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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杂文:批判孔学与封建传统文化

时间:2023-07-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鲁迅杂文的文化背景一鲁迅杂文是时代的产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战斗口号是“打倒孔家店”;鲁迅杂文的总主题是批判以孔学为主体的中国封建传统文化。有些人赞扬鲁迅杂文的批判精神,认为它至今还有现实意义;有些人指责鲁迅杂文见解褊狭,还用心理分析方法,要分析出文章的褊狭是由于作家心理的褊狭。对鲁迅杂文的评价是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相联系的。

鲁迅杂文:批判孔学与封建传统文化

鲁迅杂文文化背景

鲁迅杂文是时代的产儿。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战斗口号是“打倒孔家店”;鲁迅杂文的总主题是批判以孔学为主体的中国封建传统文化。鲁迅杂文体现了时代精神

对于鲁迅杂文,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历来都有不同的评价。有些人赞扬鲁迅杂文的批判精神,认为它至今还有现实意义;有些人指责鲁迅杂文见解褊狭,还用心理分析方法,要分析出文章的褊狭是由于作家心理的褊狭。有些人提出要继承和发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革命传统;有些人却说五四新文化运动造成了我国文化的断裂层,为今之计,是弥合裂缝,承接古代文化传统。

我并不反对心理分析方法在文学研究中的运用,但却怀疑对作家的单纯个体心理分析,能否正确判断由社会历史原因所造成的某种思想见解和文化心态。倒不如将心理学知识用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以及它在现实生活中的“集体无意识”的渗透和表现,这样也许更能准确地判断鲁迅杂文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意义。

对鲁迅杂文的评价是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相联系的。为了准确地衡量前者,必须首先评说后者。

五四时期反对以儒学为中心的旧文化,并不是哪一位领袖人物灵机一动凭空想出来的花样,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在中国近代史上,对于儒学的怀疑、动摇,以至反叛,不自五四运动开始。早在晚明时期,就出现了儒教叛徒李卓吾,他的思想影响了一批文人。这是当时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状态的反映。敏感的知识分子追求个性自由,要求从儒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由于这种新的经济基础后来在异族的统治下没有得到发展,反而受到破坏,新的思想运动当然也受到遏制。但到晚清时期,对孔教又产生了某种动摇。这回更主要的是政治危机所造成的。鲁迅曾描述当时的情况说:“这些千篇一律的儒者们,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圆形的地球,却什么也不知道,于是和《四书》上并无记载的法兰西和英吉利打仗而失败了。不知道为了觉得与其拜着孔夫子而死,倒不如保存自己们之为得计呢,还是为了什么,总而言之,这回是拼命尊孔的政府和官僚先就动摇起来,用官帑大翻起洋鬼子的书籍来了。”(1)这就是所谓洋务运动。不过他们的真实目的,不是为了改革和进步,而是为了维护现存的统治。所以他们对于旧有的文化制度是不肯改变的,只不过觉得外国人的洋枪洋炮很厉害,机器制造很精良,想学一点来武装自己。所以他们的口号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是,在腐朽的政治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组织中,单是引进一些先进的武器机械之类是无济于事的,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人们醒悟到这一点。于是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维新派比洋务派前进了一步,他们提出要改变祖宗的成法了。不过康有为变法的理论武器却是今文经学——仍是儒学的一个派别。虽然他是穿着古人的衣冠,演出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新剧,但毕竟还无力摆脱传统文化的旧壳,这说明他们思想上的局限性很大。康有为后来成为尊孔派的首领是不足怪的。戊戌变法的失败,说明托古改制也不行,于是革命派提出了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口号。在政治制度上,民主制的思想当然是对于儒家政治哲学的一个否定,但在整个文化思想上,资产阶级革命派却缺乏有力的变革,所以在辛亥革命之后,不但有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丑剧,而且就是那些接受民主制的大人物或“再造共和”的“英雄”们,实行的也还是封建式的统治,而使这种封建统治得以继续进行的,则是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作怪。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政治局面的无比黑暗,促使敏感的知识分子进一步思考。他们看到,在政治制度变革的同时,还必须在文化思想、民族心理上实行彻底的变革。鲁迅就说过:“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2)因为“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3)正因为看到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以及它所造就的民族心理(国民性)对于民族国家的危害,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们才猛烈地向旧文化开火,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并且试图以“科学”“民主”为基石,来建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可见清末民初的社会改革和文化改革是逐步深入的。大致上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表层的改革,即器物的改革;其次是中层的改革,即典章制度的改革;最后才深入到里层,即文化思想的改革。五四新文化运动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体现了历史的必然,势在必行,是无法遏止的。所以这个运动不但在当时轰轰烈烈,而且在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于它的历史作用,到底是造成了文化的断裂层,还是给中国文化增加了新血液,那是要从五四以后中国的生活实际情况来看,才能判别。中国文化传统断裂了吗?一九四九年以前,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的年代里,不断有党国要人和文化班头出来提倡尊孔读经,儒家一脉,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一九四九年以后,虽然在理论上否定了孔子那一套修齐治平的道理,但是,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心理,却早已渗透到中国人潜意识中去了,于是就出现了许多挂着新招牌的旧货色,如家长式的领导方式,要求干部群众去做驯服的工具,对孩子进行小绵羊式的教育,血统论和等级观念,泛道德主义,等等,就都是儒家学说的翻版。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封建文化思想干脆来了个大复辟,所谓“三忠于”活动,不就是忠君思想的新形式吗?如果干部和群众真正与封建愚忠思想决裂了,那么林彪的什么“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那一套还能搞得下去吗?江青还能打着毛主席的旗帜为非作歹吗?……当时人们之所以能这样逆来顺受,不敢反抗,就是传统文化心理的危害,如果不改变传统文化心理结构,就很难保险将来没有新的罪魁祸首利用这种文化心理,再来造成新的危害。

