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教育的地位及成果

占据人类一半的女性有时被称为矛盾的典型，因为女人的直觉思维是男人的“数学式认知”所无法理解的。汉字“妙”的字形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少”，表示“青春”，另一部分则是个“女”字，两者相加为“妙”，意思是“神秘”“不可知”，因为女人的性感魅力和细腻心思不是男人的粗率心理所能解释的。

然而，武士道中的女性典范几乎没有什么神秘感，其矛盾也只是表面上的。我曾说过她是悍妇，但这只说出了事实的一半。从字形上看，中国人表示妻子的“妇”字，是一个拿着扫帚的女人形象。当然，这不是用来攻击或防卫自己的另一半，也不是用来骑着上天施展巫术的，而只是为了它发明之初的那个无害的用途。同样，英语里表示“妻子”的wife是从weaver（织工）演变而来，而表示“女儿”的daughter则是从duhitar（挤奶人）演变而来。德国皇帝说，妇女的生活范围离不开厨房（Küche）、教堂（Kirche）和孩子（Kinder）。虽然武士道的理想女性的生活不限于此，但其角色也主要是在家庭以内。这种居家的和勇悍的特征看似矛盾，但与骑士戒律并不冲突，接下来我们就来论证这一点。

武士道教育主要针对男性，所以武士道所珍视的女性美德自然离真正的女性特征相去甚远。温克尔曼[153]说：“希腊艺术的极致美是男性美，而非女性美。”莱基[154]补充说，这一说法不仅适用于希腊艺术，也同样适用于希腊人的道德观。与此相同，武士道所吹捧的女性都能“从女性的脆弱中解放出来，表现出一种不让须眉的英勇刚强和坚毅果敢”[155]。因此，少女所接受的训练就是压抑感情、磨炼意志和使用武器——尤其是长柄剑，这样她们才能在意外情况下保护自己。然而，这种战事训练的主要目的不是上战场，而是出于个人和家庭双重考虑。女性没有自己的恩主，她们只需保护自己的身体。她用武器捍卫自己的纯洁，如同她丈夫满腔热忱地捍卫主君。到了家里，她的武艺就可以用来教育子女，我们稍后将看到这一点。

击剑和类似的练习，虽然没有太多实际用途，但对女性的跪坐习惯是一种有益的矫正。当然，习武并不仅仅是为了健康，也可以备不时之需。女孩一成年，就会被授予短刀（怀剑），用来刺进攻击者的胸膛，必要情况下甚至可以刺向自己。第二种情形虽然经常出现，但我不会苛责她们。基督教的宗教良知虽然反对恐怖式自杀，却把佩拉基娅[156]和多明尼娜这两位纯洁而虔诚的自杀女性追封为圣徒，并没有对她们过多苛刻。当日本的维吉尼亚[157]的贞操受到威胁时，她不需坐等父亲的匕首，她的武器早就藏在自己怀里了。不知道如何正确地自我了断，对她来说是一种耻辱。例如，尽管她对解剖学知之甚少，但必须知道刺进喉咙的确切位置。她必须知道如何用腰带把下肢绑好，这样，无论死得有多痛苦惨烈，她的尸体被发现时，四肢形态都不会走样，做到死得端庄体面。这种谨慎和诚敬，和基督教徒殉道者珀佩图亚[158]或童贞女维斯特尔·科妮莉亚相比，岂非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之所以这样冒昧地质问，是因为有人不理解我们的沐浴习惯和其他生活小节，无端批评我国国民没有贞操观念。[159]事实恰恰相反，贞操是武士女人的主要美德——贞操被看得高于生命。一名年轻女子被俘，落进一群野蛮的士兵手中，面临被强暴的危险。她说，只要让她先给因战乱而失散的姐妹们写封信，她就会顺从他们的求欢意愿。写完信后，她跑到最近的井边，纵身一跃，保全了自己的名誉。她留下的信的最后几行是这样的：

