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散文研究：长于叙事的独特特点

一、长于叙事

《左传》的叙事技巧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它把《春秋》的简短记事发展成为完整、详细、具体、曲折、生动的叙事散文，表现出高度的艺术成就，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故刘知几《史通》卷八《模拟》中云:“盖左氏为书，叙事之最。”不仅刘知几给予了高度评价，《左传》也深得后人广泛的赞赏。其长于叙事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多样化的叙事手法

《左传》的叙事结构主要是按照时间顺序交代事件发生、发展和结果的全过程，但也灵活地运用了多种多样的叙事手法。如倒叙、预叙、插叙、补叙、追叙等等。

(1)预叙，《左传》的作者喜欢对事件发展的前景和结果做出预先判断，这些文字可以看做是预叙。如《晋楚城濮之战》中记述:

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谷，使子玉去宋，曰:“无从晋师。晋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晋国。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废乎?《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此三志者，晋之谓矣。”

这段话是在城濮决战的前夕，楚国君主对统帅子玉下达的停止战争行动的命令，同时也讲了停止行动的理由，即晋文公是一位久经磨难与考验的军事家、政治家，他了解民心民情，而又受到老天的庇护，是不可战胜的。同时，又引用兵书上的话讲军事行动应该恰如其分，知道难以办到的事就该立即退却，有德之人是不可战胜的。他认为兵书上所讲的这三条原则，讲的都是晋文公。楚国君主的这种看法是明智的、理性的，这实际上也是楚国君主对这场战争结果的一种预见和判断。但是统帅子玉没有接受，执意要打这场战争，结果惨败而回，子玉最后也自杀身亡。

(2)补叙，为了不破坏叙事的紧凑、连贯和完整，有些与事件发展、人物命运有一定关系的细节和插曲放到主要情节之后予以补叙。如《城濮之战》的最后就有一段饶有兴味、又有意义的补叙:

初，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未之服也。先战，梦河神谓己曰:“畀余，余赐女孟诸之麋。”弗致也。大心与子西使荣黄谏，弗听。荣季曰:“死而利国。犹或为之，况琼玉乎?是粪土也，而可以济师，将何爱焉?”弗听。出，告二子曰:“非神败令

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

“自私”是楚国统帅子玉性格的突出特征，这在城濮之战的其他描写中，作者对此已有充分的表现，而这段补叙意在突出子玉性格的这一缺陷。这段话是说子玉做了一顶叫做“琼弁玉缨”的帽子，决战前夕黄河之神在梦中提出要求，你把这顶帽子给我，我可以保佑你大获全胜，得到大片的土地。大片的土地和一顶帽子孰轻孰重，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但子玉就是舍不得那顶帽子，拒绝了黄河之神的要求，别人劝他也无济于事，结果导致战争惨败。这显然属于传说，但确实深刻地揭示了子玉自私的性格。拔一毛而利天下的事情他都不干，这和晋国将帅们处处出于公心形成十分鲜明的对比，而这样自私的统帅打败仗，给国家和军队带来惨重损失也是必然的。

又如《曹刿论战》的文末写道: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也，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这也是《左传》中一段十分精彩的补叙，这段文字的前面叙述了在鲁国君主下令进攻追击时，都遭到了曹刿的阻拦，在曹刿“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之后，才认为可以发动进攻，进行追击。紧张的战争中，也没有时间进行讨论和询问，君主对曹刿表现出言听计从，而在战争结束之后，才有可能对其中的相关问题进行询问和探讨。通过曹刿和君主之间的这段问答，补叙了之所以选择“齐人三鼓”，鲁国才下令击鼓冲锋的原因:“视其辙乱，望其旗靡”，判断对方确非诈败。这既表现了曹刿的英明冷静、判断准确，也表现了鲁国君主的虚心和对曹刿的高度信任。

(3)倒叙，有时《左传》的作者先交代一件事的结果，然后再逐步交代形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和过程。如宣公二年所记“郑败宋师获华元”，先写道:

二年春，郑公子归生受命于楚，伐宋。宋华元、乐吕御之。二月，壬子，战于大棘。宋师败绩。囚华元，获乐呂，及甲车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

