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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戏发展概貌:明代文学与文化的繁荣促进南戏形成与发展

时间:2023-07-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繁荣富庶的经济环境,人民较为安定的生活,节日文化娱乐活动,都促进南戏的形成,并不断得到发展。到了元末明初之际,终于出现了像《琵琶记》和“荆、刘、拜、杀”等著名的南戏剧本,在整个剧坛上压倒了北曲杂剧,并进一步发展为戏曲史上别开生面的传奇。

南戏发展概貌:明代文学与文化的繁荣促进南戏形成与发展

一、南戏发展概貌

南戏,就是用南曲歌唱的戏文,是宋、元时在南方民间流行的一种地方戏。因为它产生于浙江永嘉(今温州),故称“永嘉杂剧”。后来逐渐流传到各地,杭州等大都市都很盛行。为了与北曲杂剧相区别,就称之为南戏。

据徐渭《南词叙录》记载,北宋末年宣和年间(1119—1125)已经有原始性的南戏,南宋光宗(1190—1194)朝开始出现南戏剧本,永嘉人作的《赵贞女蔡二郎》、《王魁负桂英》就是最早的南戏剧本。度宗咸淳四年至五年(1268—1269),《风流王焕贺怜怜》戏文盛行于杭州。大约南宋末年,南戏已流行到苏州一带。

初期的南戏,完全是一种民间土生土长的艺术,即所谓“草台戏”。它不像杂剧那样讲究严整的宫调格律。正如《南词叙录》所云:“永嘉杂剧兴,则又即村坊小曲而为之,本无宫调,亦罕节秦,徒取其畸农、市女顺口可歌而已。谚所谓‘随心令’者,即其技欤?”[1]曲子的组织方法非常简单,“其曲,则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不叶宫调,故士夫罕有留意者”。[2]实际上主要是采用民间流行的小曲,后来也采用了一部分词调和诸宫调的曲子,把声调相近的曲子按次序编排起来,便于人们顺口歌唱。一般士大夫认为它太俚俗,不被重视,人民群众却很喜爱它。因为它在艺术形式方面,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在思想内容方面,有较强的现实性和爱憎感。早期南戏在内容上有一个特点,就是借民间故事传说或时事,来反映现实的生活与诉求,爱憎非常鲜明。例如《赵贞女蔡二郎》,演“蔡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就是对不孝不义之人的谴责。周密《癸辛杂志》记载了元初的一件事:

温州乐清县僧祖杰,自号斗崖,杨髠之党也,无义之财极丰。……有富民俞生,充里正,不堪科役,投之为僧,名如思。有三子,其二亦为僧于雁荡。本州总管者,与之至密,托其访寻美人,杰既得之,以其有色,遂留而蓄之。未几,有孕。众口籍籍,遂令如思之长子在家者娶之为妻,然亦时往寻盟。俞生者,不堪邻人嘲诮,遂挈其妻往玉环以避之。杰闻之,大怒,遂俾人伐其坟木以寻衅。俞讼于官,反受杖。遂诉之廉司,杰又遣人以弓刀置其家而首其藏军器。俞又受杖。遂诉之行省,杰复行赂,押下本县,遂得甘心焉,复受杖。意将往求直,杰知之,遣悍仆数十,擒其一家以来,二子为僧者亦不免。用舟载之僻处,尽溺之。至刳妇人之孕以观男女,于是其家无遗焉……其事虽得其情,已行申省。而受其赂者尚玩视不忍。旁观不平,惟恐其漏网也,乃撰为戏文以广其事。后众言难掩,遂毙之于狱。越五日而赦至。夏若水时为路官,其弟若木备言其事。

由此可见,群众是把这一土生土长的新兴艺术,作为自己娱乐和斗争的手段,借以制造强烈的社会舆论,从而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

