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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图书馆藏家谱简介

时间:2023-07-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浙江图书馆历来留意对各类地方文献和各种古旧家谱的收藏。由于有例可依,浙江图书馆领导也就指示古籍部可以适当收购一些家谱。浙江图书馆通过上门接受、现场抢救或由机关学校主动送交等方式收进10万余册古籍,其中混夹一部分家谱,数量约达300余种。浙江省籍家谱资源数量全国第一,然而浙江图书馆收藏的本省家谱数量远远不及上海图书馆,就是由于错过了征集的机会。

浙江图书馆藏家谱简介

浙江图书馆历来留意对各类地方文献和各种古旧家谱收藏。明确提出征集各姓家谱,起自1934年,当时经本馆提议,浙江省教育厅通令全省各县向本馆捡送“新出地图”,向社会襄办征集“乡贤遗著、寺观释道藏、有名雕塑图画、各姓族谱”。[1]大概家谱文献是一种民间的不公开出版物,有控制外传的私秘性,以及连家族内也不轻易示众的缘故吧,笔者检查了本馆有关原始档案材料,竟然没有发现当时征集到一部家谱的记录。

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尤其在上世纪50年代初展开的土地改革中,封建土地所有制和维护与巩固专制主义、阻滞社会发展的封建宗法思想及其宗族组织被彻底摧毁,有名望的族长被打倒,族长、长房等宗族乡绅势力不复存在。人与人之间打破旧的宗法关系,建立新的阶级关系,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成了时代的主旋律。宗祠被视作“封建余孽”而倒毁,代表“族权”的家谱成了“封建糟粕”,原来密藏于宗祠或族长手中的家谱也就大量流出,或丢弃,或付诸一炬。彼时浙江图书馆经政府指派,接受了省内藏书故家捐出的大量古籍,可就是很少收集到家谱。笔者只见到极个别馆藏家谱上戳有那个时期收藏的记录,如《[杭州]汪氏振绮堂小宗谱七卷》(民国14年(1925)刻本)封页底盖有“1950年8月29日”入馆戳记。据本馆前古籍部主任何槐昌先生回忆,曾听古籍采购员刘慎旃先生反映:“宁海有一屋子的古籍家谱,我们馆要不要接收?”由于当时的文化政策对古籍采购的指导思想是“要精华,不要糟粕”,上级认为家谱是宣扬封建宗族思想、为地主阶级树碑立传的,不能接受。据说后来被上海图书馆装成一卡车运走。[2]类似情景不一而足,如今回忆起来令人扼腕痛惜。

当时也有经政府文化机构协调转入本馆的,如《[诸暨]暨阳宅埠陈氏十三修宗谱八十卷》(清光绪三年(1877)木活字本)就是一例。著名字画鉴定家黄涌泉先生,1953年(时任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秘书)去明末清初著名画家陈洪绶故乡诸暨枫桥老屋考证。功夫不负有心人,黄老在陈宅故居中不仅发现了珍贵之极的陈洪绶传世作品中最早的一件作品《龟蛇图》,同时不经意间在农家小孩学画的废纸堆中还发现了《暨阳宅埠陈氏宗谱》。但是,只有两册,据说是土地改革时族长分给族人保管的。黄老深知是谱的难得与珍贵,不惜翻山越岭,出示样品,挨家挨户询问寻找,在二三十户农家中寻出陈氏宗谱84册,得以配齐。而后黄老又去乡政府办妥手续,在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分批背回杭州。起初存放在省文管会图书资料室,后怕白蚁侵害,在黄老建议之下,将是部陈氏宗谱与其他古籍一起移交给了浙江图书馆。[3]又如《[上虞]古虞刘氏宗亲十四卷首一卷终一卷》(民国九年(1920)木活字本),是湖州南浔嘉业堂藏书楼主刘讼的宗谱,1951年11月刘承干将嘉业堂藏书楼及其藏书悉数捐赠送浙江图书馆,其刘氏宗谱也一起入藏。

