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政治家和文学家的散文艺术

第十八讲　南宋政治家和文学家的散文艺术

王琦珍

靖康二年(1127)，金兵攻陷汴京，积贫积弱的北宋王朝，终于因一味地妥协退让而灭亡了。康王赵构被拥立为高宗，接着便仓惶南渡，建立了半壁江山的南宋王朝。社会的离乱，王朝的仓惶播迁，彻底破坏了散文繁荣所需要的安定环境，南宋散文开始进入古典散文自艺术高峰下跌的最初波谷之中。偏安江南的小朝廷，时时处于金人的强大军事威胁之下。面对着存亡尚且未卜的半壁河山，南宋的士大夫们再也没有了北宋古文大家那样一种开阔的胸襟与气度，时代的阴云笼罩在他们的头上，在他们的作品中，便不能不出现那种秋风落叶的悲凉感，那种泰山压卵的危机感，那种壮志难酬的失落感。在这样的气氛中，散文要想重现前代的峥嵘气象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南宋文坛没有能出现足可与韩、柳、欧、苏相比肩的散文圣手;南宋散文中，成就最高而且最有特色的，也便大多数是扶危救倾的议论性文章，以及一些描述民族抗战事件和有关历史人物的记叙性作品。此外，游记散文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这又分政治家、文学家和学者的散文三大类别，这一讲介绍南宋政治家和文学家的散文艺术。

一、南宋政治家的散文艺术

南宋政治家的散文主要集中在南渡初期和南宋末期，代表作家有李纲、宗泽、陈东、岳飞、胡铨、文天祥和谢枋得。

所谓南渡初期，指的是高宗建炎元年(1127)至绍兴二十年(1150)岳飞被害、南北和议达成的二十余年间。这一阶段的政治家的散文，在内容上集中地反映了因靖康之难而导致的主战和主和之争，反映了社稷倾危、人民流离时社会各阶层所共有的哀怨与焦虑。以其磅礴郁积，因而往往显得意气慷慨、壮怀激烈。从创作过程来讲，因为是处于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这类作品又多用于政治上的论争，仓促捉毫，一挥而就。作家们没有那种优裕的创作环境，也就不可能在悠闲与从容之中去刻意求工，使文章富于强烈自觉的审美追求。但这不等同于说不具文采，这时毕竟去北宋未远，北宋古文的遗风余绪对南宋作家仍旧有着强烈的濡染熏陶，前代大家们的风范依旧在发生着影响;更加上是迫于情势，不得已而作，以其理直，因而气壮。文字多发自肺腑，文章反而显得自然流畅。他们分析形势，批驳谬论，指陈方略，揭露敌人的阴谋和声讨国内投降派的罪恶，是民族抗战中的重要舆论力量。就散文艺术而言，既富于鼓动性，又富于逻辑性，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较之于北宋大家们刻意为之的策论，在艺术成就上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这些特点，几乎处处可见。如李纲的《上高宗十议箚子》便是极有代表性的作品。李纲(1083—1140)，字伯纪，邵武(今属福建)人。金兵南下，他任亲征行营使、京城四壁守御使，保卫汴京，迫使金人退兵，但却遭到主和派的排斥，被贬出京。金兵再度南下，钦宗于仓促之中急召李纲，李纲未至而京城失守，徽、钦北掳。高宗即位，李纲拜相，全面筹划朝廷的政治措施，便写了《上高宗十议箚子》。这实际上是他全部的治国抗战的施政纲领。尽管七十五天之后他又被罢相，这些主张未能实现，但作为文章，则是极好的作品。其中《议国是》一篇于战、守、和三者的分析极为透辟。文中在批驳和议主张时，先举出主和派的言论，明确表示自己的观点:

臣愚，虽不足以知朝廷国论大体，然窃恐犹以和议为然也。何哉?二圣播迁，陛下父兄沉于虏廷，议者必以谓非和则将速二圣之患，而亏陛下孝友之德，故不得不和。臣窃以为不然。夫为天下者不顾其亲;顾其亲而忘天下之大计者，此匹夫之孝友也。

然后举出汉高祖和晋吕卻在与敌方对峙时不顾被对方扣押的人质，而继续与敌作战二事为例，说明不屈服于敌人的阴威，人质反得以保全的道理。接着乘势而下，说明不能屈膝求和的理由:

今二圣之在虏廷，莫知安否之审，固臣子之所不忍言。然吾不能逆折其意，又将堕其计中。以和议为信然，彼必曰:割某地以遗我，得金币若干则可;不然，二圣之祸，且将不测。不予之，是陛下之忘父兄也;予之，则所求无厌，虽日割天下之山河，竭取天下之财用，山河财用有尽，而金人之欲无穷，少有衅端，前所与者，其功尽废，遂当拱手以听命而已。

和议既不可行，文章便明确提出正面的主张:

为今之计，莫若一切罢和议，专务自守之策，而战议则姑俟于可为之时。

然后再就此进而展开论述。大敌当前，或战、或守、或和，乃是国家当务之急，文章所论，便也直截了当，要言不烦，既有历史的经验，也有现实的教训，以古证今，又正反对比，虑事周全，论述全面，将道理说得极为明白，分析得极为透辟，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又如宗泽的《乞毋割地与金人疏》。宗泽(1059—1128)，字汝霖，婺州义乌(今属浙江)人。高宗即位，与李纲同时被召，除龙图阁学士，知襄阳府。次年，知开封府，抗击金兵。屡请高宗“回銮”，安定人心，以图恢复，连上十二疏，不为高宗采纳。次年，宗泽与诸将商议兴师北渡黄河，收复失地。再次上疏恳请“回銮”，又被黄潜善所抑止，郁愤成疾，三呼“过河”而死。《乞毋割地与金人疏》作于建炎元年，也是为了阻止高宗和投降派割地求和的决策而作的。文章不仅言辞诚恳，而且感愤激切。文中说:

