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关于贸易的战略定位及影响——英国保护主义掣肘

休谟在《关于贸易的激情》一文中写道：“任何一个国家财富和贸易的增长都没有伤害，而通常是提升了邻国的财富和贸易，一个国家很少能够在周边所有的邻国都沉没在无知、懒惰和野蛮的状态中把贸易和工业发展得很好。”^[8]他补充道，作为“一个英国公民”，他为“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甚至法国繁荣的贸易”祈祷^[9]。这句话被几代休谟学者所引用，他们都从休谟的政治经济学角度进行解读。但是，这句话的含义也延伸到了外交。国际贸易的特殊优势固然重要，而更重要的是保持英国在欧洲政治系统中的国家安全^[10]。

1752年，休谟在《关于贸易的平衡》一文中指出，政府管制对促进国内工业是必要的。“在德国亚麻布上征税可以鼓励国内工业，从而促使人口和工业增长。对白兰地征税促进了朗姆酒的销售并支持了我们南方的殖民地。”^[11]罗杰·爱默生认为，这个论点可能建立在休谟对英国在苏格兰成功运作的亚麻布公司的观察之上^[12]。这家公司成立于1746年，通过贴补国内的工匠并给他们提供必要的设备保护了还处于初期的苏格兰亚麻布工业，但后果是牺牲了“爱尔兰、荷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亚麻布生产商的利益”^[13]。

《苏格兰农业和政治情况的综合报告》指出，18世纪中期的苏格兰“还未引入进步的工业”，仍停留在农业经济的时代，具体而言，“如今在所有的城镇和农村，马具商、木匠、犁和手推车的工匠、造水车木匠（用于打谷机和通风机的）、泥瓦匠、面包师、屠户们都大量存在，但是以前这些行业几乎都不存在”^[14]。休谟敏锐地观察到苏格兰从一个封建社会向贸易社会的转变，并相信一定程度的政府保护对仍然处于襁褓期的工业是必需的^[15]。

但是，休谟在后来的文章《关于贸易的激情》中驳斥了自己早前应对国内贸易实行一定程度政府保护的观点。他批评了沃波尔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对当时流行的一个“狭隘和恶意的观点”进行了驳斥，该观点认为一个国家只有让其竞争对手势力下降才能保证自己的贸易财富和力量上升。休谟看法的转变受到了杜尔戈的影响。杜尔戈认为，进出口动态平衡的增长可以刺激工业，促进个体的利益，促成了休谟改变孤立主义的倾向^[16]。尤金·罗特温（Eugene Rotwein）指出，休谟另一个灵感源泉是乔赛亚·塔克——18世纪自由贸易思想的一个领军人物。罗特温指出，休谟和塔克在1758年3月至7月间关于穷国富国的辩论通了好几封信，塔克在该问题上的想法深刻地影响了休谟，以至于休谟后来完全放弃了保护主义的观点^[17]。

休谟对自由贸易的观点与英国保守党相近。保守党自1678年后就把自由贸易作为一个重要的政党准则^[18]。他们坚称，英国的实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工业产品的国际需求，在残酷的竞争中保持其航海贸易优势的唯一途径就是促进自由贸易。所以，沃波尔政府一个严重的失误就是继续了从都铎时代开始的重商主义政策。保守党称，重商主义持续得越久，英国在欧洲的影响力和其自我防御的能力就会越弱。但是，休谟对自由贸易准则的坚持没有把他推向博林布鲁克领导的在野党那边，他驳斥的目标不仅是沃波尔的贸易政策，也有沃波尔的外交政策^[19]。辉格党的宣传运动强调了霍布斯哲学思想的一个基本假设，即人“腐败”的本性，而博林布鲁克反对政府的观点，宣扬道德和“自由精神”^[20]。大卫·阿米塔奇（David Armitage）认为，从18世纪30年代起休谟开始挑战在野党的“反沃波尔的支持帝国主义运动”^[21]。对休谟来说，博林布鲁克的“爱国主义”思想背后的政治热情威胁了英国的外交政策，因为后者泛大西洋帝国的概念夸大了英国在航海贸易和对外侵略方面的成就^[22]。

