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铲除异姓诸侯王
自从高帝五年（前202）夏五月迁都长安，并因此拥有相对稳固的后方以来，刘邦的目光开始转向关东诸侯。在铲除异姓诸侯王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其战略意图非常明确，亦即在其有生之年，翦除有可能形成潜在威胁的异姓诸侯王。正如北宋文人苏洵所论，刘邦虽非出色的军事家，却绝对是位杰出的政治家，他对全局的把握殊非时人所能比拟：
汉高祖挟数用术，以制一时之利害，不如陈平；揣摩天下之势，举指摇目，以劫制项羽，不如张良。……然天下已定，后世子孙之计，陈平、张良智之所不及，则高帝常先为之规画处置，以中后世之所为，晓然如目见其事而为之者，盖高帝之智，明于大而暗于小，至
于此而后见也。(70)
也主要因此之故，高帝铲除异姓诸侯王的目标，得以在较短时间内顺利完成。兹考述其铲除异姓诸侯王的步骤及其原因如次。
一、刘邦铲除异姓诸侯王的步骤
从当时的形势来看，“诸侯（北）［比］境，周（市）［匝］三垂”(71)，其所占之地，北接匈奴，南连南越，占地极广，且各自拥有重兵，如果他们外连胡越，内相交好，一旦有变，互相支援，刘邦要想铲除他们是非常困难的。正因为认识到这点，所以刘邦在战略部署上，做了通盘的考虑。首先对谁下手，事后如何安排，下一步行动怎样进行，这一切都在刘邦的预算之中。与此同时，刘邦采取了灵活的战术，制定了各个击破的方针，利用一切机会，甚至采取激变然后借口“平叛”的方法，经过七年的时间，最终解决了异姓诸侯王问题。
刘邦首先将屠刀举向与其关系最为疏远的燕王臧荼。臧荼原本是燕王韩广的部下，时当项羽戏下封王，臧荼由于曾经“从楚救赵，因从入关”(72)而被封为燕王。在楚汉交战之中前期，他始终徘徊观望，后期方才“来致枭骑助汉”(73)，基本上未与刘邦并肩战斗过，所以第一个拿他开刀，应当不会引起其他异姓诸侯王的猜疑。
此外，刘邦之所以首先对臧荼下手，与燕国北接匈奴也有很大关系。“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长期以来为患北部边境，秦灭六国之后，“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然而，“十余年而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自从冒顿单于杀父自立以来，匈奴破灭东胡，击走月氏，吞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因而实力大增，于是继续南下，不但“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而且屡次侵扰燕、代，(74)成为西汉政府最大的边患。
一般来说，任何政府都不愿与强敌为邻，而且汉初北部边境的防御以异姓诸侯国为主，燕、赵、韩三国就是汉廷抵挡匈奴的第一道防线，任何一国如与匈奴勾结，都将构成对汉廷严重而又直接的威胁。在这种情势下，如果刘邦首先对南方诸侯王下手，北方诸侯王很可能出于自保而与匈奴联合，一旦如此，刘邦就将陷于南北两线作战的不利局势之中。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对于刘邦来说，首先必须割断匈奴与汉北方边境诸国的联系，也只有在稳定北方之后，才可能放手南下。故此，刘邦首先拿北方诸国中的燕国开刀。《汉书・高帝纪下》对于燕王臧荼被灭之事的记载非常简单，其词云：“（高帝五年）秋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将征之。九月，虏荼。”臧荼何以在推举刘邦为帝仅仅几个月之后就起兵造反，《史记》、《汉书》都未作明确记载，但《汉书》中的另一则材料，表明其中必有隐情。《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记载顷侯温疥的“侯状户数”时云：“以燕将军汉王四年从破曹咎军，为燕相告燕王荼反，侯。以燕相国定卢绾。千九百户。”此温疥，即上文所述及之“来致枭骑助汉”的燕军统帅，其燕相之职盖由汉廷所封，也就是说，他在楚汉相争期间与刘邦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所以他在担任燕相期间极有可能是以汉廷的意旨行事的，是刘邦安插在燕王臧荼身边的一颗钉子。也因此，当刘邦准备对付臧荼时，他就不失时机地站出来，“告燕王荼反”，刘邦也就因此有借口趁机“平叛”，这样，既不引起其他诸侯的猜疑，还能达到铲除异己的目的。由此可见，刘邦铲除异姓王的行动，是早有准备的，一旦时机成熟，就毫不手软地执行之。
