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后的收获

秋禾

1959年，凌叔华教授利用新加坡南洋大学的年假到日本游览，在东京认识了一位日本朋友杉村。这位曾经在北平留了十几年学的人，“口音虽然还多少保存一点日本腔，但他的说话做事，却完全像一个中国学者了，大家都没把他当作日本人。他在座时大家只管随便说话”，她在《重游日本记》的文章中感慨道，他说起要领她逛逛神田书铺的事儿来，那轻松的口气就好像是在说“逛庙”和“逛琉璃厂”那样，简直就“像是北京的老朋友说的话”了。

约莫40年后的光景，葛兆光教授在京都访学期间，写过一篇《礼士胡同的槐花飘香》，其开篇第一句话就说：“在日本阅读描写旧日北平的书，想到幼年时的北京。”原来他正读着罗信耀著、藤井省三先生等翻译的《北京风俗大全——城壁胡同的市民生活志》（日本平凡社1988年版），全书写的是上世纪30年代一个普通北平人的人生故事。读书时作者正是一种怀乡的心境，于是“展开这幅长卷，老北京的气味，还有老北京的那种雍容而且慵懒的感觉，仿佛又伴着昔日的槐花飘香而来”。他随后发表观感道：

奇怪的是，好像和我这样在北京住过的人一样，日本人似乎也对北京特别有兴趣。在日本的各种图书馆里，你可以看到甚至比北京现存还多的关于北京的书……现在一些已经过世的著名汉学家们的随笔中就有不少对北京或北平的追忆，香片的氤氲、街头的洋车、琉璃厂的旧书和颐和园的小艇，仿佛是在叙述自己的故乡。

他还说，“当年吉川幸次郎、仓石武四郎等人在北平留学时，30年代的北平还留存了相当丰富的传统中国风习，于是他们内心中和笔下的中国，总是活的”，那么现当代的日本人如此关心“老北京的往事”，意义又何在呢？“关于这一层，我始终没有想清楚。”

笔者在展读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钱婉约副教授及其学生宋炎同学合作辑集并翻译、注释的《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中华书局2006年1月版）过程中，不禁联想到葛氏在多年前提出的这个问题，并若有所悟。

《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在绪论之外，正文以人物为标目组成为六个单元：

首先为“内藤湖南篇”，收录《京都大学派遣教授团赴清国考察报告》、《奉天访书谈》、《奉天访书日记》以及《宁波、杭州访书》和《1905年的奉天宫殿调查》两个附录。其次为“田中庆太郎篇”，收录《书蠹忆往》、《回忆与文求堂主人的交往》、《荷兰大使倡议编撰文求堂主人追忆文集》、《回忆田中氏的一些往事》、《回忆田中先生》和《“文求堂”和它的主人》。复次为“武内义雄篇”，收录《易州一瞥》、《焦山残幢》和《房山纪》。再次为“神田喜一郎篇”，收录《中国访书谈》和《中国书籍记事》。第五篇收录长泽规矩也《中华民国书林一瞥》及其补正，以及《收书遍历》。第六篇收录吉川幸次郎《来蒸阁琴书店——琉璃厂杂记》、《琉璃厂后记》、《高邮旧梦》和两首纪事诗式的《购书怀旧绝句》。

内藤湖南（1866-1934）、田中庆太郎（1880—1951）、武内义雄（1886-1966）、神田喜一郎（1899-1984）、长泽规矩也（1902-1980）、吉川幸次郎（1904-1980）6人，都是20世纪日中文化学术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在他们每个人的人生历程中，都有过到中华国土上访书、读书、买书和淘书的丰富经历。这种不可磨灭的经历，又分别对他们各自的学业、事业和志业发生了有益的影响，成为日本“中国学”浪涛中不可或缺的波浪。

如内藤氏一生著述丰硕，辑有《内藤湖南全集》14卷（日本筑摩书房1969-1976年版）。他生平先后九次到我国进行过社会考察、学术访问等，与当时中国各界都有过广泛接触，与文廷式、沈曾植、罗振玉、董康、郑孝胥等中国文化名人更建立了密切交往，有的彼此之间还缔结了深厚的学谊。1907年，他到成立不久的京都大学，担任该校东洋史学科的首席主讲教师，陆续开设了“东洋史概论”、“清朝史”、“中国近世史”等课程，发展成为京大支那学的学科带头人。显然，当年他担任《日本人》、《大阪朝日新闻》、《万朝报》等明治时期重要报刊的记者和新闻评论员的背景，以及对谙熟中国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的丰富阅历，构建了他的知识结构和学识系统。他之能与狩野直喜等先生一起，共同创建名著海内外的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不是偶然的。

