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的结构艺术：用结构传递深刻主题

鲁迅小说的结构艺术

结构，艺术形式的因素。但它不是纯粹技巧性的东西，而是作家对于内容深刻认识的结果，是体现艺术构思的重要手段。没有周密的构思，就无从进行结构；没有完美的结构，作品的构思也得不到充分的体现。因此，画家讲究布局构图；戏剧家十分“仔细分辨剧情开始的时机”，要求“认识能感动人的场面”⁽¹⁾；小说家在纷杂如乱麻般的事件中，急需寻找出一个头绪，可以作为全书的纲领⁽²⁾。无数艺术大师的经验证明：结构决不是无关紧要的东西，它是整个作品的骨架、格局，不但关系到艺术上的完美，而且直接影响到内容的表达。结构也不是轻而易举之事，许多作家在这项工作上绞尽了脑汁，而狄德罗还认为：“一般说来，对话安排得好的剧本比布局好的剧本多些。仿佛是能安排情节的天才比能找出真切的台词的天才要少些。”⁽³⁾唯其重要而且困难，所以结构艺术就特别应当为我们的作家所重视和精心琢磨，而学习艺术大师们在结构艺术上的成就，对于提高我们的创作水平也就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了。

在这里，我们打算根据自己的粗浅的理解，来谈谈被称为“短篇小说的能手”的鲁迅的作品的结构艺术。

一

鲁迅的作品，以内容的丰厚和主题的深刻著称。但是，作为艺术作品，这些思想内容又不是直接地说出，而是通过典型的情节和生动的形象画面表达出来的。因而，如何结构这些情节和场面，就成为表达内容、揭示主题的重要艺术手段了。鲁迅非常重视作品的艺术结构，而且也特别善于驾驭结构艺术，用来表达深刻的主题。因此，如果忽视了作品的结构特点，有时简直无法理解隐藏在其中的主题意义。

结构为主题服务，这是鲁迅小说结构艺术的重要原则。

比如，《药》的深刻的主题，就是通过它独特的结构方式表现出来的。《药》是由两个情节线索组成的：一条是明线，即华老栓这条线；另一条是暗线，即夏瑜这条线。两条线以“人血馒头”为引子，交叉联结在一起。作品的主要篇幅都在明线上进展：先是写华老栓为了给爱子小栓治痨病，在秋天的后半夜带着多年积蓄的洋钱，到“古轩亭口”去买人血馒头；次写他得了人血馒头之后，“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似的，“要将这包里的新生命，移植到他家里，收获许多幸福”，在小栓吃人血馒头时，夫妇二人，立在两旁，“两人的眼光，都仿佛要在他身里注进什么又要取出什么似的”；直到第三节，情节进展了一大半了，这才由刽子手康大叔的嘴里点出，这馒头所饱蘸的却是革命者的鲜血，而且，通过康大叔的嘴，从反面表现出了革命先烈夏瑜的英勇不屈的气概，并通过茶客们的无聊的议论，进一步表现了群众对革命的淡漠情绪；第四节才较多正面地写夏瑜这条线：革命者虽然牺牲了，但是在他的坟头上却出现了花圈，这说明：革命是后继有人的。……《药》的这种结构方式，引起了批评家们对于作品主题的种种猜测，看法颇为分歧。过去，有人着重于从华老栓这条线去理解，认为《药》的主题是写“亲子之爱”，这当然与鲁迅作品的思想风马牛不相及；后来，又有人侧重于从夏瑜这条线看问题，认为主题是歌颂革命党人的英勇牺牲精神，这样，又无法解释何以全篇对华老栓这条线写得那么多，而夏瑜这条线又写得那么少。于是，就有人责怪到作品的结构方式了。说什么关于华老栓这座峰峦的描写“累积得太高了”，而“阻碍了读者的视线，读者会把它看成主峰”，而不了解“关于革命党人的叙述的重要性”。结论是：《药》的结构“失败”了。

但是，失败的显然不是《药》的结构，而是批评家的评论。将作品的结构与主题割裂开来的形式主义观点蒙蔽了批评家的眼睛，这些评论者显然没有理解鲁迅小说的深刻的思想意义，而主观主义的研究态度又促使他仓促地作出了武断的结论。其实，《药》的深刻的主题思想正是寄寓于这种特殊的结构形态中。