这样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缺点,不是对旧文化批判得过了头,造成什么断裂,而是批判得不够,以致使旧的文化心理结构在实际生活中延续下来了。这当然也有历史的原因。晚清以来,历次改革都是在民族危机关头的一种救亡图存运动,五四运动也并不例外,它就是对日屈辱的二十一条巴黎和会上的山东问题所引起的,新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紧密相连。这种联系可以使文化运动具有浩大的声势,但也容易使文化运动淹没在政治运动之中。五四以后,文化批判的势头削弱,原因就在于此。而救亡运动要求提高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战争环境又要求集中和服从,再加上衡量干部的唯政治标准,而不注意文化思想上的改造,于是一些封建文化传统也就于无形中保存下来了。鉴于现实生活中封建文化心理还相当普遍地存在,在文化问题上的当务之急,还是要继承五四传统,发扬革命精神,继续对封建文化心理结构加以改造。

从这个文化历史背景观察问题,我们对于五四新文化战士们就会产生一种敬佩之情,而对于他们的一些激烈言论,也就不会吹毛求疵,而觉得可以理解了。比如,钱玄同之主张废除汉字,周作人刘半农之否定旧剧,在当时都有积极意义。鲁迅曾提出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而多读外国书的主张,当时就引起轩然大波;后来他又反对写篆字、填词,反对劝人读《庄子》、《文选》,至今还有人不理解。这些事,是不能停留在表层,拘泥于中国古书有没有用,《庄子》《文选》读得读不得,等等,而要从大的文化背景上,去看他反对封建文化传统的历史合理性,引导青年面向世界,接触新思潮的必要性。离开了这个特定的文化历史背景,我们就无法正确地理解五四文化战士的历史功绩,也无法正确理解鲁迅杂文的深刻性。

当然,五四人物的文化思想也有偏差,如有人认为中国百事不如人,主张全盘西化的思想,这在当时就遭到反对。而其他许多人,特别是鲁迅,对于西方文化是有分析的。他们有选择地介绍西方文化,目的是用来改变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这种做法,从严复就开始了,而且我们今天还应该继续做下去。