1903年，内藤氏由天津到上海，同早已熟稔的罗振玉晤谈，话题以金石和古书为中心。罗氏除了赠送他一枚汉代文物“瓦当”外，还告知他了范氏天一阁和卢氏抱经楼尚存的信息，还加赠了一套四册的天一阁存书目。这个信息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于是立刻联系船票，组成一行六人的团队付诸行动。结果，“天一阁以管书人不在拒绝了我们，尽管我们还有道台惠树滋（森）的介绍信，但仍然被拒绝了。我们来到抱经楼，遭遇也一样，让我们大失所望”，直到此行转道杭州，得观作为浙江省政府公产的文澜阁《四库全书》，还有丁氏八千卷楼所藏书。同时，成功地“借抄了丁氏藏书中我邦所没有的《元典章》这类书籍”（内藤湖南《宁波、杭州访书》），这让他颇为得意。

1919年，武内氏在留学北京期间，曾两度到房山访问佛教经典“石经”。他看到了“有石棂但已关闭的两处石窟”，以及雷音洞里同样被石棂拦挡着的五个石室，“四壁镶有石经”。如今，房山石经已经转入彻底封存埋藏保护的状态。武内氏的这篇《房山记》及其附记，无疑已成为一篇珍贵的文字。

显然，《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集中提供了诸如此类以往少为人知的掌故，足以增广我们的见闻。由于专业兴趣所系，我对于《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的兴趣点，自然落实到了后者，即日本学人的“中国访书”方面。所谓“访书”，在书中主要是指到中国内地的藏书楼或图书馆阅书，以及到华东、华北各城市的新书店买书或旧书铺淘书，其重心又不免落于北京。

1930年夏，长泽氏第四次来到中国。这一次，他先到江南，再到北京。结果仅仅距离他1926年初次到京不过三四年的时间，北京旧书业的经营就有了明显的变化，以至于他继《北平书林》之后，动笔写起了《琉璃厂书肆新记》。

有关旧书资源的布局和流动，他指出：“旧书的集散地，大致情形如下：北京当数第一，北方有太原、济南，长江沿岸分布有成都、长沙、武昌、南昌、南京、扬州，再有苏、杭、宁波、福州直到广州。然而，太平天国之乱以来，数度兵乱使江南各地书肆蒙受了巨大影响”，“旧书铺当属北平第一，地方上……稍有新异的东西就立刻送往大都会。因此，地方的集散地便日渐凋零起来。再者，上海利用交通之便，亦可吸收江南各地的旧书。成都和广州的情况则要另当别论”。如他曾两次游观天津旧书店，发现这里的“书越来越少了”，“大概因为天津是商贸之地，缺少学人，偶尔出版的古书也是直接运到北平的缘故吧”；而南京的书业，“未免显得太过凄凉”；苏州在兵乱以后，“古书年年锐减，偶尔出现善本，不是直接就到了潘家、许家等收藏家手中，就是被运到交通便利的上海，本地书店书架上善本难以久留”；在宋代就已成名的杭州书肆，“刻书业虽然衰落了，但多少还有一些书铺”；而原为文化中心之一的扬州，“竟如此萧条”，竟让他产生了凄凉之感；宁波“当地没有多少旧书”；福州“也失去了往日风采”。在1931年夏，所写《中华民国书林一瞥补正》中，更有《辛未燕京访书记》、《吴城书肆记》和《杭州访书记》，留下了北京和江南旧书业日趋衰微的记录。