虽然，作者对于夏瑜的革命精神是十分崇敬的，但这篇作品的主题显然并非讴歌革命者的英勇气概，（当然更不是什么“亲子之爱”），而是要写出革命者不为群众所理解的悲哀，并从而批判了革命者没有“唤起民众”的错误。不然，他何以不正面地去描写夏瑜的革命活动和狱中斗争，而采取了现有的结构方式呢？作者以大部分的篇幅来展开关于华老栓这条线的描写，寓意是深刻的：他通过善良而愚昧的华老栓的行动，写出了长期被奴役的群众的麻木的精神状态——他们竟拿革命者的鲜血来作无用的药料而不自觉！作者不直接描写夏瑜的革命活动而通过刽子手康大叔的嘴在茶店里说出来，并着重描写了由此而引起的茶客们的议论，也是别有深意的：这是为了批判革命者脱离群众的弱点——革命者虽然刚强英勇，为了群众的解放事业而视死如归，但是群众没有觉醒过来，他们对此发出了多么无聊的议论，甚至还对刽子手表示恭敬呢！因此，《药》的结尾虽然添上了一个花圈，以显示革命者的后继有人，但终于未能抹去全篇那冷隽的情调。这，便是作者通过特有的结构形态而体现出来的主题思想。

这种理解，并非我们主观臆测，而是以作家的思想为依据的。鲁迅长期以来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不断总结历史的经验。他认为，辛亥革命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没有唤起民众觉醒的缘故。所以，他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就把揭示群众麻木的精神状态、探索其造成的原因、并批判辛亥革命的失败，作为重要主题，而《药》，便是表现这个主题的重要篇幅，到《阿Q正传》则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

《药》的结构艺术不但并不“失败”，而恰恰是最能体现主题深度的成功之作了。倘不用这样的结构方式，如何能在如此简短的篇幅中体现出如此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呢？这种从表现主题的要求出发的结构技巧，正是我们今天的作家们需要学习的地方。

正因为结构是体现主题的手段，因此，当作品的构思有所变动时，结构也必然要随之而改变。《补天》的写作，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作者开始写这篇作品时，“原意是在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所以结构很宏大，在广阔雄伟的自然背景上展开了女娲的活动。但是，因为“中涂去看报章，见了一位道学的批评家攻击情诗的文章，心里很不以为然，于是，小说里就有一个小人物跑到女娲的两腿之间来，不但不必有，且将结构的宏大毁坏了。”⁽⁴⁾《补天》一篇前后结构之所以不同，就是由于主题思想有了变更的缘故，作品的内容由歌颂女娲的创造精神而插入了对假道学的讽刺，于是整个宏大的结构都改变了。

二

文艺作品通过艺术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生活是无限的，形象是有限的，如何从广阔的生活领域中截取下特定的生活画面，以有限的形象来反映无限的人生，这就需要作家剪裁、结构的功夫。如果说，长篇小说的容量比较大、篇幅比较长，因而在结构布局上回转的余地还比较大的话，那么，截取生活中的某一片断，“借一斑略知全豹”⁽⁵⁾的短篇小说，在结构布局上就要求得更严格了。短篇小说所展示的画面，对于广阔的社会生活来说，是微乎其微的一个小片段，但就作品本身来说，却又要自成一个完整的格局；它所写的虽是一斑，却又不是任意的一斑，而是要能够借此以窥全豹的一斑。这样，作家就需要有深邃的观察力和高度的技巧。

人们常常批评有些短篇小说写得太长，动辄万言，乃至数万言，而概括的生活面却又并不宽广。原因之一，恐怕就在于作家不善于剪裁、结构。有些人误认为，若要作品的内容丰富些，反映的生活宽阔些，就必须写得长些、多些。其实，形象的宽与不宽，并不在于篇幅的长短，而在于能否选取具有典型性的画面，以少胜多，反映出广阔的生活来。能以一斑而窥全豹的形象，是宽，能唤起读者广泛联想的形象，是宽；否则，不能唤起联想、不能由此及彼、不具典型意义的形象，那么，即使画上全豹，而神韵也未必传达得出来的。

鲁迅的小说，篇幅简短，而容量浩大。《孔乙己》，不到三千字就写出了一个没落士子的形象；《风波》，仅仅五千言就反映了张勋复辟时期的历史变动；即以反映了辛亥革命时期的整个社会面貌的《阿Q正传》来说吧，也不过两万五千字，而这已是鲁迅小说中最长的篇幅之一了。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当然主要应该归功于作家敏锐的洞察力和丰富的生活经验，使他有提炼和概括的能力；但结构的技巧，则无疑是帮助他完成这种提炼和概括的重要条件。鲁迅善于选取最有利于揭示性格的典型情节，加以剪裁组织，结构成一个独立完整的艺术境界，藉以表现出无限丰富广阔的社会生活。并且由于人物性格的不同，各篇又形成不同的格局，也就表达出不同的意境来。