在所有的异姓诸侯王中，最令刘邦担惊受怕者，自然是楚王韩信。先时，在楚汉战争中，作为汉将，两次以势挟王，迫使刘邦封他为齐王和扩大他的封地。韩信的这种做法足以使刘邦怀恨在心，也为以后韩信的命运埋下了杀身之祸。一俟灭项，刘邦随即驰入韩信军中，不但解除其军权，而且将他徙为楚王。韩信之楚后，一则因为收留为汉朝所怨恨的楚将钟离昧，二则当其“初之国，行县邑，陈兵出入”(75)，使刘邦对其猜疑之心益重。故此，当“有变告信欲反”之时，刘邦遂“用陈平计，乃伪游云梦。十二月，会诸侯于陈，楚王信迎谒，因执之”，“还至洛阳，赦韩信，封为淮阴侯”。(76)
楚王韩信被废，可以说是消除了刘邦的心头之患。至此，韩信也终于明白了“狡兔死，良狗烹”的道理。将韩信置于自己的眼皮底下加以控制，刘邦才略感放心。但韩信的军功和威望仍令统治者感到威胁。汉高帝十年（前197），陈豨谋反，留守长安的吕后遂借口韩信与陈豨勾结，在萧何的协助下，“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并“夷信三族”。史称“高祖已破豨归，至，闻信死，且喜且哀之”(77)，这种描述充分表达了刘邦此时此刻的复杂心情。
韩王信最初不过是一名普通的韩将，虽然曾经积极主动地追随刘邦到汉中，却既不曾表现出出众的才能，也从未立有特别的军功战绩。刘邦却看中他韩王孽孙的身份，考虑到由他去抚定韩地，比选派任何一个丰、沛旧将都有利。韩王信的分封，既非因亲旧，亦非因功阀，纯系根据形势的需要而为之，是为整个战略棋盘预设的一步棋子。(78)然而，在汉朝立国之后，韩王信不但失去了利用价值，而且被视为绊脚石。于是在高帝六年（前201）春，“上以韩信材武，所在北近巩、洛，南迫宛、叶，东有淮阳，皆天下劲兵处，乃诏徙韩王信王太原以北，备御胡，都信阳”(79)。刘邦将韩王信推到抗击匈奴第一线的目的非常明确，借此，既可使之成为汉与匈奴之间的缓冲地带，同时又可借匈奴之手达到削弱或消灭韩王信的目的。也正是在他的逼迫下，韩王信降于匈奴，《汉书・韩王信传》载其事云：
六年春，上以为信壮武，北近巩、雒，南迫宛、叶，东有淮阳，皆天下劲兵处也，乃更以太原郡为韩国，徙信以备胡，都晋阳。信上书曰：“国被边，匈奴数入，晋阳去塞远，请治马邑。”上许之。秋，匈奴冒顿大入围信，信数使使胡求和解。汉发兵救之，疑信数间使，有二心。上赐信书责让之曰：“专死不勇，专生不任，寇攻马邑，君王力不足以坚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责于君王。”信得书，恐诛，因与匈奴约共攻汉，以马邑降胡，击太原。
时至高帝十一年（前196）春，韩王信再度与匈奴攻入参合，受诏北上抗击来犯之敌的柴将军，下书招降，韩王信答曰：
荥阳之事，仆不能死，囚于项籍，此一罪也。寇攻马邑，仆不能坚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为反寇，将兵与将军争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种、蠡无一罪，身死亡；仆有三罪，而欲求活，此伍子胥所以偾于吴世也。今仆亡匿山谷间，旦暮乞贷蛮夷，仆之思归，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视，势不可耳！(80)
观夫韩王信此言，何等凄怆！自罪三条，没有一条真正成为罪过。此时的他已十分清醒地认识到：“欲求活”，“势不可耳”！
赵王张敖乃张耳之子，也是刘邦的女婿，高帝七年（前202），“高祖从平城过赵，赵王旦暮自上食，体甚卑，有子婿礼。高祖箕踞骂詈，甚慢之。”赵相贯高、赵午大怒，说敖曰：“天下豪杰并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帝甚恭，皇帝遇王无礼，请为王杀之。”但张敖坚决不许，贯高等人于是决定避开赵王谋杀刘邦，后因刘邦警觉而未得逞。高帝九年（前200），由于“贯高怨家知其谋，告之。于是上逮捕赵王谋反者”。赵午等十余人自杀，贯高“槛车与王诣长安”，“具道本根所以、王不知状”，诉王无罪，后经查实赵王张敖实未与谋，“上乃赦赵王”(81)。无论哪个朝代，谋反之罪都是重罪，所牵扯人员都会受到最严厉的惩处，但刘邦对此案的处理颇有意味，《汉书・张耳传》载其事曰：
上贤（贯）高能自立然诺，使泄公赦之，告曰：“张王已出，上多足下，故赦足下。”高曰：“所以不死，白张王不反耳。今王已出，吾责塞矣。且人臣有篡弑之名，岂有面目复事上哉！”乃仰绝亢而死。敖已出，尚鲁元公主如故，封为宣平侯。于是上贤张王诸客，皆以为诸侯相、郡守。刘邦对意欲谋害自己的主谋贯高，有意赦而用之，同时又将张敖诸宾客均擢为二千石长吏，却将赵王张敖贬为宣平侯，这显然不合乎常理，《汉书・张耳传》的相关记载，有助于我们探究其真实原因：“吕后数言张王以鲁元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张敖据天下，岂少乃女乎！’”据此可知刘邦之所以在确认赵王张敖“实不知其谋”的情况下仍坚持废王为侯，就是害怕张敖有“据天下”的那一天。同时，赵的地理位置北接匈奴，西接汉界，是汉在东部的重要地区，将这一地区控制在自己手中，与燕、韩地连成一片，不管是对防备匈奴还是拱卫汉廷，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所以刘邦对忠心耿耿的女婿仍不放过，实是赵地对于刘邦来说是太重要了。对自己的女婿都如此猜忌，可见刘邦是绝不能容忍异姓王存在的。剪除异姓王实际上是刘邦建国之初即定下的方针，所需者仅口实而已。