真正有意识地采购入藏古旧家谱是在1956至1958年间。当时国内图书馆界,特别是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北京图书馆,频频至安徽采购家谱。由于有例可依,浙江图书馆领导也就指示古籍部可以适当收购一些家谱。古籍部也就开始收购一些纂修年代较早、版本有特色、资料丰富兼不同品种的著姓望族家谱,重点购得数十种明代和清代前叶京修,谱籍安徽歙县、休宁、新安、芜湖、丹阳等地的家谱,如馆藏《歙县新安程氏家谱七卷》(明成化七年(1471)刻本)、《休宁邑前刘氏族谱六卷附录一卷》(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刻本)、《歙县新安俞氏统宗谱十九卷》(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木活字本)、《芜湖王源谢氏宗谱十卷》(明万历刻本)、《丹阳洪氏家谱不分卷》(明崇祯刻本)、《歙县潭渡黄氏家谱》(清雍正九年(1731)刻本)、《婺源济溪游氏家谱》(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木活字本)等。同期还购进不少年代早、书品好、质量上乘、谱籍本省绍兴、诸暨、上虞、慈溪、海宁、浦江等地的家谱,如馆藏《浦江郑氏二修旌义编》二卷(明宣德三年(1428)刻本)、《慈溪秦氏宗谱》不分卷(明万历刻本)、《[绍兴]水澄刘氏家谱一卷》(明崇祯八年(1635)刻本)、《[海宁]海昌朱氏花园支家乘》(清顺治刻本)、《[诸暨]暨阳周氏宗谱》十四卷(清康熙十七年(1678)木活字本)、《[上虞]崧里何氏宗谱》八卷(清乾隆十九年抄本)、《[绍兴]山阴樊氏南阳族谱一卷》(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抄本)等。这些家谱虽谓弥足珍贵,然而步他馆后尘,收藏数量与质量实属有限。

上世纪60至70年代“文革”期间,民间私家藏书以及机关、学校甚至部分图书馆收藏的古籍大都被当作“四旧”烧毁,或作废纸回炉处理,或被扣押没收。浙江图书馆通过上门接受、现场抢救或由机关学校主动送交等方式收进10万余册古籍,其中混夹一部分家谱,数量约达300余种。

采购家谱,受其自身姓氏的独立性和藏谱的私密性局限,以及不同社会的政治、文化背景的束缚与冲击,使浙江图书馆错失了许多收藏家谱类文献的机会。浙江省籍家谱资源数量全国第一,然而浙江图书馆收藏的本省家谱数量远远不及上海图书馆,就是由于错过了征集的机会。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人们对家谱类著作的资料价值的认识日渐深入,在国内外掀起了一股收集、整理、研究、开发家谱资源的热潮。本馆不失时机,不惜代价,陆续收购了一批家谱,比较突出的是于2001年11月和2002年5月从金华一位私人收藏者手里,收购了两批数量较大的家谱。第一批计148种1448册62姓氏,均为1949年前所修,其中有少数康熙、乾隆年间家谱,另有家谱刻版9片,并送残缺破损家谱百余册。第二批有131种1771册58姓氏,多数为民国年间家谱。[4]这些家谱大多从浙江、江西、福建三省交界山区,如江西上饶地区的婺源、玉山,福建建阳地区的浦城、建阳、邵武,以及宜春、赣州、万载及建宁等地收集,书品较劣。但是,从湖南湘潭、浏阳等地收集的一批家谱书品相对比较好,如《湘潭中湘谭氏族谱》(重修、五修、六修)、《浏阳李氏宗谱二十九卷》(光绪三十二年(1906)木活字本)等。与此同时,本馆还接受了省内外私人捐赠家谱十数种,如吴茂楚先生捐赠的《黄岩前吴留余堂吴氏家谱》。

至此,浙江图书馆收藏家谱的数量基本上形成了现在的826种的规模,其中收藏本省家谱489种、外省家谱337种(不包括1949年以后纂修的现代家谱)。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浙江图书馆对以前收藏的家谱,除有十数部编入《浙江图书馆特藏书目甲、乙编》善本目录以外,大多未予系统编目。不论是采购的还是接受捐赠的,所有家谱全都束之书架,尘封于未编书库中,不能与读者见面,更谈不上进行系统的开发和利用。直至1984年接到国家档案局会同文化部教育部向各地图书馆、博物馆、文管会、文化馆、档案馆等单位发出《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通知》后,才于1985年2月组织人员分编馆藏家谱。当时为了完成编纂《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从未编书库中整理并分编出家谱411种,做出馆藏家谱卡片目录。1997年由国家档案局第二处、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合编出版的《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中记载的浙江图书馆藏家谱400余种,只是根据1985年分编后公开的卡片目录挑选了一部分入编。

