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启蒙思想家李贽的革新理论

二、启蒙主义思想家、文学革新理论家——李贽

万历时期(1578—1620)，在文坛上，继唐宋派之后，掀起了以公安派为核心的，反对复古主义的文学革新运动。这次运动的规模比唐宋派要大得多，影响也更深远。公安派的文艺思想比唐宋派激进，其文学观的哲学基础是启蒙主义。而对公安派文艺思想起着指导作用的，是启蒙主义思想家李贽。

李贽(1527—1602)，字卓吾，又字宏甫，号温陵居士，又号龙湖叟，福建晋江人。少举孝廉，以道远，不再上京参与科举考试。后官至姚安太守。“为守，法令清简，不言而治”^[10]，甚至“自去其发，冠服坐堂皇，上官勒令解任”^[11]。客居黄安(今湖北红安)，不久，到麻城龙潭湖畔，“薙发去冠服，即所居为禅院”。聚徒讲学，著书立说，名震四方。他从开始做官，总是与上级意见冲突，反对伪道学，与道学家反复辩论，机锋所向，雄辩无敌。去官后，更无所拘束。他信仰王阳明“心学”中王艮一派，认为是“最英灵”的。他还说王艮一派的门徒，从颜钧到罗汝芳、何心隐，“一代高似一代”，他们既讲学，更重实践。这就是通常称为泰州学派(或左派王学)的特色。李贽就是以反对道学、反对封建主义正统思想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是比泰州学派更为进步的哲学家。在他的哲学思想中，强烈要求个性解放，怀疑传统的封建教条，反对崇拜偶像。他说:

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

——《焚书》卷一《答耿中丞》

他认为人是平等的:“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特别是在妇女问题上，具有鲜明的反封建主义思想。他说:“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12]说明男女在智力水平上并没有区别。他主张男女自由择偶，对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持赞赏态度，认为如果卓氏要由其父卓王孙来作主，势必“徒失佳偶，空负良缘，不如早自抉择，忍小耻而就大计，《易》不云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归凤求凰，安可诬也!”^[13]这与程、朱理学是针锋相对的。他对于当时的道学家予以抨击:“鄙儒无识，俗儒无实，迂儒未死而臭，名儒死节徇名。”^[14]他用“致饰于外，务以悦人”八个字来概括道学家的学风，说他们在无事时只会静坐或打恭作揖，一旦国家有事，就“面面相觑，绝无人色”^[15]。对假道学的虚伪性，更是深恶痛绝，作了尖锐的批评:“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讲道德，说仁义自若也。”“(自称圣人或山人)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16]正因为他是官方哲学程、朱理学的反对者，所以他晚年多次受到封建统治者威胁和迫害，万历二十九年(1601)二月，御史马经纶迎接他到通州;第二年春，张问达特疏劾奏李贽，诬以“狂诞悖戾”、“勾引士人妻女”等莫须有罪名。明神宗御批:“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被逮下狱，在狱中作诗读书自如，其《系中八绝》

最后一首《不是好汉》云:

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

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归黄泉。

传说朝廷要勒令他回原籍。李贽说:“我年七十有六，死耳，何以归为?”^[17]遂用剃刀自杀。这就是一个杰出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在封建专制主义迫害下的悲惨结局。

李贽在认识论上虽然受王阳明“心学”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影响，但是在历史观上却是唯物主义的。

以启蒙主义哲学思想为基础，李贽的文艺观具有时代的进步性。首先，他反对贵古轻今，反对剽窃模拟，重视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他认为文学是发展变化的，不能因“时势先后”论文之高下。明确指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记》，为《水浒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18]这就彻底否定了复古主义和剽窃模拟之风，而提高了《西厢记》、《水浒传》等被封建正统文人所轻视的通俗文学的地位。

其次，他强调文学要真实，反对虚假，他认为作家首先应该是个具有“真心”的“真人”;这种“真心”，就是他所说的“童心”:“夫童心者，真心也……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他指出:如果“真心”受到道学义理的障碍，“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因此，他坚决反对“非童心自出之言”，那种被扭曲了的言辞虽然很工巧，但毕竟不是出于自己衷心之言，“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盖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他公然斥“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这种极端之论，是用以对付伪道学的，而不是真的要否定儒学经典。他在批评了“假人”“假文”之后，指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19]所谓“童心”，也就是孟子的人皆有“赤子之心”说的进一步发挥。尽管社会化的人总要受社会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不可能有纯粹的“童心”，但从文学创作要写真实这一意义上来说，却是正确的。与此相关的是主张写“吾心之言”，表现自己真实的思想感情，而不是重复“圣人之言”:“夫按圣人以为是非，则其所言者，乃圣人之言也，非吾心之言也。言不出于吾心，词非由于不可遏，则无味矣。”^[20]这些话，既是针对道学先生的文章而发的，也是批评复古主义拟古之作的。

再次，他认为文学作品应是激情的自然表现，是“发愤之作”，反对“无病呻吟”和矫揉造作的字句雕琢，赞赏自然之美。他说:(www.xing528.com)

太史公曰:“《说难》、《孤愤》，圣贤发愤之所作也。”由此观之，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21]

