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学与四合理论：北京满学会成立及其影响

阎崇年做过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所所长，是北京满学会会长。

其实说起来，阎崇年涉足满学，还和山东大学学者的指点有点儿关联。他就是曾在山东大学任教的著名历史学家杨向奎先生。

阎崇年本是研究先秦史的。“文革”前，他把一篇先秦论文去向杨向奎教授求教，杨先生当时是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知名专家。老先生居然给二十多岁的阎崇年回信，大意是：一方面表扬阎崇年文章写得好，是研究历史的料。另一方面建议阎崇年改变研究方向，转攻清史。杨向奎说：先秦史要依靠关中地下发掘资料，你身在北京哪有这样的方便？而没有资源上的优势，历史研究很难成功。如果你搞清史研究，身居北京就有别处无法比的优势，清朝的宫廷建筑和清宫档案都集中在北京。为什么不扬长避短呢？

收到信后阎崇年认真思考了一个月，决定改换门庭、研究清史。

阎崇年由此走上半个世纪的清史研究之路。

清史包括满族贵族入关并入主中原的历史，满学是不可或缺的方面，但中国一直没有满学。真正打出“满学”旗帜，是在改革开放后80年代末。阎崇年提出：我国有藏学、蒙古学，也该有满学。1989年，阎崇年建议成立满学研究所，两年后满学研究所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挂牌，全世界第一个把满族历史、语言、文化整合成一个学科的研究机构横空出世。1993年北京满学会成立。通过阎崇年奔走呼号、率先垂范，满学研究所学人披荆斩棘，众擎群举，满学研究渐成气候，迄今满学国际研讨会已举办五届。满学研究中心在北京，阎崇年是满学研究大家，被国内外公认。

历史学家讲究“秉笔直书”，前辈历史学家对清史最喜欢秉笔直书的，是扬州十日、嘉定屠城、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但是，崛起于游牧民族的清朝贵族能统治中国二百多年，总有成功奥秘吧？封建时代著名的“康乾盛世”总有值得总结的经验吧？

阎崇年研究这些经验，在论著中发表，在《百家讲坛》陈述，结果这位满学大家，居然被百家讲坛某些观众在网上指责。

阎崇年在沈阳签名售书，签售前有一小时讲座，有位观众向他发难：“阎老师，您该知道扬州十日吧？”

阎崇年知道来者不善，平静地回答：“知道。”

“您知道扬州被杀多少人？”

阎崇年反问：“您说多少人？”

那位观众说：“80万人。”(www.xing528.com)

“我去过扬州。现在的扬州总共有78万人。就是把经过几百年繁衍后的扬州人全杀了，也凑不起80万。”阎崇年接着说，“研究历史，讲第一手资料，请问您这80万数目从何而来？从哪儿来的第一手资料？即便是第一手资料，还要经过考证。想确定某一历史事实，不仅要有‘孤证’，还要有旁证，有二证、三证。”

那位观众继续说：“反正清兵在扬州杀人了，在嘉定屠城了，您为什么不讲？”

阎崇年说：“我从没否定过扬州十日、嘉定屠城，我按清十二帝线索讲，每个皇帝有固定集数，一集四十多分钟，总不能在哪一集三言两语说这么重要的事吧？”

阎崇年面对批评，不是强词夺理而是坦诚说理。这真正是学者的态度。

阎崇年认为，勇敢的品格对学者来说，比勤奋、刻苦、执著、创新更重要。学者遇到困难时没胆量不行。

汉族的阎崇年“歌颂”满族先驱，需要相当勇气。阎崇年为什么这样做？并非出于标新立异的需要。而是出于一个坚定信念：他认为清朝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有巨大贡献。他认为，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的文化都中断了，中国没断。在中国历史上，有三段少数民族入主的时期，南北朝和蒙古人建的元朝，因为年限短而传统文化没断。清朝是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近三个世纪，传统文化仍没断，就难能可贵了。如果清朝廷要求汉人说满语，学满族文化，用满文科考，那历史就是另一回事了。清朝皇帝没有强制推行满族文化，自己还积极地学习汉语，修《四库全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有功。尽管有文字狱，有“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但过不掩功。

不过，阎崇年认为清朝贵族“过不掩功”的理论，某些观众接受起来有点难度，比如说，我就觉得，扬州十日的“过”是清兵入关的过；修《四库全书》的“功”是百年后的功。“过”就是过，“功”就是功。功要大讲，过也得大讲，才公道公平。不能因为“过不掩功”就对“过”轻描淡写或略而不谈。我有这样的感想，可能因为我是搞文学的，多年看《聊斋志异》，里边对清朝贵族入关时的“过”写得太深刻了。我在《百家讲坛》“说聊斋”中有“刺贪刺虐”部分，举到《公孙九娘》的例子，说清兵入关，杀人如麻，碧血满地，白骨撑天，鬼火狐鸣，骇人心目。今年国际台重播“说聊斋”，马上有观众在网上对这一集大加称赞，说“敢说真话”。

其实，阎先生跟我完全不同的说法，完全不同的侧重，都是真话。只是根深蒂固的民族感情影响了对同样是“真话”的对等理解。阎先生后来讲惨烈之至的袁崇焕，可能已把沈阳那位观众的质疑堵上了。

讲袁崇焕同样体现了阎崇年的勇气。过去对袁崇焕强调“忠孝”，阎崇年则说袁崇焕最闪光的是“爱国”和“爱民”，做文官不爱财，做武官不惜死。现在仍应该学习袁崇焕的爱国精神，勇敢精神，求新精神，清廉精神。

讲史不单纯讲史，而为现实所用，是阎崇年一贯的态度。他总结出的“四合”理论，产生很大影响。阎崇年把努尔哈赤的成功归结为“天合、地合、人合、己合”，其中尤以“己合”为最重要，他说现在很多人能够面对成功，无法面对失败，心理不平衡、生理不平衡，这都是“己合”没有处理好的原因。努尔哈赤胸怀开阔、心境豁达，事大心静，兵不满万，却能取得建州大胜利；相反，皇太极爱妃故去，不吃不喝，悲戚成疾，抱憾而终。这说明“己合”非常重要。

有位观众听了“四合”之后，特地写个“四合”匾额送给阎崇年。这“四合”，现在就挂在阎崇年并不专用的专用书房门额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