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政局解析及王国问题解决

第一节　惠吕时期的西汉政局

高帝十二年（前195）四月甲辰，刘邦病死于长乐宫；五月丙寅，时年十七的太子刘盈即位，是为汉惠帝。史称刘盈“为人仁弱”，⁽¹⁾他的这种与刘邦大相径庭的性格，既曾使得他的储位岌岌可危，也使得刘邦身后的西汉政局从此陷于多事之秋。

一、“布衣将相”格局的形成

汉初之有所谓的“布衣将相”格局，乃清代考据学大师赵翼所首见，其《廿二史劄记》卷2“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条云：

汉初诸臣，惟张良出身最贵，韩相之子也。其次则张苍，秦御史；叔孙通，秦待诏博士。次则萧何，沛主吏掾；曹参，狱掾；任敖，狱吏；周苛，泗水卒史；傅宽，魏骑将；申屠嘉，材官。其余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等，皆白徒。樊哙则屠狗者，周勃则织簿曲吹箫给丧事者，灌婴则贩缯者，娄敬则輓车者，一时人才皆出其中，致身将相，前此所未有也。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

赵氏进而分析说，这种政治格局乃是春秋战国以来世卿世禄制度解体后中国社会结构急剧变动的产物。⁽²⁾布衣将相之格局，在汉初诚则有之，然则其形成，非如赵氏所云在刘邦肇基开国之时。笔者以为，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始于汉朝的建国，而终于惠帝在位初年。

西汉建国之初，刘邦对于那些追随他创立汉朝基业的从龙功臣，给予了相当高的回报。不但在政治上“上致之王，次为列侯”，而且在经济上予以“食邑”，使“得赋敛”，⁽³⁾并最终与之剖符盟誓：“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存，爰及苗裔。”⁽⁴⁾也正得益于刘邦的这种国策，以军功发迹的功臣们，逐渐垄断了公卿高位，把持了汉朝的军政大权（详参表4-1）。对于这些出身“亡命无赖之徒”的军功贵族，以刘邦的政治手腕尚足以驾奴，却显然不是“为人仁弱”的刘盈所能控制。刘邦对此自然心知肚明，也因此有意更换储君，《汉书・外戚传上》载其事曰：“太子为人仁弱，高祖以为不类己，常欲废之而立如意……如意且立为赵王，留长安，几代太子者数。赖公卿大臣争之，及叔孙通谏，用留侯之策，得无易。”未能如愿改立太子的刘邦，在担忧“其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⁵⁾之余，遂与功臣侯、诸侯王刑白马以盟誓，相约“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⁶⁾。

正如李开元先生所论：“白马之盟当为皇帝、诸侯王及功臣列侯与盟三方间的相互承诺，为个人间所缔结的约信。白马之盟所反映的西汉初年的君臣关系，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基于个人间的信赖所建立的相互契约关系，由这种关系所规定的汉初之皇权，并非绝对之专制皇权，而是一种相对有限皇权。”⁽⁷⁾此所谓“相对有限皇权”，据笔者的理解，大抵就是以汉朝宫廷、帝国政府和诸侯王国各为一方的三权并立的政治结构。

表4-1　高帝朝三公九卿表

续表

这种三权并立的中枢权力结构，在刘邦病故后开始失去了原有的平衡。造成这种不平衡的原因，一则在于惠帝并不具备乃父的威望和才干，二则缘自部分功臣列侯的日益跋扈，譬如吕后之言曰：“诸将故与帝为编户民，北面为臣，心常鞅鞅，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⁸⁾吕后此言虽不可全信，却也并非毫无根据。在惠帝继位之初，随着布衣将相格局的定型和皇权的转趋弱化，三权并立的中枢权力结构是否还能继续维持，确实很不明朗。

二、吕后当权及其外戚势力的崛起

当此之际，身为太后的吕雉为了维护皇权的尊严，为了能使其亲子刘盈的皇位代代相传，也就从宫闱走上政治前台，与诸侯王国及功臣集团这两股政治势力展开了殊死争斗。

史称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⁹⁾。她虽然早在刘邦称帝之后，就已经在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正式走上政治舞台则是在刘邦病故之后。刘邦建立汉朝后，因要翦除关东异姓诸侯王，在他君临天下的七年中，有两年七个月以上的时间不在关中⁽¹⁰⁾，政事交由相国萧何负责。出于对功臣的不信任，刘邦又以宫廷势力监视朝政。在刘邦家族中，构成其统治核心的除其兄弟子侄外，就是其后宫之人。然而，当时诸子年幼，从父兄刘贾、弟刘喜、刘交又分别分封在关东地区，因而其所能依靠者唯有后宫诸人。这其中，除了最宠爱的戚姬常随同出征在外，在后方留守并且能够得到刘邦信任的也只有吕后一人而已⁽¹¹⁾，韩信被诛事件最能说明这个问题。《汉书・韩信传》载其事曰：