臣窃谓渊圣皇帝有天下之大，四海九州之富，兆民万姓之众。自金贼再犯，未尝命一将、出一师、厉一兵、秣一马，曰征曰战;但闻奸邪之臣朝进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说以乞盟。惟辞之卑，惟礼之厚，惟敌言是听，惟敌求是应。因循逾时，终至二圣播迁，后妃亲王流离北去。臣每念是祸，正宜天下臣子弗与贼虏俱生之日也。

臣意陛下即位，必赫然震怒，旋转乾坤，大明黜陟，以赏善罚恶，以进贤退不肖，以再造我王室，以中兴我大宋基业。今四十日矣，未闻有所号令，作新斯民;但见刑部指挥，有不得誊播赦文于河东、河西，陕之蒲、解。兹非新人耳目也，是欲蹈西晋东迁既覆之辙耳裂王者大一统之绪为偏霸耳。为是说者，不忠不孝之甚也。

所谓“渊圣皇帝”，即宋钦宗。这两节文字，先激烈批评投降派奸邪误国，指出靖康之难正是钦宗听信投降派的主张，“惟敌言是听，惟敌求是应”所造成的恶果。进而批评赵构在即位之后，依旧不图恢复，企望割地以求和，以达到“裂王者大一统之绪为偏霸”的目的，指出其结果必然是“蹈西晋东迁既覆之辙”。文中多用长句和排比句，话说得极为尖锐而又恳切，一股感愤激切之气涌动于字里行间。

岳飞(1103—1142)，字鹏举，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作为抗金名将的岳飞，其诗文也极有艺术功力，一曲《满江红》传颂千秋。他的散文如《论马》、《南京上高宗书》等，都是极好的作品，短而工，简而洁，但都情志不移，热血喷涌，极见功力。而最有名的则当推《五岳祠盟记》:

自中原板荡，夷狄交侵，余发愤河朔，起自相台，总发从军，历二百余战。虽未能远入夷荒，洗荡巢穴，亦且快国仇之万一。今又提一旅孤军，振起宜兴。建康之役，一鼓败虏，恨未能使匹马不回耳。

故且养兵休卒，蓄锐待敌。嗣当激厉士卒，功期再战，北逾沙漠，蹀血虏廷，尽屠夷种。迎二圣归京阙，取故地上版图，朝廷无虞，主上奠枕，余之愿也。

河朔岳飞题。

和他的《满江红》一样，也是“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而文辞又斩截刚劲，简洁精警，堪称南宋散文中的精品。

南宋前期政论散文中引起最大震动的，还是陈东的三篇《上高宗皇帝书》和胡铨的《戊午上高宗封事》。陈东(1086—1127)，字少阳，镇江丹阳(今属江苏)人，是一位爱国的太学生。早在靖康元年，金军围攻汴京时，他就曾率太学诸生齐集于宫门前请愿，斥责投降派的罪行，要求复用李纲。群众不期而集者数万人。宋钦宗被迫恢复了李纲的职务，但不久即将其罢黜。高宗即位，虽一度起用李纲为相，但实际上还是听信投降派黄潜善、汪伯彦等人的主张，李纲复相仅七十五天就被罢免。陈东为此连上三书，极论李纲之不可罢，黄、汪之不可用，请高宗亲征中原，迎还二帝。其《上高宗第一书》说:

臣闻中兴之主，必有中兴佐命之臣。龙虎变化，风云感会，然后能旋乾转坤，经纬天地，再造王室，以成中兴之大业:与创业无异，而尤难焉。然所谓中兴之主者，非中材守成之君也，是必聪明睿智、英特果断，足以用天下，而天下之所归向者也，陛下是也;所谓中兴之臣，非退缩谨畏之人也，是必忠义慷慨、刚明果敢，足以任天下，而天下愿以为辅相者也，李纲是也。

……陛下若必许纲去，必是不以天下之心为心也;纲若必去，是不忠于陛下而负天下之望也;黄潜善、汪伯彦之徒，若必欲挤排李纲以为自进之计，是不以君父宗社为念，而不畏天下公议者也。

……黄潜善、汪伯彦者，陛下若知其可以大用，即用之以成中兴之大业;若谓艰难之中，尝得其力，而二人者是于陛下有私恩耳。臣窃意当时不过劝陛下不进兵为自全之计，正陛下之罪人也，非有恩者也。纵曰有恩陛下，但当以高爵厚禄处之于闲逸之地，全保富贵而已，岂可以宰相大臣之职报私恩乎?天下之论，咸谓纲一旦罢相，陛下必以黄潜善为左相，汪伯彦为右相矣。而二人者，又不过劝陛下幸金陵而已，必无长策也。陛下若一旦南渡，则中原之地，明日便属他人矣。

这样的文字，直言不讳，披肝沥胆，情辞激烈。在语句上则多用排比，既两两对比，正说反说，将道理阐释得极为透彻;又条畅明达，形成一股不容人不折服的气势。他也因此而触怒高宗和黄、汪，被斩于市。其冤死之日，“识与不识，皆为流泪”(《宋史·陈东传》)。