到高帝九年（前198）十一月废张敖为宣平侯后，汉初七异姓王还剩下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长沙王吴芮和刘邦甚为喜爱的燕王卢绾。高帝十一年（前196）九月，代国相陈豨反叛，刘邦御驾亲征，征兵于梁，“梁王称病，使使将兵诣邯郸”(82)。若论西周封建制传统，确有天子出征，诸侯应领兵前往效命的规定，诸侯不亲自赴天子军前，实是一种不敬的举动。考彭越受封之后，无亏臣礼，高帝六年、九年、十年皆如期朝见刘邦，他此次未随军出战的理由是“因病”。据陈玉屏先生考证，至高帝十一年，彭越已是六十有余的老人，再加之天下大定后多年的养尊处优，恐怕确已不堪披甲执锐、为帝前驱了。(83)
平心而论，彭越未亲赴军前，应属有情可原。然而，刘邦却因此勃然大怒，“使人让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谢”。其将扈辄劝其“发兵反”，彭越断然拒绝，但刘邦的斥责，令彭越恐慌万分，陷入去留皆获罪的两难境地，只好应着头皮继续称病。后“梁太仆有罪，亡走汉，告梁王与扈辄谋反。于是上使使掩捕梁王，囚之洛阳”。经有司案验，将彭越的罪名定为“反形已具”。或许是彭越含冤负屈过于明显，而刘邦也实无杀戮之意，故而彭越被“赦以为庶人”，流徙蜀地。倒霉的彭越在流放途中偶遇吕后，被诓骗回洛阳。吕后以“彭越壮士也”，不诛不足以绝后患为理由，拨动了刘邦那根最为敏感的神经，“于是吕后令其舍人告越复谋反。廷尉奏请，遂夷越宗族”(84)。
刘邦连续诛杀韩信、彭越，并醢彭越以遍赐诸侯，已令与韩信、彭越同功一体的英布恐惧万分，然后又受人诬陷而无法申述，遂反，《史记・黥布列传》载其事曰：
十一年，高后诛淮阴侯，布因心恐。夏，汉诛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遍赐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猎，见醢，因大恐，阴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布所幸姬疾，请就医，医家与中大夫贲赫对门，姬数如医家，贲赫自以为侍中，乃厚馈遗，从姬饮医家。姬侍王，从容语次，誉赫长者也。王怒曰：“汝安从知之？”具说状。王疑其与乱。赫恐，称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变事，乘传诣长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变，言布谋反有端，可先未发诛也。上读其书，语萧相国。相国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诬之。请系赫，使微验淮南王。”淮南王布见赫以罪亡，上变，固已疑其言国阴事；汉使又来，颇有所验，遂族赫家，发兵反。
由此可见，韩信、彭越的被杀，使英布产生了极大的恐惧，乃“阴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但正是这种出于自保的举动，成为刘邦的口实。后英布被长沙王吴臣诱至番阳，“番阳人杀布兹乡，遂灭之”(85)。
燕王卢绾是刘邦“爱之如子”的人，也是刘邦主动加以分封的唯一的异姓王。燕与匈奴界相连，实乃防备匈奴的主要屏障，刘邦以卢绾为燕王的主要目的就是防止燕与匈奴的勾结对汉不利，《史记・卢绾列传》载之甚详：
汉十一年秋，陈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郸击豨兵，燕王卢绾亦击其东北。当时，陈豨使王黄求救匈奴。燕王绾亦使其臣张胜于匈奴，言豨等军破。张胜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见张胜曰：“公所以重于燕者，以习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诸侯数反，兵连不决也。今公为燕欲急灭豨等，豨等已灭，次亦至燕，公等亦且为虏矣。公何不令燕且缓陈豨而与胡和？事宽，得长王燕；即有汉急，可以安国。”张胜以为然，乃私令匈奴助豨等击燕。燕王绾疑张胜与胡反，上书请族张胜。胜还，具道所以为者。燕王寤，乃诈论他人，脱胜家属，使得为匈奴间，而使范齐之陈豨所，欲令久亡，连兵勿决。汉十二年……汉使樊哙击斩豨。其裨将降，言燕王绾使范齐通计谋于豨所。高祖使使召卢绾，绾称病。上又使辟阳侯审食其、御史大夫赵尧往迎燕王，因验问左右。绾愈恐……其左右皆亡匿。语颇泄，辟阳侯闻之，归具报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张胜亡在匈奴，为燕使。于是上曰：“卢绾果反矣！”使樊哙击燕。燕王绾悉将其宫人家属骑数千人居长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谢。四月，高祖崩，卢绾遂将其众亡入匈奴，匈奴以为东胡王……居岁余，死胡中。