进入新世纪以来,本馆趁编制《浙江家谱总目提要》的契机,对馆藏家谱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整理工作主要有以下几项:

(1)进行内部调查,摸清馆藏藏点。馆藏家谱主要分散皮藏在古籍善本书库和普通古籍书库内,细分为善本书、善本备查书、普通正编书、一条龙简编书、未编书库简编书,未编书库杂夹书、新近采购书等多种藏书分布块内。

(2)查检提书,集中存放。查检出杂存于未编书堆和已经简编入藏普通古籍一条龙中的家谱,经分编后相对集中存放。目前按版本优劣分别集中存放于古籍善本书库和普通古籍书库内。

(3)编目配残,摸清家底。集中人手将新近购入、社会捐赠、未编书库新发现的家谱,按本馆整理分编的有关规定统一编目。首先对书名、卷册数、纂修者、版本、索书号等进行客观著录,再经过查重,汇总卡片,注出复本,归拢配齐原先分散各处的残缺本。如五册《[绍兴]水澄刘氏家谱》正是原先入普通古籍正编《绍兴水澄刘氏家谱》所缺的部分。类似这样因一书分藏多处而残缺的家谱都得以归拢配齐。此后对家谱不论年代久远,书品好坏,一律即采即编,不再搁置。现已编成一套完整的馆藏家谱卡片目录,提供服务。

(4)编写馆藏家谱目录提要。2001年10月,浙江图书馆在承担浙江省文化厅和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批准立项的《浙江家谱总目提要》编纂工作时,由编纂工作小组制定《浙江家谱总目著录项目表》。著录表通过设置谱籍书名、责任者、版本、载体形态、著录依据、装订、收藏者及索书号等栏目,先进行客观性著录;又根据家谱基本内容,设置始祖、始迁祖何时何地迁来、本支派排行字、本支名人、珍贵史料、宗族堂号等栏目,紧接着进行考证性著录;除此之外,对本谱始修于何时、此为第几次续修、世系修录至第几世、排行字以及卷目内容或残存卷次等,也在著录表中予以反映。目前馆藏家谱已经逐一著录,并撰写成条文式,并入《浙江家谱总目提要》,对馆藏家谱的姓氏世系的历史变迁、人口流向、名人依据、罕见地方资料等进行了挖掘,以有助于史学研究、读者利用。

(5)开放家谱阅览室。在书库和阅览室布局调整的基础上,经过专门筹备,2003年3月25日浙江图书馆正式挂牌设置“家谱阅览室”。该阅览室设置于位于西子湖中央的孤山南麓的古籍部白楼内,室内布置典雅古朴,为谱牒学者和寻谱读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研究与阅览环境。家谱阅览室开放以来,接待过境内外、省内外很多学者与读者。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在社会上形成一定影响之后,馆藏家谱文献一定会成为浙江图书馆的特色藏品之一。

(6)建设馆藏家谱数据库。目前由浙江图书馆负总责的全省范围的《浙江家谱总目提要》的人著工作已经结束,书本式《浙江家谱总目提要》即将编票出版,电子版目录也正在调试之中。预计在不远的将来,电子版《浙江家谱总目提要》调试结束之后,即可提供馆藏家谱与全省家谱的收藏信息,服务于社会。

浙江图书馆馆藏家谱的数量与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相比实属有限,但是现存家谱反映出来的其自身具有的某些特色,应该说是毫不逊色的。