汉十年，（陈）豨果反。高帝自将而往，信［称］病不从。阴使人之豨所，而与家臣谋，夜诈赦诸官徒奴，欲发兵袭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报。其舍人得罪信，信囚，欲杀之。舍人弟上书变告信欲反状于吕后。吕后欲召，恐其党不（乱）［就］，乃与萧相国谋，诈令人从帝所来，称豨已死，群臣皆贺。相国绐信曰：“虽病，强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高祖已破豨归，至，闻信死，且喜且哀之。

从这段史料中可以看到，韩信谋反的计划是攻打吕后和太子而不是主政的相国萧何，上书变告者也是至吕后所，而不是去相国府，同时，部署对韩信的处置措施也是以吕后为首，萧何只是辅助而已。所以说，吕后应该说是刘邦在出征关东后实际在朝廷主政之人，后来彭越被诛也是刘邦听从吕后之言而下杀手的。吕后对韩信、彭越痛下杀手的重要原因，就是他们都是“壮士”，为避免留有后患，必须从肉体上加以消灭，这也是为刘邦百年之后刘盈的统治消除隐患。

吕后在政治上有极其敏锐的嗅觉，其政治上的敏锐感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其子刘盈的，任何有可能对刘盈统治构成威胁的势力，她都会不择手段地予以铲除，她的这种思想更多地是因为在刘邦那里受到冷落造成的。吕后是刘邦的原配夫人，但在刘邦纳戚姬后，因年老色衰而失宠。随着刘邦对戚姬宠爱的加深，“常从上之关东”的戚姬产生了取而代之的念头，常在刘邦面前“日夜啼泣，欲立其子”⁽¹²⁾。这是因为母以子贵，其子刘如意一旦得以立为太子，戚姬即可凭此取代吕后的后位。

刘邦之所作所为对吕后内心所造成的痛苦和失落是不言而喻的，这种痛苦和失落很大程度上转化为对刘盈帝位的寄托上，所以任何威胁刘盈继承帝位的可能都会引起其内心极大的恐惧。当刘邦动换太子的念头时，吕后心急如焚但又无可奈何，以她当时的力量是无法左右刘邦的。刘盈之所以得以保全太子之位，“赖大臣争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毋废”⁽¹³⁾。当周昌为刘盈廷争之时，吕后不惜太后之尊，跪地叩谢⁽¹⁴⁾，实是将刘盈的储君之位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后来，吕后派人求教于张良，请出商山四皓，才使得刘邦终罢议废太子事，《史记・留侯世家》载其事曰：

上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大臣多谏争，未能得坚决者也。吕后恐，不知所为。人或谓吕后曰：“留侯善画计策，上信用之。”吕后乃使建成侯吕泽劫留侯……留侯曰：“……今公诚能无爱金玉璧帛，令太子为书，卑辞安车，因使辩士固请，宜来。来，以为客，时时从入朝，令上见之，则必异而问之。问之，上知此四人贤，则一助也。”于是吕后令吕泽使人奉太子书，卑辞厚礼，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汉十二年，上从击破（黥）布军归，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谏，不听，因疾不视事。叔孙太傅称说引古今，以死争太子。上详许之，犹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从太子，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上怪之，问曰：“彼何为者？”四人前对，各言名姓……四人为寿已毕，趋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吕后真而主矣。”……戚夫人嘘唏流涕。上起去，罢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https://www.xing528.com)

此次嫡庶之争中，刘邦真正顾忌的是整个功臣集团的态度，正是由于功臣们抵制易储的态度非常明显，才使刘邦终于不敢下易储的决心，吕后由此也对功臣集团力量的强大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功臣集团既然可以保住刘盈的太子位，那么，他们同样可以因刘盈的年幼及性格上的缺陷而架空他。所以，吕后必须在朝廷上培植自己的势力来与功臣抗争，力保刘盈及其后代的长久统治。