鲁迅身受家族制度之害,而且从小就对《二十四孝图》里所表现出来的虚伪、残忍深为反感。如果说鲁迅少年时代对于中国旧文化的弊病还只有朦胧的认识,那么,当他在南京、在日本接触到西方文化之后,便从理性的高度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反思,他的认识就很清楚了。这种认识,表现在一九〇七年写的几篇杂文中。特别是《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可以说是早期的中西文化比较学。鲁迅是从纠正中国传统文化的弱点出发,来介绍西方文化;或者说是用西方文明中的优点来针砭东方文明的弊病。鲁迅并不是西方文明的盲目崇拜者,也不主张无选择地照搬西方文化。他指出过西方太重物质的偏至,也讽刺过那种拜倒在西方纤腰女子面前的游欧之士是“灵府荒秽”。鲁迅早期就着重研究西方哲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注意他们思维方式的特点,而且鼓吹张灵明,任个性,介绍摩罗诗人的反抗思想、斗争精神,都是用西方文明的优点来救治萎靡的国民精神。

鲁迅前期创作,包括杂文和小说,着重在于改造国民性。他后期虽然不大笼统地讲国民性,但就其杂文中所剖析的旧意识的思想内涵看,与前期杂文中所批判的东西,是一脉相承的。鲁迅所批评的国民性的弱点是怎样形成的?过去我们往往从时代特点和经济基础来分析,认为这是晚清以来中国人屈辱的产物,是小农经济的思想表现。这当然是对的,但它只说明了问题的一个方面。除横断面剖析外,我们是不是也应该从纵切面再观察一下呢?这样,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国民性的弱点,又是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反映。鲁迅是打倒孔家店的闯将,又是解剖国民性弱点的医生,而这两样工作,实际上是结合在一起的。比较其他五四文化战士来,鲁迅反孔最坚决、最持久。有许多人,后来都妥协了、转向了,有的鼓吹旧学,有的甚至又回到儒家的怀抱,而鲁迅则自始至终坚持反孔,坚持批判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对于历次尊孔读经风潮,他都挺身出来反对。但是,鲁迅直接对孔子本人的批判倒不多,更主要的是分析儒学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揭示孔子在死后被当做敲门砖的命运。在现实生活中的儒学,其实已不完全是孔子的东西,而是经过后代儒家、特别是宋代理学家的发挥和改造了。

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制度,是儒家伦理哲学中着重鼓吹的东西。这种家族制度,在原始部落中是合理的,在小农经济的封建社会,也有其存在之必然性。但是它愈来愈成为社会前进的阻力。鲁迅自称《狂人日记》是揭露礼教及家族制度的弊害的,他的许多杂文,也是这一主题的延续。如《家庭为中国之基本》,就写出家庭对于中国人的束缚:中国人自己能酿酒,比自己来种鸦片早,但许多人躺在家里吞云吐雾,却很少见有人像外国水兵似的满街发酒疯;一般的娱乐是躲在家里彻夜叉麻雀;学校是从家庭里拉出子弟来,教成社会人才的地方,而一闹到不可开交的时候,还是“交家长严加管束”;人死了变成鬼,本可以随便一点,而活人仍要烧一所纸房子,请他住进去,阔气的还有打牌桌、鸦片盘;成仙,这变化是很大的,但是刘太太偏舍不得老家,定要运动到“拔宅飞升”,连鸡犬都带上去而后已。所以鲁迅说:“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

为了维护家族制度,孝道成为儒家的基本道德观念。所谓“孝”,在现实生活中远不是孟子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所能包括,它实际上已衍化为长者对于幼者的压制,和后辈对于前辈行为规范的墨守。在中国,父对于子有绝对的尊严,压得青年人连一点活气也没有,哪里还有创造性?而实际上也不允许创造。“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这还谈得上什么发展呢?所以鲁迅批评这是“曲说”,是“退婴的病根”。他要青年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就是要打破这种封建统治的局面。

封建孝道在现实生活中还渗透到各个方面,如教育上的禁锢主义和驯良模式。这是为了维护长辈的尊严所必需的。鲁迅说:“驯良之类并不是恶德。但发展开去,对一切事无不驯良,却决不是美德,也许简直倒是没出息。”“但中国一般的趋势,却只是在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低眉顺眼,唯唯诺诺,才算一个好孩子,名之曰‘有趣’。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凡属于‘动’的,那就未免有人摇头了,甚至于称为‘洋气’。”鲁迅认为,所谓“洋气”之中,有不少是优点,也是中国人性质中所本有的,但因了历朝的压抑,已经萎缩了下去,现在就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统统送给洋人了。“这是必须拿它回来——恢复过来的——自然还得加一番慎重的选择。”(4)