从中可见，卢绾其实并无欲行不轨之心，只是为了他的王位，才与匈奴及陈豨通谋。而后亡走匈奴，也实是惧怕吕后之故：“往年汉族淮阴，诛彭越，皆吕后计。今上病，属任吕后。吕后妇人，专欲以事诛异姓王者及大功臣。”(86)此则正如陈玉屏先生所论：“说到底，卢绾虽见信于刘邦，但内心深处仍怀不自安之心，打算存敌自保，结果弄巧成拙，国灭身亡。”(87)
汉初异姓王中，只有长沙王得以传国五世，至文帝后七年（前157），才因王薨无子而国除。长沙国何以独存并传国44年，对此，班固在横向比较之后断言：“昔高祖定天下，功臣异姓而王者八国。张耳、吴芮、彭越、黥布、臧荼、卢绾与两韩信，皆徼一时之权变，以诈力成功，咸得裂土，南面称孤。见疑强大，怀不自安，事穷势迫，卒谋叛逆，终于灭亡。张耳以智全，至子亦失国。唯吴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传号五世，以无嗣绝，庆流支庶，有以矣夫，著于甲令而称忠也！”(88)但班固所言，充其量只是皮相之论。相比较而言，时人贾谊的分析更接近于事实真相，《汉书・贾谊传》载其词云：
臣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淮阴王楚最强，则最先反；韩信倚胡，则又反；贯高因赵资，则又反；陈豨兵精，则又反；彭越用梁，则又反；黥布用淮南，则又反；卢绾最弱，最后反。长沙乃在二万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然也。
由此亦可认定：长沙国得以保全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实力弱，对汉构不成任何威胁；另外，长沙国构成汉与尚未臣服的南越国的缓冲地带，为汉固守南边，保留其国对汉是有利的。
至此，经过长达七年的艰苦斗争，刘邦以武力加阴谋，终于消灭了楚、韩、赵、梁、淮南、燕等国，只保留了一个实力极其有限的长沙国，从而消除了他自认的异姓诸侯王对汉政权的威胁。在消灭异姓诸侯王的过程中，刘邦在所灭诸国留下的真空地带又大封刘氏子弟为王（详参表2-4），西汉之王国由此过渡到同姓诸侯王的统治时期。
表2-4 高帝十二年（前195）之诸侯王国
二、刘邦杀戮异姓诸侯王的深层原因
对于刘邦杀戮异姓诸侯王这一历史事件，究竟如何评价，至今仍然聚讼纷如、莫衷一是。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消灭异姓王是巩固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的必要前提，似乎只要是异姓王就必将封建割据，因而他们的被诛灭是罪有应得。但实际上，异姓王们不但没有任何蓄意造反的企图，而且也乐见汉帝国的长治久安，此正如梁大夫栾布所言：“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传之万世。”(89)即便是韩信，这位据史书记载确有谋反之举者，其实也是子虚乌有。两干多年来，为他鸣冤辨诬者，可谓代不乏人，譬如清人梁玉绳论曰：
信之死冤矣！前贤皆极辨［辩］无反状，大抵出于告变者之诬词及吕后与相国文致之耳。史公以汉廷狱案叙入传中，而其怨自见。一饭千金，弗忘漂母；解农推食，宁负高皇；不听涉、通拥兵王齐之日，必不妄动于淮阴家居之时。不思连接布、越大国之王，必不轻约边远无能之将。宾客多与称病之人何涉？左右辟则携手之语谁闻？上谒入贺，谋逆者未必坦率如斯；家臣徒奴，善将者复部署有几？是知高祖畏恶其能非一朝夕，胎祸于蹑足附耳，露疑夺符袭军，故禽束不已族诛始快，从豨军来，见信死且喜且怜，亦谅其无辜受戮，为何悯也！独怪萧何初以国士荐，而无片语申救，又诈而诒之，毋乃与留侯劝封雍齿异乎！(90)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在被刘邦所废黜的异姓诸侯王中，张敖根本没有任何谋反的成算，只是受到贯高事件的牵连，而被降为宣平侯；彭越亦无反意，却由于梁太仆的诬告，吕后又乘机罗织罪名，最终身死族灭；韩王信、燕王卢绾和淮南王英布，其初皆无意造反，只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出于自保，这才有韩王信、燕王卢绾的逃亡匈奴和淮南王英布的举兵造反。对于汉初异姓诸侯王们的不同下场，《汉书》卷34“赞曰”：
昔高祖定天下，功臣异姓而王者八国。张耳、吴芮、彭越、黥布、臧荼、卢绾与两韩信，皆徼一时之权变，以诈力成功，咸得裂土，南面称孤。见疑强大，怀不自安，事穷势迫，卒谋叛逆，终于灭亡。张耳以智全，至子亦失国。唯吴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传号五世，以无嗣绝，庆流支庶，有以矣夫，著于甲令而称忠也！