史称时当高帝十二年四月刘邦病故，吕后曾与审食其密谋先诛大臣然后发丧，但由于时为卫尉的郦商反对而作罢，《史记・高祖本纪》载其事曰：

四月甲辰，高祖崩长乐宫。四日不发丧。吕后与审食其谋曰：“诸将与帝为编户民，今北面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人或闻之，语郦将军。郦将军往见审食其，曰：“吾闻帝已崩，四日不发丧，欲诛诸将。诚如此，天下危矣。陈平、灌婴将十万守荥阳，樊哙、周勃将二十万定燕、代，此闻帝崩，诸将皆诛，必连兵还乡以攻关中。大臣内叛，诸侯外反，亡可翘足而待也。”审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发丧，大赦天下。

吕后此事之所以未能成功，一方面是因为郦商的坚决反对，另一方面也由于功臣集团掌握着主要军事力量，以她当时的势力尚不足以与之抗衡。

惠帝即位后，吕后即以刘泽为卫尉取代郦商。刘泽乃刘邦从祖昆弟，其妻为吕后妹吕须女，以其掌卫尉之职，可以说是吕后宫廷势力形成的第一步。第二步，吕后要将掌管宫廷护卫的另一要职郎中令抓在手中。郎中令职“掌宫殿掖门户”⁽¹⁵⁾，与“掌宫门卫屯兵”⁽¹⁶⁾的卫尉很相近，一方面是宿卫门户，另一方面又在宫殿内侍从左右，所以掌管的事情比卫尉要多一些，实为皇帝的顾问参议、宿卫侍从以及传达招待等官员的总首领，或者说是宫内总管，因其居于禁中，接近皇帝，故其地位十分重要。在以刘泽为卫尉后，吕后又以陈平为郎中令，取代王恬启。“陈平与刘邦集团渊源不深，一直与绛灌等元功宿将不和，他长于阴谋权术，善于见风使舵，始终为接近宫廷之近幸臣类人物。”⁽¹⁷⁾高帝驾崩后，随即投靠吕后，并因此“得宿卫中”，“太后乃以为郎中令，日傅教帝，公卿百官皆因决事”⁽¹⁸⁾。惠帝五年（前190）末，丞相曹参死，次年陈平为左丞相，郎中令由博成侯冯无择接任。据《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记载，冯无择“以悼武王郎中，兵初起，从高祖起丰，攻雍丘，击项籍，力战，奉卫悼武王出荥阳，功侯”。此所谓“悼武王”，即吕后之兄吕泽，高帝时因功封为周吕侯，吕后追封为王。冯无择为沛县人，为丰沛元从集团之元功宿将，长期跟随吕产，吕后元年封为博城侯。看得出，冯无择是功臣元从集团中极为亲近吕氏之人，由他来担任郎中令，显然是吕氏宫廷政治的重要布局。

吕后宫廷势力的最终形成，其时当在惠帝死后，此观《史记》卷9“太史公曰”可知：

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惠帝在位七年，吕后称制又八年，在这十五年间，汉朝政治由吕后主持。吕后掌权实始于惠帝元年（前194），《汉书・外戚传上》载曰：

高祖崩，惠帝立，吕后为皇太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乃召赵王……王来。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赵王霸上，入宫，挟与起居饮食。数月，帝晨出射，赵王不能蚤起，太后伺其独居，使人持鸩饮之。迟帝还，赵王死。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饮瘖药，使居鞠域中，名曰“人彘”。居数月，乃召惠帝视“人彘”。帝视而问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岁余不能起。使人请太后曰：“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复治天下！”以此日饮为淫乐，不听政，七年而崩。

吕后在惠帝在位时期，在政治权力上并未有大的动作。笔者以为，吕后此期间权力并未扩张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功臣集团的势力仍然较大，使其不能达到目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尽管惠帝不主政，号令一出吕后，但惠帝毕竟是成年人，诏令都是以皇帝的名义发出，以功臣集团为主的政府对皇权的限制力还是有限的，皇室、功臣、外藩权力之间的平衡状态还能保持，政权是比较稳定的。但当惠帝去世后，太子年幼，皇权的力量受到削弱，三权的平衡状态被打破，功臣集团极有可能在朝廷上架空幼小的皇帝，使得皇权、政权均由功臣掌握，这种局面是吕后所不愿看到和接受的，所以她必须采取必要的手段，将皇权牢牢地抓到自己的手中，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将京城的守卫权掌握在亲信手中。《史记・吕太后本纪》云：