根据表现人物性格的要求进行结构，这是鲁迅小说结构艺术的又一重要原则。

鲁迅小说多种多样的结构格局，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受西洋小说结构手法的影响较大，作者选取了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场面、而在这特定的背景上展开了人物活动，如《药》、《明天》、《离婚》等；另一类是更多地继承了中国小说的结构方式，即以叙述为主，融合着场景的描写，这一类小说所描写的生活，无论在时间或空间上都伸展得较广，如《阿Q正传》、《祝福》、《孤独者》等。但无论是“中国风”或者是“西洋风”，统一的结构方法仍是“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

即以第一类结构方式而言，作家不能把人物活动的时间拖得过长，而又要显示出比较广阔的生活来，这样，他就得从主题的要求出发，去选取最能揭示人物性格特点的生活画面，而将过去的行动有机地穿插其中。比如《明天》，作者是要写一个受尽生活煎熬而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妇女的命运，从而向旧社会提出控诉。但是，他并没有太多地描述单四嫂子受苦的历史，也没有驱使太多的人物出场，而仅仅选择了从宝儿病危到死后的两天时间，写了单四嫂子在这两天之内的遭遇和痛苦，就把她的可悲的命运和社会的冷漠状态表现出来了。作品一开始，把咸亨酒店里几个酒肉朋友的无聊下流、兴高采烈和单四嫂子的忧虑悲切、孤苦无告对照起来写，就具有深刻的含意。它为单四嫂子的悲剧命运展开了一个冷漠的社会环境：没有同情，只有嘲弄。这正是制造悲剧的气氛。接着，作品就环绕着宝儿的病和死这一条线展开了描写。先写单四嫂子抱着宝儿去看病，何小仙摆出了一副高深莫测的态度，药店里的伙计漫不经心地“翘了长指甲慢慢地看方，慢慢地包药”；次写回来的路上蓝皮阿五的揩油，王九妈的不负责任的答话，——这些，都造成了一种气氛，为后面的转折准备了条件；到宝儿一死，这些对人冷漠的人都变得特别“热情”起来，王九妈发号施令，蓝皮阿五，红鼻子老拱，咸亨掌柜之类就一齐来“帮忙”。当然，他们忙的是丧事和吃帮忙饭，而不是对活人的关心。因此，这些热闹情景的描写，又造成一个跌宕之势，更加反衬出单四嫂子心里的孤单。于是，在夜深人静之时，就转而描写单四嫂子的心情，而通过她的回忆，将过去的生活场景都交织进来了，愈益增加悲切之感，又通过她对于房子太大太空太静的感觉，写出了她无可奈何的绝望的悲哀。

是的，要写单四嫂子这样善良又被苦难所压倒了的性格，结构成这样一个生活画面，是最富有表现力的。但是，描写像爱姑这样泼辣、勇敢的斗争性格，就必须选取另一种场面了。所以《离婚》写的是慰老爷府上的面对面斗争场面，而将过去的斗争都穿插在对话中表现出来。如果过多地去写她与“老畜生”、“小畜生”的斗争，篇幅就会显得冗长，而主题倒反有所冲淡。同样的道理，《幸福的家庭》中要批判那个缺乏现实感的“作家”，就处处抓住他幻想与现实的矛盾展开情节，而《起死》为要揭露庄子“唯无是非观”的虚伪性，就必须安排他在现实的是非面前大碰其壁。……总之，结构是为表现性格而设计的。

那种以叙述的线索进行结构的作品，虽然能表现较长的生活过程，但在短篇小说中，也不可能写太多的篇幅，仍只能截取一些具有典型性的画面。《祝福》，就只选取了祥林嫂的三个具有代表性的生活画面，从而表现出她一生的经历；《孔乙己》也只选取了孔乙己在咸亨酒店里出现的几个镜头，就把这个没落士子的命运揭示出来了。《孤独者》比较全面而细致地描写了被旧社会击败了的知识分子，作者所选取的也仅只与“我”相交往的几个场面。且不说别的，单以作者将“我”与魏连殳相识的始末（亦即作品的描写范围）安排在“以送殓始，以送殓终”这一点而言，就含有深意。因为魏连殳是一个叛逆的性格，他蔑视旧礼教，而送殓这类所谓“丧葬大事”却正是卫道者们所最重视的事，这样，以魏连殳祖母的大殓场面作为全篇的开始，就便于揭示魏连殳的性格，从而展开他与旧社会的冲突。如果说，在祖母的大殓场面上，他是以孤傲的反抗性狠狠地打击了封建卫道者的话，那么，最后的“以送殓终”，即在魏连殳自己的大殓场面上，他终于被旧礼教所击败了。他被卫道者以封建的丧葬仪式玩弄着，致使他躺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这样的开头和结尾，是十分具有表现力的。作者能够选取这样具有高度典型性的情节来进行结构，就使得作品能在简短的篇幅中显示出深刻的思想。