有关旧书种类的流向，长泽氏指出：“书肆里销路比较好的旧书，除了受流行的目录学研究和新设图书馆影响的一些书目外，图书馆青睐于丛书，个人学者则喜好杂家随笔类的书。戏曲小说虽一时不被看好，但珍本亦价值不菲。府县志过去并不被重视，现在国内外的图书馆都争相购买，清朝考证学家的集子也备受中外学人青睐，近来金石书的行情开始抬头。总体来说，宋元版倍受重视，因为相对于后代利益本位的书而言，宋元本的缺字情况较少。戏曲小说方面舍弃廉价的洋版书，转而高价求取木版书，乃是由于洋版书里存在删节的情况。当然，不计内容优劣的人则另当别论。而我们珍惜的是，宋刊十卷本《论语注疏》、元椠《吴越春秋》、洪武刊《元史》、明版《金瓶梅》等诸如此类的书。”他同时指出：唯本日渐稀少，书价年年暴涨是事实。美国人的不论书名一概购入，日本人的不论内容大肆搜书，大概也是造成书价暴涨的一个原因。”

可见，《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为我们集中勾勒了以北京为中心的，有关中国古旧书经营方面乃至中国图书文化领域的诸多具体而微的资料，足以丰富我们的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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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57年前后，神田氏曾经撰文《中国书籍纪事》，为已故五六年的东京文求堂书肆主人田中庆太郎鸣冤。他认为：“田中先生一生所输入的中国古书，从明清时代的佳刻善本到宋元时代贵重的古版本，尽是精选之作，而其数量更是惊人”。他“在中国古书方面拥有相当深的造诣和敏锐的鉴赏力，被誉为此领域的第一人，声名远播于中国和西洋学术界”。

神田氏还站在日本输入中国书籍文化的立场，议论两国“文化交流的大义”道，“我们日本人，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开始接受中国文化的恩泽，汲取中国文化的滋养。我们祖先对中国典籍的仰慕，可谓矢志不渝。传说距今一千数百年前，从朝鲜传来的《论语》和《千字文》，是中国典籍传入曰本的源头，到了公元八世纪，我们的祖先开始从中国大量输入各类典籍。当时派往中国的遣唐使，不惜重金购买汉籍带回日本”。他认为：

杨守敬带回中国的日本古写本、宋元古版本，成为在中国人面前如实展示日本人自古以来是如何崇尚中国典籍、如何精心爱护这些典籍的有力证据。这对加深日中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是多么巨大的贡献啊！特别是崇尚学问、热爱艺术的中国人对我们日本人的理解进一步加深这点，如果从大局来看，以其弥补一方所受的损失也绰绰有余……陆心源文库的携来日本，对被在此之前的、至少是江户时代以来的习惯惰势所控制的日本汉学家们，起到了一个惊醒的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陆心源文库的丧失，对中国来说无疑是一次惨痛的经历，但如果立足于全局考虑，它对日本的影响绝对不小，使日本的有识之士能再度领略中国文化的深厚，我相信这足以弥补它所造成的损失……我想我们应该将文化交流的大义深深镌刻于心间。

对于神田氏国家本位的文化交流观，谙熟中日书籍文化交流史的钱婉约女史，虽然没有正面给予辩驳，但是其所撰《近代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述论》，作为本书“绪论”，自然不能不有中华民族立场的回应。

在《近代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述论》中田中庆太郎一节，她简单回顾了文求堂自1901至1954年的经营始末，将其总结为“旧文求堂时期”（1901—1923年）、“北京时期”（1908— 1911年）、“新文求堂时期”（1927—1954年），认为“文求堂的兴衰命运可以管窥随着时代的发展，日本近代对于汉籍需求的转变”，并进而总结为三个阶段，大抵分属于1894年甲午战争前、甲午战争后到大正末年以及20世纪20年代以后，言下之意，正是中日两国近代化进程的差异，造就了田中庆太郎所主持的文求堂汉籍买卖的兴旺，而田中庆太郎个人的人文禀赋和经营才能，又为日本的“中国学”的繁荣进一步推波助澜。

她指出，近代日本学人来华访书，是以日本“中国学”的建立为学术背景和原动力的。同时，作为“中国古籍流入日本的一个重要时期”，晚清和早期民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她认为：