陈东遇害十一年之后投降派公然引金使来招降南宋愤怒已极的南宋爱国志士们群情汹涌，胡铨写出了震动朝野的《戊午上高宗封事》。胡铨(1102—1180)，字邦衡，庐陵(今江西吉安)人。这篇文章以慷慨激切之辞，提出内诛奸贼、外羁金使、师伐中原的主张，又一次将反投降的主张推向了高潮。文章从王伦使金不但未达使命，反而引金使来行招降一事入手，斥骂王伦之无耻，揭露金国是想用扶持傀儡的办法来待南宋，又进而批驳王伦等人的谬论，直言指责高宗不当甘心事仇。文中说:

王伦本一狎邪小人，市井无赖。顷缘宰相无识，遂举以使虏，专务诈诞，欺罔天听，骤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齿唾骂。今者无故诱致，虏使，以诏谕江南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刘豫我也。刘豫臣事丑虏，南面称王，自以为子孙帝王万世不拔之业。一旦豺狼改虑，捽而缚之，父子为虏。商鉴不远，而伦又欲陛下效之。

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为犬戎藩臣之位乎?陛下一屈膝，则祖宗庙社之灵，尽污夷狄;祖宗数百年之赤子，尽为左衽;朝廷宰执，尽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当裂冠毁冕变为胡服。异时豺狼无厌之求，安知不加我以无礼如刘豫者哉?夫三尺童子，至无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则怫然怒。今丑虏，则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稚之所羞，而陛下忍为之耶?

伦之议乃曰:“我一屈膝，则梓宫可还，太后可复，渊圣可归，中原可得。”呜呼!自变故以来，主和议者谁不以此说啗陛下哉?而卒无一验，是虏之情伪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觉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雠而不报，含垢忍耻，举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虏决可和，尽如伦议，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也?况丑虏变诈百出，而伦又以奸邪济之，梓宫决不可还，太后决不可复，渊圣决不可归，中原决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复伸，国势陵夷，不可复振，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也。

在这样声色俱厉、慷慨直言之后，文章折转而分析人心士气，指出战未必会败，力主斩王伦、秦桧、孙近诸人之头以谢天下，然后师伐中原，收复失地。文章最后声称:

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斩三人头之竿藳街，然后羁留虏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站而气自倍。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小臣狂妄，冒渎天威，甘俟斧钺，不胜陨越之至。

文章首尾圆合，各段之间关联紧密。行文气势磅礴，笔酣墨饱，英风义气，凛凛飞动，堪称南宋奏议中最为高亢的爱国之音。但在那样一个是非颠倒的年代，爱国者反而有罪，胡铨因此而被指为“狂妄凶悖，鼓众劫持”，“诏除名编管韶州”(《宋史·胡铨传》)。但这篇文章却大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抗金斗志，民间书坊印刷传诵，一时誉满天下。金国以千金之资募得其副本，读后君臣为之夺气，知中国有人，自是不南下者二十年。

南宋中期政治家如虞允文、周必大等的散文创作也有一定的成就，但不及南宋初期。这和当时偏安局面已经形成，以及理学家文论正发生着重大影响有关系。随着元军南侵的烟尘滚滚而来，南宋王朝危如垂卵，并且很快就覆亡了。垂亡民族不甘臣服的壮烈意气，大宋遗民怀恋故国的黍离悲感，一寓之于文，仁人志士们奋笔直书，共同为民族的危亡而袒臂大呼，为王朝的倾覆唱着哀婉的悲歌。文章的内容也多集中于抒发抗元的斗争热情和社稷倾亡后的深刻反思，显得特别恳切、沉郁和悲壮。文章之中鼓荡着一股终天不没的浩然正气，从而造就了南宋散文中一大批最为光彩照人的篇章;政治家的散文则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其中最有影响的作家又当推文天祥和谢枋得。

文天祥(1236—1282)，字宋瑞，也是庐陵人。元军南侵，他曾起兵勤王。德祐二年(1276)，他奉命赴元议和时被拘禁，乘间得脱，历尽艰险，返回故国，再次起兵抗击元军，兵败被俘，坚贞不屈，被害于元大都。他的散文以体裁和内容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书、记、序、跋、哀祭文和墓志铭博通古今，笔法娴熟，意态从容，极有欧阳修散文的风神;政论文则态度诚恳，语简意明而又条理清晰，论述严谨。但序、跋中又有气势磅礴、激情澎湃者，政论文中也有情辞迫切、辩驳雄健者。他的名篇《指南录后序》、《正气歌序》、《狱中家书》等，无论是章法还是表现手段，都达到了如同弹丸脱手、洒脱自如的程度。如《指南录后序》中叙其南归时几及于死的诸多经历的一段文字:

呜呼!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诋大酋当死;骂逆贼当死;与贵酋处二十日，争曲直，屡当死;去京口，挟匕首以备不测，几自刭死;经北舰十余里，为巡船所物色，几从鱼腹死;真州逐之城门外，几徬徨死;如扬州，过瓜洲扬子桥，竟使遇哨，无不死;扬州城下，进退不由，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围中，骑数千过其门，几落贼手死;贾家庄几为巡徼所陵迫死;夜趋高邮，迷失道，几陷死;质明，避哨竹林中，逻者数十骑，几无所逃死;至高邮，制府檄下，几以捕系死;行城子河，出入乱尸中，舟与哨相后先，几邂逅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无辜死;道海安、如皋，凡三百里，北与寇往来其间，无日而非可死;至通州，几以不纳死;以小舟涉鲸波，出无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呜呼!死生，昼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用重复回环的句式，将自己脱险南归中所经历的艰辛与危恶，写得历历在目;同时也将内心的万千感慨倾注于笔端。一气而下，层次迭转，文情悲壮，千年之下，读来令人回肠转气。