恐层云遮月，
她别无他路，
新月高挂在天，
她已倏忽即逝。

如果让读者误以为武士女人的最高理想是具有男子气概，是不公平的。事实远非如此！她们必须有出众的才艺，过风雅的生活。音乐，舞蹈，文学，一样不缺。在我们的文学中，不少优美的诗句都表达了女性情感。事实上，女性在日本纯文学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舞（我指的是武士之女，而不是艺伎）只是为了使她们僵硬的动作更加柔美流畅。弹奏乐器是为了缓解父亲和丈夫疲惫的时光，因此，学习音乐并不是为了掌握技巧，也不是为了音乐艺术本身，而是为了净化心灵。因为有人说，如果演奏者做不到身心和谐，就不可能弹奏出和谐的声音。在这里，我们再一次发现了从前在武士训练中流行的观念，即才艺永远是道德价值的陪衬。音乐和舞蹈等闲情逸致能增添生活风趣足矣，不是为了助长虚荣和浮华。当波斯王子被带到伦敦的舞厅起舞作乐时，他直截了当地说，他的国家养着一群舞女，专门给他们跳舞为生。听了这话，我衷心同情这位王子。

我们的女人学习才艺并不是为了在人前表演或扬名社会，而是为了和家里人一起自娱自乐；如果她们在社交聚会上表现出色，那也只是作为女主人的本分——换句话说，是尽地主之谊的一项内容。她们的教育完全是以家庭为核心。可以说，在旧日本，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妇女的才艺训练都主要是为了服务家庭；无论漂泊多远，她们都念念不忘家中的厨灶。为了维护家庭的尊严和名誉，她们不辞劳苦，甚至不惜生命。她们夜以继日地围着温暖的小巢歌唱，声音坚定而温柔，勇敢而哀伤。作为女儿，她们为父亲做出牺牲；作为妻子，她们为丈夫做出牺牲；作为母亲，她们又为儿女做出牺牲。因此，人们从小就教育她们要克己隐忍。她没有自己独立的生活，而是为他人服务的。作为男人的内助，如果她的出现有助于丈夫，她就和他共同出现；如果妨碍了他的工作，她就会退隐到幕后。这样的事屡见不鲜：一对年轻男女相互爱慕，陷入热恋，但当她意识到他对她过度迷恋，以致忘记了自己的职责时，这姑娘竟自毁容貌，使自己魅力顿消。吾妻是武士之女心目中的理想妻子。她发现迷恋自己的一个男人正密谋反对她的丈夫，便假装加入了这个罪恶的阴谋，暗中设法代替了她丈夫的位置，结果情人杀手的剑砍在了忠实的吾妻头上。下面是一位年轻的大名[160]的妻子自杀前写的一封信，大概不用什么注释吧：

我听闻一切皆非偶然，世事皆有定数。你我同乘一树之荫，共饮一溪之水，都是宿缘。两年前我们永结同心，你我便两心相依，如影随形，须臾不离，相亲相爱。但新近听闻，此番征战是你最后一战，且听愚妻离别之言。听闻中国古代有位英武之士项王，一场战败，却不愿与爱妾虞姬分别。木曾义仲[161]亦英勇过人，却也为情所困，难与妻子诀别，终致仕途坎坷。希望或欢乐既已不在，我何必活在这世上成为你的牵绊呢？我为什么不去世人必经的黄泉路上等你？千万不要忘记秀赖公[162]对你的恩情。我们对他的感激之情如海深，如山高。

无论是女人为了丈夫、家庭和家人的利益而奉献，还是男人为了主公和国家的利益而牺牲，都一样无怨无悔，无上光荣。自我牺牲是男人忠于主公和女人献身家庭的关键，没有自我牺牲就没法解决生活的诸多难题。妻子不是丈夫的奴隶，同样，她的丈夫也不是主公的奴隶。她所发挥的作用是贤内助，即“家里的助手”。在奉献他人的排行榜上，首先是女人为男人而牺牲自我，其次是男人为主公而牺牲自我，最后是主公克己奉天。我知道这种教义有不足之处，而基督教的优越性也正体现在这里，因为基督教要求每个人都对造物主直接负责。然而，我认为，基督所宣扬的最伟大的教义，也是基督使命中最为神圣的要义，就是通过牺牲自我来服务于更崇高的事业。就此而言，武士道是以永恒真理为基础的。(https://www.xing528.com)