驯良教育还与封建道德的另一内容相联系,这就是恕和忍。封建统治者提倡这一种品性,就是要人安贫乐道,逆来顺受,不要反抗。鲁迅说:“劝人安贫乐道是古今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络,开过的方子也很多,但都没有十全大补的功效。”当时也有人开出两种新方子:一种是教人对于职业要发生兴趣,一有兴趣,就无论什么事,都乐此不倦了;二是说大热天气,阔人还忙于应酬,汗流浃背,穷人却挟了一条破席,铺在路上,脱衣服,浴凉风,其乐无穷,这叫做“席卷天下”。前一种说法,对于那些掘煤、挑粪和工厂里做工每天至少十点的工人是不适合的;后一种说法,当然只是对穷人的一种嘲讽。还有人认为知识分子应只求“立德”,至于物质生活,“虽饔飧不继,捉襟肘见”在所不计。这也是孔门遗风,颜回不就是身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而不改其乐吗?但这对于失业的大学毕业生,就不适用。鲁迅对于这些说法的虚伪性,一一加以揭露,指出:“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5)鲁迅是主张个性的自由发展的,也提倡“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直道,所以他反对恕道。因为正是这种所谓仁恕和容忍,才使压迫和恶行得以肆无忌惮地进行。鲁迅很欣赏明末人王思任的话:“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并非因为它赞美了他的故乡——这赞美其实并不的确,而是因为它所表现出来的复仇精神和反抗思想。鲁迅在《女吊》里介绍了一位复仇女鬼,赞扬了她的报复精神。鲁迅说:“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正因为鲁迅看透了这些提倡恕道的人的真面目,所以他对这些人是很警惕的。他在遗嘱里谆谆嘱咐他的儿子说:“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同时表示,他到临终时,对于怨敌决不实行恕道。“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6)

儒家很讲究礼,关于礼的书,就有三大部,一切都归入礼仪之中。这种作法所造成的后果是很坏的,一方面是使人们办事失去明确的目的性,也缺乏真情实感,一切都陷入形式主义之中。比如,当时报上记载北京追悼抗日英雄邓文的仪式云,首先是报告,其次是演讲,最末,是“礼成,奏乐散会”。鲁迅说:“我于是得到了新的启示:凡纪念,‘礼’而已矣。”(7)这就是说,只要“礼仪”上做到了,实际事情如何,是不必顾及的。这就形成了一套弄虚作假,专做表面文章,不讲究实效的作风。“礼”所造成的另一个后果是,统治者以“礼”作为规范去约束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就是要人们闭起眼睛不看现实情况,不要抗争,不去触犯封建礼教,正如鲁迅所揭示的:“静静的等着别人的‘多行不义,必自毙’,礼也。”(8)这又与勿抗恶的恕道和驯良教育连在一起了,要人们心甘情愿地受压迫,被统治。为了打破这层“礼”的屏障,鲁迅号召人们要睁开眼看世界,看到真实的人生,看到日日变化着的世界。这样就必须打破一切传统的思想,做一个改革的闯将。

鲁迅对于儒学的批判,是多方面的。如对于王道的揭露,对于中庸的分析,对于节烈观的评析,等等,这里不再赘说。以上所举,无非是说明,鲁迅对于儒学的批判,不是停留在表层,而是深入到民族文化心理中去了。(www.xing528.com)