七年（前188）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发丧，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张辟强为侍中，年十五，谓丞相曰：“太后独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即左丞相陈平）曰：“何解？”辟强曰：“帝毋壮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请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入宫，居中用事，如此则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脱祸矣。”丞相乃如辟强计。太后说，其哭乃哀。吕氏权由此起。

所谓“吕氏权由此起”，是说吕氏之权力，由吕氏掌控卫尉、中尉，直接统领南北军，控制京城长安及各宫殿之守卫开始。

吕后以诸亲信担任卫尉、中尉、郎中令，掌握南北军，又以身边宦官穿针引线，从而确立了以长乐宫为中心的宫廷政治。与此同时，吕后还插手丞相的任免，皇权开始向政府渗透。汉朝的第一任丞相是萧何，死后由曹参继任，此二人都是一等一的功臣，尤其是曹参任相期间，功臣集团完全控制了中枢权力。曹参一遵萧何既定制度，实行无为政治，甚至连惠帝也无法插手政府事务，《汉书・曹参传》载曰：

（曹）参子窋为中大夫。惠帝怪相国不治事，以为“岂少朕与？”乃谓窋曰：“女归，试私从容问乃父曰：‘高帝新弃群臣，帝富于春秋，君为相国，日饮，无所请事，何以忧天下？’然无言吾告女也。”窋既洗沐归，时间，自从其所谏参。参怒而笞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乃所当言也。”至朝时，帝让参曰：“与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谏君也。”参免冠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参曰：“陛下观参孰与萧何贤？”上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

惠帝五年（前190）八月己丑，相国曹参薨，十月己丑，安国侯王陵、曲逆侯陈平分别任职右丞相和左丞相⁽¹⁹⁾，丞相之职至此一分为二。王陵出身沛豪，又是刘邦的从龙功臣，其为丞相，当是功臣集团所拥戴；在从龙功臣中排名第四十七位的陈平，之所以在此时任职左丞相，却是吕后向政府安插亲信的结果，这也是宫廷皇权向政府权力渗透的表现，并在事实上破坏了高帝时期所确立的三权尤其是宫廷和政府之间的平衡，只不过这种破坏不是非常明显罢了。

尔后，当王陵罢相，以审食其为左丞相，陈平为右丞相，政府的权力已实际为吕后所控制，但丞相人选仍出自功臣集团，政治上的平衡尚能维持。吕后病犬祸而崩后，“以吕产为相国”，“以左丞相审食其为帝太傅”⁽²⁰⁾。吕产乃吕后兄吕泽之子，吕后元年（前187）四月辛卯被封为郊侯⁽²¹⁾，六年七月壬辰为吕王，七年二月改封梁王，并从吕后元年起即掌南军，负责宫廷之警卫。初，诸吕无功而封侯、非刘氏而王，这有违白马之盟，已造成吕氏宫廷和政府功臣间之紧张，但因为有吕后之主持、陈平之调和，两者尚可相互忍让、相安无事。吕后死后，吕产以一无功之外戚出任相国，这就打破了汉朝建国以来功臣列侯任丞相之惯例，破坏了宫廷和政府之间微妙的平衡，从而引致功臣的政变，《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曰：

十岁，高后崩。吕禄以赵王为汉上将军，吕产以吕王为汉相国，秉汉权，欲危刘氏。勃为太尉，不得入军门。陈平为丞相，不得任事。于是勃与平谋，卒诛诸吕而立孝文皇帝。

这场由功臣们发动的政变实是一场权力争夺，得信于吕后的陈平甚至是主要参与者，当他的利益受到侵害时，他会毫不犹豫地加入到反对派的行列中，为争取他们应有的权力与政敌展开殊死斗争。所以说皇权与政权的平衡是维系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当皇权还不能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任何破坏这种平衡的企图都是徒劳的。

总之，惠吕时期，在吕后的努力下，汉廷逐渐掌握了汉朝的实际权力，尽管非常脆弱。吕后在加强中央权力的基础上，也毫不放松对地方诸侯王国的控制。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对地方诸侯王国中有可能对皇权产生威胁的势力，吕后也毫不手软地予以打击、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