作家不是为创作而创作，而是在生活中产生强烈的创作冲动，有灵感，才情不自禁地写作。在《杂说》中说:

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22]

他认为要让真实的激情自然地流露，而不要在雕琢字句上花工夫，“追风逐电之足，决不在于牝牡骊黄之间;声应气求之夫，决不在于寻行数墨之士;风行水上之文，决不在于一字一句之奇”^[23]。从他对《拜月》、《西厢》和《琵琶》的比较评价中，也体现了他对文学艺术的自然之美的赞赏;前两种剧本比后一种更美，美学境界高出一个层次，就在于“化工”与“画工”的区别。“造化无工”，出于自然，“画工虽巧，已落二义矣。”与这种重自然、轻雕琢的审美意趣相关，他反对格套，主张“发于情性，出乎自然”。在谈到自己著的《焚书》时曾说:“大抵多因缘语，忿激语，不比寻常套。”他特别强调文学创作应有作家的个性，作家的情性得到自然的宣泄:

故性格清沏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有是格，便有是调，皆情性自然之谓也。莫不有情，莫不有性，而可以一律求之哉!然则所谓自然者，非有意为自然而遂以为自然也。若有意为自然，则与矫强何异?^[24]

李贽的这些思想观点，为公安派所继承和发展，“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实质上就是上述李贽观点在理论上的进一步概括和提高。因此，李贽的文艺思想，既给复古派以沉重的打击，又为公安派开夫先导。

李贽主要是一个启蒙主义思想家和文学革新的理论家，而不是从事文学创作活动的作家。但是他的文章，却有鲜明的个性特色:能独抒己见，立论大胆新颖，文笔辛辣而饶有风趣，谈笑风生，尖新活泼，篇幅一般都较短小精悍，例如收在《焚书》卷三的《赞刘谐》，就具有这些特色。文中借刘谐之口，对道貌岸然、从儒家经典或口头说话中拣来一点陈词滥调装腔作势的道学先生，极尽奚落嘲讽之能事。朱熹曾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这也就成了道学门徒的金科玉律，孔子成为神圣的偶像。刘谐却戏称孔子为“仲尼兄”，因而触怒了道学先生，“勃然作色而起”，搬出朱熹赞颂孔子的那两句话来吓人。刘谐则诙谐地说:“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如此幽默的讽刺，使道学先生只好“默然自止”。再如他晚年在湖北麻城写的《题孔子像于芝佛院》，也是一篇绝妙文章:

人皆以孔子为大圣，吾亦以为大圣，皆以老、佛为异端，吾亦以为异端。人人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所闻于父师之教者熟也:父师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所闻于儒先之教者熟也;儒先亦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孔子有是言也。其曰“圣则吾不能”，是居谦也。其曰“攻乎异端”，是必为老与佛也。儒先臆度而言之，父师沿袭而诵之，小子朦聋而听之。万口一词，不可破也，千年一律，不自知也。不曰“徒诵其言”，而曰“已知其人”;不曰“强不知以为知”，而曰“知之为知之”。至今日，虽有目，无所用矣。

余何人也，敢谓有目?亦从众耳。既从众而圣之，亦从众而事之，是故吾从众事孔子于芝佛之院。

——《续焚书》卷四

本文主题很明确，是揭露和批判盲目崇拜孔子的错误。作者在《圣教小引》中说:“余自幼读圣教不知圣教，尊孔子不知孔夫子何自可尊，所谓矮子观场，随人说妍，和声而已。是余五十以前真一犬也，因前犬吠形，亦随而吠之;若问以吠声之故，正好哑然自笑也已。”这段自我批判性质的文字，有助于对本文主题思想的理解。孔子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曾经作出巨大的贡献，在历史上应有其崇高的地位。儒学的民主性精华，乃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历代封建统治者却从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出发，把孔子作为偶像崇拜，特别到了明代嘉靖年间，封孔子为“至圣先师”，确立孔子在文化思想领域的绝对统治，竭力宣扬儒家的正统学派——程、朱理学，作为一种必须遵循的官方哲学，藉以束缚人们的思想。所以李贽这篇文章在当时具有现实的战斗意义。

文章短小而笔调锋利明快，讽刺尖刻辛辣，文章的题目就具有讽刺性，把所谓“至圣先师”孔子的像供在被儒家指斥为“异端”的佛院里，不是极大的讽刺吗?作者对后世的孔门之徒只知随声附和、盲目崇拜的习气，作了辛辣的讽刺。文章写得既简练质朴，又淋漓酣畅，妙趣横生，

著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四书评》、《初潭集》、《史纲评要》等。他的著作，明、清两代都被列为禁书，曾予以烧毁。袁中道《珂雪斋近集》卷三《李温陵传》，对李贽一生作了全面叙述后，提出“其人不能学者有五，不愿学者有三”。如“为士居官，清节凛凛”;“不入季女之室，不登冶童之床”;“深入至道，见其大者”;“自少至老，惟知读书”;“直气劲节，不为人屈”，这五点是学不到的。但“好刚使气，快意恩仇，意所不可，动笔之书”、“既已离仕而隐，即循迹名山，而乃徘徊人世，祸逐名起”、“急乘缓戒，细行不修，任情适口，栾刀狼籍”这三点是不愿学的。颇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