和文天祥一样，谢枋得也是一位民族英雄。谢枋得(1226—1289)，字君直，信州弋阳(今属江西)人，曾以江东提刑、江西招谕使知信州，率众抗击元军，兵败弃家入闽。当时已投降元军的南宋丞相留梦炎等向元人举荐谢枋得，元人屡次征召，都被他所拒绝。被俘后，谢枋得被押送往元大都，终不肯降，绝食而死。谢枋得同时又是一位极见功力的古文家。他曾编辑过一部古文选本《文章轨范》，选入历代名家的散文作品，并加以批注，以阐释文章的写作法度。这个选本，不但选文极具眼力，评点也极为精到，显示出他对古代散文艺术有很深的了解和较为准确的把握。后来清代学者吴楚材、吴调侯编选《古文观止》，不但在选篇上深受其影响，而且许多批语便直接从《文章轨范》中移入。他的散文高迈奇绝，汪洋恣肆，文章显示出光明磊落的政治家风度和不可笼络的激愤情怀。其最有名的是答留梦炎劝降的那封《上丞相留忠斋书》。留梦炎本是谢枋得举进士时的座师，降元后恬不知耻地为元人诱降门生弟子。谢枋得十分鄙视留梦炎之所为，在这封信中，便以嬉笑怒骂的口吻，正话反说，反话正说，披肝沥胆，义正词严，对他的劝降断然地予以回绝。文中说:

某，江南一愚儒耳。自景定甲子以虚言贾实祸，天下号为风汉，先生之所知也。昔岁程御史将旨招贤，亦在物色中，既披肝沥胆已谢之矣。朋友自大都来，乃谓先生以贱姓名荐，皇帝过听，遂烦旌招。某乃丙辰礼闱一老门生也，先生误以“忠实”二字褒之。入仕二十一年，居官不满八月，断不敢枉道随人以辱大君子知人之明。今年六十三矣，学辟谷养气已二十载，所欠唯一死耳，岂复有他志?(www.xing528.com)

文章最后说:

司马子有言:“人莫不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先民广其说曰:“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先生亦可以察某之心矣。

这种文章，千载之下，读来都是令人感奋不已的。

二、南宋文学家的散文艺术

南宋文学家的散文创作贯穿于整个南宋一代，但以南宋中期最为繁荣。南宋前期文学家的散文在内容和风格上，与政论家的散文有许多相近之处，但在文学色彩方面则要强烈一些，其代表作家当推李清照。

李清照(1084—1155?)，号易安居士，济南章丘(今属山东)人，是宋代著名的女词人。金兵南下，她与丈夫赵明诚往南方。赵明诚病故后，她漂泊于浙江一带，晚景极为凄凉。李清照长于词，同时兼善诗文。她的散文中最著名的是《金石录后序》。这是她为丈夫赵明诚著的《金石录》一书所写的序文，作于高宗绍兴四年(1134)。这时她流落在杭州，已五十一岁，孑然一身。当年她与丈夫辛苦收集的文物散失已尽，惟有丈夫亲自编定的《金石录》一书还留在身边，睹物思人，国破家亡的悲愤，亲人早逝的哀痛，促使她写下了这篇扣人心弦的文章。文章虽然名为“后序”，其实是一篇回忆录式的记叙文。文中追忆了她和丈夫收集文物及编撰《金石录》的经过，叙述了金兵南侵时这些金石文物相继散失的情况，将战乱中夫妻生离死别的情景、丈夫死后自己只身飘零的凄凉，以及物散人亡的悲痛，与战乱之前少年夫妻收集文物的痴迷、猜书品茗的欢乐和志趣，形成鲜明的对照，又在娓娓的叙述中寄寓着极为深沉的国破家亡的悲痛与忧愤。文笔简洁疏秀，叙事又委曲周详，抒发的情感极为真挚感人。文章末尾说:

今日忽阅此书，如见故人。因忆侯在东莱静治堂，装卷初就，芸签缥带，束十卷作一帙，每日晚吏散，辄校勘二卷，跋题一卷。此二千卷，有题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泽如新，而墓木已拱，悲夫!

昔萧绎江陵陷没，不惜国亡，而毁裂书画;杨广江都倾覆，不悲身死，而复取图书。岂人性之所著，死生不能忘之欤。或者天意以余菲薄，不足以享此尤物耶?抑亦死者有知，犹斤斤爱惜，不肯留在人间耶?何得之艰而失之易也!呜呼，余自少陆机作赋之二年，至过蘧瑗知非之两岁，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所以区区记其终始者，亦欲为后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

“手泽如新，而墓木已拱”，何等鲜明的对照，何等令人难以接受的现实!辛苦收集的文物所以散尽，是由于国破家亡，是由于战乱。借叙金石之事，而寓家国兴亡之感;写的是书序，反映的却是整个离乱时代的风貌，浸透着作者在饱经离乱之后痛定思痛的慨叹。后来明代的归有光写《项脊轩志》、《先妣事略》，清代的刘大櫆写《章大家行略》，蒋士铨写《鸣机夜课图记》，近代的林纾写《苍霞精舍后轩记》，都深受李清照这种笔法的影响，使文章显示出一种世事沧桑、凄恻缠绵的情怀。