我想我的读者不会指责我言论偏颇，过度美化奴性般的自我奉献。在很大程度上我采纳了饱学深思的黑格尔所提出和捍卫的观点，即历史就是自由的发生和实现。我想指出的一点是，武士道的全部教义充满了自我牺牲的精神，对女人男人都是一样的要求。因此，除非武士道信条的影响完全消除，否则美国女权主义倡导的激进观点不会轻易实现。她们高呼：“日本女人们，起来反抗陈规陋习吧！”这样的反抗能成功吗？能提高女性的地位吗？通过这样一种轻举妄动所获得的权利，能够补偿她们从传统中继承下来的那种妩媚动人、温柔娴雅吗？古罗马妇女走出了家庭之后，随之而来的道德腐败难道还不够严重吗？这位美国女权运动改革家能向我们保证，反抗就是女人获得历史发展的正确道路吗？这些都是重大问题。变革必须发生，也将会发生，但不一定要通过反抗！说到这里，让我们看看武士道体制下，女性的生活是否悲惨不堪，到了不得不反抗的地步。

我们听说过，许多欧洲骑士们表面上十分尊重“上帝和淑女”——这两个词放在一起不大相称，吉本[163]曾经为之脸红。哈莱姆还告诉我们，骑士道德粗俗下流，骑士对女人的殷勤意味着不光彩的爱。骑士精神对脆弱的女性产生的影响是哲学家们反思的对象。基佐[164]认为，封建主义和骑士精神对女性产生了健康有益的影响。而斯宾塞先生告诉我们说，在一个军事社会（封建社会不就是军事社会吗？）中妇女的地位必然很低，只有进入工业社会，妇女的地位才会有所改善。基佐先生与斯宾塞先生的理论哪个更适用于日本呢？我的答案是，可能两者都是对的。日本的军人阶级仅限于武士，大约有两百万人。他们上面有军事贵族、大名、宫廷权贵和官僚——这些人只是名义上的武士。武士下面还有众多平民——农、工、商，他们靠和平时期从事手艺为生。因此，赫伯特·斯宾塞对军事社会特征的描述可以说仅适用于武士阶层，而他对工业社会特征的描述则适用于武士以上和武士以下这两个阶层。妇女的地位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因为在武士阶层中，妇女的自由尤其受限。奇怪的是，社会阶层越低——如小手艺人——夫妻的地位就越平等。而在更高层的贵族中，男女之间的差异也不那么明显，主要是因为闲暇的贵族趋于女性化，展现性别差异的机会不多。因此，斯宾塞的观点在旧日本得到了充分的验证。至于基佐的观点，只要读过他对封建社会的介绍，大家都会记得，他主要考虑的是上层贵族，所以他的概括适用于大名和官僚阶层。

如果我的言论对武士道制度下的妇女地位评价很低，那我就严重歪曲了历史真相，我将会深感内疚。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宣称，她的确没有得到与男人平等的待遇。但在没有充分认识差异和不平等之前，我们对这个问题难免产生误解。

