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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秦魏对抗:沧桑变革

时间:2023-07-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1秦魏对抗的沧桑变化秦军大破燕代联军之际,秦国庙堂还没有自觉的灭魏筹划。其间根本原因,则是由秦魏两国长期形成的战略态势所决定的。首先是魏国战略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专一对秦扩张战略变为三面作战的战略。如此三面同时开战,必然导致魏国对秦战争的力度大为减弱,频率也大大减缓。恰恰在这一时期,秦魏战争的形势开始发生变化。

中国秦魏对抗:沧桑变革

1 秦魏对抗的沧桑变化

秦军大破燕代联军之际,秦国庙堂还没有自觉的灭魏筹划。

战争形式上看,灭魏之战是因为中原局势的陡然变化而生出的一场顺势进行的战争,并不是事先规划好的进程。这一点,与灭韩、灭赵、灭燕三次统一战争都有区别。其间根本原因,则是由秦魏两国长期形成的战略态势所决定的。

这种战略态势是什么?它又是如何长期形成的?

在对魏战争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简单地回顾一下秦、魏两国的历史关系,从而对这场独特的顺势战争背后的历史根基,有一个相对全面的了解。历史地看,秦、魏两国关系的变化极富沧桑巨变之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民谚所揭示的历史角色互换,恰恰在这里形象地体现了出来。

地理环境看,战国时代的秦、魏两国,是接壤漫长的邻邦。若按照秦国在春秋时代形成的传统领土,两国的接壤边境近似于一个L形,全长千里有余。南北线:以从云中郡南下的黄河中段的离石要塞开始,向南分为东西领土——秦国在西,魏国在东。东西线:沿当时中原地区的东西黄河走向,从当时的黄河东折处(今日风陵渡地段)向东延伸大约数百里,接近于当时的渑池(今日河南省三门峡市),大体分为南北领土——秦国在西南,魏国在东北。在战国时代的很长时间里,秦魏边境都是天下最长的大国边境。

这种大幅度的国家地理咬合,形成了两国之间独特、深刻而又漫长的历史恩怨。

在春秋时代,这一环境是秦、晋两大诸侯国之间地理关系的一部分。

在整个西周时代与春秋时代的前中期,晋国都是天下最大的诸侯国,大体包括了今日的山西省、河南省,以及河北省南部、内蒙古南部、山东省西部。在春秋开端时期成为诸侯的秦国,地理环境则相对简单许多,接壤的大国只有两个:东南面与楚国接壤,东面与东北面与晋国接壤。与晋国接壤的领土,几乎占去了秦国边境的五分之四。可以说,春秋时代的秦国,被庞大的晋国以巨大的扇形包围着。

可是,从春秋大国争霸开始,秦、晋两国却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有过很为天下称道的友好盟邦关系,尤其以秦穆公时期为典型,史称“秦晋之好”,以至于流传后世。秦晋之好,结为秦晋,已经成为美好婚姻与友好盟邦的代名词。后来,秦、晋之间虽然也有过战争,但基本状态一直是睦邻关系。

春秋末期,长期称霸的最大诸侯国晋国,成为天下求变思潮见诸实践改制的中心,更成为新政新法诞生的最大基地。晋国的深刻变化,是先后催生出了六个强大的新兴政治集团——中行氏、范氏、知氏、韩氏、赵氏、魏氏。这六大集团,同时推行着程度不同的新政新法,也同时进行着复杂而残酷的联合与竞争。历经将近百年的实力大争,中行氏、范氏、知氏三大集团先后覆灭,韩氏、赵氏、魏氏三大集团不断壮大,又联合瓜分了晋国,同时成为三个强大的诸侯国,又迅速地同时成为三大战国。因为同出于晋国,韩、赵、魏这三个国家,通常被天下称为“三晋”。

从老晋国的地域看,初期的魏国主要继承了以安邑为轴心的晋国中部(今日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北部、东部)。初期的韩国,则继承了老晋国东北部与南部的土地(今日河南郑州以东,及黄河北岸包括上党高地一部分在内的区域)。初期的赵国,则继承了晋国的西部、北部与东北部(今日山西中部、北部,河北南部,及内蒙古南部区域)。