班固的这段评论，虽然并未揭示出汉初异姓诸侯王被杀的实情，但称汉初异姓诸侯王是“见疑强大”，却也多少反映了刘邦对异姓王的猜忌和防范。
刘邦对异姓诸侯王的猜忌和防范，源自他将后者视为维护其刘姓天下的潜在威胁，而且由来已久。他当初之所以放弃洛阳而选择定都长安，关键就在于“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91)，从而确保其刘姓家天下之基业。异姓诸侯王从分封到被铲除的这段短暂历史，既在事实上充分表明了刘邦分封异姓王的目的，仅仅是旨在消灭项羽的权宜之计，同时也使得西汉政治从此转入到一个新的格局之中。
三、刘邦得以顺利铲除异姓王的原因
刘邦之所以能够顺利铲除异姓诸侯王，个中缘故固然不一而足，但概而论之，似乎不外乎以下两端：
（一）客观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
钱穆先生曾经指出：自秦帝国建立以来，“一统之局已成，纵使一时崩坏，其势不能仍归于分裂。”(92)又云：“秦以下，虽封建遗形尚未全绝，然终不能再兴。且其势如危石转峻阪，不坠地不止。”(93)其话说得很有道理。秦统一前的夏、商、周三代，虽然名为一统的朝代，实际上却是王室与诸侯国的松散联合，其政治基础极不稳定。在王室力量较为强大的时候，尚能控制四方诸侯，维持君臣礼仪。反之，则不然。譬如在周平王东迁后，王室衰微，诸侯力政，周天子徒有天下共主的空名，形成大国争霸称雄的局面，从此兼并战争连绵不绝，愈演愈烈。这不仅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亦严重地阻碍了经济、文化的发展。所以，“定于一”就成为时代的要求。
战国时，魏、赵、韩、齐、秦、楚、燕七雄相继通过改革，强化君权，设置郡县，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他们陆续兼并周围中小国家，逐渐走向区域性的统一。秦始皇在此基础上，顺应时代潮流，并灭六国，实现了全国范围的统一。但是，正如王家范先生所指出的那样：“秦的统一只是‘大一统’的始点，而不是终点。”(94)汉朝既然已经继承了秦的政治制度，而秦的政治理论是建立在统一基础之上的，那么，汉初分裂的局面与汉的政治制度就是不相适应的，所以统一势在必行。在铲除异姓王后实行的同姓王分封，是在统一的前提下进行的，与周以来的分封绝不相同。
自春秋、战国以来，各国的集权趋势都在不断地增强，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郡县制的出现。县出现于春秋初期，当时秦、晋、楚等大国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加强边地防守力量，往往把新兼并得来的小国改建为县，不用作为卿大夫的封邑。最初县都设在边地，带有防卫边境的作用。县所不同于卿大夫的封邑的，就是县内有一套集中的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特别是有征赋的制度（包括征发军实和军役），这一方面便利了国君的集中统治，一方面又加强了边防。到春秋末年，晋国又出现了郡的组织。郡本来设在新得到的边地，因为边地荒僻，地广人稀，面积虽远较县为大，但地位不如县。时至战国时代，边地逐渐繁荣，也就在郡下分设若干县，产生了郡、县两级制的地方组织。(95)
郡县制到秦统一后完全确立下来。秦灭六国后，将天下分为36郡，郡下设县，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地方行政体制。从春秋初期到秦统一天下，经历了约500年的时间，期间郡县的统辖关系虽有所变化，先是县统郡，后转变为郡统县，但郡县制是一直向前发展的，几乎见不到哪一个国家设立郡县制后又废除的，说明郡县制的存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故应该有其存在的政治和社会意义。
秦亡后，尽管出现了分封制的回头，但郡县制始终未遭到破坏，仍然发挥着地方行政管理的作用。汉帝国建立后，承秦之制，只在地方政治体制方面改秦单一的郡县制，实行郡国并行制，但反映中央集权体制的郡县制仍在中央直辖地和各王国内实行，也就是说，王国内仍是以集权制为核心的，只是相对于中央集权是一种分权的表现。所以说，从春秋战国以来所形成的集权体制到了西汉初期仍是政治的主流，短暂的分权不会影响它的发展，中央集权战胜地方分权将是必然的趋势。刘邦铲除异姓王的斗争与历史趋势的发展相吻合，故在七年的时间里，除了铲除韩王信和英布稍有挫折之外，其余诸侯王的铲除行动都非常顺利地完成了，司马迁感叹刘邦消灭异姓诸侯王是一个奇迹，这实是他未能全面把握历史发展趋势导致的片面认识。
（二）部分得益于异姓诸侯王“裂土而安”的保守心态