收藏本省家谱计有489种,其中绍兴地区161种(主要分布于绍兴、诸暨、上虞),宁波地区82种(主要分布于余姚、慈溪、宁波),杭州地区75种(主要分布于杭州、淳安),嘉兴地区45种(主要分布于海宁、桐乡),台州地区29种(主要分布于黄岩),金华地区25种(主要分布于兰溪),衢州地区20种(主要分布于龙游),湖州地区15种(主要分布于湖州),温州地区9种以及丽水地区8种,此外还有所属地区不详的家谱19种。由此可见,由于杭宁绍地区和杭嘉湖地区历来为浙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些地区的家谱占了馆藏浙江家谱的主流,占总数的77%强。(附表1)结合已有的研究结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现存中国家谱研究的一半对象是浙江家谱,其他省籍的家谱合占另一半;而浙江家谱中,浙东各市、县的家谱又占一半以上,因此可以说,中国家谱文化中浙东家谱占了主导地位。

收藏外省家谱计有337种,分布区域包括安徽省51种(主要分布于歙县、休宁、募县),江西省104种(主要分布于万载、婺源),福建省11种,江苏省35种(主要分布于苏州、无锡、松江),湖南省110种(主要分布于湘潭、益阳、浏阳),其他湖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河南、河北、山西、陕西、辽宁、上海等省、市(区)各1~3种不等,此外还有民国时期出版的跨省合谱9种。由此可见,由于地缘关系上的紧密联系性,来自浙江周边省份江苏、安徽、江西、福建等四省的家谱占了馆藏外省家谱的主体,约占总数的60%。除此之外,湖南省籍的家谱占了馆藏外省家谱的近33%。

馆藏家谱中,明代家谱有31种,清代家谱有422种,民国家谱有373种。版本形式有刻本、抄本、稿本、木活字本、石印本、铜版本、铅印本等7种。其中古籍750种,非古籍76种。(附表2)

馆藏家谱最古的版本为2部《浦江祝氏二修旌义编二卷》(明宣德三年(1428)刻本),距今577年,与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家谱中最早版本明代正统年间版本(《安徽休宁率东程氏家谱》)相比较要早十数年,[5]又与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家谱中最早版本明代成化四年(1468)刻本(《安徽新安孙氏重修宗谱》)相比较要早40年。[6]金华浦江郑氏家族自宋建炎到明初合族而居十三世,宋、元朝廷屡旌其门,朱元璋于洪武十八年(1385)亲书巨匾“江南第一家”,悬挂郑氏宗祠大门。现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馆藏明代及清代顺治、康熙、雍正时纂修的家谱,其版本形式以刻本和抄本为主,活字本稀少,最早者印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安徽新安俞氏统总谱》。清代乾隆时及以后纂修的家谱,版本形式逐渐以木活字本居主流。馆藏民国时期的家谱,版本形式虽然还是以传统的木活字本、宋体字为主流,但是印制方便、能够大量制作的精装和平装铅印本家谱开始迅速增多,其比例占15%。不可忽视的是印制漂亮的石印本与铜版印本仍有出现。

馆藏省内外家谱的姓氏有164种,家谱种数排前10名的姓氏为王、张、朱、李、黄、刘、陈、周、徐、吴,这10种姓氏的家谱数量占1/3。超过10种家谱的姓氏还有钱、杨、叶、沈、汪、孙等。为了方便人们了解浙江图书馆馆藏的家谱,这里列了一份最基础的姓氏与谱籍地简目。(附表3)

浙江图书馆馆藏大部分家谱的内容一般都会涉及人口、婚姻、迁徙、风俗、家族组织及其作用等方面的资料。由于藏谱数量较大,时间跨越明代、清代和民国,内有许多名人望族家谱,蕴藏了许多可供多方面研究与参考的珍贵史料。(www.xing528.com)

