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与文化：资本主义萌芽与启蒙思潮

(二)资本主义萌芽与启蒙思潮的兴起

明代社会从嘉靖末年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其主要特征，就是在封建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的各个领域中，滋长着资本主义的因素，两者进行着尖锐的斗争。

如前所述，明代中叶特别是到了嘉靖年间，社会各方面的矛盾已经非常尖锐，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开始发生动摇。统治者为了挽救这种社会危机，采取了一系列改良主义的措施。这就是万历初期以张居正为首的改革运动。其改革的基本政策是:对内制止豪强兼并，清理土地与赋役制度，整顿税收，澄清吏治;对外加强国防，清查边军积弊，积极选拔将领、训练军队并修筑坚固的国防线，储备国防费用。这次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效果，缓和了社会矛盾，经济趋向繁荣，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例如东南地区的纺织业，生产技术大幅度提高，一人生产的成品比过去增加了四五倍，并出现“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劳资关系。再如冶铁与煤矿工业，规模扩大，技术进步，产量增加，生产的每个环节组织管理有机化。这是资本主义大生产的萌芽。

社会经济的繁荣，促使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壮大，很多富人不再经营土地，逐渐脱离封建剥削的模式，而开始转向经营商业或手工业，成为商业或手工业的早期资本家，资本有的多至百万，中等者也有二三十万。我们从《施润泽滩阙遇友》、《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等拟话本小说中，可以看到资本原始积累的状况。由于商业和手工业的繁荣，城市市民阶层势力逐渐发展，在经济上、政治上形成一股与封建主义传统势力相对抗的社会力量，万历后期形成波澜壮阔的全国性市民的反封建斗争。而从封建统治集团中被排挤出来的一批正派、开明的士大夫，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开始形成一个与贵族大地主相对抗的政治派别——东林党，他们反对大贵族、宦官、贪官污吏对人民的残酷掠夺，主张撤销矿监税使、改革财政、反对贵族大地主垄断政权，要求停止特务统治等反动政策，改良政治，缓和社会矛盾，在这方面，东林党与新兴市民阶层利益一致，互相声援，这在李玉《清忠谱》传奇、张溥《五人墓碑记》等作品中，有着鲜明的反映。(www.xing528.com)

与经济上资本主义萌芽密切相关，在思想文化领域方面，与封建主义传统文化思想相对抗的、带有人文主义思想性质的思想体系逐渐形成，这就是以提倡人类平等、个性解放、反对崇拜圣贤偶像、发扬个人智慧才能为中心内容的泰州学派(或称王学左派);它在思想文化领域中与教条主义官方哲学——程朱理学，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对传统思想文化作了大胆的否定，人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强调人欲的需求，提出“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22]。把圣人之道与百姓日用画上等号。这实际上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思潮，形成一股反对道学统治的异端力量。而其中又以被明神宗诬为“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李贽最为突出。他彻底揭露了道学家的虚伪性，猛烈抨击程朱理学，反对以孔子和儒家的六经作为社会道德标准，认为“圣人”只不过是欺世盗名的“商贾”和“穿窬”之徒。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针对封建礼教对妇女的压迫，大胆地提出男女平等的思想，赞扬叛逆的女性卓文君，称道《西厢记》中张生和莺莺的反封建精神。这种人文主义思潮，对当时进步作家的影响很大，徐渭、汤显祖、公安派作家以及冯梦龙等都深受其影响，在文艺思想和创作实践上，起了指导作用。清代《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和《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则继承和发扬了这股人文主义思想的传统。至于王学末流的空论误国，则又另当别论。

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也加速了社会人群的两极分化，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下层人民赤贫化，社会生活的悬殊也趋向绝对化。上层人群，上自帝王、大官僚，下至商人市侩，都过着穷奢极欲、荒淫无度的生活，醇酒美人成了他们享乐的主要对象，而处于社会底层的劳苦人民，生活境遇非常悲惨，卖儿鬻女，为奴作仆，作倡作优，过着被凌辱的非人生活。社会风气败坏，传统道德沦丧，人与人之间的淳朴关系被赤裸裸的金钱、权势所代替，封建道德的纱幕被撕毁了，人与人之间充满着欺骗，互相倾轧，唯利是图。恶棍、地痞流氓、媒婆、鸨儿……形形色色的渣滓都飘浮在社会上，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种种丑恶现象都暴露出来了，而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却司空见惯，并不以这些丑恶的东西为耻辱。这种社会现象和人生价值观念的变化，主要出现在资本主义因素较为浓厚的都市城镇之中。长篇小说《金瓶梅》和“三言”、“二拍”中的一些短篇白话小说，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道德风尚中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