在楚汉战争中，刘邦祭起分封制的大旗，将一些有实力的人物汇聚在汉的周围，并在这些人的帮助下，最终取得了楚汉战争的最后胜利。汉初分封的七个异姓诸侯王都参加了秦末战争，在秦末战争中所形成的“裂地封王”的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他们，他们没有刘邦那种欲尽吞天下的雄心壮志，“裂地封王”是他们的最高追求，一旦这种愿望得到了满足，他们就别无他求了。楚王韩信的事例最为典型。韩信在楚汉战争中数次被刘邦夺军，都毫无怨言，仍一意为刘邦打江山，在“天下权在于信”时还“不忍背汉”，当刘邦将其由齐王徙为楚王时，又欣然前往。据韩信所言，其所做一切，都是为了报答汉王的知遇之恩，然从当时之社会背景来看，韩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刘邦在战后并没有剥夺他的王位，只是封王的地点改变罢了，对于韩信来说，他的愿望没有破灭，所以对于刘邦对他所做的一切都可以忍耐，以至于在汉“兵不如楚精，而将不能及”(96)的局势下，束手就擒，被刘邦械入京师，废为淮阴侯。后来与陈豨勾结，企图谋反，被吕后斩于长乐钟室。
对于韩信这段公案，许多史学家都认为这是一场冤案，但我们从他被废为淮阴侯后的表现来看，他的反叛是有可能的。史称韩信在被刘邦控制后，“日夜怨望，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97)，就是他此刻心情的真实写照。尽管此前韩信曾多次被刘邦夺权，但全无如今这番表现，随着王位被剥夺，他固有的称王目的无法实现，其对刘邦的不满之情也就随之而生，当有机会与陈豨相谋后，二者结为同盟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所以说，韩信对封王是非常看重的，一旦突破了他的这个底线，谋反就难以避免了。
从刘邦铲除异姓诸侯王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只要不威胁到诸侯王们的王位，他们是不会主动反抗汉廷统治的。七王中楚王韩信、梁王彭越、赵王张敖都是刘邦以各种借口铲除的，燕王臧荼、韩王信、燕王卢绾、淮南王英布则是在刘邦的刺激下采取自保行动，被刘邦抓住把柄而铲除的。他们都没有颠覆或夺取刘氏政权的主观动机，与韩信一样，能被立为诸侯王就已是他们的最高理想，正是这种保守思想使刘邦的企图得以实现。
汉高帝五年（前200）春正月，异姓诸侯王们联名上疏，以臣下上达尊者的谦卑语气，请汉王刘邦即皇帝之位，《汉书・高帝纪下》载其事云：
于是诸侯王上疏曰：“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时秦为亡道，天下诛之。大王先得秦王，定关中，于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败继绝，以安万民，功盛德厚。又加惠于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号比拟，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于后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号。”汉王曰：“寡人闻帝者贤者有也，虚言亡实之名，非所取也。今诸侯王皆推高寡人，将何以处之哉？”诸侯王皆曰：“大王起于细微，灭乱秦，威动海内。又以辟陋之地，自汉中行威德，诛不义，立有功，平定海内，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实宜，愿大王以幸天下。”汉王曰：“诸侯王幸以为便于天下之民，则可矣。”于是诸侯王及太尉长安侯臣绾等三百人，与博士稷嗣君叔孙通谨择良日二月甲午，上尊号。汉王即皇帝位于氾水之阳。
疏文所云“大王起于细微，灭乱秦，威动海内”，“先得秦王，定关中”，这是讲刘邦灭秦之功，其所谓“又以辟陋之地，自汉中行威德，诛不义”，这是讲刘邦破项羽之功，至于说“存亡定危，救败继绝，以安万民”，则是指刘邦在楚汉战争中恢复失位的诸侯王之王位，安定各国民生，尤其是针对赵国、韩国、淮南国之情况而言。(98)正是在此基础上，他们声称，如此“功德之著”，非受皇帝尊号不足以分上下、别尊卑。其意义正如于迎春先生所论：“藉此，他们便在舆论上区别开了刘邦和一般视为以天下为私产的秦皇；在以皇帝的名号劝进时，又同时论证了刘邦在功业、道德上的当之无愧、名实相符。……‘皇帝’这一尊号中所蕴含的道德意味被大大增加了。”(99)
不过，刘邦虽然有了皇帝的尊号，但“在实际上，未必会有沿袭秦朝皇帝职权的意义。做了皇帝之后，就可以任意诛灭废置诸王侯，怕是当时的人所不能想像的，这是韩信等在当时所以肯尊汉高祖为皇帝之故。不然，怕是没有这么容易了”(100)。当然，在铲除异姓王的过程中，刘邦战略战术的运用非常得当，这也是其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此则前文已具，不再赘述。
【注释】