馆藏部分家谱是经历代递修自成系统的,如《歙县汪氏族谱》有明万历及清康熙、乾隆、道光四种,迁杭州后的《杭州汪氏族谱》有清同治、光绪及民国14年、民国21年四种,很是连贯。尤其是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刻本《歙县汪氏十六族谱十卷》由明官员兼学者汪道昆暮修,详细记载汪氏世系、史事、传状、著述等资料。迁杭汪氏支谱是清乾隆、嘉庆间有名的藏书楼振绮堂主人家谱。汪氏自汪宪始及其子路、孙诚、曾孙等四世均富收藏,乾隆修《四库全书》,汪氏应召进呈珍本219种,得乾隆赐《佩文韵府》一部。又如《平阳侯氏宗谱》始修于清康熙,递修于嘉庆、道光、同治、光绪及民国年间,计6种,成谱早,书品好,续修成系列,这套系列家谱甚是珍贵。此类家谱是研究地区文化与历史的绝好资料。有的虽为一部谱,却是在历代修撰基础上的集大成,如《慈溪陈氏宗谱》(清末抄稿本)始编于明洪武年,成于永乐年,递修及景泰、正德、嘉靖、清顺治、康熙、乾隆、道光,直至清未,保存家族史料丰富系统。设专篇考证本姓族的家谱也不少,如《[杭州]西溪吕氏系谱》、《衢县孔氏南宗考略》、《余姚史氏宗谱》、《慈溪罗氏宗谱》、《海宁朱氏花园支家乘》等,把各自分支考证得甚是详备。

《[诸暨]暨阳宅埠陈氏十三修宗谱》载有朱彝尊、张山甫等人撰的《陈洪绶传》,对陈洪绶研究贡献很大。又据《陈洪绶年谱》撰著者黄涌泉先生说,没有《宅埠陈氏宗谱》,就编不成《陈洪绶年谱》。[7]学者研究陈洪绶的基础是《陈洪绶年谱》,而年谱又得益于陈氏家谱中的《陈洪绶传》。《杭州汪氏小宗谱六卷》,载有汪大燮、汪康年等撰近代史风云人物资料,其中汪康年撰《伯唐公事略》记载汪大燮从政30年的经历,涉及当时时政资料,外交史料也很详备,是研究汪大燮及中国近代外交史的颇有价值的资料。《[杭州]钱塘许氏家谱》是清代杭州“七子登科”之一的许学范家谱。许氏家族崇尚读书,清代著名学者书法家梁同书曾撰赠许学范一副对联:“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此联道出了许氏家风,自清乾隆三年(1738)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166年中,许氏家族共有举贡进士计34人,其中进士及第者9人,秀才、监生不计其数,这对研究区域科举文化是最好的资料。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工商业繁荣,经济发达,财赋重出,人文荟萃,曾涌现出不少有声望的缙绅官宦、文学世家。名家望族的家谱历来是本馆收藏的重点,故此类家谱为数不少。如明代姚江学派主(阳明学派)王守仁(1472-1528)、思想家刘宗周(1587-1645)、著名学者藏书家钱谦益(1582-1664)、抗清学者张煌言(1620-1664)等,又如清代著名校勘家藏书家卢文绍(1717-1795)、今文学派主(常州学派)庄存与(1719-1789)、著名史学家章学诚(1738-1801)、著名学者汪辉祖(1730-1807)、官员学者翁同和(1830-1904)、国语注音字母创始人王璞(1875-1929)、著名词人朱祖谋(1857-1931)、愤励变法图存名士汪康年(1860-1911)等,再如现代教育家王丹瑶(1858-1925)、著名学者罗振玉(1866-1940)、诵芬堂主人钱文选(1874-1953)、著名学者钱钟书(1910-1998)等人,均有家谱被本馆收藏。有些家谱上有名人应邀题签作序作跋,或有名人收藏题记镌印。

近现代国共领袖家(族)谱或家世资料也有收藏。主要有孙中山家世资料《国父家世源流考》(民国三十四年(1945)铅印本),蒋介石家谱《[奉化]武岭蒋氏宗谱三十二卷》(民国三十七年(1948)铅印本)、毛泽东祖谱《湘潭中湘韶山毛氏二修房谱五卷首二卷》(咸丰五年(1855)木活字本)、周恩来祖谱《[绍兴]周氏宗谱》(嘉庆刻,道光二十七年(1847)补)等。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家世》中提到的或未曾提到的周恩来绍兴祖谱,还有数种收藏在本馆。[8]