三(www.xing528.com)

结构必须服从表现主题的需要，安排典型的情节和场面来揭示人物性格，以达到简短而凝练地表达内容的要求。但是简练并不是“单打一”，单纯更非单调。臃肿拖沓固然不好，但瘦骨伶仃也并不美观。因此，结构还必须服从“多样统一”的原则，使形象达到丰满、完整。所谓多样统一，变化和谐，它不仅是形式美的要求，而且也正是表现内容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所需要的。单打一的结构，就很难表现出生活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这样，就势必会造成作品内容的单薄。而鲁迅的小说，却能在单纯中有变化，在变化中求和谐，很好地体现了多样统一的原则。这也是使他的作品能于单纯的情节中体现出丰富内容的原因之一。

利用几种对立的因素，造成鲜明的对比和反衬，藉以更强烈地突出主题，并且揭示出生活的复杂性，这是鲁迅小说在结构艺术上对于多样统一原则的一个具体运用。

《明天》和《祝福》，刻划了两个“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谁也不同情的人，体现了深刻的悲剧主题，但作者选用的都是十分火热的场面。单四嫂子的宝儿死了，作者不用冷清清无人照料的情景来表现单四嫂子的孤单，却描写那些本来十分淡漠的街坊，突然变得“热情”起来，一齐来给单四嫂子“帮忙”，组成了热热闹闹的丧葬场面；祥林嫂的悲剧，也不在哀乐中进行，作为陪衬的，却是充满了毕毕剥剥联绵不绝的爆竹声的鲁镇的年终祝福气氛。但是，将这种截然对立的因素纠结在一起，不但并不冲淡悲剧的主题，恰恰相反，对于丧仪的热情，更加衬托出对于活人的淡漠。热闹的丧葬，使单四嫂子愈加感到孤单，感到无可言状的压力；而祝福的气氛愈热烈，则愈加表现出社会对于祥林嫂的冷酷。这样，悲剧的因素更加扩大了，而对旧社会残酷性的揭露也更加深刻。

《一件小事》与《社戏》则运用了另一种对立因素，即美与丑的对比。《一件小事》是通过一件舍己为人、认真负责的小事来歌颂人力车夫的崇高品质，但作者首先将这件美的“小事”与那些丑的“国家大事”作了对比：

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

但有一件小事，却于我有意义，将我从坏脾气里拖开，使我至今忘记不得。

这样，就把这件小事的社会意义突出出来——它比那些丑恶的文治武功，是要有意义得多了。接着，又以“我”的心思来烘托车夫的品质。当那个老女人说自己摔坏了时，“我想，我眼见你慢慢倒地，怎么会摔坏呢，装腔作势罢了，这真可憎恶。车夫多事，也正是自讨苦吃，现在你自己想法去。”而车夫呢？“车夫听了这老女人的话，却毫不踌躇，仍然搀着伊的臂膊，便一步一步的向前走。我有些诧异，忙看前面，是一所巡警分驻所，……”在这样的对比、反衬的基础上，于是作者用一种激越的情调，渲染出人力车夫灵魂的美来：

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社戏》旨在描述农民的纯朴优美之情，但开头却用了一大段来写近二十年来两次在北京看戏的不愉快的心情。有人认为这是结构的不严密，其实这并非无用的闲笔。不适于“我”生存的北京戏台脚下的描写，正为了衬托出农民的美的品质。在互相倾轧、拥挤的社会里，作者是多么怀念热情纯真的农民啊！

如果说在《一件小事》、《社戏》等以颂扬劳动人民的崇高品质和纯朴生活情趣为目的的篇幅中，作者用丑来反衬，用的是先抑后扬的手法的话，那么在另一些以批判丑恶的事物为己任的篇幅中，作者用的则是欲抑先扬的手法，即先渲染丑恶事物的美的假象，然后猛地揭开美的外衣，使之露出丑的本质来。《肥皂》和《兄弟》里用的就是这种方法。《兄弟》里的张沛君是以“悌”出名的好兄长，作者也就先渲染他这“悌”的假象，而后，用一个梦境的描写，就揭出他的自私自利的本质来。这比起直接描写他的自私自利，是要有力得多了。《肥皂》里的四铭是一个假道学，作者也就先写他俨乎其然的道学家的样子，而后，轻轻一拨，就使他露出麒麟皮下的马脚来。而特别巧妙的，是作者用了何道统、卜薇园来做旁衬，更把这一伙假道学的真实面貌揭露无余。