从当时的经济开发程度与文明发展程度看,三晋之中的魏国所占据的地域,从总体上说是最具优势的——傍大河两岸,居天下腹心。这一地理环境,对魏国在整个战国时代的特殊影响力,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战国初期,魏国率先任用李悝推行变法,一举成为当时的超强大国。之后,魏国立即开始了长时间的大力扩张。魏国的扩张对象主要是两个:西面的秦国,北面的中山国。在这两个扩张对象中,秦国是显然的重点。对于中山国(今日河北平山地区)的扩张,主要集中在魏文侯以乐羊为上将军的时期。其后,中山国化入赵国势力范围,魏国基本放弃了对中山国的争夺。所以,秦国是战国初期魏国最主要的扩张对象。

魏国的对秦战争,开始于魏文侯即位的第六年。魏国扩张的初期方式,有两大步骤:其一,先在黄河西岸的秦魏拉锯地带——少梁地带修筑城池,建立魏军的攻秦基地;其二,再以新建城池为根基,对秦国发动连续不断的军事进攻。总体上说,魏文侯在位的整个38年里,魏国以这种方式对秦国频繁交战,获得了大幅度的领土扩张,大大压缩了秦国的河西地带。魏武侯时期,以名将吴起为上将军,继续对秦国进行了长期的攻势战争。

吴起一生与诸侯的七十余战,其中大多数,都是这一时期的对秦作战。历史记载,吴起终生没有打过败仗,只有两次是平局。这就是说,吴起统率的对秦作战,没有过一次失败。截至吴起离开魏国,及魏武侯病逝,秦国已经在对魏战争中全面失利,非但丢失了整个河西高原,而且丢失了关中东部。魏国的进攻锋芒,已经逼近关中东部的华山地带。秦孝公即位时,秦国的土地已经被压缩到仅仅剩下三个小块:东南的商於地带,关中平原的中西部,以及老根基陇西地带。

其后的魏惠王时期,形势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首先是魏国战略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专一对秦扩张战略变为三面作战的战略。魏国战略发生变化的原因,在于四个方面:其一,魏惠王忌恨韩、赵两国曾经支持公子缓与自己争夺国君之位,决意开展报复作战;其二,魏惠王图谋扩张中原霸权,决意对中原诸侯开始作战;其三,魏国实力在长期的对秦扩张中进一步增强,军力强大远超各国,也确实具备了同时作战的某种条件;其四,魏惠王志大才疏——雄心勃勃而才具平庸,排斥能才名士,无法确立更为明智的战略决策

由此,魏国改变了文侯、武侯两代专一对秦扩张的战略,陡然转变为三面作战。首先,是对三晋同盟的韩、赵两国进行报复性作战;其次,是对齐国、楚国、宋国等中原诸侯展开霸权作战;再次,继续维持对秦国的扩张战争。如此三面同时开战,必然导致魏国对秦战争的力度大为减弱,频率也大大减缓。

恰恰在这一时期,秦魏战争的形势开始发生变化。

秦国的秦献公执政后,矢志收复失地,率军与魏国死战。石门之战,秦军歼灭魏军二十万,取得重大胜利,震动天下,连当时的周天子也向秦国表示了隆重嘉勉。后来的少梁之战,秦军又俘获了魏国丞相公叔痤。也就是说,在秦献公执政的二十多年里,秦魏攻守之势一时逆转,秦军保持了较长时期的攻势。少梁大战后,秦献公就因伤病死去了。

虽然,秦献公时期的短暂胜利,并没有改变秦魏之间的力量对比,魏国依然远远强大于秦国。甚至,秦孝公即位之初,秦国更见艰难。但是,对于魏国来说,秦军的两次大胜利充分证明了一个事实:魏文侯、魏武侯两代全力对秦作战的战略,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即或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推行三面同时作战的战略也是非常危险的。

一个可能的历史假设是:假如魏惠王在位的五十余年,能始终坚持魏文侯、魏武侯两代的明智战略——联结三晋同盟而全力保持对秦国的强大攻势,秦国根本不可能出现二十余年大变法的历史机遇。而以魏国的文明发展程度,则很可能继续强大并进而统一中国,成为代替后来秦帝国的历史候选人。可是,魏惠王一代的魏国决策层,却根本不是这样做的。