从馆藏家谱中也能发现一些新的史料,有些资料还能够帮助解答正史中没有记载或史学界没有定论的问题。

浙江图书馆对家谱文献的建设,不论收藏、编目、整理、研究、管理、保护、服务、开发、利用等,与馆藏其他历史文献相比较,只是刚刚起步。为此,还需不断努力,筹措资金广泛收购,补修抢救损坏卷册,改善贮藏设施环境,留住人才研究开发,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做,任重道远。笔者经过近几年的实际工作,简单阐述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抢救、修复库藏家谱。长则数百年短则半个多世纪的自然与人为破坏,部分幸存入馆皮藏的古旧家谱已是满身创伤,或虫蛀,或变脆,或发霉,或结饼,持续地整理、修复、抢救这部分濒危古旧家谱,已成为一项技术要求高,设备要求新,工作艰巨而又重要的任务,需要政府和社会来共同关心这类事情。

(二)广泛征集原版家谱,留意复制地方名谱。留存民间的古旧家谱已经十分稀少,时间久了显得尤为珍贵。对此,保证资金供给、多渠道求购原谱,在当前看来显得十分重要。当然,在收集家谱原本的同时,制作地方名谱的电子制品,也是不能忽略的环节。当今世界各大图书馆、博物馆以及专门研究机构都在大力搜集新老家谱,可在通过各种方式广泛征集原版的同时,将收藏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复制品上来。

(三)重点收集浙江名人望族家谱。浙江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历史名城众多,是历史上纂修家谱最密集的地区。新中国建国初期,大量浙江家谱流入其他省(市),如上海图书馆藏有1949年前出版的家谱约11700种,其中5092种是浙江家谱,占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总藏量的43%。[9][10]所以通过各种方式,广泛、合理征集浙江名人望族家谱,是浙江图书馆不容置疑的工作内容之一。如清代大藏书家丁申、丁丙家谱,丁申、丁丙兄弟俩是我国近代著名藏书家,因尽心护惜文澜阁《四库全书》而闻名于世。丁氏家谱稿毁于太平天国战争时期,事后兄弟俩汇编成略稿,由丁申子立中再行补订,遂成完稿,现藏上海图书馆。要有计划地收集和复制此类具有本土史料价值的家谱,以形成馆藏特色。

(四)早日实现家谱文献数字化服务。家谱文献数字化是整个图书馆文献数字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要努力争取资金,创造软硬件条件,扫描文本,将纸质型家谱资料转化为计算机能够识别的数字储存,以便于保存、阅读和网络传输。通过卫星或传输终端,读者可以方便地在不同地点利用计算机进行检索和阅读。目前,馆藏家谱信息可通过即将在浙江图书馆网站上网的电子版《浙江家谱总目提要》,检索馆藏家谱和现存浙江家谱的姓氏、谱籍、堂号、收藏者等,以利学者和读者挖掘家谱资源的学术研究价值和社会利用价值,提升图书馆的服务层次。

(五)制定并完善本馆关于征集复制家谱文献类著作的规定。向各公藏单位或私藏个人征集家谱原件或制作复制品时,可按照规定进行。规定中,对征集与复制标准、方式、经费等都将加以明确。如全省与全国范围内的图书馆系统都能协作一致,效果就会更好。

表1 浙江图书馆馆藏家谱的区域分布

表2 浙江图书馆馆藏家谱的版本统计

[1]浙江图书馆志编纂委员会,2000.《浙江图书馆志》:第五章“馆藏文献建设”。中华书局,北京。

[2]笔者2003年12月访问何槐昌先生时的记录。

[3]笔者1999年7月采访黄涌泉先生时的笔记。

[4]笔者具体负责了这二批古旧家谱的采购、清点、编目过程。

[5]陈先行,2003.《叁、上海图书馆》,载《中国大陆古籍存藏概况》第二章《公共图书馆存藏古籍的现况》。台湾学生书局,台北。页88至99。

[6]张志清,1992.《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家谱综述》,载《谱牒学研究第三辑》,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页314至331。

[7]笔者1999年7月访问黄涌泉先生时的笔录。

[8]李海文、张能耿、周乘宜、秦九凤,1998。《周恩来家世》。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

[9]赵兰英,2002.《华人家谱世纪大收集》。载《解冻家谱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页258至265。

[10]顾燕,2000.《家谱的区域版刻特征》。载《中华谱牒研究》,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上海,页258至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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