人与人只有在极个别的时候能实现真正的平等，比如在法庭上或投票民意调查时。如果我们还知道这一事实，再讨论什么两性平等问题似乎就显得庸人自扰了。《美国独立宣言》宣称人生而平等，但它没有考虑到人们的精神或身体能力。它只是重复了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165]很久以前的宣言，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权利就成了衡量平等程度的尺度。如果法律是衡量妇女社会地位的唯一尺度，那么确认她的社会地位就像确认她体重多少磅、多少盎司一样容易。但问题是，有没有正确的标准来衡量男女的相对社会地位？男女的社会地位，真就像金银的价格一样，用数字算出来就万事大吉了吗？这种计算方法没有考虑到人最重要的价值，即内在价值。要确保男女履行各自的本分需要满足诸多条件，因此衡量男女相对地位的标准必须是综合性的；或者借用经济语言来说，必须是复本位的[166]。武士道有自己的标准，而且是双重的。它试图评价妇女在战场上和家庭中的两种价值。在战场上，女人的地位微不足道；在家庭中她却举足轻重。她因为这种双重角色而得到了双重待遇。作为一个社会的、政治的存在，她们无足轻重；作为妻子和母亲，她们却得到了无上的尊重和深切的爱戴。为什么在罗马那样的军事国家中，女主人如此受人尊敬？难道不正是因为她们身为母亲吗？她们不是战士，也不是立法者，而是以人母的身份使男人向她们鞠躬膜拜。我们日本人也是如此。当父亲和丈夫外出种田或打仗时，整个家庭完全靠母亲和妻子在打理。她们不仅要抚育教导子女，还负责保护子女的安全。我刚才谈到的妇女习武，主要目的就是能够正确地指导和关怀子女的教育。

日本人常常谦称自己的妻子为“贱内”“拙荆”等，对日本文化一知半解的外国人据此认为，日本女人受到轻视，不受尊敬。我注意到，这种肤浅的观念在外国人中相当盛行。但是，“愚父”“犬子”和“鄙人”等说法现在也还广泛使用，答案不就不言自明了吗？

在我看来，我们的婚姻观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比基督教的婚姻观走得更远。“男女应为一体。”盎格鲁-撒克逊人主张个人主义，总抱着夫妻是两个独立个人的想法不放——若夫妻不和，双方就承认各自的权利；若夫妻和顺，则不免卿卿我我、甜言蜜语一番。当夫妻一方和外人说起自己的另一半时——不管好话还是坏话，比如可爱啦、聪明啦、善良啦，如此等等，我们听起来会觉得极不理性。吹嘘“我的聪明才智”“我的可爱性格”等，是否有失品味？我们认为，赞美妻子就是赞美自己的一部分。在日本，自卖自夸被认为是没有品位的表现。我真希望基督教国家也作如是观！因为礼貌地谦称自己的妻子是武士的惯例，所以我在这里多说了几句题外话。

条顿人[167]的部落生活就是从迷信和敬畏女性开始的（虽然这种女性崇拜在德国正在消失），而美国社会建立之初，人们痛苦地意识到：他们的女性人口严重不足[168]（随着女性人口日益增加，我担心她们会很快丧失殖民时代所享受的优待）。在西方文明中，男人对女人的尊敬已经成为主要道德准则。但在武士道的军事道德中，区分好坏却另有标准。这个标准以职责为纽带，把个人与自己的神圣天性以及五伦关系紧紧维系在一起。这些关系中，我们已经提醒读者注意忠诚，即臣子与君主之间的关系。对于其余的人伦关系，我只是顺便提及，因为它们并不是武士道独有的。这些关系建立在自然情感的基础之上，它们为全人类所共有。而武士道教义所涉及的某些特殊关系，武士道自会着重强调。说到这里，男子之间的一种友谊，有种特殊的力量和柔情，常常比兄弟情谊多了一种浪漫的依恋，这种依恋由于早年的男女隔绝而越发炽烈。西方的骑士制度或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自由交际为男女情感打开了方便之门，但日本的男女隔绝则堵塞了它的自然通道。说到这里，我大可以多讲几个日语故事，类似达蒙与皮西厄斯[169]或者阿基里斯和帕特洛克罗斯[170]那样肝胆相照的生死兄弟。或者讲讲武士道情同手足、生死与共的故事，和大卫和约拿单[171]的故事一样令人感同身受。

武士道的美德和教义，其影响并不局限于军事阶层，这不足为怪，却促使我们接下来去思考武士道对整个日本民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