沧桑巨变,正是从这样的历史缝隙中生成的。

总结上述历史,大的态势是:魏国对秦国的强大压迫,一直持续了一百年左右。

魏惠王中期,秦孝公末期,两国格局发生了历史性颠倒——秦国崛起,魏国衰落。

秦国在变法大成后,一举收复了河西与关中东部。魏国慑于秦国新军的强大压力,从安邑迁都大梁。从此开始,直到战国末期,大体也是一百年上下。在这个百年之中,魏国实力每况愈下,秦国则蒸蒸日上。秦赵长平大战之后,秦国实力远远超过六大战国,形成了一强独大的天下格局。

令人不解的是:在后一个百年之中,山东六国的战略重心一直是合纵抗秦。但是,作为对秦作战最有资历的魏国,却从来没有成为过对抗秦国的中心力量。请注意,魏国公子信陵君盗窃魏王兵符,诛杀魏王心腹大将,从而调动大军救赵的那一次壮举,只是信陵君的个人行为,并不是魏国的国家行为。为此抗命之罪,信陵君客居赵国多年而无法回到魏国。也就是说,在整个的百年合纵抗秦中,魏国除了加入合纵阵营,几乎没有过发动合纵或领袖合纵的实质性作为。作为大国的魏国,既远远不如赵国、齐国、楚国,甚至,不如启动合纵的燕国,也不如多次发动小合纵的韩国。(www.xing528.com)

这个历史谜团,我们留在最后再来破解。

魏国后期十分阴暗软弱。

以《史记》记载,秦魏关系的转折性标志,是魏哀王时的“太子朝秦”事件。关于这件事,《史记·魏世家》的记载是:哀王“十二年,太子朝于秦”。《史记·六国年表》亦将此事系于哀王十二年,即公元前307年。《史记·秦本纪》的记载则是:“武王三年,魏太子来朝。”又将此事记于公元前308年。与《魏世家》和《六国年表》的记载相差一年。不论怎样,魏国派出了太子“朝拜”秦武王,而且秦武王接受了。

这件事所以具有标志性,在于它表明了这样一种邦交格局的确立——魏国以此“朝拜”为开端,正式承认了秦国的霸主地位,并承认了自己的从属国地位。尽管,在战国大争之世,这种“朝拜称臣”完全可以在实质上看做是魏国的权宜之计。但是,在秦魏关系的历史上,它却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因为,此前的魏国无论在军事态势上如何退让,其大国地位与大国意识,还是很自觉、很明确的,不可能派出国家储君对秦国称臣朝拜。

需要说明的是,魏哀王这一代君主是否存在还是有争议的,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历史纪年表》就未列哀王,而包括在襄王纪年之下。《史记》“集解”“索隐”对此却都有辨证。《索隐》认为“今此文(指《史记·魏世家》)分惠王之历以为二王之年,又有哀王,凡二十三年,纪事甚明,盖无足疑。”“《纪年》之作失哀王之代,故分襄王之年为惠王后元,即以襄王之年包哀王之代耳。”我们在这里不必去做细节的考据甄别。我们要说的是,无论这一时期魏国的国王是谁,魏国“太子朝秦”这件事都是确凿无疑的。因为,《秦本纪》、《魏世家》和《六国年表》的同时记载,印证了这件事的真实性。

从秦武王之后,秦魏两国的关系几乎完全是此前一百年的颠倒重演。

秦国不断地进攻魏国,魏国不断地丢城失地。信陵君曾经对魏安釐王痛陈这一历史,愤激之情跃然纸上——

秦七攻魏,五入囿中;边城尽拔,文台堕,垂都焚,林木伐,麋鹿尽,而国继以围;又长驱梁北,东至陶卫之郊,北至平监;所亡于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内,大县数十,名都数百。秦乃在河西晋,去梁千里,而祸若是矣!

