来宣示对普通群众不幸遭遇的深深同情，以达到对那不合理社会的愤怒控诉。

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生，是在彻底消解中国传统文学的审美模式和消解古典文学话语符号体系，全面移植、借鉴西方近现代进步文学观念、形制和技巧手法而发轫的。巴金小说鲜明地体现着这种特征，西方小说“三部曲”的形制，几乎成为巴金长篇代表作的主要体式，法兰西“大河小说”的恢弘视野和情绪充盈的艺术手法，更典型体现在他的“激流”“爱情”和“抗战”等三部曲中^[24]。冲破古典文学言文分离旧套，借鉴西洋文学言文一致的长处，巴金小说在语言艺术实验中，以直白、畅晓、热情充盈的情感宣泄，树立了中国现代文学语言艺术的优秀范例。巴金作品成为读者面最广泛的原因，亦基于此。当然，西方近现代文学一个最突出的手法是心理描写和对人物无意识的揭示，这在巴金作品中也表现得极为突出。“鸣凤之死”、觉新与梅在花园重逢，觉慧在祖父垂死之际对祖父生平的反思，以及觉慧在梦中将鸣凤化为富家小姐等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和人物潜意识心理的揭示，都对深入展现人物性格和塑造真实复杂的形象，有着极强的艺术表现力。这都源于巴金的艺术自觉：“曾读过几本德国的奥国的医生著的关于梦的书，但大都是用‘性心理’来分析梦”^[25]，在《雨》中作者借熊智君口说：“在梦中人是很自由的，很大胆的，我们会梦见许多在白日里不敢想到的事情”。我们还必须看到，巴金在创作中表现出的无意识，正如其多次描述过的，在创作过程中，因情感汹涌荡激而无法冷静观照的现象，即自谓：“我写文章就像是顺从一种冲动，我常常是不由自主地拿起笔写，写完就仿佛从一个噩梦中醒来似的”^[26]。这种创作无意识使他难以对笔下人物作理性的价值判断，他笔下的时代青年往往因“幼稚而大胆”而同时带有狂躁、偏激和病态性格特征，但也正是这种基于生活本貌而不作人为拔高的艺术表现，更具有生活的底蕴和人生内容，才使读者感受更真实，更易激起审美感应和共鸣。

巴金创作还体现着20世纪中国文学渐趋民族化本土化的历程特征。对中国宗法制社会基础——封建大家庭生活的观照，使其作品具有大陆型农耕文化形态的人生内容，内陆型城市生活如《家》、《寒夜》、《憩园》等的表现，记录着现代中国社会历史转型的各种特征。“成都巷战”对蜀中军阀混战现实的描写，“血光之灾”及驱鬼、丧葬的陋习和“元宵舞狮”的狂欢民俗，都透视着巴蜀大盆地那“中世纪”闭塞、落后和愚昧的社会历史状貌和文化特征。而巴金小说语言词汇的使用如“体子”（身体状况）、“开消”（赶走）、“惯使”（放纵）等，也带有蜀籁方言的天趣。

总之，巴金文学创作无论是在社会批判、政治批判和道德伦理及文化批判上，在20世纪社会历程和人生形态的描写记录上，都卓然独立于时代，从而具有一个世纪思想文化和文学发展的里程碑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