正由于南戏是植根于群众的艺术,因此,在元代杂剧盛行之时,虽然由于元代统治者的民族歧视政策,使这一反映江南人民生活和思想感情的南戏,在当时剧坛上也处于被歧视的境地,因而曾经一度显得萧条,但是并没有被消灭。后来在与杂剧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它吸取了杂剧的一些优点,例如:采用北曲,出现南北曲合套的现象,腔调显得丰富多彩;同时借鉴杂剧以不同宫调表现不同思想感情的方法,为塑造人物形象、展开戏剧冲突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它也得到了一些杂剧作家的支持,马致远、萧德祥等著名杂剧作家,都曾写过南戏。于是南戏在艺术上就逐渐地完善起来。这里还应当特别指出,南戏得以生存和发展,与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长期以来经济发达、文化生活丰富活跃,有着密切关系。繁荣富庶的经济环境,人民较为安定的生活,节日文化娱乐活动,都促进南戏的形成,并不断得到发展。到了元末明初之际,终于出现了像《琵琶记》和“荆、刘、拜、杀”等著名的南戏剧本,在整个剧坛上压倒了北曲杂剧,并进一步发展为戏曲史上别开生面的传奇。

关于南戏的原始资料,有钱南扬编辑的《宋元南戏辑佚》,存录了119种剧目的部分曲辞[3]。现在保存的较早的南戏,完整的只有《永乐大典》残篇所收的三种戏文:《小孙屠》、《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从它们艺术形式还不够完善和文字质朴自然等方面考察,可以肯定为高明《琵琶记》之前的书会才人所作。它们本身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固然不足以称为佳作,但对戏曲的研究却具有重要价值。从这三种较早的戏文中,可看出当时南戏体制上的基本轮廓。南戏并不是由元杂剧演变而来,它的渊源和体制,与元杂剧都有区别。(www.xing528.com)

元杂剧体制上受一本四折[4]的限制,南戏则篇幅不拘长短。在《琵琶记》之前,南戏剧本亦不分出,按照《琵琶记》的分出形式——每出结束时有下场诗或尾声来分,《张协状元》可分40多出[5],《宦门子弟错立身》却只有6出。后来《琵琶记》长至42出。

元杂剧由同一宫调的一套曲子组成一折,曲辞一韵到底,因此,一折中只能由一个主角独唱;早期南戏则根本不叶宫调,后来的传奇一出之中也可数换宫调,同场各个脚色可以唱不同宫调的曲子,在同一套曲子中,几个脚色递相轮唱,还有合唱,显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

南戏在体制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全剧布局结构规范化。头一出“家门”或“开场”,是全剧的纲领。由“副末”(相当现代报幕员)登场朗诵词两阕,第一阕词表明本剧的创作主张,自叙身世并交代与其他人物的关系;然后展开戏剧冲突。一般采用两条线索交错发展的方式。最后一出,矛盾解决,全体主要人物上场,欢庆团圆;即使带有悲剧性的剧情,结尾也含有喜庆色彩。

此外,角色的名称,南戏与杂剧差不多,有生、旦、外、贴、净、丑、末诸角色,不过在杂剧中以末为男主角,南戏则以生为主角,末退居次要地位。至于动作,杂剧曰“科”,南戏称“介”,实际上并无区别。宋人称角色的动作表情为“发乔”,“介”当是“乔”的简化。

由上述可见,南戏和杂剧是两种不同的戏剧文化形式,它们的渊源和体制各不相同。而在艺术风格上,也有各自的地方色彩。徐渭《南词叙录》云:“听北曲使人神气鹰扬,毛发洒淅,足以作人勇往之志……南曲则纡徐绵渺,流丽婉转,使人飘飘然丧其所守而不自觉。”[6]王世贞《曲藻序》也曾指出:“北主劲切雄丽,南主清峭柔远。”他们的评论大体上符合实际情况。

总之,从南戏的渊源、体制到声腔的艺术风格,所蕴含的地域文化特色,是很鲜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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