几十年来，贸易和侵略的关系成为大英帝国的公共讨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3]。丹尼·笛福在《战争的必然途径；以及为了保卫和平与保护贸易使用战争的必然性》（1727年）中写到，“和平是贸易的朋友，贸易总是在一切平稳的旗帜下繁荣的”^[24]。笛福认为，大英帝国和其同盟的力量“总是用来保护贸易；他们的职责是保证海上航线开放、港口开放、所有贸易的门对他们的商人和船只开放……如果这个不能由和平的方式达到，他们必须通过武力，所以他们和其他民族一样随时准备战争”^[25]。尽管休谟同意英国的外交与其贸易利益紧密相关，他觉得笛福的观点很牵强。他认为，要保护英国来之不易的自由就必须放弃建立一个贸易帝国的幻想^[26]。

休谟对政府的宣传运动并不认可，因其夸大了法国军事和反宗教改革的危险。他看到这个宣传运动煽起了民众对法国贸易力量的嫉妒，将会把英国引向独立主义。与博林布鲁克相比，休谟自由贸易的论点根植于一个不同的战略目标，因为它力求改变沃波尔的大陆战略，而不是彻底推翻这个战略。他更深层次的担忧是，政府不能理解自由贸易的重要性，这可能导致英国防御系统的破坏。作为一个贸易大国，英国需要追求自由贸易，这不仅仅是因为自由贸易帮助它维持了竞争优势，还因为它的防御系统建立在英国与欧洲大陆市场联系的基础之上^[27]。

休谟认为，如果英国强加一些贸易壁垒，这个防御系统会受到严重的破坏^[28]。保护主义给英国的战略思维设置了一个最为严重的阻碍。这在桑德维茨伯爵（Earl of Sandwich）于1743年2月1日在上议院的辩论中尤为明显。桑德维茨认为，英国应该掌控着“海洋的统治权”，避免与势力强大的法国进行昂贵的战争^[29]。桑德维茨论证说，为了“欧洲自由的监护权”实验花费的“荒唐的费用”已经造成了“最严重的灾难”^[30]。

这个观点代表了英国在18世纪上半部分的战略论战中一个阵营的主张^[31]。《每年记录报》（The Annual Register）观察到，这场论战中两个阵营中的一个阵营由一个在议会中没什么影响力的“大众政党”组成，强调“航海能力”是英国力量的源泉^[32]，他们把航海贸易看作英国国内和外交利益的核心，应该用一个强大的海军使贸易财富最大化，避免欧洲大陆政治“那个无法摆脱的迷宫”^[33]；另一个阵营是由在议会有影响力的两个派系支持的，他们认为英国的国家安全取决于它在大陆捍卫同盟国的能力^[34]。他们认为，“应该维持一个强大的常规陆上部队”，海军应该只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其培养和应用应该对复杂的大陆系统有帮助”^[35]。

18世纪50年代，这两种观点的对抗慢慢升级，焦点转移到了大西洋的另外一边——美洲^[36]。英国和法国在北美的殖民冲突给地缘政治带来了重要变化，关于英国应把大陆同盟还是海上霸权放在首位的辩论越来越激烈^[37]。从爱国辉格党人的角度，只有一个强大的海军力量能够保护英国的殖民利益，它甚至可以成为对法国在欧洲军事活动的一个重要威慑^[38]。老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Elder）作为爱国辉格党的领导，主张强大的海军对英国发展成一个航海帝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的追随者霍尔德尼斯勋爵（Lord Holderness）写道：“我们不仅仅是战士，也是商人，我们的贸易取决于我们是否能有效地运用航海力量；贸易和航海互相依赖，这个国家真正的资源——财富——取决于它的贸易。”^[39]英国应该主要投资殖民地和航海贸易，维持海上霸权，避免在大陆上的昂贵战争。与汉诺威的联系是一个负担，而不是一个资产，因为要保护国王在汉诺威的利益只会使政府分心而无法保护殖民地和航海力量^[40]。(www.xing528.com)

相反地，由纽卡斯尔公爵（Duke of Newcastle）领导的辉格政府刻意淡化了对殖民地和海军的关注。纽卡斯尔建议，巩固一个欧洲联盟可以阻挠法国对北美的殖民统治。十三个殖民地的安全和长期利益需要维护英国—奥地利联盟来遏制法国，这个联盟需要欧洲一些小国的支持，例如荷兰和德意志等国^[41]。