(1)近来，黄永美撰文指出：分封异姓王，并非刘邦的权宜之计，而是有着坚实的现实土壤，即当时严重的经济问题、内忧外患的军事隐患、不稳定的平民政权演变需要。详参见其《汉初刘邦分封异姓王原因新探》，《唐都学刊》2009年第1期。
(2)《史记》卷48《陈涉世家》，第1963页。
(3)王超：《我国封建时代中央与地方关系述论》，《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4)《柳河东集》卷3《封建论》，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读通鉴论》卷1《秦始皇》之一，第1页。
(6)《汉书》卷14《诸侯王表序》，第393页。
(7)《新书》卷1《过秦下》，刘晓东校点本，第3页。
(8)崔瑞德、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0页。
(9)《柳河东集》卷3《封建论》。
(10)王德培：《怎样评价秦汉之际的郡县制和分封制》，《历史教学》1986年第1期。
(11)钱穆：《秦汉史》，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36页。
(12)崔瑞德、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第129页。
(13)《史记》卷55《留侯世家》，第2033页。
(14)《汉书》卷40《张良传》，第2023页。
(15)《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59页。
(16)《史记》卷89《张耳陈馀列传》，第2573页。
(17)《史记》卷7《项羽本纪》，第300页。
(18)《史记》卷55《留侯世家》，第2040页。
(19)程远：《试论秦汉之际的分封制》，《中州学刊》1995年第6期。
(20)《史记》卷94《田儋列传》，第2643页。
(21)《史记》卷90《魏豹列传》，第2589页。
(22)《史记》卷48《陈涉世家》，第1952页。(https://www.xing528.com)
(23)《史记》卷89《张耳陈馀列传》，第2573页。
(24)《史记》卷7《项羽本纪》，第316页。
(25)《史记》卷92《淮阴侯列传》，第2612页。
(26)《汉书》卷40《陈平传》，第2042页。
(27)《史记》卷8《高祖本纪》，第381页。
(28)唐德荣：《略论刘邦的分封思想》，《求索》2000年第5期。
(29)《汉书》卷34《韩信传》，第1864页。
(30)《资治通鉴》卷10《汉纪二》“高帝三年”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332—333页。
(31)《汉书》卷1上《高帝纪上》，第36页。
(32)《史记》卷55《留侯世家》，第2039页。
(33)此上引文皆引自《汉书・韩王信传》，第1852—1853页。
(34)《汉书》卷32《张耳传》，第1839页。
(35)《汉书》卷34《英布传》，第1885、1886页。
(36)《汉书》卷34《吴芮传》，第1894页。
(37)《汉书》卷1上《高祖纪上》，第46页。
(38)《汉书》卷34《韩信传》，第1873页。
(39)《汉书》卷1下《高帝纪下》，第49页。
(40)《史记》卷7《项羽本纪》，第331—332页。
(41)《汉书》卷34《韩彭英卢吴传》“赞曰”，第1895页。
(42)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7页。
(43)唐德荣：《略论刘邦的分封思想》，《求索》2000年第5期。
(44)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9页。
(45)汤其领：《汉初封国制探析》，《史学月刊》1998年第6期。
(46)吕思勉：《中国制度史》第九章《国体》，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47页。
(47)《汉书》卷1下《高帝纪下》，第52页。
(48)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第13—14页。
(49)崔瑞德、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第143页。
(50)《史记》卷89《张耳列传》，第2583页。
(51)《汉书》卷34《韩信传》，第1875页。
(52)《汉书》卷1下《高帝纪下》，第68页。
(53)《汉书》卷1下《高帝纪下》，第54页。
(54)《秦汉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史稿——兼评自然经济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