南宋文学家的散文创作在南宋中期显得比较活跃。这个阶段大致是自高宗绍兴和议至理宗端平元年(1233)金元易代的八十余年间，即历史上的宋金对峙时期。随着绍兴和议达成，岳飞被害，南宋偏安的局面大体形成，整个士大夫阶级的情绪是偏于低沉，但南渡初期那种激烈壮怀也未曾泯灭。这种状况几乎贯穿着整个南宋中期。反映在文坛上，也是两种倾向:一是冗漫萎弱，文士们在苟安之中发挥着他们的才智，多在雕字琢句上下工夫，但也因此而出现了一些在艺术上较好的篇章;另一类则沿初期的脉络而下，仍旧鼓荡着强烈的爱国热情与收复失地的豪气，但同时又时时流露出对朝廷的强烈失望和个人壮志难酬的深重哀怨。

此外，因形势相对稳定，文人们有了较为安定的环境来从事创作。他们又大多是以诗人、词人而兼长散文，而不似李纲、宗泽、岳飞、胡铨那样为政治家或军事名将，他们的创作带有更多的文人自觉性。加上偏安局面的形成，亡国的危迫感相对减弱，一些爱国人士得以殚精竭虑地谋划复国大计，文章也更讲究章法。南渡初期那种草创成篇的状况明显减少，自觉师法前代大家的风气日见增浓，注重立意，注重布局，注重语言的文采和表达的准确，甚至有意取法前代古文大家的写作技巧，成为这些作家自觉的追求。散文创作的体裁范围也有新的拓展，叙事性作品如人物传记、游记、碑志等日见增多，其中冗漫者虽然不少，但也确实不乏精品。这期间的代表性作家有陆游、范成大、杨万里、辛弃疾和王质。

陆游(1125—1210)，字务观，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毕生成就在诗词方面，但散文也写得很出色。《四库提要》说他“以诗名一代，而文不甚著。集中诸作，边幅颇狭。然元祐党家，世承文献，遣词命意，尚有北宋典型，故根柢不必其深厚，而修洁有余;波澜不必其壮阔，而尺寸不失”。说他散文“边幅颇狭”，波澜不及韩、柳、欧、苏那样壮阔，也合乎事实，这正反映出唐宋大家散文艺术难以企及之处，但“修洁有余”、“尺寸不失”，则正是其长处，是他取法北宋典则、前人风范的表现。陆游也有政论文，但多论内治，而极少言战与和。大致说来，这类文章不是他的代表作。他写得好的作品是序跋、书事、杂记和碑铭，如写主战派人物李光的《跋李庄简公家书》:

李丈参政罢政归乡里时，某年二十矣。时时来访先君，剧谈终日。每言秦氏，必曰“咸阳”，愤切慷慨，形于色辞。

一日，平旦来，共饭。谓先君曰:“闻赵相过岭，悲忧出涕。仆不然，谪命下，青鞋布袜行矣，岂能作儿女态耶?”方言此时，目如炬，声如钟，其英伟刚毅之气，使人兴起。

后四十年，偶读公家书，虽徙海表，气不少衰，丁咛训戒之语，皆足垂范百世，犹想见其道青鞋布袜时也。

淳熙戊申五月己未，笠泽陆某题。

李光绍兴八年(1138)任参知政事，曾当廷面叱秦桧。“咸阳”即秦朝的国都，李光借暴秦以指代秦桧。文中的“赵相”指赵鼎，在宋高宗时曾一度为相，因与秦桧不合，被贬岭南，绝食而死。陆游这篇跋文只不过一百五十余字，却极为传神地写出了李光的浩然正气和凛然风骨，人物“英伟刚毅之气”跃然纸上，形象异常鲜明。在布局上也极为讲究。第一段是概述，为虚写;第二段则选取一件具体的事件进行记述，为实写;第三段写四十年之后见其被贬岭南时的家书，仍觉“气不少衰”，以与上文的“青鞋布袜行矣，岂能作儿女态耶”相呼应。中间又以赵鼎被贬时的“悲忧出涕”与之对照，着墨不多，却极有力地烘托出了人物的形象。他的《姚平仲小传》也将一位抗击外来侵略的少年豪杰写得极富传奇色彩。他还有一篇别具风味的杂记《烟艇记》。所谓“烟艇”，其实只是两间非常狭隘的小屋。文章围绕以“烟艇”命名是否恰当的问题，仿效汉赋以主客问答的形式展开议论，借以抒发自己既不能效力于当世，又不能归隐于江湖的苦闷情怀。所以名其为“烟艇”，就是将它当做一个类同江湖的栖身之所。这其实正是在南宋统治者消极抗战的大背景下，一批富有爱国心的文人内心情绪的反映。整篇文章显得极为含蓄委婉，意在言外。而对于有可能为抗金作出贡献的朋友，他也总是以恢复故土相嘱托。如在《铜壶阁记》中，他便在末尾借客人为范成大贺寿的一篇言辞，委婉地劝范成大毋忘收复失地，驱逐金兵，“北举燕赵，西略司并，挽天河之水，以洗五六十年膻腥之污”。在写法上显得非常巧妙，这都反映出他受到唐宋古文艺术的深刻影响。

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吴郡(今江苏苏州)人，曾外任至方伯连帅，内登侍从二府。他传世的文章很少，留下来的作品，论事纪实，兼而有之。其政论之文，多务实之言，而不为趋时之论，语言也明白晓畅。当时孝宗刚即位，锐意北伐，但其时内外条件都不成熟。而一些“乘时射利之徒”，出于一己之私利，“争献迎合之说”。范成大屡上奏疏，进行批驳。文中描述这些人为了“候伺上意”而“翻旧史”、“检方志”、“询北客”、“走权门”的种种行径，十分生动。范成大散文中最负盛誉的是《峨眉山行纪》。这篇游记状物精确，描写传神，在结构上也是刻意布置，极尽变化跌宕之能事。尤其写峨眉佛光昼现、神灯夜来的奇异景观，文字特别精彩。文章先写宝光的“小现”，其状已是妙不可言，诱人之至。但又写其随即便收去，令人怅然若失。接着写神灯夜景:“乙夜灯出，岩下遍布，弥望以千百计。”但又以“夜寒甚，不可久立”而收住。然后写第二天的游览，却故意搁下佛光不写，而横转笔头，写峨眉西望所见诸峰的奇丽景色，在千回百转之中，突然将人引入一个极其神奇的佛光变幻的境界，在一片“如烂银晃耀曙光中”的雪山背景上，纵笔直叙佛光的“大现”、“清现”、“收岩”的种种瑰丽景象:

复诣岩殿致祷，俄氛雾四起，混然一白。僧云:“银色世界也。”有顷，大雨倾注，氛雾辟易。僧云:“洗岩雨也，佛将大现。”兜罗绵云复布岩下，纷郁而上，将至岩数丈辄止，云平如玉地。时雨点犹馀飞。俯视岩腹，有大圆光堰卧平云之上，外晕三重，每重有青、黄、红、绿之色。光之正中，虚明凝湛，观者各自见其形现于虚明之处，毫厘无隐，一如对镜，举手动足，影皆随形，而不见旁人。僧云:“摄身光也。”此光既没，前山风起云驰。风云之间，复出大圆相光，横亘数山，尽诸异色，合集成采，峰峦草木，皆鲜妍绚茜，不可正视。云雾既散，而此光独明，人谓之“清现”。凡佛光欲现，必先布云，所谓“兜罗绵世界”。光相依云而出;其不依云，则谓之“清现”，极难得。食顷，光渐移，过山而西。左顾雷洞山上，复出一光，如前而差小。须臾，亦飞行过山外，至平野间转徙，得得与岩正相值，色状俱变，遂为金桥，大略如吴江垂虹，而两圯各有紫云捧之。凡自午至未，云物净尽，谓之“收岩”，独金桥现至酉后始没。

这节文字，极为生动地描绘出了峨眉佛光的绮丽神秘、变幻莫测，显示出极强的描写技巧和精湛的语言功力。

和陆游、范成大一样，杨万里也是一位诗掩文名的作家。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吉州吉水(今江西吉水)人。他的文集《诚斋集》中就辑录有他相当数量的散文。大体上讲，他的散文创作所沿袭的，也还是唐宋古文的道路。这一点，决定了他的散文既具有相当丰厚的社会内容，又很讲究写作艺术。他的散文，大都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其中或者力陈收复大计，或者批评政治积弊，或者反映民生疾苦，措辞尖锐，不避权贵。他的政论文，与李纲、宗泽、胡铨的政论文相比，是一点也不逊色的。他的《千虑策》作于乾道年间，计三十篇。这组文章从客观上估计敌我态势入手，全面论述了富国强兵、待机北伐、恢复中原的主张，和陈亮的《中兴五论》，辛弃疾的《美芹十论》、《九议》一样，他在文章中所提出的，几乎就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完整的复国计划。和辛弃疾不同的是，杨万里缺少军事斗争的具体经验，因此，他的这些策论则更侧重于论述内固根本的一方面。在方法上也更多地是以史为鉴来阐述道理，在逻辑上较辛、陈的策论更为严密。其所举史实，与要论述的观点结合得非常紧密。行文则往往层层递进，回环往复，见解又很精辟，论析鞭辟入里，有极强的说服力。这种以史为鉴的论述方法，更体现出文人策论的特点。

杨万里散文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刻意于鸿篇巨制的写作，这正是偏安局面大体形成之后，文人创作环境比较优裕的反映。这又分为两类:一是我们在上文中说到的策论。这些作品，少则三四千字，长则上万言。文章纵横捭阖，引古证今，反复辩难，既有不容人不折服的气势，又有很强的文学色彩。另一类是碑志传记作品，如为虞允文、张浚、胡铨等爱国名臣所写的行状、传记、墓志铭、墓表、神道碑铭等，每篇往往长达八九千字，以精细的叙述、典重的文笔，极力表现人物的风采，以鸿文大册的气势来突出他们的功业、地位，以及自己对他们的敬重。不过，这与唐宋古文大家所作碑铭、传记的严于剪裁相比，就显得有所不及了。

杨万里散文中文学色彩最浓的，还是他的一些序跋，书札和杂、传记，以及为亲朋所作的碑志。这些作品，追忆往事，缅怀亲旧，感情真挚，文辞简洁，较之于那些刻意为之的大册鸿文，显示出完全不同的风貌。如《答张季长少卿书》，文章开头所叙昔日的交往及分别之后的思念:

自乾道之季年，执事初来，落笔中书，一日声名震于京师，一何伟然也!迨及绍煕初载，执事再至，握兰省户，二老相对，鬓发沧浪，又何颓然也!居无几何，仆使江东，公归岷岭，两舟邂逅，一揖而别，一何黯然也!居无几何，仆归林下，公牧汉中，一书远来，访问生死，又何跫然也!楚星蜀月，万里相望，自此远矣。

文辞清丽，一往情深。然后写新接对方来信时的种种喜悦，书中既有称颂，言辞又近乎戏谑，这正是文章洒脱自然的表现。他的一些碑志作品，往往打破文体规范，使之更具有文学的色彩。一般来说，碑志都是先介绍墓主的姓名字号、身世爵里，再叙其事迹和生平。杨万里有的作品则不一样。有的先发一大段议论，阐述自己品评人物的主张，然后再叙述墓主的事迹。如《彭遵道墓志铭》，其议论与叙事几乎各占一半。然而正因为有了这些充满激情的议论作铺垫，后面陈述墓主的事迹才更显现其光彩。这种写法，常见之于前代古文大家的赠序和文集序中。杨万里却将它导入了碑志的写作中，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讲，这不失为一种大胆的尝试。他的另一类碑志则先追叙某一令人刻骨铭心的场景，然后再叙墓主的事迹。如为刘廷直作的《新喻知县刘公墓表》，文章开篇即写两人的最后一次会面:

绍兴二十有九年冬十月十有九日，万里迎侍老亲来吏零陵，过湘江，遇公于野店，欢甚，而彼此骨肉已前行，日荒荒欲落，势不容久相语。某再拜公上马驰去。公亦行，一再回顾，有罔罔之色。公平生刚简，未尝对某如此也，私窃独怪之。未几，则闻公病，遂不起。前日之回顾，殆永诀之意也欤?呜呼，痛哉!盖明年之八月一日也。

然后再写其身世爵里及事迹，最后的铭辞也非韵语，而是取散句形式，极类于史评。若以文体格式来衡量它，这显然是不合规范的，但其文学性却非常浓厚。杨万里曾师从刘廷直，这种师生情谊是刻骨铭心的，他将这一经历冠于篇首，有力表现了对恩师的怀念和自己内心的哀痛，而这正是作为文学家的杨万里所要追求的艺术效果。

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的散文成就也很值得注意。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济南历城人。他的散文大多已经散佚，流传下来的只有《美芹十论》、《九议》及几篇奏疏。刘克庄《辛弃疾集序》评论他的散文时说:“辛公文墨议论尤为英伟磊落。乾道、绍熙奏篇及所进《美芹十论》、上虞雍公《九议》，笔势浩荡，智略辐凑，有《权书》、《衡论》之风。”所谓“英伟磊落”、“笔势浩荡”，是指他的文章风格而言。这主要是受他的经历和内心情感的影响。他出生在北方沦陷区，自年轻时起，就饱尝作为亡国奴的痛苦与屈辱，他的民族忧患意识几乎是与生俱来。“一编书是帝王师”(《木兰花慢·席上送张仲固师兴元》)，他的这些散文所体现的，是他为恢复中原、重整山河而筹划形势、策虑自强的思考。这些文章都是在一种“负抱愚忠、填郁肠肺”、“忠愤所激，不能自已”的心态中写下的。文章“英伟磊落”、“笔势浩荡”，也就显得极为自然了。辛弃疾散文的另一个特点是所谓“智略辐凑”，切合世用。辛弃疾既是一位文学家，同时又是一位极有战争经验的军事家。和北宋作家如三苏在写作策论时刻意为之不一样，他的这些文章全然是反映他对复国大业的谋划，非常切合实际。文章中即便是引用前人的经验和教训，也是为了以古证今，是基于解答现实问题的需要。他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固守两淮，增强荆襄，内固根本，训练将士，先取山东作为北伐的基地，然后攻取河北，挥师幽燕，一举而北定中原的战略构想。但南宋统治者并未采纳他的这些建议，“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他的满腔热情与豪情，最终只能化作一声声无可奈何的沉重叹息。在严重的失望中，他甚至预言:“仇虏六十年后必灭，虏灭而宋之忧方大。”(于钦《齐乘》引)历史的发展，真的不幸被他言中了。宋金对峙结束之后，统一中国的，真的不是赵宋王朝，而是北边新崛起的蒙古军事贵族集团。偏安江南，不思进取，不图恢复的南宋小朝廷，终于被历史的潮流所淘汰。

了解了辛弃疾散文这样极其丰富的内容，和它们字里行间所蕴涵的炽热的情感，也就易于了解他散文的艺术特色。正是这种宏伟的气度、开阔的视野、务实的精神、精深的谋划，以及对国家前途极为深沉的忧虑，共同造成了他散文“英伟磊落”，“笔势浩荡，智略辐凑”的特点，使这些散文显得笔酣墨饱，切实而又深刻，洗练而又刚劲。

南宋中期还有一位颇有成就的散文家王质，王质(1127或1135?—1189)，字景文，郓州(今山东东平)人，曾上疏请宋孝宗早定战守之策，为主和派所忌，被罢官。王质最负盛誉的散文是他的《游东林山水记》。东林山在今浙江省吴兴县西南。这篇游记分两天记述，但各有侧重，各有主次，在布局上十分讲究。第一天所见为第一段，重在写山，而以水映衬，游览方式是步行;第二天所见为第二段，重在写水，而以山相映衬，游览方式则改为泛舟。两天所见相互映衬，各得其趣。第三段则交代了作记缘由，抒发感慨。整篇文章，层次分明，首尾圆合，在结构上颇得欧阳修、曾巩散文艺术的长处。文中的描绘，也十分精彩，又很类似柳宗元山水散文的笔法。如第二段写舟游所见:

俯门而航，自柳竹翳密间，偱渠而出，又三四折，乃得大溪，一色荷花。风自两岸来，红披绿偃，摇荡葳蕤，香气勃郁，冲怀罥袖，掩冉不脱。小驻古柳根，得酒两罂，菱芡数种。复引舟入荷花中，歌豪笑剧，响震溪谷。风起水面，细生鳞甲;流萤班班，若骇若惊，奄忽去来。夜既深，山益高且近，森森欲下搏人。天无一点云，星斗张明，错落水中，如珠走镜，不可收拾。