在孤立主义战略与大陆主义战略的对抗中，休谟支持后者，认为英国应帮助比较衰弱的奥地利，反对强大的法国。1742年，他写信给威廉·缪尔（William Mure），赞同“条约^[42]的批准”^[43]。这些条约的后果是用一个英奥同盟代替了一个英法同盟，使法国成为一个竞争者，而不是合作伙伴。《塞维尔条约》的第四款规定：“英国和法国以及欧洲和东西印度群岛的贸易应在1725年前的条约和国际公约基础上重建，尤其是，英国在美国的贸易应该和从前一样进行……”^[44]

休谟认为，尽管这两个条约受到爱国者们的强烈反对，但它们标志着一个外交胜利，因为它们促进了英国实现平衡欧洲力量^[45]。四年后（1746年），休谟以詹姆斯·圣·克莱尔中将秘书的身份前往都灵（Turin）完成一个外交使命，还参与了一次对法国布列塔尼（Brittany）的突袭^[46]。他对此次行动的评论表明，他相信一个统一的德国会压倒法国，所以英国在其欧洲大陆的战略计划中应给予汉诺威利益相应的地位^[47]。

这些反思在休谟后来在外交方面的论证中得到了概述，他的主要观点是欧洲战略平衡是英国国家安全的理想途径。在《关于力量平衡》（1752年）一文中，他写道：“在针对这个野心勃勃的强权［法国］的一般性战争中，英国站在最前面。除了财富和地理位置的优势外，她［英国］的人民被一个民族主义的精神鼓舞，并完全理解战胜敌人的福祉所在，我们可以寄希望于他们的活力在这样一个必需而公正的动机下永远不会枯萎。”^[48]

休谟认为，只有一个英奥同盟能够防止法兰西帝国继续扩张，从而保持欧洲力量均衡^[49]。力量均衡原理曾经成为，而且会一直成为，反对法国强权的一个堡垒。他声称：

逾一个世纪以来，欧洲一直保持着对人类历史上可能最强大政权的防御状态。这个［力量均衡］原理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尽管那个野心勃勃的国家［法国］在过去五场战争中四次成为战胜国，只失败了一次，但他们只是有限地扩张了其领土，并未取得对欧洲的绝对主导。^[50]

但是，休谟并不认为英国应该在欧洲战争舞台上扮演一个过分积极的角色。他警告说，驱使英国在欧洲大陆进行干预更多的是“古希腊的嫉妒心”，而不是“现代战争中谨慎的观点”^[51]。邵夫斯·A.赖纳特（Sophus A.Reinert）指出，这是18世纪欧洲国家在贸易和殖民上的一个竞争^[52]。休谟认为，这个斗争带来了外交的不灵活性，驱使英国把战争进行到不必要的程度^[53]。阿姆斯特朗·斯塔基（Armstrong Starkey）认为，休谟的担心是，“英国对力量均衡的保卫在很多情况下隐藏了其更具掠夺性的动机”^[54]。

休谟认为，卷进欧洲列强战争最有害的后果是积累大量的债务。事实上，博林布鲁克也有同样的担忧，他在1754年写道：“现在货币利益［在我国］如此牢固，这么多人习惯于在公共支出方面取得巨大利益，以至于我们没有多大可能延续安妮女王时的计划了。”^[55]博林布鲁克论证说，在“癌变的”负债基础上，“英国的利益无疑需要把眼光从大陆转移到我们自己的岛国，而且我们应该提升和平带来的机遇和优势”^[56]。

休谟在《关于公共信用》一文中指出：“我们的子孙后代倦怠了战争，束缚于各种苛捐杂税，只能老老实实地坐在那，眼睁睁看着他们的邻居被压迫和征服；直到最后他们和他们的债权人在征服者的怜悯下苟延残喘。”^[57]这些会导致公共信用的“暴卒”以及最终国家的灭亡^[58]。为了防止这一切发生，休谟同博林布鲁克一样，主张用自主破产的方式取消政府债务^[59]。休谟承认，自主破产会造成利率上涨，从而给工商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60]。但是长期来看，更多的货币会从债权人，主要是年金持有人和股东，转移到商人手里。他相信，这会刺激商业活动，并对银行业受到的损失进行补偿^[61]。基于债权人在政府中的广泛影响，他非常清楚这个计划实施起来的困难，但是他坚信这有利于建立一个可行的、协调一致的财政体制，而后者对英国的国防是非常重要的^[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