(55)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第24—28页。
(56)《史记》卷99《刘敬列传》，第2719—2720页。
(57)《汉书》卷43《刘敬列传》，第2123页。
(58)《资治通鉴》卷11《汉纪三》“高帝五年”条，第361—362页。
(59)《汉书》卷40《张良传》，第2032—2033页。
(60)《新书》卷3《壹通》，刘晓东校点本，第22页。
(61)田余庆：《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载前揭：《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第27页。
(62)《汉书》卷1下《高帝纪下》，第51页。
(63)《史记》卷92《淮阴侯列传》集解引“徐广曰”，第2626页。
(64)《汉书》卷1下《高帝纪下》，第51页。
(65)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表5-1《前期刘邦集团主要成员籍贯表》，第151页。
(66)钱穆：《秦汉史》，第270—271页。
(67)《史记》卷18《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第877页。
(68)高祖功臣表后语则称：“右高祖百四十七人。周吕、建成二人在《外戚》，羹颉、合阳、沛、德四人在《王子》，凡百五十三人。”
(69)张炳武：《西汉分封制考略》，《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
(70)《嘉祐集》卷3《权书下》“高帝”条，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1)《汉书》卷14《诸侯王表序》，第394页。
(72)《史记》卷7《项羽本纪》，第316页。
(73)《汉书》卷1上《高帝纪上》，第46页。
(74)《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79、2886—2890页。
(75)《汉书》卷34《韩信传》，第1876页。
(76)《汉书》卷1下《高帝纪》，第59页。
(77)《汉书》卷34《韩信传》，第1878页。
(78)陈玉屏：《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36页。
(79)《史记》卷93《韩信列传》，第2633页。
(80)《汉书》卷33《韩王信传》，第1855—1856页。
(81)《汉书》卷32《张耳传》，第1839—1841页。
(82)《汉书》卷34《彭越传》，第1880页。
(83)陈玉屏：《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44页。
(84)《汉书》卷34《彭越传》，第1880—1881页。
(85)《汉书》卷34《英布传》，第1890页。
(86)《史记》卷93《卢绾列传》，第2638页。
(87)陈玉屏：《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49页。
(88)《汉书》卷34“赞曰”，第1895页。
(89)《史记》卷100《栾布列传》，第2734页。
(90)梁玉绳：《史记志疑》卷32，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33页。
(91)《史记》卷55《留侯世家》，第2044页。
(92)钱穆：《秦汉史》第一章第五节之一《封建心理之反动》，第37页。
(93)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版，第117页。
(94)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6页。
(95)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27—228页。
(96)《史记》卷56《陈丞相世家》，第2056页。
(97)《史记》卷92《淮阴侯列传》，第2628页。
(98)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第136页。
(99)于迎春：《秦汉士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注①。
(100)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52—3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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