近代中日书籍交流之路的打通当在甲午战争之后。一方面，甲午战争的胜利，使得日本举国上下普遍加强了对中国的关注，一批时代的弄潮儿开始踏上中国的土地，寻求发展的机会，考察中国社会，并点滴渗透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进入20世纪，中国赴日留学的热潮兴起，也加强了和推动了中日文化的双向交流。以这样的时代局势、文化变迁为背景，日本对于中国汉籍的关注和搜求，在进入20世纪后，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此种分析，对于回答前述“葛氏命题”或许有所帮助。大抵一种风气的流行必然有其文化上的动因，而流行的结果往往又沉淀为新的文化因子，成为他日时尚的发动之机。如此循环往复，乃成其学理。而读书致知，求知明理，固学人天职也。

“隔海书来字易斜，我奇铅石自中华。春申江上停舟问，十字街西第二家。”吉川氏于1958年底所作《购书怀旧绝句》之一，足以表达其对中华书文化的渊源的慕爱。而在《近代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述论》中，作者还提供了如下细节：

1922年春就曾游历过中国江南的吉川氏，于1928年4月到1931年2月间，在北京度过了三年留学生涯。“在北京期间，他说中国话，穿中国衣，吃中国菜，一切尽量中国化地穿行在北京古城的街巷中，其中琉璃厂、隆福寺的书肆和笔墨纸砚店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终于“养成了深厚的中国情结”，以至于“吉川这个地道的日本人”，竟有多次被人误认作为“是中国人”。而据京都大学的老学生回忆，他教课或者讲演时，常常情不自禁地对听讲者说出“贵国”如何如何，“我国”如何如何，而实际上却是把国籍倒置了的。

不过“深思之”，钱女史妙语点透道：

这个“中国”不是当时现实中的中华民国，而是他从中国文学中读介出来的、富有儒教理想的历史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中国。应该说，他正是这样一位把儒教 中国视为自己的精神家园、把中国文化作为自己本国文化来从事学术研究的日本中国学家。

由此可见，《近代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述论》既有提纲挈领的分述，又有高屋建瓴的总结，如其综合考察曰本学者为研究而调查、代日本藏书机构采购和书商为买卖而进口中国书籍资源三种访书类型之后，所总结陈述的四个特点，就大有新意，多为前人所未发之论。今不烦简尾墨稀，转述如次：一日近代日本学人中国访书，“所关注的书籍，从内容种类上说，具有学术上的领先性"；二日访书行动所表现出来的学术关注，“反映了日本时代的政治信息"；三日在访书活动的背后，体现了“强国的经济实力”的坚实后盾；四曰所有这一系列行动和活动，莫不依托着“日本在华殖民性机构的协助”。作者最后洋溢着知识理性地结论道：

日本近代的来华访书，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它既是中日学术关系史、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一页，也是近代中日两国从合作到战争的社会政治的一个缩影。从中国方面说，秘籍被盗、珍本外流，无论用气愤、悔恨、屈辱等词汇，都难以表达历史留给我们的回味和启示。

钱婉约女史之所以获得上述种种精湛的见识，自非数载一书之功。她于1985年夏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以后，十余年来，先后经历了从文学士到史学硕士到文学博士的学识上的不断深造。尤其得益于1994年秋至1996年早春，先后在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和日本姬路独协大学担任非常勤讲师期间，对日本汉学与中国学界关系的丰厚积累。再辅之以1997年秋至2000年夏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对中日近代学术与文化关系史领域的专攻，终成学术上的正果。其历年来的著述成果，散见于《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影响中国历史的30本书》、《中国读书大辞典》等，并独立编集有《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译有吉川幸次郎所著《我的留学记》（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和内藤湖南所著《中国史通论》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以及桑原隲藏所著《东洋史说苑》（与王广生合译，中华书局2005年7月版）。而《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19万余字，则是其最新问世的一部译著。

辑译者在文献搜辑、汇文成编、体例设计、名物注释方面费时良多，用心甚细，可见追求严谨的学风。至于译笔的流畅和用词的典雅，更不在话下。不过人物注释也还有可细致到微的深入余地。女口“李木斋”即著名晚清民国间的大藏书家李盛铎（字椒微，号木斋，1859—1935年，有木犀轩藏书），据本书体例理应出注。又浏览中偶见手民键误，如第213页第8行、倒数第1行，“汉文渊”错为“汉文涧”，而同书中长泽氏《收书遍历》提及时并未出错。建议本书重印时，继续补其不足，并正其误处。

（2006年2月10日写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