问题是,这种批判是否必要。

必要性是建筑在现实性的基础上的。我们首先应看看这种以儒学为核心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在现实生活中起什么作用。它的现实表现形态,就是鲁迅所一再批评的国民劣根性:精神萎靡,不思进取;逆来顺受,缺乏斗争性;抱守残阙,以自尊大昭闻天下;对于外来新鲜事物,每每抱拒斥态度;对于改革,总是百般阻挠;……。可见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多么严重地阻碍着我们民族国家的进步啊!不加以批判改造,真是不得了。鲁迅是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开辟道路的前驱者。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就有不同看法。五四时期的国粹派认为它是国之精粹,万万碰不得,似乎一失去它,便会失去中国人的特色。而鲁迅则认为中国人最要紧的是要在世界上挣得地位,与各国人协同生长,粹太多了,太特别了,则反而会妨碍中国人的生存和走向世界。问题几乎是这样明显地摆着:是为了保存国粹而使中国落后以至于灭亡呢,还是为了中国的生存发展而舍弃“国粹”呢?鲁迅的回答是很明确的:“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9)

五四以后,类似国粹派的意见一直层出不穷。那时,还有人搬出外国人来壮自己的声势,说外国人也赞扬中国文化,可见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如何的好呀。鲁迅一向不以这种议论为然。他认为外国人以前多嘲骂中国的腐败,到了后来,反而称赞中国文化,这就是中国人已经渐渐把自己的幸福送给外国人享受的证据。“这就是说:保存旧文化,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10)既然外国人称赞中国文化是有自己的意图的,那么中国人跟在后面嚷嚷就太不应该了。鲁迅说:“有些外人,很希望中国永是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赏鉴,这虽然可恶,却还不奇,因为他们究竟是外人。而中国竟也有自己还不够,并且要率领了少年,赤子,共成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赏鉴者,则真不知是生着怎样的心肝。”(11)他分析这些人的背景道:“凡称赞中国旧文化的,多是住在租界和安稳地方的富人,因为他们有钱,没有受到国内战争的痛苦,所以发出这样的赞赏来。”(12)

现在的情况当然与那时不同,我们不能说称赞中国文化的都是别有用心。最近有一股“新儒学”的风是从台湾和海外吹来的,主张者有些是侨居国外的华人,他们或者是从实际生活感受出发,觉得西方人际关系淡漠,家庭生活不如中国温暖,老人缺乏子女照料,所以认为中国的家族制度,亲子关系还有它的好处,应该提倡;或者是因为研究了日本等国家的经济模式,认为他们利用了儒家的道德规范,提倡以厂为家,对经济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因而认为儒学在现代经济中是有用的。其实,这些经验对于中国现阶段未必适合。西方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展之后,整个价值观念完全改观,社会生活中出现一些弊病,需要用别的方法加以补充和匡正;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则有一个认真向西方学习的阶段,而且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高度发展,封建的社会关系已经受到相当大的冲击,所以他们可以利用某些儒家的道德规范来发展经济。而我们中国,维新变法失败了,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彻底,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就直接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封建性的传统文化心理结构在现实生活中保留下来了,它严重地阻碍着改革,阻碍着前进。所以,目前在文化思想工作上的当务之急,还是首先要打破这种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使得我们的改革能够顺利开展。并不是说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可以继承的地方,但是如果在没有打破旧结构的情况下,忙着来保住它,而且还要建立什么“新儒学”,那么各种旧意识便正好在这个新标签下保存下来,改革也无从进行。

对于中国文化问题的考虑,应该有个出发点,这就是中国的社会现实。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必须看其是否有利于中国进行社会改革,走向现代化而定。这是鲁迅所持的立场,值得我们学习。

其实,鲁迅本人对于传统文化也没有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这只要看他在《拿来主义》中所做的关于穷青年得了祖传旧宅子的比喻,就可看出信息。鲁迅反对“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的态度,也反对“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的态度;而是认为“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在《枙浮士德与城枛后记》中,就说得更明白:“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

鲁迅在他的杂文中,只不过批判了旧文化中阻碍历史前进的东西。

【注释】

(1)《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2)《两地书·八》。

(3)《华盖集·通讯》。

(4)《且介亭杂文·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5)《花边文学·安贫乐道法》。

(6)《且介亭杂文末编·死》。

(7)《准风月谈·礼》。

(8)《准风月谈·礼》。

(9)《华盖集·忽然想到(六)》。

(10)《华盖集·忽然想到(六)》。

(11)《集外集拾遗·老调子已经唱完》。

(12)《集外集拾遗·老调子已经唱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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