这些对立因素的运用，并非作者故弄玄虚，其实却正是生活复杂性的真实反映。因为现实中的事物，本来就是极其错综复杂的：有些人的悲切常常被掩盖在另一些人的热闹之中，而有些人的欢乐则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卑劣的人物尽量把自己扮得高尚，“低贱”的工人倒真正具有高尚的品质；所谓“文治武功”的大事其实有如殭尸在做戏，而劳动人民中的小事却往往具有深刻的意义。……因此，反映这些事物的艺术作品也就不应该单打一。

对立因素的运用，是鲁迅小说中多样统一规律的重要表现方式，但多样统一又并非仅仅指对立因素的运用；它要求在不同的情况下表现出统一在一个基调下的事物的多方面的特征。比如，在《孔乙己》中，通过短短几个镜头的组接，就表现出主人公的多方面的特点：第一个镜头映出了一个“唯一的”“站着喝酒的穿长衫的”人——这是一个没落的士子的形象。他被科举制度所遗弃，但又竭力要爬上去，所以当别人一问“你怎么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他便“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脸上笼上一层灰色，嘴里说些”之乎者也之类别人一些也不懂的话；第二个镜头我们便看到他热心地教小孩写字和给小孩分吃茴香豆的情景。他不能和成年人谈天，但对孩子却很好，特别是当他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我们简直有点喜爱他了；第三个镜头则显示了他的结局：被人打折了腿，在众人的笑声里，坐在蒲包上爬行而去。……这三个镜头所展示的内容不是重复的，它从三个不同的侧面显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短短的不到三千字就刻划了一个深刻的典型，不单调，不平板，而给人以立体感，显示出生活的深度，耐人寻味。因而，这个形象也引起了欣赏者不同的评价：有人从这里读出了笑，有人从这里读出了泪，有人觉得孔乙己可厌，有人觉得孔乙己可怜，有人认为作者的态度是辛辣的讽刺和批判，有人说，其中也还夹杂着些许的同情，……意见颇为分歧，但却都不是没有根据的。这正说明了作者并非简单化描写人物，而是写出了性格的多方面性。

当然，这些多样的因素在作品中又并非五方杂处，而是统一在一个基调下面，形成完整的整体。所以鲁迅的小说在结构上显得多样而不繁杂，舒展而不散漫。特别是在那些叙述体的篇章里，侃侃而谈，自然流畅，看似笔墨分散，实则一气呵成，做到了天衣无缝，无懈可击。能够达到这个境界，我们认为，这是由于作者透视了对象的实质，融会贯通，因而才能“思路不分，文情专一”。是的，作者是用统一的情调将各种因素联结成一个整体的。这样，《社戏》开头一大段关于北京看戏情况的叙述，在全文就并非多余，它统一在“我”厌恶混浊的上流社会而深爱纯真的农民阶级的文情中；《在酒楼上》欲写吕纬甫的潦倒，而先写“我”的懒散和怀旧的心情，在全篇沉郁气氛的制造上，亦非无因；而孔乙己的性格虽则复杂，给人的感受纵然是多方面的，但又并不分裂，它统一在一个主调下面：被科举制度所压扁了的读书人，在社会冷漠氛围中的消逝者。

总之，多样而又统一，就使得作品的结构既自然流畅，又不单调平板，能跌宕多姿，而又文情专一。

鲁迅小说的结构艺术，精到之处自然还很多，此处所述，实在挂一漏万。但就上面所提到的这些方面，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结构技巧的高低，一方面决定于作家艺术修养的高低，但另一方面，却本源于作家对于现实生活的认识，决定于作家对主人公的评价。比如，《理水》的结构，基于作者对“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的社会现实的认识；而《孔乙己》的结构，则是作者对于孔乙己性格复杂性的认识的结果……。所谓艺术形式的完美与否，首先取决于它能否恰当地表现出作品的思想内容。为了加强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我们不能忽视艺术结构的作用；而要提高结构艺术的技巧，首先必须从提高对于生活的认识力做起。

【注释】

(1)狄德罗：《论戏剧艺术》，《文艺理论译丛》1958年第1期，第159页。

(2)参见《红楼梦》第6回。

(3)同①，第157页。

(4)《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5)《三闲集·枙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枛小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