先写出了在这次战争中宋国统帅被俘、损失惨重的后果，令人触目惊心。读者自然要知其原委。然后，再以倒叙的手法予以交代，原来是统帅华元出征之前宰羊犒赏将士时，没有邀请给他赶战车的羊斟，羊斟为了泄私愤，交战时径直把战车赶进了郑国的军营，把自己的统帅送给对方做了俘虏，导致了这场战争的惨败。

其实，《左传》中的叙事顺序，远不止以上几种，还有分叙、类叙、追叙、明叙、借叙、特叙、暗叙、带叙、直叙等等。这些说明了《左传》叙事方式之灵活，也正因为其叙事方法的灵活多变，尤其是多种手法的精心安排、交替使用，才使得《左传》的文章摇曳多姿，跌宕起伏，富于波澜。

2.结构严密、前后照应、条理井然，注重事件发展的因果关系

《左传》以叙事而见长。尤其是一些矛盾复杂而牵动面又非常广泛的事件，更能显示出作者的匠心和才华。

《左传》中写了一系列战争，诸如城濮之战、邲之战、殽之战、鄢陵之战、鞌之战等，都是春秋时著名的大战役。它往往涉及多国之间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矛盾和纠葛，有的甚至是两大军事集团之间长期酝酿的决战，情况是非常复杂的。但作者都能对战争酝酿的过程、爆发的原因、战前的形势、战争的经过、战中的风云变幻、战争的结果及善后问题，剖析得十分清楚，描述得井井有条。如《晋楚城濮之战》，这是晋楚之间长期酝酿的一场争霸中原的大战，它有着复杂的背景和长期的酝酿过程，是当时不可避免的一场大战，其中的矛盾又极为错综复杂。春秋时代，南方的楚国，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自然等优越条件，率先强大，很快控制了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接着，其势力迅速推进到了黄河流域，郑、卫、曹等诸侯国已成为其附庸。楚国率先称王，意味着要与周王室平起平坐。与此同时，历经磨难的重耳做了晋国君主之后，励精图治，教育百姓，发展生产，扩充军队，也要争霸天下。晋楚之战呈现出不可避免之势。要取得胜利，晋国也要形成自己的势力集团，因而，这场战争最终实际上成为两大军事集团的决战。其间军事的、政治的、外交的关系极其复杂，但《左传》叙述得结构明晰，井井有条，细致生动，一目了然。

《左传》长于叙事，还突出地表现在能够把握事件的因果关系，纵横交错，前后照应。比如《崤之战》，涉及秦、晋、周，郑等多方关系，其中又有商人弦高的意外介入，作者能把这些多方互动的复杂关系交代得清清楚楚，又能从因果关系的把握中预示出战争的结局，天衣无缝，浑然一体。如前所述，“城濮之战”是分别以晋、楚为首而形成的两大军事集团的决战，其中，影响战争的因素非常多，涉及军事关系、外交关系、政治关系以及双方具体的战争准备情况，如将帅的选择、战略策略的推敲和安排等。《左传》的作者都能把这些情况给以动态变化、比对呼应的生动反映，不仅让读者对这场战争的大局和发展一目了然，也能随着作者的叙述和描写，判断出这场战争必然出现的结局。

《左传》中的前后呼应不仅表现在对同一事件的记述之中，对不同人物、不同事件的相关之处也能给以密切的关照和呼应。如僖公二十三年、二十四年所记“晋公子重耳之亡”中，重耳流亡至曹国，曹共公“闻其骈胁，欲观其裸。浴，薄而观之。”此事使重耳蒙受了羞辱。对此，“僖负羁之妻曰:‘吾观晋公子之从者，皆足以相国。若以相夫子必返其国;返其国，必得志于诸侯。而诛无道，曹其首也。’”果然，数年之后，晋国为了为晋楚决战扫清道路，灭曹之战打得异常惨烈，可以说是不惜一切代价。这既对后来事件的发展做了预示，也对灭曹之战为何打得如此悲壮惨烈的原因予作说明。

