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论：维新变法思潮的兴起和发展

一、维新变法思潮的兴起和发展

19世纪60～70年代，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出现了民族资产阶级。其中一部分由地主、官僚、买办转化而来，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另一部分由商人、手工工场主、作坊主转化而来，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

19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促使早期改良主义思潮的发展出现了质的飞跃。由过去个人的分别活动，发展到有政治团体组织的互为呼应的行动；由早期初步的社会改良思想发展到有理论基础、有明确系统的改良政治主张；由思想宣传、著书立说发展到政治运动，把维新变法提到日程，并付诸实践，形成了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利益的维新派和变法运动。在这期间出现过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是1895年的“公车上书”。它标志着改良主义思想经过多年的酝酿，已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开始转向实际的政治运动了。此后，维新派积极开展理论宣传和组织活动，把19世纪60～70年代以来在少数先进分子中流传的改良主义思想进一步系统化，形成一股社会思潮，推动了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的发展。这一思想潮流到1898年进一步发展成为有组织、有纲领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运动，形成第二次高潮，改变君主专制成为这次变法的现实的核心问题。资产阶级民权思想与封建专制主义发生了激烈的正面冲突。因这一年是旧历戊戌年，所以称为戊戌变法运动。这次运动的领袖是康有为，其他著名的人物还有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

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和代表人物，他的变法维新理论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二是中国自身的儒家理论。1891～1895年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期间，为了宣传变法主张，为他的变法寻找理论根据，著述了一系列著作。他把资产阶级进化论的社会发展观点、人权平等说和中国儒家经书的三世说糅合在一起，论证变法符合“圣人之道”，君主立宪是社会发展必由之路，从而为维新变法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1891年，康有为写成《新学伪经考》，用历史考证的办法，指出东汉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经典的古文经，是刘歆为帮助王莽篡权而伪造的，只能称为“新学”，古文经乃为伪经，这样，康有为在这部书中把儒家奉行两千多年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古文经典否定了，对清朝统治者“恪守祖训”，反对变法维新的谬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1892年，康有为又写成《孔子改制考》，他借用孔子名义，发挥“托古改制”思想，把孔子说成是一个改革者，是主张变法的祖师，目的是想借用被封建统治者推崇的孔子权威来证明自己宣传的君主立宪等一套资产阶级理论，是合乎“圣人之道”的，是孔子改制思想的继承发扬。他还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要求出发，用资产阶级政治思想附会公羊派的“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说来解释历史发展的趋势。康有为把东汉何休在《公关传注》中提出的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即“据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的三世说与古代典籍《礼运》篇中的小康及大同思想结合起来，并用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加以解释，认为人类社会由“据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的发展过程，就是政治制度由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再到民主共和制的发展过程。他把“三世说”看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从而证明用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代替封建君主专制，是政治制度合乎规律的发展。这种划分虽不科学，但却指出了历史是发展变化的，这无疑击中了封建专制的要害。

《大同书》是康有为的另一部很有名的理论著作。他在此书中论述了他的理想社会，描绘出了大同社会的蓝图。康有为认为，人类社会的最高阶段是“太平世”，即大同社会。“大同之世”就是“天下为公”、“一切平等”。这个社会在政治上实行真正的民主制度，没有剥削、压迫、欺诈、贫困和战争，一切国家机器都废除了，没有了法庭和军队。全社会合为一个公政府，公政府只有议员，无行政官、议长、统领、帝王君长。大同社会的人皆为世界公民，一切大事都由人民讨论决定，任何人不得独断专行，公政府中的议员每年一举或三年一举。大同社会人人自由、平等、独立，实现了个人权利的个性解放。这种人人平等的民主制度，是大同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这个社会在经济上是一个没有私有财产的公有制社会。一切土地、工商业都归公有。在这个社会里，一切生产事业都由社会来经营管理。实行有计划的生产和分配；人人必须劳动，并按各人贡献的大小，取得相应的报酬；大同社会有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这个社会建立在现代化大生产的基础上，科技先进，农、工、商和交通运输业都实现了机械化、电气化，人们有高度的文化教养和优良的道德品质，在物质和精神生活上都十分丰富和美满。显而易见，康有为憧憬的理想社会实际上是个有高度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正是在古典的公享的理想境界里藏着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的特征——大工业机器生产和资产阶级平等自由的近代社会关系。他说的大同世界是“无有阶级”，指的是无封建社会的身份等级制度；“人人平等”，指的是“无有臣妾奴隶，无有君主统领”意义上的平等，是资产阶级的平等观。因而，他所说的大同世界，所实行的乃是资产阶级的代议制度。(www.xing528.com)

康有为把资本主义国家极度美化和理想化，把资本主义的美国看成“大同社会”的标本。“大同”社会理想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基本内容，以近代化大生产为基础，反映了新的时代发展的要求。从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它比《天朝田亩制度》前进了一步。《大同书》是康有为的最高政治理想，但是此书写成后，在康有为生前始终没有全文发表过，也没有机会付诸实践。

梁启超，广东新会人，万木草堂的学生。他一直追随康有为从事维新运动。1896～1897年间，他写了《变通议》、《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说群》等重要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维新变法的理论。他强调变法为“天下之公理”、“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的必要性。在变法的内容上，他认为必须改封建专制政体为君主立宪政体，反对皇帝把国家当作私产，主张“伸张民权”，而其急务则是兴报馆、开学校、育人才、变科举、改官制等。梁启超的民权学说对封建君主制无疑是一种冲击。

谭嗣同，湖南浏阳人，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他受清初思想家黄宗羲、王夫之的思想影响，并钻研过西方文学，还在家乡办过近代企业。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使他发愤提倡新学，并积极投身于变法救亡的政治活动。1897年，他写成了《仁学》一书，根据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不断变化的现象，对封建专制加以猛烈抨击，对守旧思想进行批评，号召人们勇敢地“冲决”纲常名教的“网罗”。他还宣传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和个人“自主之权”。他是维新派中的激进分子。

严复，福建侯官人，出生于没落地主家庭。少年时入福建船政学堂，24岁派赴英国留学，学习海军。归国后在北洋水师学堂任职。他运用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原理于人类社会，用来警醒人们，给当时的维新运动提供了武器。1895年他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原强》、《辟韩》、《救亡决沦》、《论世变之亟》等一系列政论文章，抨击封建专制，倡导资产阶级民主，以新学（西学）为武器，向封建文化开火。他反复申言古今形势不同，非变法不足以图存。他还提倡实行地方选举，设置议院并进而建立君主立宪制度以“新民德”。

这批维新思想家，以比他们的前辈勇猛得多的姿态，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做了大量宣传启蒙工作，终于在中国近代史上掀起向封建意识形态冲击的第一次大波，使得维新思想在中国大地上汹涌激荡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