信陵君是基于劝说魏安釐王坚持合纵抗秦,而痛陈秦国对魏国扩张蚕食的危害的。这段痛陈之后,信陵君解说分析了魏国不结盟韩国的危险,也分析了秦国将来灭魏的战法。后来的历史实践,以惊人的准确性,一一印证了信陵君的预言。

但是,魏国上层集团却始终沉溺于另一种策略——以秦国为后盾,抗衡其余国家。这一国策,在秦昭王时期得到了充分实现。当时,齐、楚两大国联兵攻魏,魏国连番派出使者求救于秦国,秦国却迟迟不发兵。最后,魏国派出已经九十多岁的贵族名臣唐睢为使臣,求救于秦昭王。唐睢的核心说辞,充分表明了魏国的联秦国策——

夫魏,万乘之国也。然,所以西面事秦,称东藩,受冠带,祠春秋者,以秦之强足以为与也!今齐、楚之兵,已合于魏郊矣!而秦救不发,亦将赖其未急也。使之大急,彼且割地而约纵,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失一东藩之魏,而强二敌之齐楚,王何利焉!

与信陵君的说法相比较,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联秦策略。

历史的困惑正在这里:面对秦国的不断扩张蚕食,魏国不是以抗秦为国策,而是以联秦为国策。其沉溺之深,虽大才强势如信陵君者,不能挽回也。这里,根基原因究竟何在?我们在最后再来分析。

公元前247年,魏国获得了一个历史性机遇。

这一年,信陵君魏无忌自赵国返回魏国,发动五国合纵,并率领五国大军在河外战胜秦军。以信陵君的巨大声望与杰出的兵家才能,这本来是魏国再度抗衡秦国的一个有可能的历史性转折。但是,在战胜秦军之后,魏国以安釐王为首的联秦派,却因顾忌信陵君夺取君位,再次解除了信陵君的兵权,并再次罢黜了信陵君的政事权,迫使这位合纵抗秦的最后柱石,在形同软禁的闲居中酒色自毁而死。

自此开始,魏国几乎完全放弃了对秦国的抵抗。魏国联秦而秦国攻魏的奇异状况,自此开始,一直延续到秦王嬴政领国亲政。吕不韦摄政时期,秦国的对魏攻势几乎年年进行,主要有6次进攻战——

嬴政二年,秦以麃公为将,发兵攻魏,斩首3万;

嬴政三年、四年,秦将蒙骜接连攻魏,夺13座城池;

嬴政五年,蒙骜再度大举攻魏,拔河东地区20城;秦国将此20城与已经夺取的卫国都城濮阳合并,设置了东郡。并逼迫卫国迁徙到了野王小城,成为秦国附庸。

嬴政七年,秦军再攻魏,夺取3城;

嬴政九年,秦军再攻魏腹心地带,夺两城;

此后,秦王嬴政亲政,专心整肃国内,秦军攻势暂时停顿,再没有对魏国发动蚕食作战。但是,到了秦王政十六年,魏国又和韩国一起,主动向秦国割地,以求自保。此后,直到灭魏之战,秦魏之间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

这就是说,截至秦王亲政,秦国对魏国的强大优势已经完全确立,魏国基本上完全放弃了反抗,而是完全地听命于秦国。灭魏大战开始之际,这种态势更为明显。

公元前225年,也就是灭魏大战启动之际,魏国的国王是魏假,即位刚刚三年。

灭魏之战的秦军统帅,是年富力强的大将王贲。王贲灭魏的兵力,以及谋划过程、战争过程,史料皆语焉不详。根本原因,是灭魏之战没有遭遇强大抵抗,而水战灭魏又进行得非常顺利,几乎是没有大事可以载入史册。但是,灭魏的具体过程,我们依然可以从史料记载的种种事件的交汇中,合理推演出灭魏之战的大体脉络。

就战争形式看,灭魏之战是一场连带作战的顺势产品之一,而不是全力筹划的重点战争。因为,当时的魏国事实上已奄奄待毙,成为远远衰弱于楚国、齐国的最小战国。秦军灭燕之师回卷之时,顺势灭魏,是水到渠成的事。灭魏之战所以提前发生,是一个偶然事件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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