谈到《左传》写战争，不仅条理明晰、脉络贯通、叙述详细、曲折生动，更重要的特色还在于作者写战争时，并不单纯着眼于军事行动，而是着眼于一切影响战争胜败的原因，将它们逐一展示，逐一剖析，如政治问题、外交问题、人心向背、战略、策略等等。这些体现出作者对战争问题的进步见解，对战争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对战争规律的探讨，从而使《左传》的战争记叙具有深刻的理性精神及浓厚的思辨色彩。这一极其可贵的长处，在《城濮之战》中得到了多方面的充分体现。如战前之准备:晋文公回国之后，发展生产、训练军队、教育百姓;正确的外交策略及战略战术;双方对将帅的选择;晋国的同心同德与楚国君臣将士的离心离德，等等。作者通过对这些影响到战争结局的重要因素的剖析，揭示了这场战争晋胜楚败的必然性，从而使这场中国军事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得到了生动而全方位的展示。

这一特点，在《秦晋崤之战》中同样有非常深刻的表现:(www.xing528.com)

冬，晋文公卒。庚辰，将殡于曲沃;出绛，柩有声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轶我;击之，必大捷焉。”

这段文字是《崤之战》的开头，作者先从晋国着笔，此时正是晋国为晋文公治丧期间，这也正是一个国家最容易遭受外敌进攻的时机，尤其是晋国又紧邻着随时都对晋国虎视眈眈的强秦。在此危难之际，晋国人没有放弃应有的警惕，他们借卜偃之口表达了对强秦趁机入侵的预断，也反映了晋人击败强秦的准备和信心。这当然是这场战争晋胜楚败的原因之一。接着作者写道:

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穆公访诸蹇叔。蹇叔曰:“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师之所为，郑必知之，勤而无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谁不知?”公辞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公使谓之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

蹇叔之子与师。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风雨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

秦师遂东。这里作者用了大段的文字重点写了蹇叔与秦穆公之间围绕偷袭策略是否正确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对这场争论的记述中，我们看到的是秦穆公讲不出任何理由，只是由于利令智昏而对偷袭策略的固执的坚持，而蹇叔却能讲出充分的理由说明偷袭策略的不可行。例如，他说:“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是从历史的经验说明如此做法史无先例。“师劳力竭，远主备之”，说明这种长途行军，会把军力消耗殆尽，远方的国家再有准备，必然不会有所作为。“师之所为，郑必知之。勤而无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谁不知?”是说大军的千里之行，难以掩尽天下人的耳目。这样做不仅一无所获，而且还会引起军队的悖逆之心。尽管理由很充分，可他的意见还是遭到了秦穆公的拒绝。接着，在秦国军队出动之际，他“哭而送之”，并指出:“晋人御师必于崤，崤有二陵焉。其南陵，夏侯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风雨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他用“哭而送之”的行动，无可置疑地判断必将出现的可怕后果，期望以此来警醒秦穆公，可这一切通统都归于徒劳，“秦师遂东”。作者也借此以说明，秦穆公的刚愎自用和策略的失误是此次战争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接下来，作者又继续叙述:

三十三年，春，秦师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孙满尚幼，观之，言于王曰:“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轻则寡谋，无礼则脱。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

在这段文字中，作者写了秦国军队的散漫和傲慢，也写了旁观者的议论，“王孙满尚幼”，连一个小孩子对此都发了一通议论:“秦师轻而无礼，必败。”指出了秦军此次惨败的另一原因。接下来作者对事件发展的记述，可以说都是在印证前面蹇叔和王孙满的判断和议论。“及滑，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且使遽告于郑”。郑穆公接到报告，立即视察客馆，果然发现了原本驻在郑国帮助郑国进行守卫的秦国将士有了异常的军事准备，于是，下令驱逐了这帮家伙。自此，秦国偷袭郑国的阴谋彻底破产。而灾难性的后果还在等待着秦国的军队，晋国早已在崤山一带设下埋伏，“夏四月，辛巳，败秦师于崤。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秦国终于为这次错误的决定付出了全军覆没、三帅被俘的惨重代价。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对于一场战争的记述和描写，作者总是精心安排，匠心独运，层层剥笋，深入展示。不仅在结构布局上针线严密，天衣无缝，处处照应，浑然一体，也表现出作者对战争问题的深入思考和独到的理性判断的精神。

3.叙事生动

在遵循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想象和虚构。好正以暇，穿插生动的情节和细节。

《左传》的叙事生动，有许多值得称道的精彩之笔。如“晋楚邲之战”中，写到晋兵溃败逃跑时的情景:

桓子不知所为，鼓于军中曰:“先济者有赏!”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

面对楚军强大的攻势，晋军将领桓子张皇失措，不知所为，仓皇下令击鼓撤兵，并说:“先渡过黄河者有赏。”于是败兵蜂拥争抢渡船，先上者怕人多船沉，挥刀猛砍后来攀缘者的手，于是，“舟中之指可掬”。寥寥数字，就把晋军的溃败之状写得跃然纸上。再如:

晋人或以广队不能进，楚人惎之脱扃，少进，马还，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顾曰:“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

晋军逃跑时车陷泥中，楚人就以嘲弄的口气教他们去掉车前的横木，逃了一段路，马又盘还不前，楚人又教他们拔掉车上大旗，放在车前横木上，他们才得以逃出，回过来头他们又对楚人反唇相讥说:“我们确实不如你们大国的军队逃跑的次数多，经验丰富呀。”紧张的战争描写中，又来了这么绝妙的一个幽默，不但使文生波澜，而且读来别有情趣，别有韵味。

“隐公元年”记述了共叔段之乱被平息，郑庄公发誓不与母亲见面而又为此草率之誓感到后悔之后，接着写到:

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遂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

这段文字既有典型而生动的细节，又有富于浓厚的喜剧性意味的情节。颍考叔听到郑庄公为自己的草率誓言感到后悔之后来见郑庄公，就是为了帮助郑庄公解除他内心的隐痛和尴尬，但面对君主，又不能轻肆直言，他只能启发诱导，让君主自己讲出“心病”，然后再对症下药。所以当郑庄公设宴招待他的时候，他便“食舍肉”。这一极为反常的细节自然引起了郑庄公的注意，他就问其究竟，颍考叔于是回答道:“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显然，他是要用自己的孝亲之情来感染和打动郑庄公。面对颍考叔的这一举动，郑庄公脱口而出:“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则依然明知故问:“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这时郑庄公才只好把内心的隐痛和盘托出，这时，颍考叔才为之献计:“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遂而相见，其谁曰不然”。你只要如此这般，既可以说明你言之有信，又可以恢复和母亲的关系，可谓一举两得。对此妙招，郑庄公欣然从之，一场喜剧加闹剧就此开罗登场了，母子双方赋诗，出现了所谓“其乐也融融”“其乐也泄泄”的皆大欢喜的局面。但作者最后一句“遂为母子如初”的话颇可让人玩味无穷，因为郑庄公呱呱坠地之“初”，也就是他母亲对他“遂恶之”之时。此后，郑庄公母子之间的关系，任由读者去想象吧。

《左传》中还写了大量的卜筮占梦之事，既富神秘色彩，又有趣味。如“僖公三十二年”所记晋国为晋文公出殡时的特异现象及郭偃为之占卜的情况:

冬，晋文公卒。庚辰，将殡于曲沃。出绛，柩有声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将有西师过轶我，击之，必大捷焉。”

在晋国为晋文公出殡的过程中，灵柩中竟然发出了像牛叫一样的声音，显然是晋国的政治家们故意制造的神秘。因为老君主去世，新君主刚刚即位，又在治丧期间，正是外敌入侵的多事之秋。新君主的威望尚未树立，借助老君主的威信以警告国人并做好迎击敌人的准备，这自然不失为一种高明之举，也显示了这些政治家们的睿智。《左传》记述此类事情，为作品平添了一抹神秘而浪漫的色彩。

《左传》的作者尤喜记梦，著名的《城濮之战》中也两次写到梦。一次是决战前夕晋文公所做的一场噩梦:

晋侯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監其脑，是以惧。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梦是极其恐惧的梦，反映了晋文公在决战前夕高度紧张的心理状态，圆梦则是轻松风趣的，反映了子犯这位老臣的机敏睿智，也反映了晋军内部君臣之间的精诚团结。另一个梦则是黄河之神给楚国统帅子玉所托之梦，更富神奇浪漫的色彩。把这些超现实的梦幻穿插在紧张的战争描写中，既富波澜，又生动有趣，增强了《左传》的文学色彩和文学趣味，也体现了《左传》在文学艺术上取得的新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