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郭记》：揭示明代堕落世风的力作

(二)对堕落世风的针砭——《东郭记》

《孟子·离娄下》“齐人有一妻一妾”的故事，是人们所熟知的，通过齐人乞墦而骄于妻妾，讽刺当时某些士人为攫取富贵利达而出卖灵魂的卑劣行径，孙钟龄(约万历至崇祯间人)，字仁孺，撰《东郭记》沿用这一题材，却以《孟子》七篇中人物为角色，每出标目皆截取《孟子》语，内容虽不出“富贵利达”，但其讽刺的对象，不仅是某个士人，而且扩大到世态人情，整个社会风气。剧中写齐人及其朋友王、淳于髡、小齐人等追求功名富贵的过程。他们原是“一贫如洗，日不聊生”的无赖棍徒，因见“当今之日，贿赂公行，廉耻道尽”，就各展其长技去求富贵。齐人以撒谎吹牛、伪装英豪的卑鄙手段，骗得一妻一妾，乞蟠骄妻的骗局很快就被事实揭穿。王作贼偷盗，积有百金，向职掌取士、“以贿取怜”的田戴献财求官，骤得高位;淳于髡善滑稽诙谐，乘“君王喜隐，好为淫乐，沈湎不治，百官荒乱，诸侯并侵，国且危亡”之机，以隐语博得齐王欢心，霎时便拜亚卿，于是他们互相交结，狼狈为奸。作者通过他们的对话，暴露官场的黑暗腐败:

(王)……淳于兄，你道如今做官，须是何等方好?(淳)子敖何须问得，只像兄这等面孔，便尽意做得去了。(王)依小弟愚见，第一要银子多的，便为美缺。

还借齐国民间歌手绵驹的歌唱，痛骂背叛师恩、穿窬钻胯的书生，只顾自家，任凭人民填塞沟壑、尸骨遍野而无动于衷的官人;只顾贪图礼币财贿，不向君王进谏的可耻朝臣;专会偷鸡摸狗、行同豺狼禽兽的乡间辈。骂得痛快淋漓。绵驹说:“近来齐国的风俗一发不好，做官的便是圣人，有钱的便是贤者。”这正是针对明代后期堕落的世风而发的激愤之辞。陈贾、景丑之徒，为取悦于王，投其“南风”之好，陈贾改著红妆以侑酒，景丑拔须扮妇，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而这却不是个别的丑恶现象，正如他们所自嘲的那样:“搽脂抹粉媚如狐……朝中仕宦尽如奴”，“名节扫，廉耻无，一班儿妾妇笑谁乎?”其实是借古喻今，针砭晚明世风之弊。祁彪佳《远山堂曲品·逸品》称道此剧:“掀翻一部《孟子》，转转入趣。能以快语叶险韵，于庸腐出神奇，词尽而意尚悠然。迩来作者如林，此君直凭虚而上矣。”吴梅在论及此剧时说;“书刊于崇祯三年庚午，是仁孺为光熹间人。其时茄花委鬼，义子奄儿，簪绂厚结貂珰，衣冠等于妾妇，士大夫凡不知廉耻为何物，宜其嬉笑怒骂，一吐胸中之抑郁也。”^[30]深得本剧创作之神髓。

齐人乞墦骄妻，丧尽名节廉耻，既无德，又无才，却凭借淳于髡的关系网，被荐为大夫，“从今更要脸皮花，好官已做由人骂”。在腐败黑暗的官场中，只有不要脸皮、任人笑骂的无耻之辈，才能爬上高位。齐人乞墦被骤成显宦的王所污辱，齐人做官后，他们互相倾轧，乘机报复，以泄私愤，置国家根本利益于不顾。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或进谗陷害，或谄媚勾结，为求富贵利达，什么卑鄙龌龊的勾当都干得出来。正是通过自己丑恶言行，呈现出一幅活生生的官场百丑图。(www.xing528.com)

与官场丑类相对照，作者写了不慕利禄、隐居林泉、甘守清贫的廉士陈仲子。像他这样重名节德行的高士，在那个堕落的社会里，只能穷困潦倒，被视为腐儒，不能有所作为。

《东郭记》艺术上最显著的特色是讽刺。与吴炳《绿牡丹》大都以丑角的科诨构成讽刺艺术的效果不同，它的文辞隽永清新，几乎没有什么滑稽的插科打诨，被讽刺者的言行举止是为其性格特征所确定的，无论是齐人的撒谎吹嘘、乞墦骄妻，还是王的穿窬盗窃、公行贿赂，淳于髡的隐语媚主、冒险投机，抑或陈贾、景丑女妆邀宠、拔须取容，都是既认真，又自然的，因而也是真实的，从他们卑鄙无耻的言行中，暴露出他们卑鄙无耻的灵魂，无一科诨，而丑态俱现，这是严肃的、也是绝妙的讽刺。看《绿牡丹》会令人捧腹大笑，看《东郭记》则令人失声痛骂世态丑恶。

剧本结尾，齐人及其妻妾愿效陈仲子夫妇偕隐，从富贵场中猛然省悟，羞耻之心尚未全然泯灭，有劝争名逐利者“趁早回头”、以免贻笑后人的意思。

孙仁孺尚有《醉乡记》，写富有才华的乌有生和毛颖等漫游醉乡，婚姻、科举皆遭挫折，大文豪韩愈主考，欧阳修阅卷，却颠倒优劣，乌有生落选，铜士臭高中，虽似游戏之笔，实寓讽刺之意。祁彪佳将此剧亦列于“逸品”，称“孙君聊出戏笔，以广《齐谐》。设为乌有生、无是公一辈人，啼笑纸上，字字解颐。词极爽，而守韵亦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