这节文字，先写水，曲径通幽，“又三四折，乃得大溪”之后，忽见“一色荷花”，然后放笔泼墨，尽情地写风中的荷花。因风的吹拂，荷花“红披绿偃，摇荡葳蕤”;因风的吹拂，荷花又“香气勃郁，冲怀罥袖”。作者由景生情，文章却又不直接转入写情，而是插入一句，于古柳下“得酒两罂，菱芡数种”。因为饮酒，兴致更高，所以“复引舟入荷花中，歌豪笑剧，响震溪谷”。然后转入写夜色，写夜色中的山。时间的转换，景物所体现的气氛和游人的情绪也随着转换。环境气氛由原来的柔美舒展，一变而为森冷凄清;人的情绪也由原来的豪迈奔放，一变而为落寞凄凉。最后写天的清朗和水中星星倒影的晶莹，进一步渲染出气氛的凄清，为下文的抒情作过渡与铺垫。就意境看，这些描写充满诗的情韵;就写法看，显然是经过精心安排的。这种对艺术表现效果的刻意追求，在南宋政治家的散文中是很难见到的。

南宋后期文学家的散文没有太多的名篇。一些作家倒是在南宋亡国之后，作为南宋遗民，写下了许多催人泣下和令人深思的作品，共同为王朝的覆灭唱着哀婉的悲歌。如王炎午的《生祭文丞相》、郑思肖的《一是居士传》、邓牧的《君道》、《吏道》、谢翱的《登西台恸哭记》以及周密《武林旧事》中的一些短篇杂记，都是极好的作品。尽管这时已经是元代初期，但这些作品的内容大都与南宋有关，其文章风格也依旧保留了南宋散文的基本特点。讲究布局，讲究行文的气势，讲究语句的表达形式，显示着文学家对写作技巧的自觉追求。

以邓牧、谢翱的文章为例。

邓牧(1247—1306)，字牧心，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他虽然极力赞赏谢翱“罕读古人著述，谓文章当出胸臆，自成一家”，平生为文“不肯区区有所模拟”(《谢皋父传》)，但他自己的散文，还是可以看得出所受唐宋古文的影响。邓牧最有名的文章是议论文《君道》和《吏道》。这两篇文章都是追述古代治世的政治风气的。邓牧认为，古代之国君，“分未严”，“位未尊”，接近人民，没有衣食宫室的享受，只有治理天下的劳苦。人民对这种类同公仆的君主，也便“乐载而不厌”;而君主们也不必惴惴不安地总是担心有人要夺他的帝位，军民之间，相安无事，因而天下虽“不得无吏”，但“为员不多”。这不多的一些官吏，也都是“择才且贤”而任之，以协助君主治理国家。他因而主张效法古人，“废有司，去县令，听天下自为治乱安危”。显然，这种政治理想在当时是不能实现的。邓牧所言，其实只不过是愤激之语。而这种愤激，显然与南宋的灭亡有关，蕴含着作者对宋王朝覆亡的历史教训所作的深刻而沉痛的反思在内。文章中反复使用对比的方法，立论鲜明，气势充沛。这一点，很接近韩愈、苏洵、苏轼论说文的风格，颇具战国纵横家文章的色彩。

谢翱(1249—1295)，字皋羽，长溪(今福建霞浦)人，曾从文天祥起兵抗元，兵败之后，避难于浙中。这期间，他写了不少山水游记，这些游记很接近柳宗元游记散文的风格。但他最有名的作品还是《登西台恸哭记》。这是一篇为纪念文天祥而作的杂记，作于文天祥被害后的第八年。此前，他曾在文天祥遇害的第二年哭祭于苏州之夫差台，第四年又哭祭于浙江会稽之越王台。《登西台恸哭记》所记述的，则是他第三次哭祭的情况。西台，即富春江的严子陵钓台。作为避难的将领，面对极其险恶的环境，他的哭祭只能是隐蔽的，文章的行文也显得扑朔迷离。文中不提文天祥的名字，而是假托哭祭“唐丞相鲁公”;对同往祭奠的友人，也是以“甲”、“乙”、“丙”代称之。文章分四段。第一段用隐晦的文字暗示被祭奠者身份以及与自己的关系。第二段则简略地介绍往昔两次哭祭的情形。第三段则分祭前、祭中、祭后三个层次，非常细致地描述了此次西台哭祭的全过程，一腔愤激情怀，喷涌而出。其中记哭祭的一段说:

须臾雨止，登西台，设主于荒亭隅，再拜跪伏，祝毕，号而恸者三，复再拜，起。又念余弱冠时，往来必谒拜祠下，其始至也，侍先君焉。今余且老，江山人物，睠焉若失。复东望，泣拜不已。有云从西南来，渰浥浡郁，气薄林木，若相助以悲者。乃以竹如意击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极?暮来归兮关塞黑。化为朱鸟兮有咮焉食?”歌阕，竹石俱碎，于是相向感唶。

这节文字，文辞简洁，但叙述又很详尽，字里行间流淌着极为浓郁的情感，真所谓声泪俱下，字字泣血。在叙写哭祭过程中，插入江山残败、人事不堪的感喟。祭奠完毕之后，又转而写风云浡郁、助人同悲的景象，写以竹击石，以歌招魂，竹石俱碎的悲恸。这样一种多方映衬、千回百转的写法，使文章显得一唱三叹，沉郁顿挫，往复回环，极为有效地表达了自己郁积于胸中的悲恸情怀和不肯臣服的民族气节。尽管他有意地将被祭者写得扑朔迷离，但人们都能体味到其中所隐含的深意。元代末年，张丁为此文作注，便说谢翱“若其恸西台，则恸乎丞相也;恸丞相，则恸乎宋之三百年也”。《登西台恸哭记》因此也成了古代散文史上的名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